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8-31 作者：河北省委
河北省委[原题为： “一场伟大革命的实践——中共河北省委省地县工作队在卢王庄公社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经验”]
新华社天津讯 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进行的“四清”试点，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于今年四月底结束。这是去年五月底传达杭州会议精神后，他们在该社蒲蓝大队试点的基础上，接着在整个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又一次革命实践。
卢王庄公社，在抚宁县南部，靠近北戴河。有十四个大队（包括蒲蓝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一万一千一百人，两万八千多亩耕地。它属于土改不彻底的地区。
参加工作队的同志，共有二百二十九人。省级各机关干部有百余人，地委的同志近百人，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十八个同志。王光美同志也参加了他们的工作队。为了工作方便，她改名董朴，在桃园大队工作。
运动先后经历了宣讲“双十条”，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四清”；群众洗澡；忆苦思甜、查上当、思想归队；复议阶级成份，建立阶级档案；对敌斗争；组织建设；重新贯彻“六十条”和“四十条”，改进经营管理，掀起新的生产高潮，等等阶段。
在运动中他们以“双十条”为武器，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取得了这场革命的胜利，基本上达到了毛主席提出的四条标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春耕播种、水利建设和早熟作物的管理。
工作队在离村前，又向群众重讲“双十条”，发动群众对运动进行了初步复查。发现有的生产队革命还不够深透，一部分队也还有遗留问题，需要进一步处理。同时，即使革命搞得比较彻底的队，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因此，必须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巩固工作。
根据省委指示，留下了适当的力量，准备再用一段时间，进行巩固革命成果的工作。在巩固工作中，以生产斗争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处理遗留问题，进一步建立起农村的经常的政治工作。
下面是工作队在这场革命运动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主要体会。
开始，公社副书记兼社长薛宝玉和公社某些同志认为，南边的几个大队，收入高，没有大问题。北边的几个大队，土里刨食，问题不大。卢王庄、桃园、渠子口等大队的干部，能完成征购任务，又听话，可以放心。因此，社长薜宝玉说：“在卢王庄公社搞‘四清’，搞不出名堂。公社干部也没有什么问题好检查。检查了也不生动。”
这是这次革命运动碰到的头一个问题。
生动不生动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认识不认识它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整个革命的过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这里阶级斗争的形势到底怎样？五个月革命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先说渠子口大队。公社在过去一直认为是个红旗支部，揭开盖子一看，原来领导权一直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解放以来，第一任支部书记是地主分子吴克志；二任张文，是个日本特务；现在被一些人说成是“好庄稼干部”的第三任支部书记贲江，则是个地富和反革命分子的忠实爪牙和代表。贲江依靠地主、富农，统治贫下中农。夏秋收获期间，实行晚上九点戒严，贫下中农不准出门，而由地主、富农巡逻。贲江忠实地履行着他和反革命分子高珦互相保护的约定：“现在，我贲江保护你。国民党来了，你高珦保护我。”高珦和他的亲属被安插在重要职位上，高还常常被邀请参加党的支委会。为了永远维持这种反动统治，贲江把两个儿子都拉入党风，并且当了支部委员，民兵指导员，团支部书记，生产了队长，现金保管等重要职务。这还不算，贲江竟然向区委书记提出要把支部书记的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贲江及其一伙，篡夺了渠子口的党权、政权、军权和财权，大肆贪污盗窃，胡作非为。两年之内，竟然盗窃集体财产万余元，每户平均近百元。
再说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是个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吃喝嫖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无所不为。群众说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为了维护“四不清”，放手干坏事，他寻求地、富、反、坏作依靠，对贫下中农群众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是暴力统治，一方面用瞒地瞒产的办法给社员一点“便宜”。他在桃园大队制造了打人、赌博两股黑风。近几年，被他亲手打过的贫下中农就有三十多人，有的甚至被打七次。他指使干部打人，并且夸奖他们。他常说；“社员属破车，三天不打不合辙！”
从卢王庄总支委员、六队队长马长发身上，可以看出阶级敌人施展的“和平演变”的阴险手法。马长发从八岁起，要饭、扛活、卖并三十年，解放后，他参加了党，人们都夸他是当当响的好干部。后来，自满、麻痹、懒惰、自私起来了，阶级敌人一个个乘机包围上来。地主分子李新山凑上去献媚，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队长是脑力劳动，不简单，你不用动手，光支支嘴就行了。”地主分子李文祥、富农分子韩子良等人及其家属，整天围着他转，帮他出主意。有的给他挑水、扫院子、推碾子、种自留地，有的为他走“后门”买自行车，有的帮他“换”到一所有十余间房的大宅院，有的进一步引诱他“弄几百元花花”。于是，他下了水，“迷”了，“变”了，干起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勾当来了。先后贪污公款五百多元，粮食二千八百多斤。他对于阶级敌人言听计从，对于贫下中农处处刁难。地主分子李文祥得意地说：“养一个好队长，比养一个好儿子还强！”
已经被推翻的地主富农，还利用宗族关系恢复了他们的统治。马庄大队富农分子赵合就是这样，他利用赵家大户长辈和族长的权威，操纵了生产大队各项事务的最后批准权。支委会、队委会竟然把这些作为重要指示去执行：“赵合大哥说，北沟的地分给社员种”，“赵合大哥说，应该把小庙修起来”，“赵合大哥说，种豆子，还不如把豆种分给社员吃了好了”，“赵合大哥说……”。就这样，一部分集体地被分掉了，党支部书记带人把庙修起来了，种子被分掉了，结果是集体经济瘫痪下去，单干风滋长起来。
在这里，老的资本主义分子复辟了，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也产生了。贲庄大阿贲家皮铺的老板贲存让，近三年来，非法经营的营业额达一万二千多元，获晓得四千八百多元。大队书记、交易员、税务员、集市管委会主任、区委有的部长和副区长苏长吉都成了这家地下工厂的保驾官。支部书记还把“大队经营”的招牌和公章送给他做护身符。贲存让得意地说：“贲家朋友遍天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另一种形式，是借集体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例如：贲江的杂面场，吴臣的木匠铺，赵占春的猪场（这些人都是支部书记），名为集体副业，实际上是他们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窝子。
