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2-10 作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 王任重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王任重认为，河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的错误，或者说是左倾蛮干的错误。也就是说，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出现的一种偏差，可以说是严重偏差，但不是路线错误。
王任重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他说，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河南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向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一个是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头脑不冷静了，不那么谨慎了，骄傲了，不那么谦虚了，不那么实事求是了，有点飘飘然、昏昏然。头脑昏起来以后，就办了一些违背常识的事，什么高产七千多斤小麦卫星，什么一个专区日产一百二十万吨铁，全世界也没有日产那么多呀！当时脑子热得厉害，发烧达到四十度，把敢想、敢说、敢做变成了胡想、胡说、胡做。再一个错误是办人民公社中搞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积累过多。还有什么并村、集体住宿、什么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敞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都是过「左」的政策。1958年下半年浮夸很厉害，把产量估得那么高，收购搞得过多，群众就挨饿。群众挨了饿，还不相信，就又反瞒产。1959年反瞒产是相当普遍的，这是由于我们刚开始办人民公社，没有经验，政策界限不清，才犯了一些「左」的错误。
1958年11月 1959年2月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浮夸，批评了弄虚作假，要求压缩过分膨胀的脑筋。第一次郑州会议解决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是解决从小集体到大集体的过渡问题，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同志们坚持说，河南省委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主席出来纠正了这些错误，而河南没有执行，或者说执行的很少。如果说河南省委执行的不是那么坚决，不是那么彻底，比别的省差一点，这是事实。如果说没有执行，我看不符合事实。同志们不是说浮夸吗？1958年确实很浮夸，估产七百零二亿斤，可是到了1959年落实到四百五十五亿斤，虽然落得还不实。但总是想落实吧。这个时期河南省委所犯的错误和全国各省是有共性的，是一般性的，最多是比别的省浮夸大一点、多一点，「共产风」刮得稍微大一点。也就是说，河南省委在执行党的政策中间和兄弟省犯了共同性的错误，或者说比别人的错误大一点、多一点。
河南省委比较严重的错误发生在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这一段是省委犯错误最严重的时期。河南省委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反右倾扩大化了。有些同志不是右倾，人家是实事求是，无非是指标低一点，就当成右倾反了，这当然是错误的。有些同志有点右倾思想，并不严重，也当成右倾机会主义或严重右倾错误反了，批判过火了。党内的斗争，包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应当采取治病救人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可是在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就发生过打人的事情。到了下边开干部会反右倾打人更多，这种事情应该批判，应该制止。即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不能打，打就是不对的。把反右倾扩大化，有的地方发生打人，一直发展到把人打残、打死，省委没有坚决制止，这是不对的。还有一条，就是没有划清界限，什么是右，什么是「左」。应该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嘛！郑州会议以后，大家都在纠「左」，有的纠正过来了，有的还没有纠正过来，应该反正确的东西坚持下去，把右华反掉，把党的政策贯彻下去。可是因为界限不清，结果把某些正确的东西也反掉了。自留地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吴芝圃在1959年6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讲过的，自留地要贯彻，入食堂要自愿，可是一反右倾，正确的东西也被取消了，不是右也当成右反了，这就是界限不清。
更严重的是把1959年的农业情况估计错了。1959年本来是大旱灾，把减产当成大丰收，估产455亿斤，把产量多估了差不多一倍。这一年是河南浮夸嘛。全国其他省是不是还有浮夸呢？是不是还有估产偏高的呢？我说还有。可是据我所知，像河南估产这样高，离实际这样远的确实不多。全国也不过有二三个省。1958年还有共同性，1959年就有特殊性了。高估产就要高征购，高征购当然完不成，因为明明不增产而是减产嘛。我到光山去了一趟，那个地方稻谷亩产二百斤，按六百斤估产、征购，把粮食都购光也完不成，完不成就反瞒产。征购不仅过头，而且把口粮、种子、饲料都购光了，还要反瞒产，坏分子就利用这个东西作为残害人命的手段把人打死，把人逼死，把人饿死！灾荒当成丰收，把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进行，搞不出粮食就是右倾，右倾不仅要批判，要罚站，要罚跪，要围起圈来斗争，要推、要打、要拔头发、还要打死，坏分子兴风作浪，造成恐怖，人人自危。大错误就这样犯了。「光山县群众说那时候是黑暗世界，是恐怖世界，我看说的不过分。」
