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3-11-19 作者：[待确定]
麻城县委供稿 湖北省麻城县丁家坳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结束对敌斗争，解决了敌我矛盾以后，从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入手进行了“四清”工作。
从丁家坳公社的情况看，“四不清”的问题是严重的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共四百九十六人，其中手脚不干净的占64.5%。1962年以来，共贪污现款三千三百零九天，挪用七千九百五十二元，偷盗粮食一万一千五百五十斤，多吃多占粮食二万零四百七十斤、棉花八百三十八斤、油脂三百一十七斤、布票一千四百三十四尺、工分六万七千五百四十三分，铺张浪费现金八千八百二十元、粮食六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斤。合计现金四万九千四百四十一元，平均每户三十六元；粮食九万五千九百一十四斤，平均每户近七十斤。另外，群众性的瞒产私分粮食八万三千多斤；错记漏记工分十二万多分。几年来农具、用具丢失二千四百三十一件。干部中有六十三人参加过投机倒把活动，获利六千三百多元。
工作队和公社党委认识到，进行“四清”是提高干部和群众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主要阶级。在这一段，只有在第一段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把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再提高一步，“四清”才能清彻底。因此，必须先清思想，而且必须先从干部的思想清起。
干部开始对于“四清”存在着许多思想顾虑。他们说：“社会主义教育是从敌人开刀，从干部落脚。”他们怕斗争，怕处分，怕退赔，此外不怕不实事求是，怕“交了金儿要金粮”，怕丢人，怕领导不信任，等等。还有些人存在着抵触情绪，抱着挨整的态度，打算“四清”以后不再干工作。
根据上述情况，公社召开了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原原本本地宣读中央有关决定，大讲“四清”的意义、方针、政策和基本作法；大讲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并且讲清不追逼，不斗争，有一般问题的不予处分，就是问题较大，只要彻底交代，坚决改正，也不予处分，或从轻处分。这些问题一经交代清楚，绝大多数干部就解除了顾虑，端正了态度。接着从总结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入手，使干部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并肯定他们坚持办集体经济的成绩；再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进行新的诉苦活动，即引导干部诉资本主义单干道路的苦，向干部进行两条道路的考试，提高他们社会主义觉悟，启发他们自我革命。会议开了七天，有五天是回忆对比，诉苦挖根。诉苦越深透，干部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就越高，交代“四不清”的问题就越大胆、赵彻底。许多干部认识到翻了身当了干部，但多吃多占忘了本，挖了集体经济的“墙脚”，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他们边回忆，边诉苦，边检讨，自觉地交代了许多“四不清”的问题。
三级干部会后，各生产队抓住群众要求，大张旗鼓地宣传“四清”政策 ，大讲“四不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大讲两条道路斗争，大讲巩固集体经济，并且专门用一段时间，采取回忆对比、诉苦挖根的方法，对群众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具体作法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由工作队干部、支部党员和正直的贫下中农一起，逐户进行阶级分析，明确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再由基层干部串连发动，三比三诉，即比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诉单干的苦；比供销社，诉商业资本投机倒把的苦；比信用合作，诉高利贷盘剥的苦。先个人诉，再全家诉，然后集中诉。先贫下中农诉，再中农诉。从生活入手，进而对比生产。回忆家史、村史、社史。社员诉起过去的苦，记忆犹新，感到旧道路可怕。因此，一经对比诉苦，就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教育运动，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认识到人民公社是靠山，集体经济是命根子，并积极起来向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干部和社员也就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起搞好“四清”，巩固集体经济。