在这里，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实际上结合了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它们利用软的、硬的，打进来、拉出去，直接的、间接的，特别是“和平演变”的手法，企图达到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和复辟。他们贯用的一套，是阿谀奉承，请客送礼，结亲拜把，偷梁换柱，散布不劳而获和自私享乐的思想，腐蚀干部，迷惑群众，毒害青年。正是在敌对阶级思想的腐蚀下，全公社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干部，犯了不同程度的盗窃错误。贪污盗窃（不包括多吃多占）达七万五千余元，每户平均三十六元；贪污盗窃粮食十一万余斤，每户平均五十四斤。并且在政治上造成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地主富农不臭，贫下中农不香的状况。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集体经济，受到严重损害。
对于如此严重、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不去看，看不到，岂不是生动地说明了我们一些同志跟敌人“和平共处”，而不自觉其危险吗？十四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中，有六个竟然大胆妄为，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办坏事的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这是基本的根子。有些人在上面也有根子。就是上级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思想作风有毛病的人。有了这些人的庇护、掩护和保护，他们才敢于胡作非为，压制群众。这次革命，能不能把下面的、也把上面的根子挖出来，是革命很彻底不彻底的一个关键。榆关区副区长苏长吉（蜕化变质分子）和卢王庄公社社长薜宝玉同志（有严重缺点），还有县机关中的某些人，就是庇护某些基层干部大干坏事的根子。在这次革命运动中，群众把他们挖了出来。从挖上面根子的过程中看到，机关五反和农村“四清”，必须互相配合。农村“四清”搞得深透，可以推动机关“五反”的深入。基层单位和彻底革命，对于促进上层建筑的革命化，有极重要的作用。
五个月的革命，使所有的人都象吃了一副清凉剂，头脑清醒起来。许多群众和基层干部都说：这一场“四清”，一是弄清了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二是弄清了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三是弄清了方向和道路；四是弄清了依靠谁，团结谁，向谁做斗争。
怎样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场伟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取得这场极为复杂和深刻的阶级斗争的胜利？这是他们在这次革命运动中遇到的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这是他们在贯彻执行“双十条”的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最主要的体会，和对于上述问题所找到最好的回答。经过了这样的实践，对于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大家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深刻体会到，敢不敢和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是衡量一个工作队是不是决心革命的根本标志，是决定这场革命成败的关键。
放手发动群众，说来容易，要真正做到是并不容易的，是有斗争的。首先必须打破工作队一些同志思想上的框框。在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参加工作队的有的县委领导同志，没有首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而是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害怕群众起来会伤害基层干部的情绪，怕干部躺倒不干。他们首先想的不是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搞“四清”，而是怕重复过去群众运动中的某些教训，留下后遗症。
在群众还没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这些框框和顾虑，显然只能束缚工作队的手脚，使群众不敢起来讲话，当然也就不能把革命搞深搞透。对于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是一个团结一个依靠，还是两个团结两个依靠？怎样正确认识所谓躺倒不干和过去群众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等等问题，工作队随时进行了讨论，经过深入实践，并且运用交流经验等方法，逐步统一认识，决心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放手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其决遇到的就是群众思想上有三怕：一怕还象过去一样，工作队受“四不清”干部的包围，不能解决问题；二怕“四不清”干部打击报复，捉不住狐狸落两手臊，“八寸脚穿七寸鞋”；三怕“四不清”干部，上边有根子，有靠山，说了话不顶事。根据他们的体会，发动群众的过程，即是逐步提高群众觉悟的过程。总括起来，主要的作法是：（一）向群众讲好“双十条”，使中央的政策，真正和群众见面。这时候讲解的重点是：有阶级、有阶级的斗争；有“四不清”，“四不清”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要社会主义就要坚决“四清”；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要组织阶级队伍。在讲解的时候，对于他们过去在农村中看不到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的观点不明确，要有适当的自我批评。这样，群众很感动，革命的热情和信心马上增长。（二）用群众揭发出来的活材料，以及干部洗澡说出来的和查上当查出来的活材料，向群众进行活的阶级教育。（三）工作队认真实行“三同”，以“三同”、“四清”的作风和实际行动，取得贫下中农群众的信任。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向群众表明坚决支持他们把“四清”搞彻底，不搞彻底不收兵。（四）组织群众，首先作好根子的工作。群众看队伍（阶级队伍），队伍看核心，核心看工作队。因此，工作队必须从根上作起，扎好根子，组织好阶级队伍。并且教育根子和队伍敢于革命，积极串连贫下中农，发动和团结中农。并且发动青年、妇女、民兵，积极参加揭发“四不清”，帮助干部洗澡，规劝干部自觉革命和查账查证等工作。掀起声势浩大的、具有革命气势的群众运动。（五）把发动群众的工作，贯彻革命的全部过程。开展“四清”，要发动群众；进行阶级复议，开展对敌斗争，搞组织建设和改善经营管理等阶段，还要重新或进一步发动群众。经验表明，哪一阶段群众发动的不好，哪一段工作就可能滑过去，就难以搞深搞透。