王任重在对1957年以来河南省委的工作做了历史回顾之后说，我想应该得出正确的答案。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的路线的，但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半年时间内，「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另一方面，对全省工作怎样估价呢？成绩与缺点错误应该各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成。」这能说是路线错误吗？
王任重强调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该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同样是在省委领导之下，为什么信阳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别的地区没有死那么多人呢？是不是省委给信阳专门发了一个指示，叫他那样反瞒产，叫他户户不准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流呢？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省委就只能负全省共同性问题的责任，省委发过指示的问题省委负责，省委没有发过指示的，他们在那里乱出花样，为非作歹，特别是敌人干的事情，省委不能替他们负责。
省委负什么责任呢？第一，估产过高，征购任务过大，这样的事情省委事前不了解情况，没有防止。第二，反瞒产打人、死人，事情发生以后，省委没有及时制止。第三，省委已经了解死了大批人，没有彻底揭露、彻底解决，把问题拖下来了，解决得晚了。这三条路线的性质是什么呢？是属于官僚主义的性质，是政策过「左」的性质。估产过高，政策过「左」，同意了反瞒产，不了解情况，对坏分子违法乱纪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坏人，姑息养奸。当然，不是有意识把敌人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而是没有彻底揭露这个问题，是官僚主义。第四，中央检查这个问题，省委有一段不是大胆暴露、彻底解决，而是掩盖这个问题，怕事情搞大了，自己下不了台，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省委的责任和路宪文、马龙山之类那样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是性质不同的。王任重特别强调：河南省委在信阳事件问题上的错误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是对阶级敌人丧失了警惕性，执行了过「左」的政策，对违法乱纪分子、坏分子姑息养奸、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怕揭疮疤。可是要叫省委替反革命负担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的全部责任，是不合情理的。
王任重这段话的重点是，承认河南问题严重，光山等地成了黑暗恐怖世界，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下犯了左倾错误，但信阳大量死人，省委不负主要责任。
由于1959年以来，河南省连续发生了长葛县的坡胡问题、密县问题、豫东问题、信阳问题，以及人口外流、浮肿病等严重问题，所以会议代表在讨论的时候提出河南省委向中央封锁消息，使河南成了独立王国。
王任重对此认为，上述的几个问题，河南省委向中央有报告，不能说是封锁中央。但是河南省委的错误是如实反映缺点错误不够，对缺点错误总是七分析、八分析，把它们减少一点。当然这里也有认识问题，确实有盲目乐观，以为缺点没有那么多，分析分析就缩小了。也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河南先进呀、红旗呀、把缺点错误一报有点丢人哪！怕丢面子，掩掩盖盖么！这是错误的。在省委不少会议上和给中央的报告中，吴芝圃和省委的自我批评精神是不够的，缺点错误得不勇敢。报喜报得很快，也报得很多，报优的时候就不那么痛快，是有点报喜不报优！这是一种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对党不忠实的表现。如果说河南省委有另外一种路线和中央相对立，那就是独立王国，就是反党、反中央。既然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没有另外的一条错误路线，而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那就不是独立王国，不是反党反中央。
在会议召开期间，王任重还专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死官僚」的讲话。毛泽东说，「死官僚」就是见死不救、屡教不改，成为敌人的间接同盟军，和敌人和平共处，被敌人利用，造成党和人民的严重损失。
王任重说要以这个定义来看河南省委，1959年春天，发生豫东饿死人事件，省委立即拨粮食，采取十大措施安排群众生活，这就是见死不救吗？不能这样说。当然河南省委在处理豫东问题上有错误，没有严重正视这个问题，没有提起全党注意，从中吸取教训。如果这样办，1959年冬的信阳事件就有可能避免。豫东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小信阳，小信阳没有解决好，就出来一个大信阳。如果信阳事件还不彻底解决，还一直这样搞下去，一定会变成河南事件。一个指头烂了不纠正，会烂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甚至会烂掉全身。
