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3-4 作者：[待确定]
中央下了个命令，要我来讲一下写文件里面的一些问题，怎样能够实现毛主席在“六十条”里面提出的要求，先声明我讲不好，只是提些意见，作为参考资料。写文件和做工作差不多，叫个人来谈怎样把工作做好，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文章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里面道理很多，我知道得有限，如何使文章按中央的要求能够让人看下去，我想谈四个问题：
1.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识；
2.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
3.看条件：什么样文章，给什么人看，要求不同；
4.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地达到目的。
现在分别谈一下：
“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除37条专门讲这个问题外，还有32条、33条、36条、42条、43条47条也讲到了这个问题。32条是说“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33条是说“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36条是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42条、43条是说学点文学、文法和逻辑。47条是说要培养“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这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上来看，各部门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人，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各部门工作条件不一样，各部门对自己的业务比较熟悉，党和群众对这些就不那么熟悉。可是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这就要向党和群众作宣传，使他了解，不了解就不能依靠，所以工作中要有文件、报告。要达到宣传的目的，就要讲究方法，使对方能够懂，要合乎三个要求：
（1）要引人看，要有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首先头几句就给人家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引人看，还要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
（2）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
（3）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道理是很明显的。当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要使人家相信，要说服党和人民群众。我们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写文章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懂你不懂，就有了矛盾，就要处理，就要用道理说服人，不但说服人，还要能打动人，说服着重在理智方面，打动人除了理智方面还带有一点感情，使看的人真正被你动员起来。
文章如果不合乎上面三点要求，写了人家不看，不能说服人，打动人，文章就等于没有写，就达不到依靠党和依靠群众。我们作工作希望得到党委的同意和支持，但文章党委没有看。或者看了没有懂，党委就不能了解和赞助，群众就动员不起来，这样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就会陷于孤立的状态。孤立无援，得不到党和群众的支持，就会犯错误，即使工作方针意见是正确的，也会犯错误，因为你脱离了党和群众。写文章一定要讲究方法，才能达到政治的目的。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动员群众，这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主席这次的“六十条”才提出的，很早以前就再三提出过。为了使大家回忆起来方便，我在这里提一下：主席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中的八条罪状，里面有几句话现在还是适用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这两条情况现在少一些了。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所谓做宣传工作的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作宣传工作的，向中央写个报告，是在向中央宣传，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是在向毛主席宣传，乃至向中央讲几句话都是在作宣传，作宣传就要看对象，要作解释。不管人家懂不懂，一直讲下去，就是不看对象，这个批评，现在还适用。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这个批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在很多方面还是适用的。语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要向人民群众、向外国语言、向古人语言学习。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文中说：“……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是。……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象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研究问题是有意义的。这篇文章是1942年写的，离现在已有16年了。
其次，1951年2月，中央曾发出“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指示里面说：“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兹分别规定纠正办法如下：