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以前，要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领导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判断和掌握运动的火候，及时提出新的要求。拿“四清”运动来说，在经过三次高潮后，绝大多数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已经基本上交代清了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积极分子火头越搞越旺，说：“一丈里还差八尺”。工作队有一些同志的头脑也过于热了，贪污数字只能涨，不能落。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就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贯彻政策，狠抓三定、三允许，连抓三次落实，合情合理地处理退赔。教育群众坚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方针，要全面看待干部的功过，欢迎干部改正错误。教育群众和干部分清敌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样，就保证了运动深透不乱。同样，在对敌斗争时，对于开始露出的“武斗”的苗头，在组织建设中，对于有些积极分子产生的“一脚踢”的情绪，都及时加强了教育，贯彻政策，得到了解决。
是坚决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彻底革命，绝不应该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妨害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是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抓活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不是命令主义的大轰大嗡。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对于必然出现的某些过激情绪，不是尾巴主义，而是大胆教导，实事求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把群众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运动搞好搞细，搞深搞透。
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四清”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是一个团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个依靠呢（基层组织），还是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两个依靠（基层组织和贫下中农）？这两个团结、两个依靠的关系到又是怎样的，重点何在？
有的同志，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一个团结，一个依靠，说：“一切要通过支部”，但是，他们却不了解支部的状况。说：“对干部只能耐心说服”，但是，谁去说服呢？是象有些同志所做的那们，央告干部自觉革命，或者象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我是他的老上级，找他谈谈”，贪污分子就交代了呢？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有些问题严重的基层干部，也在拿一个团结，一个依靠来抵抗“四清”了。桃园的吴臣说：“工作组离开我，寸步难行。”渠子口的贲江说：“工作组不听我的，把他们赶出村去。”对他们的态度严肃一点，他们就说违反了团结依靠和说服的方针。在这样情况下，群众犹疑、观望，有些人有意见不敢讲，或者探探头又缩回去了。
这种束缚群众手脚的片面看法，反映了一些同志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没有足够的了解，没有把“四清”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把革命和团结对立起来了。对于这场伟大的革命，顾虑重重，害怕发动群众，并且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不必经过严重的斗争，就可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
是革命走走过场呢，还是把“四清”真正搞深搞透？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他们没有按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去做，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的作法，并在“四清”开始不久以后，召开的一次工作队整训会议上，通过交流发动群众的经验，和传达讨论华北局的指示，进一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团结的基础是什么？是“四清”，是“双十条”，是社会主义，是党的领导。而不是“四不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是什么样的团结？是有原则的、革命的、真正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不革命的、虚假的团结。
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团结？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经过对于“四不清”的批评或者斗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实现这样的革命的团结。
前边提到的马长发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马长发经济不清，政治不清问题十分严重。离开了社会主义，离开了党的领导，跟群众尖锐对立。经过再三帮助他学习“双十条”，反复交代政策，启发他觉悟，他却扬言：“我是钟鼓楼上的家雀，受过大惊。别说‘四清’，八清我也不在乎。”一直顶了四十天，不肯向党、向群众、向“双十条”、向“四清”靠拢。群众对他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坚决要求把他的问题查清。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广泛查证，深入揭发，严肃批评之后，马长发才醒过来，放下了贪污五百多元和二千八百多斤粮食的包袱，和群众站在一起，变成了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群众也满意了。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革命运动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基本的，是两个团结的重点和基础。团结了群众，就能够更好地团结和教育干部。团结干部的目的，归根结蒂也是为了团结群众。在许多干部犯有错误，某些人变了颜色的情况下，要实现对于绝大多数干部的团结，就不能不首先发动和团结群众，向“四不清”作斗争，推动干部革命化。如果不是这样，既不能团结马长发，也不能团结群众，两个团结都会丢掉。经验证明，实现两个团结的过程，是两种思想斗争的过程，是群众和干部逐步提高觉悟的过程。不是一开始或者一下子就能够实现的。它是经过学习“双十条”，“四清”，群众洗澡，阶级忆苦，阶级复议，对敌斗争等等逐步深入社会主义教育之后的一个结果。