王任重认为，省委在小信阳问题上有严重错误，但省委对信阳问题是不是见死不救呢？自从发现了征购透底、逃荒、浮肿、死人问题以后，省委是不是采取了措施？应该说是采取了措施的。1959年12月20日，吴芝圃在会议上讲，不管任务完成或者没有完成，一律宣布停止征购，不要搞反瞒产，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所以从12月以后，信阳的严重情况有所缓和。当然还有错误，在安排生活中挖「潜力」，实际上还是反瞒产。这是错误的。但是省委一批一批地不断拨粮食，食堂开伙。因此，省委对信阳人民不是见死不救，而是救得太迟，不够有力。
王任重说，省委的领导作风说什么性质比较恰当呢？说普普通通的官僚主义不那么恰当，说死官僚也不像，我看是「严重的官僚主义」。
会议上有一部分同志认为，通过信阳事件，可以充分看出，河南省已经变成阶级敌人，是打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因此省委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
针对如此尖锐的问题，王任重说，所谓打进来的阶级敌人有两种：一种原来就是阶级敌人，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坚持反动阶级立场，采取伪装积极、伪装进步、或者收买拉拢我们干部的方法混进党内来，当了我们的干部，这就叫打进来。还有一部分是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原来的阶级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地主出身还是地主立场，反革命家庭出身还是反革命立场。伪装进步，混进党内，不是为党为人民办事，而是千方百计的地采取明的暗的方法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也算打进来的。
至于地主、富农出身，但是思想已经改造或者基本上改造了，还有一点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这是难免的，这是革命者，不是敌人，不能说地主富农出身就是敌人。吴芝圃确实的地主出身，从大革命到现在几十年，到底他为地主服务，还是为无产阶级、为农民服务呢？应该说是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服务的，不能说他执行的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政策。
所谓拉出去的敌人是指蜕化变质分子，即指不是无意之中用了敌人，用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是麻木不仁和敌人和平共处，而是和敌人勾结在一起做坏事。如光山一个县几千人被活活打死，这不是敌人是什么？反瞒产以后没有饭吃，不准写信，不准逃荒，不准要饭，不准挖野菜，不准冒烟，食堂又不开伙，这不是敌人是什么？光山县打死人的刑法，除了农村没有电而没有用电刑以外，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用过的刑法，他们都用了，这样惨无人道，不是敌人又是什么？路宪文的创造是把五类分子组织起来打党员、打干部、打贫雇农，反瞒产。为什么别的地委书记没有他那么聪明，没有发明创造出这个东西呢？全国各地哪里有这个办法？把五类分子集中起来，叫他们吃得饱饱的打党员、打贫雇农、反瞒产。这个发明不是敌人又怎么解释呢？
光山县硬是把一百多个小村子的贫农、中农全部饿死，而地主、富农、五类分子都好好的。地主阶级的政策路宪文贯彻得很好！信阳地区那么多反革命复辟，县委书记中那么多人烂掉了，打死那么多人，饿死那么多人，路宪文完全不了解吗？路宪文对待中央和省委是什么态度呢？一听说省委要去检查了，在二十里以内把病人赶走，把新坟平掉，把村子平掉，把民兵和公安人员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老、弱、瘦牛都赶开，布置发粮，食堂开伙，叫群众吃干饭。这是什么性质？是争名夺利、个人主义吗？不，这是反革命。
有人说对省委太宽了，既然省委不是死官僚，路宪文也不是死官僚，起码路宪文不是敌人。如果这样说，马龙山也不是敌人了，因为他执行的是省委的反瞒产政策嘛！能不能这样解释呢？我看不能。要说路宪文、马龙山因为执行省委的反瞒产政策，信阳地区就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别的地方也反瞒产，而没有死那么多人呢？难道反瞒产就要死那么多人吗？说路宪文不是敌人，不能说明信阳地区的特殊性是什么，也不能得到教训。
省委是不是有错误？确实有错误。省委几个领导同志的错误，应该说是进了城，官作大了，有点忘本了。这不仅是吴芝圃要警惕，我们大家都要警惕。
信阳事件在会议上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义愤，听说死了那么多人，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
王任重说光掉眼泪不解决问题，应当接受教训，所谓接受教训，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认识问题，也就是思想方法是的问题，即主观主义问题；一个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即个人主义问题。可是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因为个人主义作怪才犯错误呢，还是主要因为思想方法问题才犯错误呢？吴芝圃讲，他的动机是好的，为了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所以想快一点，结果事兴愿违，犯了大错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你什么动机好，你就是个人主义，争名夺利。这样的看法到底符合不符合吴芝圃的客观实际？吴芝圃的客观实际他自己是清楚的，可是现在他讲大家不相信。我们把吴芝圃作为一个客观方面，我们算个主义方面，分析一番。据我看，他的动机还是好的。犯错误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唯物论，离开了办证法，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那么个人主义有没有呢？是有的，夹杂有若干个人主义成名，愿个人的虚名。人家说河南几句好话，就有点洋洋得意，缺点不大愿意说，也不愿意讲。