（一）不许滥用省略。……例如“上海”不得写成“沪”，……凡月日时，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和韵目。……凡有特别生僻的语词，其意义为多数阅读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必须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必须完备无误。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付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付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词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为解决此一问题，……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负责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
（三）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每件事都要交代6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仅在绝对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四）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除简短者外，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晋代陆机“文赋”中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意思），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
（五）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各级领导同志责任重大，事务繁剧。向领导同志或机关请示或作报告时，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即应请示报告而不请示报告的倾向和不应请示报告而随便请示报告的倾向。在写请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其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其结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就没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级机关请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级发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这是1951年的指示。另外，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中，对中共贵州省绥阳县委宣传部写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加了这样的按语：“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170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末了两句话是对编辑讲的，按刚才的电报上说的，所有党组书记都要作编辑工作。
我把毛主席的话重说一下，一是为了便于大家回忆，一是为了说明中央提出这个要求不是新的问题，而是曾经多次提出过，真正是三令五申，恐怕不只是三令五申，而是五令十申了。可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政治性的问题，把这个环节搞好很重要。我们不是要做促进派吗？如果我们把文件搞好一些，使中央早下决心，及时动员群众来做，就可以把工作干得更快、更好，就可以做促进派，否则就不能多快好省，就是违反了多快好省的要求。当然不是说文章写得差一点就什么工作也不能作了，而是说作用要差一点，使本可发挥的更大效力的文章，不能得到发挥。这是不是因为毛主席会写文件、会诗词歌赋而产生的偏爱呢？不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我们作群众工作，要向人民负责任，要向人民宣传、要发动群众、说服群众，必须把文字工作搞好。关于马克思，法国有个作家叫保尔·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他写的“忆马克思”的文章中说：“马克思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地工作。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实证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
“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只有他才引用这些作家。‘资本论’里引证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话，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但马克思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阐述得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字（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是他的责任”。
“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这是说马克思著书，与我们工作中写文件还不一样，但可从这里看出他认真的精神。
