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0 作者：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这次我同陈赓、谭政、陈士榘、以及总政治部、作战部、军委办公厅的一些同志到南京军区去了一个半月，比较全面地勘察了京、沪、杭地区和舟山、嵊泗列岛的地形，检查了一些国防工事构筑的情况，就地研究了这个方向全面设防的问题。在南京、上海停留期间，对于军事院校、部队和工厂中军事代表的工作情况，也进行了一些了解。在南京、无锡、上海、舟山、金华均在群众性质的干部会议上作了讲演。关于这次了解的部队思想动态，部队中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军队和地方关系等情况，谭政同志将有具体的报告。我这里只汇报南京军区的设防问题；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对待起义和解放的国民党军官的问题；派遣驻厂军事代表制度问题；关于领导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请予审核批示。
在南京，我们同军事学院的一些机关领导同志、教授会主任、战役系的一些学员以及副院长、副政委分别进行了交谈（当时刘伯承同志不在南京，没有交谈），所了解的基本情况是：
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我军的经验，编写我军的条令、教范，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该院开办初期干部很少，现在已经比较多了，开始教学经验很缺乏，现在已经积累起来一些了，并且为海、空、炮、装等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这是经过该院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和技术，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团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学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就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学院，更不应当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的话，我是有责任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怎样呢？从装备技术情况来看，根据我国工业技术发展的可能，我军的装备技术不仅在最近几年之内不可能赶上帝国主义的军队，就是在今后10年甚至15年之内，恐怕也很难完全改变敌优我劣的情况。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肯定，现在在教学中把我军的装备设想得和敌人一样，甚至比敌人还占优势，是为时过早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虽然我国同苏联订有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将来战争中可能得到苏联装备技术的援助，但是现代化军队作战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工业基础，单纯依靠国外援助，想把我们这样大量的军队装备到赶上帝国主义军队的水平，这是不可能的，从我军的制度来说，我们一贯实行着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今后仍然坚持实行；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不仅对部队工作有保证作用，而且有领导作用。这也是我军的特点。从我国地理情况来看，我国的海岸线很长，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是来自海上，大部分沿海地带是山地，淮河以南的沿海各省多半是水网和稻田。所有这些，都应当作为我们学习苏联军事学术和其他外国的军事学术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的主要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曾向军事学院提出以下意见：
（一）军事学院应当以讲授学术和研究学术为中心任务，领导同志应当用更多的精力组织和参加学术研究工作。现在有些同志不安心学校工作，是领导上思想工作做得不够，钻研学术的风气不高，应当动员每一个人都起来积极参加学术研究，造成精心钻研的热潮，来克服不安心学校工作的思想。特别是今后的几年中，学院应当把研究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因为学院要克服目前许多教学内容不符合我国我军实际情况的缺点，就必须加强研究工作来编写更适合我军情况的教材，除了某些技术兵种的战术教材应当根据苏军教材加以适当修改外，其他战术教材是要依靠学院自己来编写的，依靠上级训练部门或军事科学院暂时是不可能的。这件工作学院做起来当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克服的，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不能企图一蹴而就。这样做的过程，也就是学院在实际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的过程。