在两个依靠的问题上，依靠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是基本的如果不是全心全意地依靠贫下中农，教育他们，发动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便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便难以教育基层干部，便无法斗倒敌人。不仅工作队要依靠贫下中农，好的基层组织，也要和工作队一道去依靠。因此，重要的问题是，通过这场革命，使基层组织能够巩固地树立起依靠贫下中农的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马庄大队工作组的经验，对工作队是有启发的。开始工作组片面地依靠支部，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支部利用这个弱点，提出马庄的主要问题是社员“镐头地”过多，要求工作组出面解决。同时，却在背后向群众散布“工作组是来收‘镐头地’的”，制造群众和工作组的对立。工作队整训会议后，工作组才认识到，不充分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即使你想依靠它，有些基层组织也不会真正的让你依靠的。
对于依靠基层组织，在没有彻底弄清它的真实情况之前，只能是又依靠又不依靠。同时，也不能把依靠基层组织理解为只是依靠一二个人，而是依靠全体党员，依靠整个组织。依靠基层组织，在不同的阶段，作法有所不同。在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阶段，既依靠支部介绍根子对象，又强调工作独立访问、审查。在“四清”阶段，既依靠他们领导生产，又把“四清”工作的安排和他们商量。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他们自觉革命队伍，洗手洗澡，依靠全体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着“四不清”问题的解决，情况逐步判明了，就可以根据支部的不同情况，好的或者基本好的，就依靠；烂了的，就依靠好的党员，重新组织临时班子，由他们领导后一段的革命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也是绝大多数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由抵触、认错到感激的过程，群众由怀疑、跟着走到做主人的过程。最后，是群众做主人的觉悟，和干部对党对群众的感激之情，汇合在一起，既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也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组织一支坚强的、为“双十条”所武装起来的阶级队伍，是搞好这次革命运动的关键。也是头一件硬功夫。
是把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和讲解讨论“双十条”，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割裂开来孤立地进行，还是把讲、扎、揭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经验证明，以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较好。
讲解讨论“双十条”，是对于群众的普遍发动。讨论中的联系实际，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是一种斗争。贫下中农群众是在冲破思想上的许多顾虑、束缚的过程中，站立起来进行揭发的。在这时进行的扎根串连活动，是用“双十条”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的进一点的个别教育。同时，也就推动他们，在学习讨论时，参加到揭发“四不清”和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斗争中来。这样作，不仅避免了先讲、后扎、再揭，会拖长时间和出现冷冷清清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可以收到学、揭、扎互相推动的效果。
要在斗争中建立队伍，不要静止地去组织。在讨论、揭发的斗争中选拔的根子，和建立起来的队伍，更为坚强。
阶级队伍的建立，是经过了访贫问苦，审根定根等严肃工作的步骤的。而且，也是有斗争的。根子选定的作法是：先由支部提出根子对象；工作队根据支部提出的名单，深入群众，从各方面访问审查。并且，还要进一步宽访精选，在讨论文件、在揭发问题和“三同”过程中，发现新的根子；最后，工作队和支部一起，进一步审查，确定根子。这样选拔出来的根子，是比较好的。
选拔根子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四不清”严重的干部，总是力图安排“自己人”作根子，力图排斥群众推荐的根子。可以说，扎根串连和组织队伍的时候，就是“四清”和“四不清”斗争的开始。。也是教育干部，了解基层组织状况的开始。
半个多月后，经过根子串连起来的贫协会员，已经达到贫下中农成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深入学习贫协条例的基础上，建立了贫协小组和大队筹委会。随着运动的深入，要逐步扩大队伍，还要从始至终，注意在斗争中巩固和提高队伍。他们不仅依靠阶级队伍进行这场革命，还要依靠它开展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因此，不能只管使用，忽视巩固提高。他们巩固提高阶级队伍的要主经验是：在“四清”，群众洗澡，阶级复议和忆苦思甜，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等各个教育阶段和斗争中，注意对他们进行加工教育。抓活的思想，有针对性进行政策、方向、斗争策略、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的教育。
贫下中农、是农村最革命的阶层。但是，革命化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他们当中不可避免的带有农民阶级的弱点，这是不奇怪的。在运动开始时，工作队的同志，往往不大容易发现他们的缺点。日子一长，他们的缺点陆续暴露出来。例如，有的爱占小便宜，刚清了别人，自己也去犯“四不清”。有些队发现有的积极分子多占退赔款，占集体便宜的现象。也有的贫协骨干不是争阶级主权，谋集体之利，而是想“当官”、“发财”。也有的作风不民主，不接受群众意见，任意干涉和包办队里的事务。甚至有的阶级界限不清，受了地主、富农的拉拢，在对敌斗争中临阵脱逃，等等。对于这些缺点，各队都采取了一些办法，如贫协小组生活会，工作组和贫协小组联合谈心会、学习会、评比会等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教育提高，促使阶级队伍日益革命化。经验证明，只要在斗争过程中树立，并且一直坚持这样的自我教育制度，贫协积极分子和会员，就能够及时改正缺点，提高觉悟，逐步养成新的作风。许多积极分子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说：“要站立、立稳、大公无私。”“坚决听党的话，决不能倒了贫协的旗子，要象个依靠力量的样子。”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一批立场坚定、方向明确、敢于革命、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骨干。
运动后期，各大队又一次组织党支部、队干部和贫协会员一起。重新学习了贫协条例，讨论和制定了贫协工作制度与经常活动的内容。帮助党支部和队干部学会依靠贫协进行工作；帮助贫协树立新作风，学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监督干部。这“两个学会”的问题，是在今后的斗争中，仍然要注意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可以解决得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公社社一级各单位的经济、政治“四不清”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公社革命化，如果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难以设想的。