关于列宁，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有个“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的小册子，着重讲列宁如何写文章，其中有一篇说列宁是党刊物底编辑者和组织者，她说：“究竟列宁注意编辑者工作的哪些方面，这可从他于1913年致卡斯帕洛夫同志的信中看得出来。卡斯帕洛夫给教育杂志写了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依里奇写信给他说：“亲爱的同志！你的文章我已收到并阅读过了。据我的意见，主题选择得很好，发挥亦颇正确，但文艺上的修饰还欠工夫。有过多的——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不适宜于讨论理论问题文章的（鼓动）闲话。据我的意见，或者请你自己再改作一遍，或者由我们来试试。”这样，选择主题，发挥主题，文艺上的修饰，这就是依里奇极为注意的三大要素”。“文艺上的写作方法问题。文体应与内容相呼应。文章的语言和腔调应适合文章底论者。写作，这是一种艺术。腔调、体裁、善于生动地叙述、进行必需的比较，这是很重要的。依里奇对写作方法问题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体裁上用了极大的功夫。他能一连坐几个钟头去翻阅各种各样的字典，连达尔底字典也在内，最后一个时期他特别关心于这一字典的再版问题。依里奇的文字是很丰富的，他使用了许多民间的成语和字句。依里奇在从流放处致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我最愿意的，是要学会写工人读物。在我从流放处写给列宁母亲的一封信里曾描写依里奇如何在这个工作上来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应把自己装成象一个既不懂外国术语和科学术语，也不懂某些人所共知事物的“无知”读者。”可见马克思、列宁对待写文章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的。毛主席是继承了他们的作风的，毛主席的作风是与他们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着重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我们写的文章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让党早下决心，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发动群众，使群众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地去做。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认真注意，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无论马、恩、列、斯，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六十条”中的37条已有了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学上的3个名词。概念相当于词，判断相当于句，推理相当于两个以上的句子，如茶壶是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容易明了、容易准确，还有抽象的概念，如“多快好省”、“反冒进”就比较复杂，比较抽象，名词固然可作概念。形容词也可变为概念、转为名词，概念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多快好省”是事物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概念是不是明确，要看我们说的话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观的东西，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几个概念，代表的范围大小不同，这里指这个，那里指那个，完全不同或者部分不同。人的思想基本的工具是概念，如基本建设离不了几样材料——概念就是基本的材料，基本建设的材料，无非是木材、钢材、水泥，一句话无非是概念组成的述语，肯定或否定，好或不好。“高速度”，究竟怎样才算高速度，是对什么东西说的，离开了一定的范围说高速度就不明确。
判断，有了几个概念就可以作判断，如茶壶需要大量生产，大量生产就是个概念，这个概念，比较简单。再如每县搞发电厂，这就是个判断，县是抽象的，不一定代表那个县，可以代表通县，也可以代表别的县，通县也还是个概念，还不知道在那个村庄，搞发电厂也是个概念，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对什么不对，这就是判断。判断对不对，就要看先后次序对不对，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可能。
推理就是从这一句话引导到那一句话，由第一句话引到第二句话，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的关系就是推理，有时两句话没有推理关系，但很多时候有推理关系，就譬如六十条中的37条所说的这一段话：“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这就是推理。紧接着又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这也是推理，既然是大灾难，当然就要改变。下面是“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这也是推理。下面是“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这也是推理，这里面有许多论证省略了，因为完全可以看懂所以省略了，如要说得完全，大致是：既然这么重要，大老爷就用得着管；既然大老爷用得着管，无非是说二把手三把手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问题不能完全熟悉，或者如果仅仅委托二把手三把手来搞，自己不来讲究这个问题，不来注意这个问题，自己的思想也就不能清楚……等等的意思。
关于准确性的问题，即概念、判断、推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准确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确，判断推理对不对，个别的简单的事情也有判断，看字句对不对，数目字是不是有错的，再来肯定或否定，或者是看推理对不对，这是形式逻辑里面讲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问题，苏联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书，有苏联人写的，也有中国人写的。比较薄的本子还不太难看，可以找来看看，看不懂也没有关系，看总比不看好。
同一律是指说了一个概念，不要在另外的地方改变，一个概念代表的客观事物不要改变，第一句话说了一个东西，第二句话又说了另外一个东西，就不好推理，说张三就说张三，不要前面是张三，后面又不是张三。
矛盾律是指说张三那件事是做得对的，不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是做得不对，说是星期三，不要又说是星期四。
排中律是指对的还是不对，好的还是不好，要是非分明，不能说好又不好，对又不对，或者是不说对，也不说不对，是非不分。
充足理由律：判断也好，推理也好，理由要充分，要使大家驳不倒。这是指对个别的简单的事物。
还有一方面是比较大范围的事实的判断，涉及根本立场、方针、方法。涉及简单的问题是形式逻辑，涉及到复杂的问题，即涉及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涉及到历史唯物论、辩证法、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立场等等。因为“六十条”在这个地方讲准确性，比较着重写文章，所以比较起来，没有着重谈事物的主流、支流，没有谈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没有着重谈对大量事物的本质如何分析，因为别的地方已经讲得很多了。
