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3-2-23 作者：[待确定]
今天 19 点 30 分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从中共中央来电话，表示毛泽东希望在 20 点接见苏联大使，以传达他对苏共中央 1963 年 2 月 21日来信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同志代表毛泽东表达歉意，毛泽东由于患流感，将在他的卧室接见大使（在谈话中毛泽东半躺在床上）。
在场的中方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苏方有：大使馆参赞 О.Б.罗满宁和二等秘书Р.Ш.库达舍夫。
整个交谈实际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由毛泽东主导。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伍修权会偶尔补充和评论。
在谈话开始的时候，毛泽东非常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并为没能在 1963 年 2 月 22 日接见我们表达了歉意。就解释的原因，他说在最近访问中国南方的过程中得了轻微的感冒，而他现在已经基本恢复，还留下“一点尾巴”。
鉴于他对所有在场苏联同志都相当了解，毛泽东评价说和我们今天的见面有家庭聚会的特点。
毛泽东对我说，作为一名大使我不算幸运，因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充满了争论与分歧。
我回答说，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希望这些争论能够尽快结束。
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苏联大使正在变得越来越幸运，因为两党之间结束论战的趋势越來越明显了。
我强调，我实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希望实现的了，就像俄罗斯人经常说的那样，上帝保佑！看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都影响到了上帝。毛泽东答复说：“现在马克思已经成了世界的上帝，而列宁是他的总理。”
然后谈到苏共中央在 1963 年 2 月 21 日发出，由我在 1963 年 2 月 22 日转交到中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说他看过了这封信。
在整个谈话中，毛泽东手中握着苏共中央 1963 年 2 月 21 日来信的中文印刷文本，不断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提法。这封信是在一个文件夹内，它有一个标题，大红色的标题：“中共中央收到的文件”。在这封信的内容及空隙处覆盖了许多标注以及在许多提法下都画了线。从手写的字迹判断，这些批注是出自一人之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欢迎这封信，因为其中有些很好的提法。我们支持这些提法，尽管我们不同意其中的某些东西。（信中）积极的地方包括两党之间的平等和协商的想法，特别是这些地方，它说（毛泽东引用信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气氛。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产生了一项提案，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魯晓夫作为我们党的代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结束共产党之间的论战，结束在自己党内对其他政党的批评。这项建议，如你们所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引用信中的这段之后，毛泽东说，这是好话。但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建议结束公开论战时的发言中批评中共感到不高兴。总之，苏共推出了 4 份文件，其中都包括对中共的批评：2 份是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2 份是《真理报》的社论。
他继续说，在 4 天中——今年 2 月 20-23 日，他发表了所有这些文件。我们这样做是使我们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观点。中方报刊也将会发表批评法国共产党的文章。然后，我们将发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我们已经回复了意大利共产党，但我们会再做一个声明。在目前我们不打算发表批评苏共的文章。
在目前，毛泽东说，在 42 个兄弟党——如果算上苏共是 43 个党——都在谴责中共。在本质上这种批评是正常的现象，毛泽东有些生 气地说，人们当然可以发表言论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词汇中的一些是由刘少奇和伍修权向 毛泽东提示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附加各种标签。我认为这是正 常的。如果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显然，这是正常的。
这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害怕批评，并询问了我的生活和过去的工作。
我简要地谈了谈自己，并表示我不害怕批评。当然，我会因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偶尔受到批评。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都受到责骂。他强调，在我看来，害怕批评的人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就我们而言，我们会回应所有对我们的批评。由于我们受到了批评，我们就会作出回答。我们有句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同样非礼也。
毛泽东强调，正是苏共和其他 42 个党给了我们“往”的权利。你们可以骂我们，我们也可以骂你们，但是某些地方必须有限制。我个人希望能有个间歇。我们不打算立即回应这些给我们的批评。让它们像过去一样，保留在我们的账单上。虽然我们现在不打算回答，但任何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都有权回应。也许，我们一年不会回应，甚至两年。总之，我们视情况来决定我们回应的时间。正如我说过， 我们打算发表 3 篇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现在我们无意批评你们，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回应你们那 4 份文件。 如果我们去回应所有 43 个党，这将需要半年的时间，甚至整整一年。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英国的同志说他们属于广大的多数党，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是少数派。嗯，毛泽东说，我接受我们确实在少数 的事实。
