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7-21 作者：[待确定]
本刊讯 今年三月，河北高邑县委“四清”工作组到河北大队搞“四清”，一进村就遇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社员在一起闲谈，见到工作组的人就散；工作组的同志到各家吃饭，女社员把饭往桌上一摆，就抱着孩子远离了，见饭不见人；队干部们说：“抓生产忙”，不见工作组的面；工作组的同志串户访问时，社员们更是一问三不知；街上设的意见箱，两三天一条意见也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在工作组进村前，以大队长任树申为首的大队干部，开了群众会、党团员会和贫下中农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任树申在群众会上说：“河北大队的问题，主要是瞒产。粮食大家吃了，要是暴露了，一是向外交，二是减少供应，将来挨饿的还是大家。谁要反映河北大队的问题，谁就是出卖河北村的群众。”任树申对贫下中农们说：“工作组来了可能在你们家吃住，你们千万不要夸富，把代食品拿出来让他们吃。在工作组面前少说话，咱们是‘红旗队’，在省专县有名，多说了对全村不利。”
大队干部们也设了三道防线：（1）坚决不说。任树申说：“瞒产和贪污，死活不说，就是坐法院，也定不了案。”（2）万一有了破绽，大队长、支书、会计各承认贪污九十元，副业会计承认二百元，副支书等其他三个大队干部各承认一百元。（3）派经常跑外的任登高（类似大队秘书，专管投机倒把串连活动，他们称他是“外交”），到阳泉、石家庄和他们有联系的地方搞“防钱”，订攻守同盟。
河北大队，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耕地逐步实现了水利化，粮棉产量也达到了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平均每年亩产粮食四百三十三斤，皮棉八十八斤。社员的生活也大大提高。近几年，社员共盖新砖房四五百间，买自行车七十七辆，有的户还买了缝纫机、收音机，一般社员都有电灯和马蹄表。
公社化以后，河北大队生产上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人人公认的。这个大队从一九五七年以来一直是高邑县的“红旗队”。大队长任树申一九五八年曾出席了专、省和全国农业劳力模范代表会，获得得国务院的奖状。但是，县社有些干部，只看到河北大队几年来生产上的成绩，不看和看不到他们走的是什么道路，也看不到任树申等一伙干部几年来的思想变化，抱住这个“模范村”不放。直到今年春天“四清”开始后，河北大队的问题才初步暴露，发现任树申等一伙干部贪污、违法乱纪、生活腐化等问题很多。
任树申今年四十岁。他虽然是贫农出身，但不是地道的农民。河北村驻日本鬼子时，他在炮楼做过饭，后来又给鬼子当差。日本撤走，他跑到柏乡中町村帮助地主李老文（任树申的姐姐是这个地主的二姨太太）照料家务，他在这里结织了一些特务和绅士。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河北一带解放，他才回村当了村干部。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入党，当年应征入伍时扔了党的关系，开小差逃到柏乡铁厂和鞋店混事。一九五三年他又回到本村，在统购统销工作中表现积极，一九五四年重新入党。从此，他步步登高，先后任初级社主任、村长、高级社主任。一九五八年成了县、专、省的农业劳动模范。
支部和大队干部的其他八个成员，除副支书吕登禄外，也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支书任建芳的父亲，在抗战时因吸大烟被我政府镇压。大队会计任景春当过伪乡丁。“外交”任登高，一九五四年在庄头供销社因贪污和乱搞男女关系，被我判处二年徒刑。副业会计任喜常曾因贪污被供销社开除过。