搞文件，首先要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如果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即使有个别的判断、推理是正确的，也不能挽救这一篇文章，使其由错误的变成正确的。这是要注意的根本性的问题。方法首先要分析正面反面，挑出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两个主要的侧面，这是根本的方法。至于每句话的判断，推理的关系，也是逻辑，属于形式逻辑。
总之，写文章首先要讲辩证法，同时还要讲形式逻辑，两样东西并用。
（1）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写文件与写小说剧本不同，鲜明性的要求不同，关键是观点要突出。写文章无论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宣传一个观点，观点是个判断，是推理来的，推理是从材料来的。所以，要鲜明首先要看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如果观点和材料不统一，就象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32条中说的：“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写文章用材料为了说明观点，文章写出来叫人家看不清楚，这是不鲜明，就是材料和观点没有联系好。观点是结论，材料是前提，是论据，论据要说明观点，每个观点应该接着有事实作证明。不能证明观点的事实就不要用。每个论点有论据，这是推理问题。从鲜明性来说，观点和论据要摆得合适。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结构，整个建筑还要有设计。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观点和材料隔绝了，就象工厂的车间和原料离得很远，甚至中间隔了一道墙一样。如果说有些文章材料、观点互不联系，也是冤枉，他自己可能以为材料和观点联系了，但是离得太远了，太啰嗦了，或者不清楚，材料就不能说明观点，观点和材料，结论和论据要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关于写文章有句老话：“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事实和观点要安排好，一段话要说明一个观点，要有相当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这段话，就鲜明，看起来就干净。如果一段话只有很多观点，或者事实很多，没有观点，看了以后就迷失方向，不知道要作什么。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首要的关键。
主席提出两个文件，一是少奇同志给中央的信，一是广西的报告。如少奇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为什么看起来很清楚，因为他提出的观点都有事实作依据，事实也是为了说明几个观点。一个是说红薯好吃，有事实。一个是说红薯是高产作物，对解决当前粮食问题大有帮助。现在有什么问题？河北省需要向外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是河北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向全国推广，难于调运和保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夹叙夹议，作到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材料和观点要统一不难作到，只要有意识地注意就不难。人的观点不论正确的不正确的都是事实的反映。写文章无非是为了说明观点，要使人相信这个观点，就要讲些事实，不管这些事实讲得是否周到、全面、正确。一个观点正是从事实中来的，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所以说，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不难作到。
（2）只作到材料和观点统一还不够，观点还要突出，不突出即不能鲜明。街上马路旁边有很多广告，我们首先看到的广告总是突出的，或者是因为它特别大，地位突出或者因为它色彩鲜明，或者用的面引人注目，等等。一篇文章总的要求，要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席常讲，一个政治家要善于打起旗帜。旗帜就是纲领，要有鲜明的纲领。旗帜很高，面很大，色彩很鲜明，一下子把群众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常讲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在和平旗帜下等。一篇文章有个基本观点，总的要求，它在文章中就要象一面旗帜一样，主要观点鲜明，提得突出。如果你的论点，想拿出来，又不想拿出来，吞吞吐吐文章就不会鲜明。
有总纲还要有目，纲是提起网来的那根总绳，网还有很多眼，有句成语，“纲举目张”。一篇文章要鲜明就要作到纲举目张。整篇文章，旗帜拿出来了，有大的论点还有小的论点，大小论点要互相联系，排列要醒目，这很要紧。至于那些是纲，那些是目，目与目之间的排列，层次要清楚，条理要清晰。比如，一个大问题下面有3个小题目，为什么这个小题目摆在第一，那个摆在第二、第三，道理要很清楚。并且，段落要分明，我们现在常有的毛病是一段话写得太长，观点太多，看起来不清楚，即便清楚看起来也容易疲痨/劳。一篇文章分为好多小段，这是节省看文件人的脑力的好方法。看完一段知道这是个小结，是一个观点，下面又是一个观点，帮助人在脑子上精神上有所准备。一段最好说一个思想。如果一两个小问题统一起来还是一个思想也可以，一篇文章是个大的思想观点，每一段是个小的思想观点，要尽量避免把两个互不统一的观点放在一个段落里。并且段落与段落之间前后要能贯穿，这段与那段要能贯穿，一段中这个判断与那个判断要能贯穿。这就象基本建设设计一样，有个布局，这个车间与那个车间，厂长办公室，道路的布局要很清楚。全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大纲小目的关系准确，段落分明，前后能贯穿，这些都是帮助观点突出的办法。