在干部群众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以后，公社和工作队就发动干部、群众摊帐清理，彻底进行“四清”。先由公社、大队干部在社员代表会上，生产队干部在群众会上，揭露“四不清”的问题，交代自己“四不清”的包袱。一些驻队的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在社员代表会上检查时态度诚恳，不仅一次放完了自己的包袱，检查了思想，还当场提出一部份赃款赃物，表示决心回头，并恳切地要求社员一齐起来清理“四不清”问题，帮助干部洗澡。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这样做，不仅带动了生产队干部放包袱，还感动了社员，消除了有些社员不相信能把“四不清”搞清，怕报复等疑虑。
干部放包袱以后，摊帐清理和发动社员同时进行，摊帐的方法是：大队一级的，由做“四清”工作的同志把各项收支帐目一笔一笔地开出，印发各生产队查对；生产队一级的，就一笔一笔地念给社员听，一户一户地核对工分。帐目一摊出，就发动群众揭发、查对。这时，公社和工作队强调让群众把意见讲完讲透，帮助干部洗手洗澡，改正错误。在方法上是先背靠背再面对面，所谓背靠背，就是社员揭发、查对时不当干部的面，这样作的好处是社员没有疑虑，还可避免出现顶牛的局面。所谓面对面，是把社员提出的意见由做“四清”工作同志集中起来转给干部，并召集干部开会，进一步提高干部的认识，再放包袱；一时还未弄清，干部又不接受的意见，暂不答复，等查清以后再作交代。少数干部，如果社员意见很大，还要在小型的贫下中农社员会上直接地听取批评。各大队、生产队都用这种办法，搞了两三个回合。因此，问题越弄越清。如四大队摊帐三次，发动群众揭发、查对三次，社员共提出意见一百条，原先干部没放的问题都查出来了。
经过摊帐清理和发动群众揭发、查对，绝大部份干部都把包袱放下了，但是少数人还有包袱未放(都是贪污问题)。为了促进这些人放包袱，公社和工作队采取了用知心人个别发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顾虑。看起来，这是个老办法，但是很有效。十大队七生产队的管财经的队长、保管员、会计三人集体贪污了六百多斤粮食，群众提供了线索，工作队干部启发他们放包袱时，他们一口回绝：“再没有了！”原来他们怕“交出金儿要金娘”，三个人订了攻守同盟。工作队干部了解到这个队长最相信大队长的话，保管员和一个贫农代表知心，于是便发动大队长和那个贫农代表去和他们谈心，交代政策，解除顾虑。结果，这个队长先交代了，其他两人也放了包袱。
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彻底弄清以后，在分析危害、查出原因的基础上贯彻政策，划清界限，民主处理干部的“包袱”和退赔。
为了划清界限，团结干部，贫下中农组织和干部共同学政策，划界限。根据党的政策精神，大家共同划分的界限是：集体铺张浪费、瞒产私分等，只由干部作深刻检讨，不退赔；干部贪污盗窃、超支挪用、多吃多占、反机倒把和使用集体人工劳动的收入，要由干部个人负责，但其中在退赔上又有区别：贪污、盗窃、私自挪用集体现金、投机倒把获得的暴利和使用集体人工劳动的收入，因为性质恶劣，一分钱也要退；多吃多占的东西，根据数量和情节，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全退、少退或不退，多占的实物，不退的要按国家牌价作价给钱；超支不在退赔之列，按正常的分配程序处理。根据这个界限划分，全公社的损失，应由干部个人负责的有一万四千一百一十四元，占损失总数的28%强，其中决定退赔的有一万一千九百零七元，只占损失总数的24%。这样落实定案，民主决定干部退赔项目和数目，干部满意，群众也觉得合情合理。
划清界限，确定退赔数目之后，人们的注意力马上转到退赔问题上。干部到底退不退？什么时候能退清？社员耽心干部嘴上说退，实际不退。有的贫农说：“那几个钱是小事，但干部不退，就不晓得吃了资本主义的亏，怎样改得了！”而在干部中，也确有少数人对退赔表现得迟疑不决，他们说：“零拿整退，怎样退得出来？”有些干部家属，对于退赔也感到“肉痛”，丈夫一提退赔，老婆就吵，个别的整日哭闹，吵骂不休。有的干部“不怕别人千方万语，就怕爱人眼睛一鼓”。
面对这种情况，公社强调作好干部及其家属的思想发动工作。提高干部的方法，是开好干部会，挖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的根子，分析它的实质和危害，讨论退赔的好处。三大队的干部在会上挖掘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的根子时，一致认为是不劳动或劳动少、收入少，才想“鬼板眼”！什么人不劳而获？是地主、资本家；自己不劳动，又贪污又挪用又多吃多占，到底变成了什么人？这样一分析，干部们连连说：“要不得，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大队会计钟秀华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才清楚，社员偷摸集体的东西，原来是我们带的头，这样下去集体经济怎样能巩固？”一提到集体经济不巩固，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就想到单干对他们的威胁。“退，坚决退，退赔就是和资本主义分家！”“退了，才能巩固集体经济！”“退了，一身轻快，人前说话大胆，背后也不疑神疑鬼，在群众中也有威信！”大家越讨论越明确，也越兴奋，当场就订了退赔计划。三大队如此，其他大队也是这样。此外，公社党委还召集各大队支部书记开会，专门讨论对退赔的认识问题。