既然这样，他说，“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全部真理属于 43 个党。那好！但是，我们要提出这项建议：让苏联的报刊和其他42 个党的报纸刊登我们的文章。就我们而言，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 43 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毛泽东进一步引用苏共中央的来信说道：“公开的，越来越尖锐 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 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 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 局势。”但问题是，他说，谁发起的这些攻击，谁组织起 40 多个政 党的攻击，将这些攻击不仅引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引向中国共产 党，谁在大会上第一个挑起对其他政党的公开批评？最近一段时间， 5 个兄弟党的公开声明里，都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来信中说：“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些问题的理解上，有可能产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分歧。这在具体情况下，即在这个或那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枝节问题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就是这样，毛泽东说，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
毛泽东再次引用来信说：“但是，这些意见的不同，如果他们不是被人为地夸大了，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尖锐的冲突，他们可以通过联合的、同志间的协商充分得到解决。”他指出，这个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在“人为地夸大这些意见的分歧”？谁在散播谣言说毛泽东已经没用了，还有说他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快死了？当然，这些谣言是有客观原因的。举例来说，我真的生病了，感冒是我的常客，而今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见你们，何况，我也似乎快死了。散播的谣言还说，我（毛泽东）只是一个傀儡，或者说中国对老 而不死的毛泽东有个人崇拜。还说，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和我差不多老，他们是 65 岁，他们也会很快死去。你，大使同志，是比我们年轻，觉得自己身体更好，但你也会生病。他说，看来你有时也生病。
他再次回到来信上。毛泽东说，总体上，他对此表示欢迎。他继续说，现在我要讨论那些“我们的不满”，那些没有让我们满意的事情。我认为在别人背后议论是不礼貌的表现，特别是在同志关系中。信中有一些很好的提法。尤其是它说：“为了加强我们的友谊和加深互相了解，我们苏中共中央提议，进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并进一步说：“这次在苏共和中共代表之间的会晤，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这次会议的）工作不能成 功。”毛泽东说，这是真的，我们已经争吵了好几年，而且最近开始走向公开化。他继续说，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争吵，一个人难以应付，就是有 50 个人也不够。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泽东继续说，在 1962 年 4 月 7 日回答苏共中央 1962 年 2 月 22日的来信中，我们建议停止公开攻击，要求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最后召开一次兄弟党会议。在这封信中，你们甚至没有提到中共中央 1962 年 4 月 7 日的回信，好像这封信提出的建议完全被你们忽略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英国和瑞典共产党也提出了这个方案。是的，英国和瑞典提出要开一次讨论关于国际组织的群众路线上差异问题的会议。
刘少奇补充说，他们特别记得在斯德哥尔摩出现的差异。
毛泽东指出，印尼和新西兰提出召集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以及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 1963 年 2 月 21 日的来信根本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与了I960 年会议并签署了声明。南共参加了 1957 年会议，但拒绝签署该宣言。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纲领了。在I960 年会议上，苏联同志告诉我们必须批评南共。在 1960 年会议上的 81 个政党正确地指出，南共在后退，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到现在一直持续。中共正在执行 1960 年会议的这项决定，即使是现在。目前，社会主义阵营有 12 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已被驱逐出去，虽然这项制裁不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进行表决的。
我强调说，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重复说，他们正试图驱逐阿尔巴尼亚，把这个小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驱逐出去。美国正试图驱逐古巴。阿尔巴尼亚哪里变得如此可怕了？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错，应该予以党内批评，而苏联同志们却发起了公开批评。同时，信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困难，是临时的，是可以完全被克服的”。
我对毛泽东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把它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问了一个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能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由各党决定，由会议的参加者决定。
毛泽东问：那南共是否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也许，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兄弟党之间的协商方式决定。
毛泽东表示，南共已参加了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会议。
我说，关于邀请南共参加会议的问题应该由与会的各党自行决定。这是每一个党的权利。至于兄弟党之间的会晤，请谁参加的问题，可 能应该由各党通过正常的方式集体解决。
