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2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 中共诸暨县委
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中共诸暨县委我们在枫桥区的七个公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运动中的对敌斗争，是在干部初步洗手洗澡的基础上，专门划出一个阶段来进行的，每个大队大约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这七个公社共六万五千人口，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九百一十一人。开始的时候，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逮捕四十五人，经过发动群众，向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开展了说理斗争，没有打人，也没有捉人，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
运动中揭发出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严重的。七个公社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一百六十三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九。有的记变天帐，写反动诗；有的倒回土地房屋；有的扬言杀人，甚至在工作队进村之后还公然殴打贫农社员。更多的则是利用酒色财气腐蚀支书、队长、会计、治保主任“四巨头”，用迷信活动和宗教关系分化瓦解贫、下中农队伍，以及煽动分地到户、破坏山林，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集体经济。
敌人猖狂进攻的大量事实，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也激起了强烈的义愤，要求政府严厉制裁。特别是不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逮捕一批，有的要求马上把人捕走，“上交政府”。他们说：“这种人不进监牢，就没有犯法的人了。”很多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还主张对四类分子一律斗争一遍，说：“有破坏的敌人应该斗，没有破坏的内心也刁滑，也应该斗”。而且说“要斗就武斗，敌人软硬兼施，我们就要文武结合”。
为了引导干部和群众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了中央文件和省委指示，用回忆对比的办法，总结土改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让大家敞开思想，辩论敌人到底怕什么，多捕好还是少捕好，“武斗”好还是“文斗”好。同时，发动干部和群众对本生产队的专政对象进行了一次清理，分类排队，对每个四类分子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处理办法。排队以后，情况明朗了。四类分子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也有守法的和基本守法的，这两类大约占半数，在违法分子中，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只占小部分。不少群众反映：“四类分子表现有好有坏，破坏有轻有重，如果一刀切，都捕起来，都斗一遍，赏罚不分明，对改造敌人不利。”
讨论中，多数群众并不赞成多捕人。他们说，有些四类分子“怕管不怕关”，“怕群众不怕监牢”，捕起来以后，还要大家替他养活老小。
辩论得最激烈的是“武斗”、“文斗”问题。古唐大队副大队长说：“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敌人只能打服不能说服。”但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不少群众反映，过去有的斗争会是“干部揿头皮，民兵戳面皮，青年看把戏，老人弗（不）出气”。“斗争时话还没说清楚，就劈头劈脑地打起来，不仅斗不倒敌人，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抵抗”。尤其是那些可以教育的人，打了就更反动了。经过大辩论，干部和群众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的眼睛”。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就对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首先以生产队为单位，全体社员参加，对四类分子普遍进行评审。先评守法的，再评违法的。对于守法的，给以适当鼓励；基本守法的，指出他好的地方，批评他不好的地方；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以严厉批评；对于有严重违法破坏行为的，作为评审的重点，由群众批判斗争。有的四类分子，在参加评审会前，做好了“护膝垫”，准备罚跪。到会一看，不仅不打、不罚跪，表现好的还得到鼓励，就坦白交代了自己违法活动和思想。有些四类分子说，这次评审是“明镜高悬，好坏分明”，表示要“悬崖勒马，重新做人”。西畴大队的陈荫林本是一个原有一千四百多亩田的大地主，过去一贯拒绝参加活动，写了一本署名“容■斋”的反动诗抄，斗过二十多次，用过罚跪、“假枪毙”等办法，都没有制服他，群众称他为“橡皮碉堡”。这次评审，群众对他进行了充分说理，其它四类分子也揭发了他写的反动诗。没有大会斗争，陈荫林就被迫交代了造谣、记变天帐、写反动诗等罪行，交出了长期保存的蒋介石象片。群众高兴地说：“说理斗争真正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说：“这次评审，对我很有收益，我服了。”四类分子的家属对这次评审也表示满意。乔亭大队反革命分子宣植棠的老婆，参加评审会时满面愁容，担心她丈夫“吃生活”（挨打之意）。评审以后，带着笑脸回家，说：“这样子评审真好，我一定帮助政府改造他。”
经过生产队的评审，大部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缴械投降了，剩下少数不低头认罪的分子，再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斗争，■个公社一百一十一个大队，共斗争了六十■名。斗争会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敌人申辩。有些狡猾的敌人越诡辩，反动本质就暴露得越充分，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更加深刻，群众的发动也就更加广泛和深入。古唐大队富农陈善新，群众说他“大会年年斗，坏事年年做，越斗越皮条”。连他自己也说：“我反正是变戏法的猢狲，上台斗斗没啥关系。”这次斗争会上，陈善新仍然耍各种花招，共申辩了三十八次。他越申辩，看清他的反动面目的社员越多，好几个平常被他拉拢的落后社员都起来揭发他。陈善新终于低头认罪，交代了腐蚀干部、破坏山林、煽动单干、幻想变天的罪行。斗争会后他说：“七次斗争打过六次，这次没打，斗得最痛。”紫薇大队中农社员崔功章，过去开会从来不发言，生产队长同别人打赌说：“崔功章要能发言，我拿出两百块钞票来。”评审富农分子陈庭木时，陈死不承认害死耕牛的罪行，崔功章破例地三次发言揭发了他。事后，队长拍着自己的头说：“我这个脑袋就是不相信群众。”不少原来对“文斗”思想不通的干部，在事实面前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总结时，干部、群众都认为“文斗”，确实是制服敌人的好办法。大家都说，“武斗硬打不服，文斗不打自招”、“武斗看看凶，实际松，斗个啥明堂，大家不灵清。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剥掉敌人的羊皮，挖出敌人的黑心，擦亮了大家的眼睛”。
“文斗”制服敌人的办法学到了，改造敌人也就有了信心。这个时候，许多干部才真正解决了多捕不如少捕好的问题。原来主张“上交”的人，现在也说“劳改队里劳改不如在生产队里改造好”。大家认为这样有四个好处：第一、社员最了解四类分子的底细，眼睛多，管得牢；第二、经常评审他，大家脑子里灵清一些；第三、管好了是队里的一个劳动力，对集体有利，对他们的家属子女的教育也好办一些；第四、可以减少国家负担。通过实践和总结，工作队的干部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一位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对公安局长说：“过去听到下面反映敌情，要求捕人时，总是批评你们打击不力，现在看有片面性，以后我应当注意。”
民主总结中，还讨论了过去对四类分子为什么管不好。不少社员检讨了自己过去太麻痹，也指出了过去只是依靠少数干部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对四类分子实行专业的教训。在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干部斗得满头汗，社员一边当戏看，斗争完了没人管”。对于四类分子的处理，也往往都是干部决定的，没有经过群众讨论，因而不少群众认为“上有派出所，下有治保会，自己何必白费力”。贫农崔文灿说：“过去哪些四类分子摘了帽，哪些戴着帽，只有干部知道，社员不知道，也不管。敌人专在几个干部身上下功夫，时间长了，干部思想上做了俘虏，同敌人亲起来，社员就更不敢管了。”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大家认为，今后要做好专政工作，一定要干部和群众一起来管理四类分子，不能只靠少数几个干部。有的贫农说：“四类分子一怕群众，二怕劳动，只要干部心正，贫、下中农心齐，认真监督敌人劳动，就能够把他们改造好”。
最后，各个大队还整顿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修订了对四类分子实行监督改造的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少数大队在对敌斗争中发动群众不够充分，有些大队对教育、监督、管制地富反坏分子的经常工作注意不够，还需要结合其它工作加以解决。
来源：《人民公安》1964年第1期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