我们提出问题，要有背景来证明观点，证明观点的事实材料也要有背景。不要脱离背景，要注意背景。黑字写在白纸上，白纸即是背景，能比较才可看得清楚，黑字写在黑纸上、白字写在白纸上就都看不清楚。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要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背景中去了解，孤立地提出一个论点，提出一个事实，看的人就不会了解。毛主席说，香花是和毒草对照的，真、善、美是和假、恶、丑对照的。我们提出一个指标，看一个工厂的生产怎样，没有背景、速度的快慢就看不清楚，背景就是把现在和过去、将来比较。只有将现在和过去、将来比较（纵的比较），这个部与那个部、这个省与那个省，中国和外国比较（横的比较），才能看出问题来，看出是落后还是先进，这就是提出了矛盾。任何事情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正面的意见要有反面的意见衬托，便于考虑有那些反对意见，为什么是不正确的。有时我们写文章话都说了，可是人家看不懂，为什么呢？常常就是因为没有背景，没有衬托，没有比较。观点要有背景，事实也要有背景。现在的表格比较注意了，有绝对数，还有相对数，还有百分比，就容易比较，看起来比较容易。表格搞起来比较容易，数目字大家也记不了那么多，写文章也应该象列表格一样，要有相当的背景，文章的背景当然不能象表格那样公式化、千篇一律，要看什么事，给什么背景。说明事实的重要，单是本身事实不能说明，要说这件事做了帮助了什么，不做妨碍了什么，这也是背景。从前，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介绍了一种方法，叫古今中外法，当然不是什么都讲古今中外，有横的比较，有纵的比较，可以放在古今历史背景上看，放在中外世界背景上看，和古比不一定几千年前，和去年比也是古，和中外比不一定和外国比，这个部和那个部，这个厂和那个厂也是比较。除此，相关的、相反的方面联系起来讲，从纵的方面、横的方面比较，也可以使观点突出。
要把观点突出，要鲜明，除了要有布局、有背景外，还要有辩论。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中讲了好多，提出一个问题，无非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赞成要讲出充分的理由，对反对的意见要加以反驳，有个针锋相对的比较就容易鲜明。要反驳就要讲很多道理，道理要使人信服，理由要充足。还要有比较尖锐的形式，注意适当的尖锐形式和加强语气，这样可以使观点突出。如少奇同志给中央的信中讲：“我认为中央应当告诉粮食部，对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作一个统一的安排”。前面讲红薯如何……，如果没有辩论还不那么鲜明，下面就有了辩论。“过去粮食部的同志说，红薯难于调运和保存，不能制面，总不肯把红薯干作为征购的正规粮种之一。现在看来，这些意见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这几句话里可看出有了辩论，而且加强了语气。
为使观点突出：还要注意文字形式上的问题。一是标题有的可以不要标题，向中央的报告，可以不要标题，因为不需要那么鼓动，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向群众宣传、发表文章，标题就很重要。毛主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不讲究标题。任何文件都要讲究标题，好文章没有好标题不行，报纸上那么多文章，谁知那篇好，当然要先看标题，标题好的就吸引住人。只一篇文章标题好也引起人的兴趣。有时一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标题，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内容大家不定记得了，但是都知道是“乘风破浪”。可见标题很重要。其次是导语，导语是报纸上用的，逻辑上讲叫作论题，导语和论题都应放在文章的前面。叙述一件事情，讲个道理，要将要点放在前面，讲个道理要把结论放在前面，不是按照三段论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而是先结论，然后前提。叙述不是先怎样、后怎样、最后怎样，而是最后怎样，再事前怎样。当然写小说不能把结论放在前面，那样就没有人看了。我们大家都是工作，不同于看小说，大家都很忙，要解决问题。毛主席常讲一个故事，在北京有一位叫邵飘萍的记者，讲新闻学的导语，给他印象很深。如写一个某处失火的消息。说某天下午有个老太婆生火做饭不小心，街上出了事出去了，没当心，火花跑出来，过了一小时烧了起来，半小时后救火队来了，最后才知道损失了多少。如果没有导语这个新闻就要这样写，如果有导语，应当先说：那天那条街失了火，损失多大，烧了多少房子，死了多少人，这是人们最注意的，至于那个老太婆姓张、姓李，如何烧起来的等等，不是人们注意的，要寻根究底再往下看。红楼梦有一章回目是：村姥姥信口开河，情哥哥寻根究底。先要信口开河，也才好寻根究底。我们要把要点、结论放在前面，当然不是所有文章都适合这样，但大多数需要这样作，否则即比较不突出。举个例子，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头一部分头一段的头一句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接着就说到反面去了：“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第三段：“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接着说我们应当怎样，运动中免不了出偏差……。他就是把结论放在前头，至于高潮的内容、性质，详细地解释放在后头。先提出结论然后再围绕结论展开讨论。这就叫做醒目。可以叫做倒悬，就是叫人紧张。写文章要叫人紧张，结果放在前面，经过放在后面，结论放在前面，论据放在后面，这就是倒悬的姿势，就会引人注意。写文章要把结果放在最前面，把压轴戏放在前面，不象写小说，也不象演戏，我们是办事情，要开门见山。还有，末了的结论还要收得好。总之，标题、文章的开头，每一段的开头很重要。最关键的两方面就是观点和材料要统一，观点要突出。
这是我的体会，道理不一定只这么点，也不一定对。
写小说容易生动，也可以写的不生动。写文件要生动，不生动人家不愿意看，但不能象普通文学作品那样办。要生动就是要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可以增加生动性。纯粹抽象的，象算术题似的，一道道列下去，怎样也不会生动，因为全部是抽象的。我们讨论工作本来是比较抽象的东西，讲的道理、列举的数目字是抽象的，可以穿插一些具体人、具体单位、具体事实，这样文章就可以比较，可以不那么沉闷。如报纸上发表的湖北省委关于红安县委搞试验田的经验的报告，也可以换另一种写法，光报告搞试验田道理虽然也可以讲清楚，但不生动，湖北的报告中间加些具体的事情，就很生动了。乡里人到县，开始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说，“下班了”。以后城里干部下乡，他又说，“没有时间”。等了一会，他也说，“我下班了”，引了这么件事就大为生动。还提到干部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社员骂了他一顿，说“摇摇摆摆象个相公，莫把田埂子踩坍了”！单这句话还不够，又问：“你骂谁？”社员说：“我骂你！”然后再加上县委副书记说：“骂得对”！有这样的对话，印象就很深刻。