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3-9 作者：[待确定]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有意见。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省、专区、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帐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四月党代表大会通过，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五至七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百分之八十五，所以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不得了，山东要十五万人，山西招临时工十七万人，一九五六年工资冒了十七个亿，如果不注意，就是真正的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那里去吃饭。
九、平衡理论问题。现在好象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人以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十、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一、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了，各有利弊。
十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一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种方法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路线，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七年多一倍，一九五八年又超过一九五六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一九五六年。那种办法好？一九五七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一九五八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四、文教有人提倡搞十四项。商业是否也搞十四项。
十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上只提了技术革命，现在再加上文化革命，就完善了。
十六、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六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八百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且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的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七、整风问题。双反抓到题目了，知识份子“红透专深”，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也有一小部份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质变的。不要多少时间就会变了，因有去年整风反右的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思想错误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
十八、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分化右派，给他们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这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九、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南枣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
二十、六十条现在还非正式，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一、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二、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英国的备忘录是不驳我不行，驳了又怕搞坏关系。最近英外相找宦乡同志谈话，给我们一个备忘录，宦乡说讽刺得他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又刺他们，我看很舒服。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我们和日本订长期贸易协定，搞得很热。东欧感觉我们冷，相形之下，不好看。“亲资疏社”，他们可能有意见，因此要和他们谈，要作生意，并且要互利。匈牙利一垮，就不得了。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不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成为正式成员？问题在于实质，即是否真正彼此互相协作，参加不参加，关系不大。
二十三、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四、出版杂志(理论刊物)问题。
二十五、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南宁会议提出的这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那个同志不好混之意。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同志用自己的姐姐煮饭，这是好事，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谈公安部门，其他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乎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了。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用到经济战线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象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魄失魂，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业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属于上层建筑。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1921至1927)，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1927—1935)，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1934至1935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库西宁是个好同志，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当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中国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仍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别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订立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一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该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的。苏联俄罗斯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象又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了结论：中国坏透，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还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革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方面，一搞就节省劳力几倍，以车子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提高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如一部分手工业，过一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群众的积极性每天有新的创造，将来还会有各种新巧发明。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机械化同改良农具运动要同时进行，请各省、市(自治区)迅速推行。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作到，即使是全部能作到，也不要登报。即使是两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象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报。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是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在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打仗也有节奏。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整和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是为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的生产是为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以后收获，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相互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50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得多越生得多。例如猪如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一条，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来的，是如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12种原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当然，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者阶级而言的，而不是对老百姓讲的。这是讲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那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僵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又会翘尾巴，尾巴翘得和孙行者的尾巴那样高，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时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1，200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是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是将信将疑，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如此，没有证明之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相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理论。156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出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实际上即其代理人，不革掉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变，又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么搞得好！过去我们在建设问题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有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老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是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同志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理论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响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但也可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高屋建瓴的气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适合的可以改革。如一国不能胜利(按：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事。他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书“大同”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耗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付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耗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政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去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是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这种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毛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势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则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明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加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期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亦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同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面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年一省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自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事物)，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了门，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向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棋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有尖锐性、鲜明性、生动性，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愿讲真心话。
这次会议上，王××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辩证法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
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么!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哭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三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萎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镇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真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可以牺牲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们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真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使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象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万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九岁写了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到大批新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大抵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多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诗歌。看民歌不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些。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样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总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意见的，就要经过调查研究。省反映地、县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是很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的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苦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和特殊，全面和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成一般，就来“反冒进”了。
除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还是用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完全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不“卫生”。后来，××写，找了一些地方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也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能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1957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插了几个经济问题，就把思想问题冲淡了。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做主流，没有抓住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八人，吸收了部分大企业的同志共十几人在一起开会，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主要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两、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那些干部在1956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来说，越上越与群众离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越上官气越小的。例如列宁就没有什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就不少。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还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已经证明了，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1955年我写的批语中有一句不谨慎，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这也是经验不足。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过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是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方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一个“大”字，要大鸣大放，从科学、艺术方面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住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就解决不了问题。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主义?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役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岗山时期的十六字战术，当时人们是有怀疑的，“敌进我退”还行吗?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也是找不到的，但它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如1947年的土地纲领，有“开仓济贪”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得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有许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也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职员、落后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耽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专区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大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办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仗，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这一套统统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也许建设得更好一点。国内、国际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呢?各省委、各部党组可去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国内发生波匈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预料，但部分地区还可能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叛变，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开一次会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可以推广，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人，讲心里话，先虚后实或先实后虚都可以。
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于本质问题要看得见，抓得起。
一、这次会议印发的文件材料，各地可以印发到团、县一级。有些关系不大的和国防问题一类的文件，可以不印发，这些文件，都是草案性质，要回到北京经政治局通过后，才能作为正式文件执行。
二、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只是事先没有想到虚实并举。这种会议的开法，如果有五天来搞虚业，那会更好。这次与地方同志共同解决了一大批问题，很有好处。各地与各部门都可以采取虚实并举或专搞一次虚业会议，把思想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我以为在以今后一段时间内多搞些虚业，很有必要。当然不是任何会议与任何一次会议都要如此。
一年抓四次很重要。三年看头年，现在工作上有许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拖久了就会影响工作。省、地、县级抓得更紧才好。各协作区今年至少也要开四次会议。会开勤一点，每次时间不要长，多开会其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
下次会议重点放在工业，七月间开。现在看来，我们对农业了解比较清楚。对煤、电、石油及轻工业、商业都要摸一摸，文教也不清楚。文教本来没有摸，今年要切实摸一下。工、农、商、学、兵以后都要抓。国防这次搞了一下，今后还要专门搞一次。一九五三年以后军队工作没有像以前那样抓得紧了，现在要恢复，地方也要抓军队工作。
三、阶级分析。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是敌人。右派我们原来当做朋友，现在右派就是国内的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对上述这些敌人，我们要经常警惕他们的破坏，但大多数仍是可以改造的。
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二点五。我们对右派的方针是孤立、分化、改造。中间派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完全可以教育、争取过来。
工、农劳动阶级，是过去受剥削或者不受剥削的独立劳动者(包括一部分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这个阶级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依靠它。我们应当改善我们的领导作风，更好的搞好团结。
四、对外贸易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不要迷失方向。总的原则是对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要有严格的区别。不能“疏社亲资”。当然，我们与资的国家做生意还是要的。
五、第一书记解放一点，甚有必要。中央、省、市、地、区一级的主要负责干部以及其他一些同志，解除一些工作，才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较大问题。报纸的总主编也要如此。如何解决法?大家研究，总之要少管一些，才能多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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