在此刘少奇指出，《寘理报》在今年 2 月 10 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从本质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是否接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补充说：也许大使的看法和《真理报》上文章的作者不大一致？
我解释了苏共对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我指出，有关南共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最终，它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又向毛泽东引用了赫鲁晓夫在与刘晓的谈话中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在那次谈话中，特别是提到了对铁托的原则性评价（关于铁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众所周知的摇摆不定）。
毛泽东似乎是对在场的中国同志说，他读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但不能准确地想起这些内容。
我说，此外，与南共的相互关系还具有复杂性，一如既往，各兄弟党的共同努力可能对南斯拉夫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我提到，南斯拉夫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必须要将这个国家拉近我们，而不至于使它更接近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用一种生硬的语调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明确的——“应该遵循的 81 个党的决定”。南共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文件不仅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表示了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并指出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更好的一些举动，我引用了铁托从苏联回来后谈到所谓“特殊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我强调，我们中央在与南共的关系中，严格区分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的问题，对此，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了解。如果毛泽东同志你向我们党的任何组织发问，他们都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回答你。我还补充说，与南斯拉夫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将促进党派之间关系的改善，纠正某些错误，这些都已经反映在南共的纲领中。
关于我对苏共中央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和国家间关系的解释，毛泽东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解释。同时，毛泽东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南共。他指出，南斯拉夫的代表没有被邀请出席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样做与 1960 年的声明是一致的，声明说，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依靠美帝国主义的钱过活。总之，这个声明对南共进行了严厉批评。
至于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 的外交维持在代办级水平。他说，我想，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互换大使。例如，英国一直试图让中国同意互换大使代表的级别。但我们不会同意互派大使，因为英国是在搞双重游戏：没有正式承认蒋介石，却还 同时在联合国支持他们。
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引用了其中一段说：“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毛泽东继续说，关于这一段，我同意这个观点。一个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继续走在同—个队伍……”这的确是个问题。
仿佛为了说明这一论断，他转而讨论中方代表团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处境问题。他举例说，中国人在大会上严重地受到阻碍，他们的发言被有意破坏，而最后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也被删节了。
这时，伍修权提到讲话的重点被删节了。这就是民主？毛泽东问。
他接着说，在兄弟党的 5 个会议上，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中共受到了攻击；而且从你们那边，他说，就有两个声明和两篇文章。他说： “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很有效果，如果你们想在世界人民面前提 出这个问题，那就提出来；如果你们不想提，那就停止论战。不管是 提出问题还是提出批评，我们都会答复。什么时候回应以及回应什么——这个问题留给我们。”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会留着，会回应一部分。现在我们不会直接回应你们的文章，我们打算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做出回应。
这时刘少奇表示，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国会有第二篇文章，因为意大利已经发出了好几篇。
毛泽东说，法国已经写了几十篇文章，都已经刊登在《人道报》上。他们特别健谈，他说。我们的答复只有一篇文章给他们。关键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
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之前信中提到的关于被卷入“艰难和不必要的 斗争”。毛泽东说，这是一个过于夸张的表述。没那么“艰难”，他 说，这也不是一个那么“不必要”的斗争。对此，毛泽东说，如果 “这场斗争，不那么有必要，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要发布 4 份文件，为什么 43 个党都公开批评我们”？当然，这一切斗争都是通过文字的。这种对立的斗争，正如我们所说，动笔，动嘴，不动手。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一段说：“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他对此评论说：“这话说得非常正确，但不应该等到后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都不会原谅我们。