这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选的好，话也很生动。典型选得好，一穿插就很生动，单讲道理，报告就减色，动员的作用也就没有这么大。加些具体事实，并且要具体到形象化的程度。如只写国家机关反浪费写了多少张大字报，这比较抽象，其中光冶金部写了多少张，这就比较具体了，如果再加上这个部昨天多少，今天多少，反右派时有多少，这就加了背景，但还没有形象，如再加上形象，什么人贴了什么样的大字报，就更生动，有了活的人，活的事。前面提到夹叙夹议，叙是事实，叙了要议论，光议论不行要有叙述，叙不仅光事实，还要有活的人、活的事、活的话，要形象。这样就显得生动。广西省委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央的批语写道：“广西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情况交代的清楚，道理说得明白而正确，文字生动而简练，使人看了还想再看。望各地各部门学习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经验总结报告。广西省委所总结的农村整风的经验也是很好的，全国各地都应当根据当地农村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予以推行。这个报告发至县委以上各级党委，并可登党刊”。这个批语是少奇同志写的，送主席，主席又加了一句：“我们希望有成百万的干部看到这篇好文章”。为什么这是篇好文章，看了还想再看，就是他引了很多农民和干部的话，而且引的这些话很生动。如果去掉这些话就不会那么生动。如在辩论前，有八死、九变、四不自由，所谓九变是：肥田变瘦田，光田变草田，勤人变懒人，懒人变更懒，肥猪变瘦猪，增产变减产，富人变穷人，肥牛变瘦牛，肥人变瘦人。诸如此类，大量这类话，很俏皮，很生动，很有趣味。当然这些话都是反面话，是坏人讲的，反对合作化的。加些具体的，并且具体到形象化，就会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文章尽管是讨论工作，但应该有感情，促进什么要有感情，反对什么，也要有感情，提倡什么，当然不是专门发挥感情，感情用事，但显不出一点感情来也不好。湖北省委关于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示原稿一般的写了一下，说这个报告很好，发给各地参照等，受到主席尖锐的批评，说是党八股，没有一点感情，是官样文章，不痛不痒。
假如一篇文章较长，如果没有点问号和感叹号，就枯燥一些，感情的变化就不大。就不大生动。最后，文字上要讲究些修词，话要通俗，难懂的话要少非用不可时要加以解释。
刚才所说的这些，不见得正确，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这样办，还要看对象，对象分两方面，一是给什么人看，二是写什么题目。还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有个例子，在南宁会议的时候，王鹤寿同志写了发展钢铁工业的材料，然后18个部同样写了发展计划，有表格、数字、说明，鹤寿同志写的比其他部门不见得更生动、鲜明，差不多，就是因为对象不同，条件不同。钢铁工业中央很注意，早就酝酿，已谈过多次，对这个问题相当熟悉，细节中央已经知道了，只是全貌还不大了解，鹤寿同志的文件有全貌，有背景，有同外国比较，有大、中、小比较就够了。其他题目，过去中央没有怎么讨论和研究，因此，从一个表上的确不易看懂。这里同时也说明一般看表格是比较困难的，写报告要多用些文字，少用些表格文章还要注意标题、导语、背景和比较。少奇同志的信如一开头就来个表格，人家就难看了，当然，这个情况还不同。有的报告形象就不那么多，如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铁路怎么发展，要搞那么多形象化就不好办，不是长篇报告，引具体人，讲什么话也困难，所以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得象湖北、广西的报告那样。但如何叫人看起来有兴趣，能够看完、看懂，方法还是可以捉摸的。文章写得长、写得短，写得详细，写的简单，要加解释不要加解释，要看人家了解的程度，什么文字要多加工，什么可以少加工，要看对象。如人代大会上的报告一般要少用难懂的话，人家提出来还得解释。从前有一句诗写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是“淡扫蛾眉朝至尊”。因为唐明皇很宠幸她，他们常来来往往，就可以“淡扫蛾眉朝至尊”了，什么可以“淡扫蛾眉”，什么要好好地多作梳装打扮，要看对象。我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看，给什么人看，要使人看下去，应该捉摸一下，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文章的话是对群众讲的，对这部分群众还是对那部分群众，是给干部讲的，是给中央写的，文章应该不同。
中央对各部写文件提出了许多要求，今后应当如何改进？我看也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六十条提出要培养秀才，要搞个计划，定下人来，定下时间。计划看些什么东西，加以讨论。把过去写的文件，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讨论一下，开会都要党组书记主持不能多，但可开几次。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找几个人成立个小组，订个计划，一年讨论几次，中央经常提出一些写得好的文件，也批评一些写的坏的文章，自己写过的文件也可拿来讨论、比较，研究典型。六十条提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抓住两头，找些比较好的、中央满意的、中央看了比较懂的文件，好的典型很多，毛主席写了很多文章、电报可以作为我们的典型。我们抓住写得好的和不好的两头，就可以带动中间。主要讨论两种典型，其他也可以参考一些书，六十条工作方法中已提出，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这些书，能认真看也可以，如果没有兴趣，也的确比较枯燥，可以当小说看，硬着头皮去看也可以，看不太懂，看一遍有个印象也有好处。还是以讨论两种典型为主，参考书为辅，组织个小组，一年认真讨论几次。大家都写文章，部长写，司局长也写，可以分开几个组，也可以有大组小组，如果一年能检查4次，我看大有希望，世界不是不可知的，客观实践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改变的，写文章是客观实践的过程，它的内在规律是可以掌握的。至于是否能运用自如，那是另外的问题。只要加强领导、订出规划，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此文是胡乔木同志9月26日在公安部所作报告的记录稿。未经乔木同志审阅，难免有错漏之处。因许多单位索要参考，故稍加整理印发各单位负责同志，只供参考，不得翻印。
1955年10月21日