（二）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应当对我军的作战经验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主要经验，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根据我军在相当长期内仍然处于装备劣势的情况，我们过去以“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经验，以步枪和大炮打败美帝国主义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经验虽然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今后仍然是非常值得珍视和发扬的。特别是这种以劣势战胜优势敌人的作战原则和指挥艺术，肯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适合我军作战需要的。只简单地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过时了，完全加以否定是不妥当的。当然，我军现在的装备技术已经有了变化，敌军的变化更大，因此单纯依靠我军过去的经验，而不尽量吸收外国对我有用的经验，也是不对的。我军现在军事学术方面最大的缺陷，就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因而学校教授我军经验感到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院应当以一部分高级班次首先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参考苏军的先进经验，以我国我军现实装备、制度和地形情况为主，照顾我军将来装备可能发展的情况，编写自己的教材，把我军历史的经验在新的条件下加以恰当的运用和发扬，同时也使得我军的优良传统能够贯彻到全军，永久保持下去。
（三）继续认真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应当明确，正确地学习苏军的经验不是教条主义。如果以为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反对学习苏军经验，或者认为强调发扬我军过去的有用经验，就可以不再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和其他外国的军事经验，那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学习苏军的经验和其他外国的经验，是为了依据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来更好地解决建军和将来作战问题，不是毫无目的的学习，不能为了学习就把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加以夸大。因此，应当坚决贯彻“批判地学习”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上，就全军范围来说，应当以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合同战术为重点，并且应当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
（四）在学院的各方面工作中都应当贯彻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在进行作业时，应当允许有不同的答案，对于作业成绩的评定，可以采用民主评议和展开讨论的办法，特别是在比较高级的学员干部中，不应当强迫学员一定要接受原案。在野外演习中，可以根据想定和当地地形，采用民主座谈和首长总结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讲评，以便讲评更切合实际情况。考试制度是必须要有的，但考试方法应当改进。考试除了要达到测验学员理解程度的目的以外，还应当能够收到教员同学员“教学相长”和服从真理的效果。因此笔试的时候，就不应当要求学员死记硬背，应当着重学员掌握试题的精神和实质，着重学员的灵活运用。对于答案也应当交给学员座谈讨论。在口试的时候，也不一定采用“会审”的形式，如果采用教员和学员互相讨论的方式，则会显得更加活泼，答案也会更加深刻 。总之，对于研究学术问题必须和工作上的组织服从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学员的奖惩，优等生的评定，都可以采用考试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因为这样教育意义更大，对于团结更会有利，对于干部的评价更会准确。为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就应当在保存必要的礼节和形式的原则下，废除过多的礼节和形式。
军事学院现在尚有200多名教员是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从军事学院的汇报中了解，目前对他们的团结、帮助和改造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也进行了了解，并找了15名有代表性的原国民党军官征询了意见。
学院创办初期，各方面人手极端缺乏，当时在全国各地从起义、改编和战场解放的前国民党军官中选调了690多人到学院担任教员。这些人，经过组织学习提高思想，在学院各教授会的领导下，对六年来的教学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对其中年老、体弱和其他不适合留校工作的，陆续进行了转业资遣等处理和安置，现仍留下200多人，政治条件和业务能力都较好。几年来学院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使用是有成绩的，对他们进行分别的处理也是必要的。但是根据学院汇报和邀请他们座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对他们的看法和使用上，还有片面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有些同志总把他们看作外人，只着重使用，忽视帮助、改造和提高，认为迟早要用自己培养的人来替换他们，因此，有一些适合继续留校工作的人也转到地方了，从政治上关心帮助他们进步，做得不够，甚至怀疑和不信任他们，工作上必需的图书资料给他们看得少或不给他们看；肃反中斗错了的，有些尚未做正确的善后处理；级别待遇生活福利方面也缺乏“同工同调”的精神；虽然学院在一开始就提出“一视同仁”，但实际贯彻的很不够；甚至有些人不尊重他们的人格，称号他们为“旧军官”。所有这些不正当的现象，都不利于对他们的团结、帮助和改造，也不利于学院的教学，妨碍了他们的积极性的发挥。他们感到心中无底，虽愿专心于教学工作，但不知哪一天被推出去。想积极进步，靠拢我党，却怕被人目为投机。沉默谨慎，又怕被人说是心怀不满；提意见或言行不检点，则有被当作反动分子的危险。感到左右为难，一无是处，情绪上很苦闷。