从走过的路子说，全社“四清”，公社先行一步，社队三级，上下推动，互相促进。在公社一级“四清”，是先党政，后企事业。先内部洗澡，发动群众背靠背提意见，结合查账查证，有重点的发动面对面地提意见。然后，是深入挖掘思想根源，进行重点帮助。最后是整顿组织，建立制度。整个“四清”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帮助公社实现革命化的过程。
在大队、生产队“四清”开始前，公社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议（直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大队支部书记参加），开了二十天，学文件、洗澡。
二十天后，在有贫协代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社干部带头洗澡，队干部放包袱。这是一个上带下，先进带动落后的会议。不料，公社干部的洗澡，远远不如一些队干部勇敢、痛快。交代不多，认识不深，架子没放。他们的觉悟落后在队干部和群众的后面。群众以鼓掌鼓励了勇于放包袱的队干部。以事实和说理，严肃地批评了某些公社干部。结果，这次会议成为一次显示群众觉悟水平，队干部互相带动、以及下面帮助上面，使公社干部出汗的会议。公社有的同志说：“代表们说的话，说的深，说到了疼处，没有想到。”
后来的经验证明，群众这一次帮助，起到了使公社干部清醒的作用。真正解决公社干部思想革命化的问题，还是全社群众发动起来，把卢王庄公社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他们大吃一惊之后，坐下来，挖思想根子，才收到效果的。
群众的批评，再现了公社干部的精神状态。由此，也就回答了为什么群众对于一些公社干部不信任的问题。除了一些人手头很不干净外，重要的毛病在于公社不少人滋长了这样的“五风”：
吃喝风。公社的许多干部，走到那里，吃到那里。那里吃的好，到那里去。吃谁信谁。逢节大吃，平日则巧立名目，也大吃。前任书记赵开成调走，竟然让九个大队依次设宴送行。为吃喝可以丢下严重失火案不顾，可以拿急需的农药去治鱼，可以不管是非曲直。
糊涂风。看不到敌情。抓不住阶级斗争。方向不明，对于两条道路的问题，模模糊糊。对贫下中农的呼声，常常听不进去，倒把坏人当好人。麻痹自满，夜郎自大。不认真学习政策，厌恶上级检查。“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
散漫风。一些人对工作马马虎虎，不深入，不抓紧，支支应应。以私事热心认真。有的人养猪五六口；丢开工作看孩子。操家务，专心发家致富，为私忘公。群众说，他们是“混官事的”。
老爷风。机关化，不“三同”。有了工作，不认真深入下去贯彻检查，而是靠开会，靠发通知。有时下去，也是蹓蹓跶跶，转转游游。群众说：“薛社长下队，好象出巡。穿着料子裤，‘多米索’（绸料衣服），大皮鞋，戴着墨晶镜。场边站站，还掏出手绢捂上嘴。他哪里象个社长，倒象个老爷。他早把穷弟兄们忘了。”
护短风。这是社员最头痛的。公社干部偏听偏信，庇护“四不清”干部。对社员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对于队干部中打击报复，给社员“穿小鞋”的现象，不重视，不解决，甚至社员挨了打，还就是社员调皮、自找的，或者马虎了事。缺乏大公无私的精神，损害社员的民主权利。
公社干部中这种资产阶级作风，对于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实际是起了保护和助长的作用。对这些问题，帮助公社干部认识和克服，有重大意义。如果看不到它的严重性，不去进一步挖掘思想根源，真正解决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公社的“四清”，就不算是搞深搞透了。
这里，公社同志们，在运动后期，联系公社阶级斗争的教训，对于公社干部的“五风”，挖掘了思想根源，作了深刻批判。认识到这是：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坚持不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要不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树立不树立一个好作风的问题。社长薛宝玉同志也终于认识到，“修正主义爬到头脑里来了，还不自觉。”
在最后公社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以及贫协代表会和三级干部会上，讨论了实现公社革命化的问题，讨论了努力争取把卢王庄公社建设为出产品、出经验、出要材的地方。公社干部决心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树立起“三同”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大公无私的作风，团结、紧张的作风和依靠贫下中农的革命作风。现在，公社的同志们已经把革命化作风的旗帜举起来了，去“三同”，去蹲点，及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注意作思想工作。群众说：“党的好干部，终归是会听党的话、听群众的意见的。”
“四清”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教育干部自觉洗澡，认真查账查证和发动群众帮助。在这里，不是机械地把这三者分为先后去进行，而是在“四清”运动整个过程中，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贯彻始终。干部洗澡，不是一下子可以洗好的，一次洗不好，可以洗许多次。查账查证，也不是一下就查得出，查得清的，要由粗到细，由浅到深，由一个部分到各个部分，并且反复印证。同样，群众赶来帮助干部洗澡和进行查证，也有个由犹豫、观望到觉悟提高，由不会查、不会帮，到会查、会帮的过程。因此，“四清”的过程就是洗、查、帮结合进的过程。
正确贯彻“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把教育干部自觉革命和放手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自觉革命不是自流革命。它是干部觉悟逐步提高的结果，是头脑里两种思想进行斗争，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果。这里所说的条件，最重要的是整个阶级队伍的觉悟，是群众发动的程度，是群众对于干部的说服教育。干部自觉的程度，决定于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对“四不清”危害的认识。同时，也决定于革命形势如何。他们的自觉性，往往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强调干部自觉革命，绝不是消极等待，而是要积极地从多方面做工作。说服教育，也绝不是仅仅限于一两个积极分子，或工作组去进行个别谈话，必须有广大群众的帮助。
