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1-18 作者：《甘肃日报》社论
《甘肃日报》社论临洮县四干会上制订明年生产规划的时候，提出要在原有117万亩播种面积内，退耕31％做为种草或轮歇，只留下61％即80万亩耕地种植粮食及经济作物，以少种多收的精神，集中精力务好基本农田，争取在今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明年再翻一番以上的增产指标，这一大胆的耕作制度的改革，是富于革命精神的。少奇同志在视察江苏时指出：“种得少，种得好，但是收得多，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最近闭幕的内蒙古和西北四省区秋季农业协作会议也提出：要本着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决定退耕一部分土地，建立基本农田制，集中力量种好基本农田。各地必须大胆革新，坚决贯彻这一农业生产方针。
所谓“基本农田”制度，就是要采取革命的方法，停耕一部分不适宜种农作物的耕地，还草还林；保留一定数量的优等地，然后集中人力物力，加工管理，实行精耕细作，用种的少，种的好，收的多的办法代替以往广种薄收的习惯。
贯彻这样的少种高产多收的农业生产方针有什么意义呢？少奇同志指示：“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帐，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对此，我省今年出现的几百万亩大面积丰产田和高产卫星，提供了很多资料。以武威县金羊乡五一农业社为例，今年种的高产小麦，每亩施肥75，000斤，共用人工61．8个，亩产4，665斤，而当地一般田，每亩施肥4万斤，用工35．6个，亩产1，200斤。二者相比，种高产田每一工日收小麦75．5斤，种一般田每一工日收小麦33．7斤；种高产田每16斤肥料生产小麦1斤，种一般田每33．3斤肥料才生长小麦1斤。如一个劳动力一年出动300个工日计算，种高产田可种4．85亩，全年收入22，600斤，种一般田可种8．4亩，全年收入1万斤，相差1．2倍多。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一条规律：种的少、种的好，省水，省肥，省土，省籽种，省劳力，而且收的粮食多；种的多、种的粗，费水、费肥、费土、费劳力，而且打的粮食少。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把武威金羊乡的例子，拿来就全省情况粗略算几笔帐，第一笔帐：今年全省共施肥6，000亿斤，如按高产田的标准每16斤肥料生产粮食1斤计算，应该生产粮食370亿斤，而今年全省实收只有200亿斤，差了170亿斤，也就是说浪费了2，720亿斤肥料。第二笔帐：以高产田的标准，每一个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22，600斤，全省以400万劳动力计，应生产粮食904亿斤；以300万劳动力计，应生产粮食680亿斤。而今年实产只有200亿斤，相差480亿斤到704亿斤，也就是多用了210万到310万劳动力。第三笔帐：今年全省实种4，938万亩粮食作物，如以金羊乡高产田的种法算，今年实收的200亿斤粮食只有430万亩地即可，明年就是翻两番，达到800亿斤粮食，有1，710万亩地也就够了，也就是说耕地缩小三分之二，总产量也能提高4倍。另外，种的少还可以大量节省用水，可以保证基本农田的充足水量，保证粮食增产。因此，根据我省地广人稀，地力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劳畜力不足及三料俱缺的特点，退耕一部分土质瘠薄、水利条件不好、水土流失严重、产量过低的土地，集中精力种好基本农田以保证粮食的高额增产，是十分必要的。
全省共有耕地面积近6，000万亩，以农业人口算每人平均有耕地5亩以上，个别地区甚至有每个劳力负担30亩以上的现象。在农业生产上长期习惯于耕作粗放、广种薄收，因此，不能精耕细作，更不能抵抗自然灾害的侵袭，产量很低。个别地区，好年成每亩收不到百斤，遇到灾害有时连籽种也收不回来。所以，认真总结今年高额丰产经验，依照当地条件，改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有计划地退耕一部分土质瘠薄、水利条件不好、水土流失严重、产量过低的土地，是农业生产战线上执行总路线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同时，今后人民公社的生产，要贯彻工农业并举及生产与交换并举的方针，而少种高产多收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腾出大批劳动力来保证公社内贯彻两个并举的实现，从而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农业工业化，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另外，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就可以抽大部的耕地大量种草，发展畜牧业；可以大量发展经济林木，实现园林化。这样就有可能逐渐改变农村面貌，逐渐消除城市与乡村的区别，给走向共产主义创造又一有利条件。
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好得很，但是有些人还不敢下决心贯彻这一方针。“怕灾害”就是这种人的顾虑之一。他们说“种的少了遇到灾害怎么办？”其实，这正是他们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意义还未了解。我们所以要少种，就是要种的好，通过精耕细作，来保证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个精耕细作本身就包含着能够抵抗自然灾害的内容。由于种的少，就有可能保证充足的水量，这就抗住了甘肃为害最大的干旱；由于种的少，就有可能加强田间管理，从而又防止了冻灾、病虫害的侵袭。相反，种的多，势必照顾不过来，水也得不到充足供应，抵制灾害的力量也就相对的小了。还有一些人，他们嘴头上也承认这个方针好，但被习惯势力所束缚，认为广种薄收的习惯一时还改不了。这又是一个认识问题。所谓习惯，就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一定的社会制度下长期形成的一种惯性。在以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在分散的、零碎的土地上用极端落后的工具进行生产，没有办法，只有采取广种薄收的方法，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习惯。但是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下，生产水平空前提高，旧的习惯业已丧失了基础；同时，习惯也有好与不好的差别，好则留，否则弃，少种高产多收，既省水，省肥，省劳力，又能增产，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只要向群众讲清楚，群众一定会拥护的。
少种高产多收是在农业战线上正确执行总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各地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这一方针。但是，也必须看到，要想冲破历史性的广种薄收的习惯，必定有一场尖锐的斗争，必须开展群众性的大辩论，让群众从历年来尤其是今年大跃进以来的切身体验中，算一算帐，了解一下到底那样划的来，从而使广大群众深刻了解少种高产多收的重大意义，并为完成这一改革而积极努力。同时，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贯彻，必然牵涉到农业生产上的许多问题，诸如种得少了，但怎样才能保证种得好，收得多，退耕一部分的土地如何处理，等等，这些也都要在群众中展开深入的大辩论，并同制定各公社明年生产规划的同时，共同研究，全面安排，确实做到指标到队，措施到地，责任到人。
1959年是苦战三年改变甘肃面貌的决定性的一年，粮食产量要在今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以上，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有了干劲十足的广大群众，有了今年大跃进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有了公社化的基础，只要正确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就一定可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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