毛泽东问：事实上，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敌意，在我们的人民和政党之间？之后自己回答道：“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至于信中提到的克服分歧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都有这些品质。如果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去争论，我们就有勇气和力量克服分歧。例如，在华沙的中方代表与美国人斗争了 7 年，而苏联已经和他们斗争了 40 多年。毛泽东继续说，我们最近和你们讨论的更多是斗争，而不是团结。我们一直在吵架，他说，现在应该休息一下了。
毛泽东然后读到信的提法，“我们双方有责任在现有的形势下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已经出现，就是勇敢而果断地清除所有妨碍我们友谊的障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采取的”。他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很好的话，他完全支持这些提法。“但是，这只是文件中说的，我们要看看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最后一段：“我们深信克服那些已经 存在的分歧，不仅服务于苏共和中共的利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为了 和平，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深层次目标。必须要表 现出对目标的意愿和自觉以及对斗争的动力——那么再没有什么障碍 可以阻碍我们加强和发展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读完，他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些话，并觉得这是好话。他强调说信中两次提到 了这些话来表示必须“表现出良好意愿”。
总体而言，毛泽东继续说，研究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我当即决定邀请苏联大使来并且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苏共中央信中的建议“……召开一次有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的双边会晤”，“如果你同意这样的会晤，可以进一步讨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他表示在这次接见大使之前，他咨训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康生，他们有一个提案，他们希望能够呈给苏联同志们。
我们已经听说，毛泽东继续说，赫魯晓夫同志打算去柬埔寨，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不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去柬埔寨的途中或是回国的途中是否方便来中国访问并且同我们在这里会晤。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请您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对此次会晤非常有兴趣，多次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同志来中国，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在 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时候，在这里公开地责骂我们。
当我表示不同意这些说法时（我提醒说，我当时也在中国），毛泽东在谈话参与者的帮助下，回忆起赫鲁晓夫在北京发言的几个片段（“不应以武力考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然后提到他回莫斯科途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次集会中的发言以及一次接受《新时代》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
这时，毛泽东有些生气地提到，嗯，那么，我们中国人，像好斗的公鸡，而你们，像好斗的母鸡，是不是？事实上，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是好斗，特别是我。美国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的，其他人都跟着美国人说话。
再次回到了他对赫鲁晓夫访华的提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欢迎赫 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并希望他会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努力改善关系并实现停战。毛泽东仿佛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就个人而言，无论是他，还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和朱德，都不会允许在中国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
我强调，对我来说中国同志不应该把这些词句当成是针对个人的，此外，也不应该怀疑苏联领导人有不友好的言论。我指出，在我们之 间关系恶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帝国 主义的情报人员利用—切手段来煽分歧的火焰，使我们吵架，用这样 或那样的表述来达到某种目的。我本人表示对赫鲁晓夫发言这种解读 的明确异义。
周恩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陈毅早在 1959-1960 年就同苏联大使谈及此事。
随后，毛泽东拿起苏共中央的来信说，不超过两个星期，中共中央将会给苏联同志一封信进行答复。不过，他接着说，我认为我有责 任在收到信后立即告知我们对此的看法和意图。你，大使同志，和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面了。
我说，1962 年底我接到指示向毛泽东转达（生日）问候。然而，他那时没有在北京，因此我将此问候转达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
我表达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同志回应苏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晤的建议的满意之情。我强调，如果我们两党代表举行包括最高级别领导会晤在内的会议更频繁的话，中苏之间就不会有现在出现的这种紧张关系了。我说，我会转达给苏共中央在此谈话中表达的所有想法。总体来说，毛泽东表达了可能访问莫斯科的愿望。