造成这样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某些同志对这些人缺乏正确的认识。从情感上看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深厚敌对情绪，很难一下子清除。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有利于革命专业的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各方面潜在的积极因素，主动地清除隔阂，融洽感情，改善相互关系是应当负更大责任的。为了更好地贯彻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必须端正对他们的看法，并从各方面加强对他们的工作，以便使他们安心长期为学院服务。首先，应把他们看作是祖国的一部分有用的军事遗产。古今中外，任何战争都有敌对的双方，而战争的经验也是双方都有的。我们在长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民党军队同样也有很多经验。1927年北伐战争的经验，双方都有，他们比我们多。十年内战，都有各自一方的经验，我们打过很多胜仗，他们也有过成功。八年抗战，双方都有抗日战争的经验，也有摩擦与反摩擦的经验。三年多解放战争，经验也是双方都有的。只有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他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固然给人很多教益，使人兴奋，但失败的教训，却对人的教育更为深刻。中国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和外战，我们应该把这些过血的经验总结起来，写成战史，写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条令和教科书，用以保卫我们的祖国，教育我们的后代。中国和外国历来总结战争经验，多半只能根据自己一方面的材料，很难得到战争对方的印证和补充，而我们现在总结战争经验，就有了这个难得的条件。军事学院现有的2百来人，就可以保证一方面的丰富材料。我们应该认真组织他们做这项工作。
其次，要正确地认识改造他们的可能性。除军事学院以外，我军其他机关、部队、学校也还有不少前国民党的军官在不同岗位上服务，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反人民的内战，在某些战役战斗等方面，他们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做过若干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总的内战责任，却应该是由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分子负责，而不应把主要责任归咎在这一部分人身上。他们具有职业军人性质，有些人参加打内战也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反帝救国而从军的。因此，我们应当确认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从事军事活动多年，懂得军事学术，有科学技术知识，又有战斗经验，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改造工作，使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转来为祖国为我军的建设服务，是有很多好处的。新中国几年来各方面的飞跃进步，对于我们教育改造旧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是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到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对他们思想上的影响。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欢迎、鼓励、帮助别人进步的义务，没有排斥、拒绝、不准别人革命的权利，而且事实上他们这些人，都已经在我军中工作六、七年了，大多数都愿意进步，愿意为新中国的军事建设贡献他们的力量，即使他们的积极努力，是为了保住饭碗或其他个人目的，那也没有什么坏处。
最后对于存在的各项具体问题，应该分别适当地解决。尚未授予军衔而又具备授衔条件的，应当授予军衔，已经评定了的，应当尽早审查批复。要求入党而又合乎入党条件的，应当慎重吸收，不应当一概排斥在党外。政治上的学习和待遇应当根据工作职务同等看待，不应当总是看作外人，不准再称呼他们为“旧军官”。他们在工作中必需的图书资料和内部刊物，应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地供给。在学术问题上，应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鼓励他们提出不同的见解，并采纳他们有益的建议。在肃反中斗错了的应在适当范围内平反并进行道歉。级别待遇，生活福利也应当一视同仁，本着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予适当的解决。
在上海、南京，我们向两个市的工业部长和6个工厂的领导同志征求了意见，研究了军事代表制度的必要性，又找了8个工厂的军事代表了解了情况，研究了改进他们工作的办法。
大体来说，目前以军械部派驻××迫击炮厂的军代表，和工厂的关系比较好，空军、海军和通信部派到工厂的军代表，有的和工厂关系先坏后好，有的仍存在不少问题。下边就是执行这个制度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在上海、南京的国防工业工厂中，有个别工厂从1951年就有了驻厂军代表，但普遍建立这个制度，从1954年才开始。建立这个制度以后，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例如在工厂初建时期，工人不习惯按照工艺规程进行正规生产，但由于军代表的检验和监督，加速了工厂树立正规生产的制度，迫击炮厂、飞机发动机修理厂，在这方面都感到军事代表制度起了很大作用；在军事代表检验产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工厂没有发现的重要问题，甚至有些是工厂不可能发现的问题，加强了产品质量的保证，飞机轰动机修理厂的军事代表，曾经在修好的发动汽缸中发现不少灰沙（冲洗汽缸用的核桃壳粉，未处理干净），还在发动机的油管中发现折断了的钳子头。