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不少人开始顾虑重重，不肯轻易放下包袱。常常是能顶就顶，能拖就拖。说小不说大，说远不说近。有的人甚至千方百计地抗拒去运动，思想斗争到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仍不肯彻底交代问题。为了帮助他们自觉革命，采取了以一一些办法：（一）组织干部反复学习“双十条”，贯彻党的政策，讲明利害和前途，启发他们归队，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觉悟。（二）放手地发动群众揭发“四不清”，展开群众性的查账查证。（三）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不厌其烦地进行个别谈话，采取一把钥匙一把锁的方法，解除干部怕丢人、怕退赔、怕受处分等等顾虑。（四）培养放包袱，查上当的典型，用觉悟早的带动觉悟迟的。（五）教育和动员他们的家属，以及亲戚朋友，从旁规劝，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六）抓住“攻守同盟”中的关键人物和薄弱环节，教育他们首先觉悟，作他们交代的问题，教育其他成员。（七）区别对待，对大多数人和一般性的问题，坚持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对于问题较小、交代较好的干部，要适时地帮助他们“下楼”。对于问题严重而又抵抗“四清”的人，要发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严肃批判。
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并且使之奏效，必须造成一种磅礴的群众革命的声势。就是：贫下中农要挺起腰板来，扬眉吐气，“贫协”声威大震，大为吃香。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跟干部进行谈话，进行查账和查证。要使那些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认识到“四清”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晚革命不如早革命，被迫革命不如自觉革命。这样一种形势，就是“四清”运动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四清”阶段开始，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后，各个大队借三级干部会议的“东风”，普遍运用培养典型，先进带动落后的方法，掀起了放包袱高潮。这个高潮，大部分队进一步揭开了“四不清”的盖子。在这个时期，交代出来的“四不清”问题，大体占百分之三四十。一部分觉悟早，问题少的干部，交代清了问题。
第二次高潮，是在“四清”阶段中期，召开了工作队整训会议后出现的。会上交流了“四清”和发动群众经验，传达了华北局的指示。会后，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在作好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展开大规模的查证工作，（即所谓笨工作）为特点的高潮中，突破了一连串的“攻守同盟”。在这个期间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
第三次高潮，是在“四清”阶段后期，主要是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那些挂着集体主义招牌，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的分子，所进行的严肃斗争。当时，有一部分队剩下极少数问题严重、态度很坏的人（群众称为“钉子户”）。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大贪污盗窃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代表。这些人还在扬言“要在温水池里泡它一个冬天”，“再顶十天半月就过去了”。他们玩弄手段，迷惑群众，拨弄是非，企图把“四清”搞乱。对于这些人，要不要进行一场严重的斗争，并且把资本主义搞臭，已成为“四清”能否彻底，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的问题。同时，为了把其中多数人改造过来，化敌我矛盾为内部矛盾，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把革命进行到底。
他们在重新发动群众，深入查账查证，认真培养典型的基础上，在一月中旬召开了第二次三级干部大会，在会上，一部分贪污分子放了包袱，挖了思想根源，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丑恶。对于这些人，仍作为内部问题对待，鼓励他们继续自我改造。同时，揭发了姚园吴臣坚持抵抗和破坏“四清”运动的事实，应群众的要求，撤销了他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是一个集中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会议，也是一次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会议。会后，掀起了对于大贪污、大投机倒把分子的群众性的检举，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挖根源。为把这些人大部改造过来，创造了条件。
三次高潮后，“四清”运动胜利结束，达到了这样三个标准：（１）经济“四不清”的问题解决了；（２）政治“四不清”问题也大部揭露出来了；（３）干部和群众真正受到了教育，绝大多数人满意了。
阶级复议，建立阶级档案，和忆苦思甜、查上当、思想归队（简称忆、查、归）运动，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这是在“四清”和群众洗澡之后，又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阶级复议的结果，全社二千零九十八户中（不包括蒲蓝大队，下同），错划成份的有三百二十四户，占百分之十五。其中，清查出来的漏划地主、富农四十六户。
阶级成份不清，阵营混乱，造成了阶级敌人暗藏在人民内部进行腐蚀，破坏的便利条件。对于跟敌人斗争并改造敌人造成了困难。在阶级复议中发现，漏划地富的三十名子女，以中农或贫下中农的成份，进入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其他要害部门。例如，姚园大队漏划地主赵学瀚，在临近解放的时候，突击出卖土地六十余亩，逃避了土改，错划为“中农”。他披着“朋友”的外衣，从合作化以来一直担任队的会计和现金保管，掌握着经济大权。他的子女中有空军上尉，有大学助教，有国营企业的会计，又如，卢王庄大队隐瞒了成份的反动资本家、三青团员董献廷，把女儿嫁给了大队的副书记，儿子娶了大队书记的妹妹，他本人则担任了队里的会计。他的儿子竟然当了国家的外交信使。
经过阶级复议，划清了阵营，分清了敌我，教育了群众，建立了档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创造了条件。
进行阶级复议工作的主要作法，是组织专门班子，学好政策，进行查证，三审三议。但是，要真正作到不错不漏，重要的问题在于，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复议工作。前面提到的姚园大队漏划地主赵学瀚，到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经过深入发动群众，那些买了他的“上当地”的人，纷纷拿出地契来作证，这个暗藏了十五年的阶级敌人，才被揪了出来。
在复议阶级成份的同时，开展的群众性的忆、查、归运动，收效很大。
这里在土改的时候，阶级发动不充分。土改后，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的阶级观念也逐渐谈薄了。在“四清”之后，为了教育群众和干部接受经验教训，找到“四不清”根源，查清经济“四不清”和政治“四不清”的联系，引导群众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有必要在全体干部和社员中，开展一次以忆、查、归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