毛泽东说，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在你们（国家）我总是挨骂”。他说，我更愿意远离挨骂。将来我希望能够访问贵国，他说 带着讽刺的口吻，他开始回忆他是如何“与斯大林争吵”的（中国与会者发出会意的笑声）。谈到他 1949 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说他不想去那里“听斯大林的批评”。他继续说，原来，那时斯大林不想与中国签署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向我建议（在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旅行。毛泽东说，我对他们说，在莫斯科 “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并拒绝了这次旅行。他说， “我在桌子上挥舞着拳头声明，我不是来苏联参加斯大林 70 诞辰庆典活动的，我对与国民党分子继续维持关系的条约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继续说，最后，我当时表示几天之内就会离开莫斯科之后，斯大林才改变了他的看法。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他收到一个文本，是斯大林事先准备的“他（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这个文本的问题中，有一个问我打算继续留在苏联多久。“准备好的答复”说：“还要一段时间，以便签署条约。”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的同意下公布了这个消息，此后，我开始等待周恩来的访问，他是总理，必须由他签署条约。然而，他没有立即获准来莫斯科，给出的理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现在苏联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看作是中国政府向莫斯科的靠拢。但周恩来最终还是来了苏联。之后联系到长春铁路和其他问题的一些争论开始出现。
毛泽东说，当时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这种怀疑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 年）中被解除的，在我们手持武器与美国人的斗争中，我们的关系开始改善了。他说，这些回忆属于“旧账”。我们“告诉你们这些事不是为了要公开”，只是对了解我们的人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
再度回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可能访华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们希望能够实现此行。对于我补充的中国同志如何看待赫鲁晓夫访华的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简短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说，这次赫鲁晓 到中国来举行两党会谈将采取公开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回顾了 1958年“与尤金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后”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的情况，第一，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的那次访问本来决定是一次秘密访问，结果有关发表公报的问题就来了，后来决定对访问“解密”。
在随后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他主动谈起国内的生活问题。他说：你们的情况比我们好。你们有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他说，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情况比前些年要好些，但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困难问题上，就会影响农业和工业。他说，按照英国的数据，中国宣称 1962 年收获 1.85 亿吨粮食，是夸大了。实际上，粮食的平均收成应该在 1.5 亿-1.6 亿吨之间。与 1961 年相比，1962 年的粮食生产增加了 1250 万吨。
他继续说，我们的工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确实能够自己生产很多东西了。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具备生产大型精密机床的能力。
周恩来补充说，困难在于，他们无法生产整套的合金原料，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整体上是低下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缺少精密机械、轧钢机和原材料。至于农业，我们拖延了 5 年才开始着手。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发展化工，生产各种化肥，各种农业机器和机械，这些机器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使用——开始是播种，之后是照看庄稼，最后是收割与运输。毛泽东这时重复说，他们把农业拖延了 5 年，晚了。
我评论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向人民公社的调整。毛泽东回应说，在生产大队的调整过程仍在进行中（他说，准确地讲是“生产大队” 而不是“公社”），大约有 15%-20%还没有作调整。
毛泽东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自发出现的私人贸易的 顾虑，投机、受贿和腐败现象一直在增加。他说，中共中央现在正在 制定一个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说，新资产阶级分子将会产生和发展。“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们，他们就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
谈到国际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近来一个时期急剧恶化。目前，不仅美国和法国的矛盾激化，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也是如此。英国与美国也有很多矛盾。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通过这一点，毛泽东指出，我并不仅仅指日本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指美日垄断者之间的斗争。他说，这种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之间的矛盾 “成为我们的间接同盟者，他们的争论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次转向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有凝聚力，在可能的程度上，解决我们中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的，可以暂时搁置。总体上，他说：“我们之间停滞的关系应重新活跃起来。我们相互批评只会让帝国主义国家高兴。”
毛泽东一再重复，中共中央打算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并“对指责中共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共产党部分地给予回应”。他着重强调说，此后，我们会暂时停止我们的声明。