类似这些问题如果不被发现，就会造成严重的飞行事故；军事代表本身的检验工作中，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技术知识，为军队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此外，在加强工厂和订货单位的联系方面，在帮助工厂降低成本方面，也都有相当的成绩。所有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这就是：大部分工厂中的军代表人数过多，检验的范围过宽，生产过程中每个工序都要经过检验，军代表不签字就不能转入下一个工序生产，甚至有些军代表干涉工厂的行政，而在工作时间上又不同工厂的生产时间密切配合，以致妨碍了工厂生产的顺利进行；很多军代表由于自己技术水平不高，机械要求遵守技术资料的规定，有些原材料，国内产品既好又便宜，但不准使用，非用进口货不可，片面强调保证产品质量，不注意根据我国具体条件使保证质量和经济节约相结合，不大照顾工厂的生产进度，影响工厂的生产计划和降低成本；有些军代表工作方式生硬，缺乏对工厂领导的尊重，对职工群众很少帮助，又不信任，个别军代表滥用停止验收的职权，造成许多不应有的纠纷；由于军代表的组织生活和行政管理属于订货部门领导，远离上级，又脱离群众监督，因而有些军代表在行使自己职权时放任无忌，在生活条件上向工厂提出不应有的要求，表现特殊。所有这些问题，绝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军代表的工作条例规定不当，在进行工作当中缺乏和工厂合作的精神，个别军代表的思想意识不够健康。到目前为止，尚看不出这个制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缺点，绝大多数工厂领导同志和军事代表都认为应当保持这个制度，不应当取消，但是目前必须把执行这个制度的许多具体措置加以改进。
1955年冬，在重庆参观军事工厂的时候，发现军代表工作中有些问题，当时曾向他们提出了三条原则，以便改进军代表和工厂的联系。这三条就是：一、虚心学习，广泛联系群众；二、尊重厂方领导；三、正确地坚持职责。后来总军械部在他们召开的军代表会议上，曾经传达了这三条，因之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系统中，军代表同工厂的关系有些好转。例如××迫击炮工厂的军事代表，同工厂的总工程师、设计师、工艺师、检验总师等建立了每周的联席会议制度，共同讨论和解决一切重大技术问题和质量问题，作出决议，发给车间主任和车间的军代表执行。同样地，在该厂各车间里也建立了类似的联席会议制度，讨论和解决车间范围内的技术问题和质量问题。这种做法，就大大提高了相互协商的精神，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同时，据该厂军代表反映，他们很注意配合工厂完成计划，不机械地强调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在每月终工厂工作紧张的时候，军代表同样加班加点，日以昼夜。因之在工厂评奖时，工人群众自动提出给三个车间的军代表发奖旗、奖金（要了奖旗、未要奖金）。这样就自然加强了军代表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既有利于教育群众自觉保证产品质量，也有利于帮助工厂按计划进行生产。这些工作方法都是值得推广的。
但是对于上述三条，除了军械部派遣的军代表采取了若干具体措置以外，各特种兵派遣的军代表尚未听过传达。因之，在上海、南京对他们又讲了一次，不过这三条只是原则，如果要解决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不正常的问题，还需要有些具体措置。根据这次在上海、南京同他们交谈的结果，有以下一些办法是应当采取的：
1、适当收缩军代表的检验范围，根据各个工厂的不同情况，可以采用成品总验收的办法或者在产品总验收之外再加上检验生产过程中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不要平均性的每个生产工序都来检验和签字。这样就可以使工厂的检验部门也有事可做，分工合作，也就可以避免军代表检验不赢而妨碍生产进度的现象。
2、军代表检验范围缩小之后，应当尽量减少驻厂代表的人数，目前一般的工厂都是派代表过多了。××迫击炮厂现有军代表共68名，据副总代表谈有41名就够用了。但总代表一定要选派品质好、工作作风好和有经验的同志担任。
3、目前军事代表多半采取月终验收成品的办法，在有些工厂中由于验收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工厂即不能按时上报任务和领取奖金。因此应当根据各厂的情况，尽量改成随时验收或每月分几批验收的办法。
4、为了配合工厂生产进度，及时验收，军事代表的工作、学习时间，应当和工厂的生产时间取得一致，目前军代表单独规定自己的工作、学习时间是不妥当的。
5、为了军事代表便于联系工厂联系，便于工作，驻厂军代表的党、团组织关系，应当转到工厂党、团支部里去，将军事代表中的党团员混合编入各有关车间的支部或小组或和工厂的检验科（室）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关于军事代表的业务工作，可以由总代表随时自行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和改进。
6、军事代表可以被选入工厂党委；没有军代表被选入党委的工厂，可以吸收总代表列席厂的党委会议，以便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
7、凡在停止生产问题上，军代表和工厂发生了争执，应提请工厂党委讨论，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即由双方共同上报当地党委解决，或者共同上报工业部门和订货部门共同研究解决。
8、军事代表驻在工厂的工作条件，应根据工厂的可能适当解决，不得有过高和特殊的要求。
9、军事代表应由所在军区或省军区政治部代管，各军区政治部有权检查军事代表的工作，和协助地方处理军事代表同工厂的纠纷。
10、派遣军事代表的订货部门军种兵种，对驻在各厂军代表的工作要经常检查，并且每年召集一次会议进行思想教育，交流经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目前在部队实际工作中，有些领导同志对以下三个问题是不很明确的。