几年来，这个大队有计划地向国家隐瞒了大量产量。任树申等人说：“宁肯不当红旗队，也要瞒产私分。”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共隐瞒粮食五十九万九千多斤（每年平均瞒产十九万九千八百多斤）。三年共隐瞒皮棉一万一千多斤。一九六三年秋委受灾后，全国人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节衣缩食支援河北省，这个“红旗队”却向国家瞒产二十九万多斤。他们一手瞒产私分，一手向国家要粮，只去年秋季受灾后，就领救济粮和统销粮十七万四千多斤。一九六三年，这个队为了让国家多供应物资，假造了十二户，向上级多报九十二人。
他们还以“红旗队”的名义，向很多国家部门大量索要化肥，然后把多余的化肥转手高价出售。据初步统计，近四年来，这个大队共高价出售化肥六万多斤，得利一万八千多元；贩卖提水机械，牟取暴利一万一千多元。
任树申一伙，为了贪污和挥霍浪费，设了黑账、黑库。现在初步查实的，大队干部中，贪污现款千元以上的有五人，其中最多是任树申，贪污九千一百元，“外交”任登高二千五百元，支书任建芳一千五百六十元，原“外交”任小胖一千二百一十元，大队会计任景春一千一百七十二元，副支书吕登禄七百四十元。
任树申等多吃多占，更是习以为常，仅据他本人交代，几年来，共多吃多占粮食一千三百多斤，粮食四百三十多斤，食油二百九十多斤，布票八百五十多尺，布五十多尺。鸡蛋、白菜、纸烟、皮棉、羊肉、粉条等，究竟多吃多占了多少，无法计算。
群众对任树申的生活编了顺口溜：“香油水，细白面，肥猪肉，咸鸡蛋；龙井茶，锡纸烟，人参酒，一天三；打麻将推牌九，东宫西宫院里走。”任树中自当干部以来，从未参加过集体生产劳动。他手带罗马表，脚踏飞鸽车，夏穿丝绸，冬穿衣毛。新盖了九间砖房，屋内有收音机、座钟挂表。院有院灯，门有门灯，屋内装有太阳灯，一家八口，安着九个灯泡。他家设有专线，别的社员家停电，他家照常照明。
任树申玩弄妇女成性，群众恨之入骨。据揭发，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他曾玩弄过二十一个妇女，有“三宫六院十八妃”之说。公开的有“东宫”和“西宫”。
这个村由于大队干部带头，一年四季赌博不断。社员们送给任树申一句歇后语：任树申玩钱——不散场。大队办公室、学校都成了公开赌场。
任树申等人一直是采用两面手法对待社员，对反对他们的人，采用高压手段；对广大社员实行经济拉拢。村东小菜园是任树申等私立的刑场和法庭。菜园的房梁上吊着绳子，地下放着棍子，那个社员不服从“领导”，那个社员向上级反映问题，就要“上菜园”，遭到任树申等人的“惩罚”。
任树申等在对社员实行暴力统治的同时，也给社员一些“恩惠”。近三年向国家瞒产的近六十万斤粮食，除干部贪污多占，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外，也卖给了社员一部分。每年当社员口粮不足时，大队就按人口出售瞒产粮（一般按牌价）。这种做法，把很多社员拉上了邪路。每逢大队出售粮油时，就有许多社员背上自家的粮食，到集市中高价出售，回来向大队买口粮（大队规定用现款买粮，过期不售）。这种作法，迎合了一些社员的自私思想，堵住了一些社员的嘴，有的还赞扬任树申等“能耐”，是“好干部”。
几年来，社县干部到这个大队来的很多，但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发觉，有的是因为官僚主义，有的是因为被“四不清”堵住了嘴。
据初步了解，和这个大队在经济上有“四不清”串连的有柏乡、阳泉（属山西省）、石家庄、峰峰和高邑五个市县的二十四个单位、八十多名职工。本县本社几乎每个单位都有。
有些干部因为得了好处，就对任树申等人的不法行为开了“绿灯”。有人向公社反映任树申从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个公社领导干部竟在各大队干部会上说：“任树申不参加劳动能把生产领导好，你们如果把生产搞好，也可以不参加劳动。”（据河北日报《参考资料》编）
来源：根据1964年7月2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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