日期：1958-3-0 作者：[待确定]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汉蒙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哪个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多少。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但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整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吃共产主义的饭。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让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它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六十万两，云南现有三千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
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莒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即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议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得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块把钱，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以及时议论国、社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字报。中国自子产时就有了大字报。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巴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联起来了。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为什么不作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置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务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有些问题，工厂表报，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山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无产阶级之风压制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
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应该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经，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
六十条中加一条：协作关系。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灾很值得注意，肇沅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为什么会增产。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学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它。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二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三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主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于工业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苏联，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以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
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是内行跟着外行跑。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震林等同志，靠那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的。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联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一点款。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晚了一点，但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就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过去八年中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许多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形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正确的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个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是因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使人有可能摸一下。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要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敢批评我们。整风反右派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觉得真正解放了，工人增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时代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曰所有制，一曰相互关系，一曰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这次整风，大鸣大放，接受意见，改进缺点，基本上解决了相互关系，工人觉悟大大提高，说“样样是榜样”，“八路又回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还要继续搞。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定、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夏粮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得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此种情况，十年前，陕北有此种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区土改后社会主义改造得差劲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省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三西、陕西、江西、广西。
对那些(指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倡人工深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小型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回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食品制造，纺织，造人……，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女人心细。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
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谈到三检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门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全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以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人就怕这一点。
(谈到修东渠水利局反对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复盖面中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年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内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能研究培育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区也不取消。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产。农业，牧业都如此。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问题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一次这样的会。再下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区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是反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辩论。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象四川那样的，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问题来研究马列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注意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得少，不甚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水利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性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性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滞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大泉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行。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这是对事物的逐步认识的过程。排、大、国同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还不能说就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二年，如工农业不出大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一点，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由自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派之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大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可以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共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无事不死人，要有准备。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的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棉是五至七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帐，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象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办。工业生产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发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还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修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能经常给我们提出新问题。
过去，许多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地老百姓。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部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点是不对的，但它也摸到了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也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注意研究我们的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要想看到我们的弱，总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克思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讲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厂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工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方面。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钱。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写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搞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却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支枪枝，他们先攻我。
去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当群众说这一套，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耀武，也准备纵。
(谈到工业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斗争，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的。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无”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只能有一个，要无产阶级真有自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了，他就有很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象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正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这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的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做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能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上并非真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成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大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工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省委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擦，但是苦战三年，不擦也可。
反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行回避本籍的制度，让他到外省去夺取政权。
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利，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省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少，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把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取消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从衰退到萧条再到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计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从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柏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议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个革命。当时在安塞发现一个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人的注意，例如邓老仍搞“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老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人，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攻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怕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付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你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的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亏，有经验。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贯彻执行正确建设路线。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是没有料到的，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一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都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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