在我们的公安工作上，怎样把公开的文字宣传做得更好一些？也就是说：怎样把文章作好，把话说好？这个题目很大，我没有这方面的学问，恐怕不容易一下子说得好。同时我对公安工作又很不熟悉，这就更不容易讲好。但公安工作，人人有责，以后当更多地加以注意。
听主席说：公安部的内部文件，质量一般地还是比较好的，公开发表的文章，一般地不大成熟。我想，公安机关本来是一个对内的机关，对外宣传不一定是它主要的任务，因而对外的东西写得较少。但如果写得多了就行了，所谓“熟能生巧”。
公开宣传的东西和内部的文件是有区别的：
公开宣传的东西，有的不能说，有的要多说（讲道理、做解释）；内部的东西可以畅所欲言，有些则不必讲（如：人人知道的道理）。
公开宣传的东西，须要把道理讲得更充分，不仅要作解释，而且有提出问题加以辩论的必要，要驳斥不正确的观点，甚至是敌对的观点。
公开宣传的东西，人家看不看有自由，听不听有自由，如果文章太长了，看的人负担就更大。因此就应该注意写得能够叫人看、能够叫人看下去，写得新颖、生动、引人入胜，使他看到前面就想看后面。还要注意把文章写得很清醒，使人看到后面能联想到前面。作一个报告也是如此，要使人听得满意，过瘾，要有吸引人的力量，不然，这个报告就算是没有成功。当然内部的文件，也要引人入胜，也要写得生动。但内部文件毕竟不同，比如发一个指示，别人有责任看，即令文章写得不好也要看。
对外发表文章，所用材料要绝对确凿，措词要慎重，道理要讲得妥帖。俗语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高尔基也曾说过：“写下的东西，斧头也砍不掉”。尤其是有关公安工作的东西对广大群众都有关系，所以更要求准确、慎重。涉及到国外的东西，更要特别注意，因为稍有不干净，被敌人抓住，就是把柄。当然，内部的东西也不能马虎，也要准确。但内部的东西如用材料、措词有错误可以更正。
总之，对内对外的东西虽然从原则上说没有多大区别，但因对外的东西要公开发表，所以要特别慎重。当然，有时只说一件事情，还好办，如果题目大，就要多下功夫。
以上是问题的提出。
现在讲写一篇文章应注意的要求。
总的说，最基本的是马列主义水平，在合乎马列主义的前提下，大体上有如下几点具体要求：
一、思想内容要正确。即所提出的意见、主张、方针、政策要是正确的。不管一篇文章写得怎么漂亮，如果思想内容有错误，那么，有，比没有还坏。思想正确，不等于写出来的东西就正确，思想还必须明确。常常有这样的人，思想是正确的，党性是很强的，但说明不了自己的态度，说不清楚问题，这就证明思想不明确。思想正确，思想明确了，还要有正确的表现形式。
如果思想明确了，就能用简单的话把全部思想中心要点表达出来。如果思想不明确，如讲话，既没有题目，又没段落，人家就听不明白。如写文章，自己找不到一个中心，洋洋洒洒，就象一坛子小鱼，一大片，联不起来。没有中心，就不明确。如果有了中心，就如同有了“八字由头”、“标题”、“按语”一样，然后再讲我的意见，我的理由，依照中心要点，逐步展开。
一篇文章，中心要点要非常明确，并且，要把这个中心表达明确，这只有把问题想通，才能做到。表达自己的思想，必须有鲜明的轮廓，好象桌子上摆的东西一样清楚。如果一个意见含糊不清，可以添头去尾，任人歪曲，就是不明确的。
思想正确、明确，有了中心，还要有一贯性。就是说：首尾一贯，不离题，不能前后矛盾，顾头不顾尾。要一贯就要有根据，用根据来说明自己的结论。如果没有根据，就不能自圆其说。比如我主张什么？因为什么：一、二、三、……；我反对什么？因为什么：一、二、三、……。总之是言之有据。主席说：“心中有数”。即是说不用去翻材料，根据就在我头脑中，基本根据是有把握的。有根据，才可以一以贯之，很坚定。如司机开汽车，纵操自如，完全熟悉汽车的性能。如判断一个案子是真的是假的，是大的是小的，那个是嫌疑犯，那个是重点，总是要有充分的根据。有了根据，然后才想得通，讲起来别人也就通了。如果没有根据或根据不充分，就是“心中无数”，就不能下论断，下论断，其论点也不会稳固。
二、意见要有充分的根据，也就是说要有说服力。有了事实才能令人心悦诚服。自以为有根据，能否说服人，则是另一问题。正确的、明确的思想，不一定都能说服人。要使人信服，必须要有根据，有确凿的事实，充分的道理，合乎逻辑学上的规律。
什么叫逻辑？逻辑就是说道理。逻辑有4个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这虽然是形式逻辑，但也须要学习。同一律要求思惟/维的规定性，是什么就是什么，例如是“中统”就是“中统”。矛盾律不承认同一东西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关系中既为肯定又为否定，例如说是“中统”又不是“中统”。排中律否认肯定与否定间的居中之可能，不能非驴非马。充足理由律，要求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根据，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是一篇文章一个报告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判断能否成立、主要看理由是否充分。什么是充足的理由？不一定数量多，有时有一条就够了。当然有几条理由，就说几条理由，要把理由说完，不要留漏洞。如讲镇压反革命，究竟反革命很多还是很少？活动嚣张还是不嚣张？群众警惕性很高还是不高？必须一一分析，然后才能得出必须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论断。要一条条推敲，有一点漏洞，也要把它堵死。这样才算理由充分。
要理由充分必须要有分析，有事实。举事实要注意3点：
第一要确实。事实要说得非常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公安工作，是人命关天的极严肃的工作，特别要求确实。事实一定要经过推敲，要特别准确。要做到所提事实不容有怀疑，不容有一点错误。事实是基础，是推断和结论的根据。这一点，作材料工作的同志，要特别细致特别注意。主要的经验是，一切重要发言和文章，所用材料、事例，一定要经过反复核实，一定要查看原始材料，再忙也应如此，以免错误。经过几道手、整理好了的材料，往往是不可靠的。如罗部长在人代二次大会上的发言里面举一破坏5吨气锤的例子，“5吨气锤能锻一吨的钢件，错成能锻十吨的钢件”。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材料查对确实的缘故。不要相信传言，传言是不可靠的。话可能越传越多越传越走样。往往一个重要的材料，经过一传就传的不正确了。马克思、恩格思、列宁都非常重视原始材料，他们从来不引用别人文章上引用的材料，而是亲自去查原书，就是这个道理。马克思写资本论，找过上千册的原始材料。苏联“真理报”，一年很少有更正，有着很高的威望。据说他们有一个我们把他叫做“不相信一切”的职务的编辑，专门看已编好的报纸的大样，挑错找毛病。对引用的话、举的例子，有一点可疑，都查看原始材料，加以核对。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作风，要对事情抱怀疑态度，甚至要怀疑一切，不相信一切。拿出去的东西，要件件经过推敲。尤其公安部门拿出去的东西，更要件件可靠。
第二，要有代表性。不能用偶然的个别的东西去代表一般的情况。如举一反革命破坏例子，要看它的时间、地点、条件、是否有代表性，有代表性才能用。
第三、要有说服力。必须是事实确凿，不含混、不模糊，要完全肯定。不能根据估计推论做出想当然的论断。所举事实，要经得起反驳，要从反面看一看，要从敌对的立场上想有无漏洞，要使人家驳不倒。