在提高干部的同时，对干部家属也加强了思想发动工作，发动的办法，还是启发他们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提高他们爱护集体的觉悟，说明退赔就是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同时，反复交代政策，肯定干部工作成绩，解除思想顾虑。二大队大队长商南台的叔父和老婆，原来是不支持他退赔的，骂他“没脑筋”，不让他再当干部，经过发动，就不再吵闹了，他的老婆还说：“丈夫有错，妻子有过。”拿出两匹土布和现金，帮助她丈夫一次退清了贪污挪用的款子。
工作队和公社党委对大队主要干部的退赔作了一次审查，看有无畸轻畸重的现象。开始退赔时又是公社干部先退，从上到下，层层带头，大队干部在社员代表大会上退，生产队干部在社员大会上退，会上让代表、社员充分讨论，审查有无遗漏。干部手头缺少现金退赔，是个实际情况。为了不使他们在退赔以后无法生活，采取的办法是：一次不能退完的，由代表会、社员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分期退出的期限。据统计，全公社要退赔的干部共有三百四十人，应退款一万一千九百零七元。在社员代表会或社员大会已退六千二百二十八元，占应退数的52%，余下的，多数人计划在今明两年退完，个别的到后年退清。这样退赔，群众满意，干部也满意。社员说：“这回没斗争，退的倒快，真没想到！”干部说：“退了不义之财，一身轻快，晚上也能睡着觉了！”
工作队一进乡就抓干部参加劳动，这次又结合“四清”工作，进一步狠抓干部参加劳动。开始时，有些干部对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认识不足，对于因参加劳动少了而造成“四不清”的道理理解不透，甚至说：“我们的任务是做工作，不是打长工。”“工作是目的，劳动是手段。”组织干部学习中央有关决定，联系实际深入讨论以后，大家认识到：“由于几年来参加劳动少了，思想起了变化，光比吃、比穿、比玩，到处抓不义之财”，“不劳动就慢慢忘了本”，“这样下去，就成了国民党的保甲长！”在此基础上，以社建立了参加劳动的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公社干部平均每人劳动四百多分。现在干部“有说有做”，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四清”中揭发出来的情况表明，要想以后不再发生“四不清”现象，除了加强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外，还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干部贯彻执行勤俭办队用民主办队的方针，并督促干部加强劳动。为此，公社在处理干部经济退赔以后，紧接着展开了建立制度的活动。根据“四清”中查出的漏洞，在大队一级主要是健全财务帐目、财务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在生产队一级，除前述三项外，还有农具、工分、山林、竹园等管理制度等等。建立规章制度的方法，是从总结“四清”成绩，进一步分析“四不清”的危害入手的。这种做法，不仅使干部、群众认识了制订和执行制度的重要性，还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有关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教育。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民主制订制度，一般作法是：先由贫下中农组织讨论，再由社员代表会、社员大会讨论决定。订立制度时，有些贫下中农耽心干部不执行。他们说：“经是好经，不念还和没有一样。”为此，在制订制度以后，又专门召开干部会，讨论带头执行制度的重要性。干部认识提高了，遇到和制度有关的事，当即按新制度执行。
在“四清”工作结尾时，群众中的投机倒把活动、偷盗等问题，专门用了一些时间进行解决。办法是回忆对比，分析危害，进行自我教育。在提高思想觉悟以后，社员把过去拿摸的农具、用具等公共财产，自动地交给集体，只四五天时间，共交还一千六百四十八件，占丢失总数的77.6%。
来源：1963年11月1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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