忆、查、归运动，是从总结“四清”的教训，挖掘“四不清”的根源入手的。接着是群众（包括干部）忆苦思甜，干部查上当。最后开展对阶级敌人破坏言行的大检举、大揭发。具体作法是：在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培养典型，以苦引苦，带动一般。召开各种形式的忆苦思甜会和讨论会，造成人人忆、人人思、人人受教育的忆苦思甜高潮。发动青年访贫问苦，编写家史、村史，举办实物和图片展览。用推心置腹，共谋对敌斗争大计的态度，帮助干部查上当，以利于干部敞开思想，消除顾虑，查深查透。干部上当的惊人事实和严重教训，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的警惕性。群众说：“敌人没有睡觉，我们可要小心。”
忆、查、归运动，对全体干部和社员是一次极为深刻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在运动中群众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四个苦，思了社会主义的甜，并且找到了苦根和甜源。群众说：“过去穷人一怕早，二怕淹，三怕蚂蚱，四怕捐，五怕保长凶如虎，六怕财主大利钱，七怕收租，八怕打，九怕衙门心眼偏，十怕愁吃又愁穿。”“不忘过去苦，才知今日甜。”“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说：“不这么翻腾翻腾，老一辈不想，少一辈不知。这一翻腾，辈辈忘不了。”
青年们在参加忆苦会后，许多人说：“原来电影里演的那些苦事，我爹我妈都经着过。这不是一家一户的苦，被压迫阶级家家都有苦。贫下中农要坐到一条板凳上，不能让苦日子重来”。还说：“现在的好日子来得不易，啥事也不能忘本，一定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走向哪里”。老鸦窝大队的青年总结这次运动的收获时说，现在真正信了（地富之狠，老一辈之苦），懂了（阶级剥削），恨了（恨敌人），知道今后怎样办了。经过忆苦运动，劳动人民续了家谱，传了宗，接了代。
经过阶级复议和忆、查、归运动，干部、群众的感情溶合在一起了，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出现了对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大揭发、大检举的高潮，团结对敌的局面形成了。
这既是一次阶级教育的基础课，也是对敌斗争一个大规模的战前动员。
关于对敌斗争，这里先介绍两个例子。一个把敌人斗倒了，一个没有斗倒。
岭上大队反动地主分子祖子玉，进行破坏活动，十分诡密。散布反动言论，拨弄是非，造谣惑众，都是拉拢落后青年去传，去干。怎样才能把这个敌人斗倒？在进行说理斗争前，充分发动了群众，揭发了他的罪行的大量线索。但是，足以斗倒他的真凭实据，还没有抓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急于发动斗争，而是深入分析这个反对地主活动的特点，顺蔓摸瓜，发现了两个跟他关系十分密切的落后青年。一个是回乡的学生李宗杰，一个是反革命子弟、回乡的剧团职工高堂生。把这两个落后青年争取过来，是把敌人的破坏活动揭深揭透的关键。经过多次对他俩耐心教育，亮明政策，指出前途，解除顾虑，并且吸收他们参加访贫问苦，编写村史、家史的活动。他们相信了政策，认识到只有跟着党走，才是光明前途，终于和敌人划清界限，站起来斗争。在斗争大会上，祖子玉还以为他的活动不致暴露，一再顽抗。李宗杰这时站起来当面揭发他：“你为什么常到我家来说坏话？为什么说北边都单干了？为什么挑拨我和队长打架？”高堂生接着追问：“你为什么对我说在村里无前途，不如犯罪，在劳改队里押个三年二年，还可以找个拉胡琴的差事？为什么常向青年们说现在连个媳妇都说不上，还不如旧社会可以逛逛窑子呢？”这一连串的揭发，大长群众威风。大家又进一步批判了他的反动思想。祖子玉才低头认罪，把长期保存的“变天账”也交了出来。
另一个例子，是卢王庄大队第十五队对反动地主分子赵辅廷的斗争。这家伙一直反心不死。见地里庄稼好，就对另一个地主说：别忙，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还是归咱。”他极端仇视集体经济，见到生产队的东西损坏了，他起心眼高兴，说：“这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呀！生产队家大业大，糟蹋点没啥。”更为狡猾的是，他准备了六套工具，专门借给社员用，又叫老婆经常替干部哄孩子，操家务。借以迷惑群众，拉拢干部，逃避对他的监督改造。他常对干部说：“瞧！别队的干部，不干活有吃有花。你们只知道白天黑夜的傻干，没出息。”他经常给青年讲贫富由天，地主慈善，等等反动思想。由于他多方伪装，一些干部和群众对他的破坏活动看不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小组对群众只作了一般的发动，对骨干作了一般的训练，就召开了说理斗争会。会上有八名骨干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贫协筹委会主任卢德玉，借口脚疼，走出会场，逃避了战斗。只有外队一些对敌情不甚了解的人，讲道理，喊口号。赵辅廷不声不响，不认罪，不低头。斗争失利。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取得“四清”运动胜利之后，不可麻痹，不可低估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艰巨性。尽管在前几段的工作中发动了群众，但是，要斗倒敌人，还必须重新发动群众。要把敌人破坏活动的材料，集中起来，用于教育群众，认识敌人的真面目；要把对敌人斗争的政策交给群众，并且和他们一起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要认真地训练斗争骨干。有了这些，还不够。还要切切实实地下功夫，作好个别发动的工作。特别是发动那些对敌人破坏活动知情的人，受骗的人，他们的亲属和近邻。这样做，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孤立敌人，把敌人破坏活动的事实揭深揭透，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批透斗倒。这样作，也就重新教育了群众，争取、团结了最大多数人。经验证明，谁能够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把争取这些个别人的工作作好了，谁都能够取得胜利。否则，往往大会小会都开了，还要没有把敌人真正揭深斗倒。卢王庄十五队斗争失利的教训，变成了好事。后来，他们终于把敌人斗倒了。
（一）放手发动群众，斗倒敌人，又要注意运用分化敌人的策略。对于四类分子，少数人要求不加区别地普斗一遍。要使他们了解，分化敌人，才能更有效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坚持对一般四类分子采用评审方法，只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才进行说理斗争；评审中，对于改造较好的、不好的、坏的，区别对待；重视运用摘戴帽子这个武器，促使敌人分化。卢王庄公社共有新老四类分子二百一十名，有破坏活动的七十五名。对于其三十一名罪行严重的，进行了说理斗争。采用小型批判的形式，斗争了十七名。对其余的全面进行了评审。经过评审和斗争，对表现较好的七名摘掉了帽子。对表现不好和有破坏言行的四十五名，戴上了帽子，十一名判处了管制。最后，把所有戴着帽子的四类分子一百零八名，交群众分别进行监督改造。这样作的结果，使敌人内部发生分化，许多人表示向人民靠拢。
（二）坚持文斗，防止武斗。多数大队的说理斗争，进行得有力。有少数队发生过打骂的现象。这种现象，多半是敌人特别顽抗，死不低头，群众出于义愤，或者是有的“四不清”干部，急于表功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作组有的同志和少数积极分子，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制服敌人的方针，理解不深。认为坚持文斗会束缚群众手脚，主张“文武结合”，没有把中央的方针向群众交代明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经过进一步学习中央指示，交流经验，教育和发动群众，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了，摆事实、讲道理、攻心斗志，是斗倒敌人最厉害的武器。