随后，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主要思想就是一个“停战”与“和平”的概念，这是在苏共中央 1963 年 2 月 21 日来信中建议的。他说，他谈论更多的不是和一场血腥的战争相连的“停战”与“和平”，因为 “我们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由“舌头和印刷字”进行的。此时，毛泽东对我说，我们的使馆人员不该怕这个，也不该觉得过于紧张。即使在家庭中也有争论，更何况两党和两国之间了。人们应该讨论这些产生的问题，并逐步找到消除分歧的办法。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人们可以）耐心地寻找途径来逐渐解决它们。
这时，毛泽东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并引用了信中的提法：“在会谈中人们可以逐点讨论所有关系两党利益的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这涉及我们斗争的共同任务。一旦这些问题被考虑，就从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同的意见的存在，那么就应该同意采取措施，这将有利于拉近彼此的立场。”表示出对这些提法的赞成态度，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意见都很好。不过，他立即表示，苏共中央的信中只是笼统地讲了可能存在的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相信，“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要达成一致，即可以做出决定，有争议的问题将被暂时搁置，而不是写在长篇的文章里相互指责”。
我指出，鉴于我们之间的良好意愿，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完全能够克服的。我提起 1962 年 10 月赫鲁晓夫同志与刘晓大使的谈话中有关党派团结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渴望重新开始我们的关系，就好像 “从一张白纸”一样开始。
在概括地谈到即将举行的会议以及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时，毛泽东说，也许，从现在起，要避免 1960 年 9 月中共代表（由邓小平任 团长）和苏共代表（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同志参加）之间的那种双 边会晤的情况。在那次会议上，“两方都是谈自己的意见和为自己辩 解”，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意见。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没能达 成一致意见。同一年，在I960 年，毛泽东继续说，有一个由 26 个兄 弟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委员会的努力下达成了一项协议， 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还有一次经历是在 1960 年的 81 个党的大会上，大家都在争先讨论自己的事情。
人们可以使用不同方法进行协商和会议，毛泽东继续说。如果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他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人们可以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推迟由起草委员会来处理，如果部分问题不能当即解决，人们可以推迟到以后的协商会议中。根据 I960 年 81 个党协商会议的经验，很有可能最终我们两党将要承担起有争议的问题，在两天之内达成协议。
另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毛泽东说，即按照 1957 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经验召开协商会议。当时邓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与其他同志一起，在一个组里，来完成最后联合宣言的草案的编辑工作，然后它以苏共和中共的名义提到会议上讨论。因此，有两种方法，毛泽东说。在您看来，哪一个更好，大使同志？
我回答说，我们支持后一种方式，这样的方法，将会以最快的方式结束争论，消除分歧，增强凝聚力，并加强团结。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的说法。
加入谈话后，刘少奇说，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谈中制定共同文件的草案，只有在那时才能召开协商会议。1957 年的协商会议，他说，在会议前很短的时间里解决提出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别人等待。”毛泽东同意地点了点头。刘少奇继续说，如果我们两党没有马上达成协议，我们在其他场合仍然可以走到一起。
对本次会议和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说，从毛泽东同志今天的谈话来看，苏共中央非常渴望加强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凝聚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种愿望在 1963 年 2 月 21 日的来信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我强调说，我们的凝聚力会是对那些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伎俩的最好回答。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所说的话。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反对向报纸公开他此次接见苏联大使的短讯，还问我是否要向莫斯科询问。
（在与安德罗波夫同志于当地时间 24 点通过高频电话后，我向中国通报了我们同意公开此短讯。）
临别，毛泽东做出友好关系的保证。我表达了毛泽东尽快恢复健康的祝愿，也希望他在将来能够访问苏联。
毛泽东在感谢（我）之后，回答说，将来他不排除这样一次访问的可能性。
刘少奇、周恩来、伍修权在谈话结束后把我们送到车上。
总体而言，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进行交谈。如果和他在过去两次会议上留下的印象相比，这次毛泽东看上去更具活力。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使用笔记，只是不断地参考苏共中央来信的译文以及他在信上的批注。我们没有留下他身患重病的印象，尽管他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半坐或半躺在床上。
在中方，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阎明复参与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来源：《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0 卷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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