王任重反复强调，关键的问题是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问题厅解决。他说，我不是在这里袒护吴芝圃，也不是替他打掩护，说他没有个人主义。可是我们工作中犯了错误，说主要是个人主义，这样作结论是得不到教训的。
王任重在分析河南省委犯错误的原因时说，有的同志背这么一个包袱，说河南是先进省，河南是红旗省。现在河南当然不是先进省、红旗省，是全国问题比较严重的几个省份之一。那么，过去河南是不是先进省，红旗省？我看也不是，这是自封的。河南在1958年有没有先进的东西？确实有一些先进的东西，有一些发明创造。比如说，河南大办钢铁，尽管虚假很大，放日产一百二十万吨的假卫星，这是坏事情。可是，到底这几年河南炼铁是多呀，煤产的是多呀，在中国几个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也是走在前面的几个省份之一。还有，人民公社出在河南，查岈山人民公社章程是从查岈山出来的。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指定陈伯达、李友九起草查岈山人民公社章程，河南省的同志对人民公社确实有贡献。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带了头。可是不要认为这是世界第一，全国第一，这是我某人的一大功劳。河南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刮了「共产党」，大刮特刮，怎么说河南是第一，成了红旗呢？一个人不要贪天之功，不能功劳都背到自己身上。同时，也不能把大跃进的功劳归纳为反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
王任重还认为，力争上游和争第一不是一回事。尤其是对周围的省，人家那一件搞得比自己好一点，就不服气，人家搞得不如自己，心里就高兴，这种情绪没有共产党员的味道，完完全全是个人主义的东西，是丑恶的，可怕的。你说吴芝圃一切东西都是弄虚作假，都是为了个人名利，我看不是这样，主要是思想方法有问题。骄傲自满的人，是心胸狭窄的人，是没有气量的人，是眼光短浅的人。河南省委的同志，就是做出了一些成绩，骄傲了，不谨慎了，因此犯了大错误。
在会议上有人说，吴芝圃顽强得很，固执得很，死不回头，急急忙忙往前闯，咬紧牙关闯关，闯破了头还要往前闯。
有的人批评吴芝圃眼睛一闭一百五十万吨钢就定了。有的批评吴芝圃，1959年粮食估产中，吴芝圃不请计委、粮食厅的同志算帐，自己心血来潮，首先肯定四百五十五亿斤不能变，谁说少就是右倾。
王任重对此认为，这主要都是盲目乐观在作怪。自己盲目乐观，脑子冷不下来。吴芝圃知道他家乡的麦子亩产没有三百斤，只是一百多斤，而别的地方怎么搞到三百甚至五百斤呢？可以怀疑一下。河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能说饿死人也不向中央要粮食，这是不对的。可是，吴芝圃和河南省委的同志，对困难始终是轻描淡写，对成绩讲得很多，对光明前途讲得很多。盲目乐观并不是好事，已经有了血的教训。
说河南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左」倾蛮干的错误，也就是说，在执行中央政策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
王任重把这些观点归纳为：
（1）「左」比右好。据说河南的同志在实践经验中有这么一种感觉，犯了「左」的错误无非是挨几句批评，犯右的错误就不得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要永世不得翻身。从实际经验看，「左」也是破坏党的政策，右也破坏党的政策。其危害性是一样的，不能说哪个危害更大一点，哪个危害小一点。
（2）怕泼冷水的问题。纠正偏向是不是泼冷水？如果实事求是，分清界限就不是泼冷水。第一划清界限。第二领导要承担责任，要分析错误来源，分清领导上负什么责任，下边负什么责任。比如说高指标，这是从省委来的，下边顶多加个码，你说他弄虚作假是错误的，下边弄虚作假上边高指标、大任务压出来的，一催、二压、三许愿嘛。第三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
（3）吴芝圃的「不倒」。不倒就是说上去了就不要下来。犯了错误不去揭露，不去承认，不去坚决纠正，闷着头往前闯，闭着眼睛往着闯，是闯不过去的。公社化上去了，公社所有了，就不愿退下来；大队核算不愿意变到以原高级社为单位核算；供给制搞了，就不愿意改一改。现在河南不下来行不行？我看非下来不可。
（4）指标越高越好。什么指标越高越好，什么征购越多越好，什么先下手为强，都是不对的。如河南1958年那样的年成，征购五十亿斤合乎实际，结果搞了八十亿斤，有了三十亿的透底。马克思主义讲条件讲限度，一切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错误的。
来源：乔培华《信阳事件》(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第210-221页。
来源：乔培华《信阳事件》(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第21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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