（一）把分清是非与追查责任常常混淆起来。一件事办好办坏，总是有是非和责任问题的。两者是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但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从属的，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因为任何事情，不弄清是非便没有判断的标准，便得不出经验教训，也就不能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单纯追查责任，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往往会伤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是非不清，责任也就不明，便是这个道理。为了接受经验教训，为了教育当事者本人，特别是为了教育大家，适当地追查一下责任也是必要的，应该的。奖惩不明便没有教育和鼓励作用。但追查责任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教育。因此，追查责任应着重分清是非，分析情况，如对那些积极负责努力工作而在工作中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是可以不严加追究轻易处分的，但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明显失职，不负责任的人，或违法乱纪的人，却必须追查责任，并且应给予必要的处分。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这样，他们把追查责任看成是主要的，分清是非则看成是次要的。因此，遇到问题很少研究分析是非，而过多地强调责任。例如：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不是首先考虑现在有没有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该不该反，如何反法，而是首先纠缠在我们的教育计划是谁批准的，演习想定是谁审查的，某一件事是谁规定的，如此等等，似乎反教条主义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查谁是教条主义者。再如你和有些同志研究起今年1月21日敌机侵入上海没有打下来的原因时，他往往不去认真地考虑当时的客观情况如何，我们有无办法打下来，未打下来的原因究竟在那里，根据这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如何改进我们的防空措施，而他所考虑的倒是如何减轻自己的责任。因此，以敌人技术高，我们雷达有死角，探照灯不能低空聚光等等一些不真实的理由来代替事情的真相，结果真正的经验教训便无法发现。设防问题也是一样，你说设防中那个问题处理的不妥当，有人就会反复说明这是谁勘察的，谁批准的，至于事情本身究竟对不对，是否合乎未来作战的要求，如何改进等等重大问题则考虑很少。这些事例说明有些同志在考虑问题时不是先去弄清是非，而是斤斤计较责任，假若不加以改正，就很容易把问题引向到不必要的人事纠纷中去，妨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二）把努力方向与实施步骤常常混淆起来。各种工作都应该有努力方向，但努力方向，又必须通过若干实施步骤，通过许多实际工作才能达到。两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区别的。现在有些领导同志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或把两者对立起来。例如我们说反教条主义这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任务。要反教条主义必须采取若干具体的步骤，如首先要研究教条主义该不该反，为什么该反，其次要研究那些是教条主义，如何反法，是一步登天，还是逐步提高。这些问题应该经过切实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总之，反教条主义必须肯定，步骤则可以考虑，因为有教条主义就应该反，但克服教条主义则需要一定的过程，一步登天固然好，就是办不到，所以还需要分步骤。但有些同志不是这样想，他们说要反教条主义就要立即拿出一套不是教条主义的教材来代替原有的教材，否则教条主义就不能反。在军队建设工作中，在设防问题上，在军队对农村工作的认识上，都有同样的情况。总之是，只强调方向不承认步骤，想把多年的事一下子都办好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以目前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困难作为理由，否认明确方向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把两者对立起来或混为一谈。这种认识中的片面性，若不加以克服，我们要想进行任何重大的建设，都很难避免盲目冒进或右倾保守的错误。
（三）把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组织上的下级服从上级常常混淆起来。学术上没有自由讨论，没有争论，就不能得出真理，就不会进步。真理是不怕争的，怕争就不一定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探求真理的风气。同时在革命斗争和革命队伍中下级服从上级也是必需的，没有组织服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就会混乱。因此，学术上的自由和组织服从两者均为革命所必需，两者有其统一性，但两者又有区别，不能混淆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够，害怕百家争鸣，也就是害怕广泛的复杂的思想斗争，因此常常用组织服从的办法或用某些人的权威来代替和解决学术的争论。甚至有些同志遇到争论，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这是危险的，是企图用简单的、粗暴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害怕真理的表现。不打破这一关，我们的军事学术工作便会停滞不前，我们的国防事业将会受到损失。
来源：《八一杂志》，1957年6月13日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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