事实举得多好呢？还是举得少好呢？这要看具体情况。引用事实多，可以造成声势，如罗部长在人代二次大会上的发言，例子就是举得比较多的，这是为了要说服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但，有时候举多了，反会引起副作用。如夸大敌情，显得天下不太平，政权不巩固，所谓“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给敌人以造谣的机会。因此就要挑选典型的、有说服力的材料来使用。此外，还要考虑事实是否适宜于公开发表。这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对业务是否有利；（二）在政治上是否有利。要权衡利害得失。综合数字，不宜公开发表，群众性的骚乱暴乱案件亦不宜发表，因为发表了容易被敌人利用。
三、要有正确的逻辑。同一种事实，可以有各种解释，由事实达到正确的结论要有一连串的道理。要有前有后、有因有果，由一个道理达到另一个道理。我们写文章往往逻辑不全，因果关系不清。必须达到使人承认了我的事实，就必须承认我的结论，而且不能有别的结论。因此就要有分析，不能笼统。主席常说：“要有分析”，分析是逻辑的基本要求。一切事情，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列宁说：“一分裂为二。”一颗种子长出两个叶子，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反正面。因此要有正面的分析也要有反面的分析。讲道理要把正面反面都讲到，例如讲敌人的嚣张，也要讲敌人的弱点；讲我们工作的成绩，也要讲我们工作不够的地方，讲如果这样作就怎么样，如果不这样作就又怎么样，等等。除了反面正面之外，还会有许多方面，都应加以分析，把问题说清楚、说透、说全面、说周密。要有主要方面的分析，也不要放掉次要方面的分析。这就要有分类。分类是比较简单的分析。问题可分类，如工业、农业、城市、农村，道理也可以分类，如第一种意见，第二种意见；第一种怀疑，第二种怀疑……。分类要严密，要按性质，要根据一定条件，不能乱分。更重要的是推论要正确，推理时要看前面事实根据是否正确。正面判断成立了，再看看反面判断是否能成立。就是要看看我们所讲的道理即推理有没有漏洞。推理中漏洞极易发生。常常有的道理似是而非。比如内部肃反中讲机关里有5％左右是坏人，把这话推用到全国人民中去，则不妥当。因为机关与社会条件不同，并没有证明全中国6亿人口中有5％是坏人，即是有3000万坏人。但如果不注意，好象这种引用法也是言之有理的。
四、要有鼓动性。有了正确的思想，明确的思想，充足的根据，充分的理由，正确的逻辑，还不够，还要有鼓动性。只有写得生动了，才能感动人。不然，象算术教科书一样，它也有充分的根据，也有正确的逻辑，但它不生动，不形象化。很少有人拿算术教科书来做消遣的。人们都很爱看电影，就因为它形象化。怎样使一篇文章、一个报告有鼓动力量，听起来有劲，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呢？
首先，不要从头到尾光是议论；也不要从头到尾都是叙述。应是夹叙夹议，使例子和议论穿插起来，议论中有叙事，有描写。如果光是叙述，就变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平淡无味。
叙述，有生动的叙述，有枯燥的叙述。抽象产生枯燥，形象产生生动。叙述的越抽象就越枯燥。把人的形象、模样都抽象化了，就不生动了。叙述的愈具体就愈生动。要叙述的有声有色、有容貌、有神气，活龙活现。如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里面，一开头即用“象小脚女人”一句话来形容错误的方针，很形象，也就很生动，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又如我们读斯大林和一位干部谈春耕播种的那篇文章，只是那一段对话，就把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那种莫名其妙的人讲清楚了，讲生动了。看电影看戏能动人，就是因为它形象化。艺术家的头脑是形象的思惟/维。如曹雪芹把林黛玉、王熙凤形象化了。我们写文章虽不必如此，但也要有一定的形象性，以便引人入胜。
其次，议论和叙述都要有一定的波澜，一定的变化。也就是有起伏、有曲折、有轻松、有紧张。比如：先从正面讲，一下子就转到反面，即是有曲折。或开头正面讲，然后提出一联串的问题，即是有变化。在问题没有回答之前，听的人也就要跟着想一想。有波澜就是从正面到反面，从高兴到不高兴……。苏联的报告里常常在括弧里写着“全场鼓掌”或“热烈掌声”，就说明在报告里有一个插曲，是一个波澜，大家就兴奋起来，就不疲倦了。听说在室内制造一种雨声，可以治失眠，就是因为声音单调，可以引人入睡。为了鼓动，在重要的地方要集中火力加以特别发挥，特别强调。强调就是要反复地讲，着重地讲，如主席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如果不这样做，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这就要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强调有各种方法，如用讽刺、用滑稽、用比喻……以加深人们的印象。特别是长篇文章和大报告，更须注意这一点。
当然，一篇文章，首先要思想正确、明确，事实、推理正确，文章能站得住，然后再加上生动，这就叫“锦上添花”。
要作到这些，要依靠助手，要有作材料工作的。作材料工作的同志，平常要多积累材料，查对材料，研究材料。这样也能发现缺少了些什么材料。各种敌人、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资产阶级破坏活动的材料用时即感到很少，并非没有，就是由于平时注意不够。作材料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处于备战状态，养兵千日，用兵一朝，为了用，就要积累。领导上应给他们出题目，让他们整理材料，写文章，编东西。例如天主教有什么反动言论，我们如何一一反驳他们，就可以作文章。应当经常对他们有要求，给他们任务，使“英雄有用武之地”，使作材料工作的同志，得到锻炼。这样，即会培养出一些人来。还可以同报纸编辑部合作，编一些公开的小册子，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最近常看到翻译的苏联的提高警惕性的小册子，很生动。我们也可以编一些防奸反特斗争的模范故事，介绍出去，比作报告更生动。
总之，主要是要有经常工作，还要及时加以指导。
公安部门有许多是不能公开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是可以公开宣传的东西，我们要把公开的宣传工作做好。这么大的国家的一个公安部，确实应有一支队伍专门从事此项工作。
来源：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翻印，195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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