（三）争取、改造“边缘”人物。对群众揭发出来的三十五名有一般反动言行的反革命家属、地富子女、一般顽伪和一般惯偷、惯赌等“边缘”人物，在对敌斗争之后，分别采取了个别教育，小会批评，或当众检讨三种办法，进行了教育。他们多数人表示要改过自新。这样，也就消除了民愤。许多干部和社员说：“以后，他们如果再不改，我们也能用这三个办法教育他们了。”
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于分化敌人，孤立和打击少数，改造多数，收到了显著效果。
整顿组织，树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社员群众最关心的事。他们说：“‘四清’以来，我们一天要把这事思乎两三遍。”
这场大革命揭示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说明：在一个大队，只要有一支革命化的阶级队伍，有一个革命化的核心，再加上公社以上革命化的领导。这三者结合起来，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牢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这次大革命胜利的结果和产物。经验证明，革命搞得深，搞得透，搞得细，而且从开始就注意了为在革命后期树立一个坚强的核心，进行日积月累的准备工作。这样，就会由于老干部受得教育深，思想问题解决的透，勇于挑担子；就会由于新的领导骨干的出现，核心已经自然形成，整顿组织的问题，就会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形成一个挑得起担子，为群众拥护的核心，给今后巩固革命成果和办好生产队留下困难。
从整个公社看，所有大队、生产队，运动中树立起来的领导核心。不论政治、思想、作风以及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都比过去要好，要强，或者是原来的核心根本不能比拟的。同时，由于这些核心，是从现有条件下产生的，或者由于工作还做得不到，有少数队的核心，立而未稳，立而不强。还必须在上级的密切帮助下，在今后斗争中，经过一个逐步地较长时期的锻炼，才能顶得住，过得硬。
继续使基层领导核心革命化，这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这里只说一下，在这次选举工作中着重抓了的三个问题。
（一）把选举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一段来进行。他们一方面向干部、社员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民主集中制的教育，社员权利与义务的教育。同时，强调把这次选举办成社员行使民主权利的示范。对候选人反复酝酿，认真评比。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做在选举之前，防止把选举简单的当成“划Ｏ、打Ｘ”的事。
（二）注意了全面安排，新老结合，提拔新生力量。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片面的看法：一是有些人对原有干部的功过，缺乏全面地认识，盲目地要求多换，大换；一是有些人认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就要把他们都重新选上，不注意，看不起或者不敢大胆提拔和使用新生力量。由于克服了上述偏向，选举的结果，原有干部继续任职的，大队占百分之七十，生产队占百分之六十二。只要错误不大、深刻检讨、决心改正、群众谅解，做到了尽量适当安排。新选出的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占百分之二十六。这些人多是劳动好、觉悟高、公道能干、群众拥护的积极分子。
（三）“交印”、“竞选”和找不到第一把手的适当人选，这是在选举中部分队遇到的三个问题。有一些干部，群众要选他，本人却不愿干。其中多数是假，少数是真。主要原因是教育不透，思想上还有疙瘩，或者有坏人在背后挑唆。四出“竞选”的，往往是少数有缺点的积极分子，动机不纯，选不上就大发牢骚。只有把“交印”、“竞选”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并对这些人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之后，才能选出一个群众满意的班子。
有两个大队在选举中，物色不到支部书记的人选。原因是，长期以来，党的基层工作薄弱，现有的党员很少，大都又犯有错误或不能胜任，群众中有新的积极分子，但不是党员。因此，就派了工作队的人去担任政治指导员。一面巩固成果，一面进一步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帮助培养出本地干部。
岭上大队的二队，以前，常常钟打三遍，来人很少，现在钟打一遍，全部到齐。队长感叹地说：“钟还是那个钟，人还是那些人，就是思想变了！”
春天的桃园，新人新事真多。过去人们说妇女是“死角”，许多人不出勤。现在不但大都出勤了，还出现了“十姐妹队”、“铁姑娘队”。这些人能干平整土地的活，也能干挖河、修渠的活。贫协代表李永平，四清以来夜夜主动帮助饲养员喂牲口，被人们评为“活雷锋”了。桃园村南的一条哑马河，人们给它送了个新号，叫“四清河”，河上新修起了电力扬水机站。
卢王庄大队第六队，今春以来，流传着四十比七，十七比七，二十五比五这样三个故事。扬水站挖井开始议论需要四十个工，结果只用了七个工。修稻田四十六亩，原计划三十人干十七天，结果二十五人只用了七天。挖薯秧子窖，过去两人得干二十五天，现在五天就干完了。
各个队都出现了很多劳动先进的人物和模范事迹。
各个大队的社员们都说，生产上跟过去比较起来，今年是“两多——好——早”，出勤的多，大家都争着干活。肥多，“卫生田”绝迹了，施肥量比去年普遍增加四分之一，丰产田增加一倍还多。麦田管理得好，春耕提早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
为了更好地把社员的革命积极性引向新的生产跃进，在组织建设之后，他们用二十天的时间，作了以下工作。
重新讲解农业决定“十二条”，进一步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明确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方向。
重新讲解人民公社的大法“六十条”，解决了自留地特别是开荒地过多的问题，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修订和改进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等经营管理制度。
重新讲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制订生产规划，使新的跃进切切实实地向前发展。
新的形势到来了，但社员当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产没有完全解决。有些社员还有“脚踩两只船”的思想，甚至有的把人把小自由当作“命根子”。不少队都有几个冒尖的“脱产社员”，“单干社员”，他们背后常常还有追随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讲清政策，开展讨论，算账对比，自破自立的办法，引导社员开展了一场大讨论。经过讨论，社员们进一步认识到，“镐头地”多了，同集体争工、争肥、争精力。一心挂两头，集体经济就办不好。许多人主动地交回了侵占的集体耕地，打开了多开的“镐头地”和集体耕地的界限。表示今后坚决依靠集体，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
对于新的跃进，也有一些思想问题需要解决。
一提到跃进，有些社员把它跟“浮夸”联系起来，怀疑，甚至抵触。说“刚吃了两年饱饭，又要胡来了。”为了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他们引导群众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大讨论和认真总结。经过总结，社员们提出：要搞好新的跃进，一要干劲十足，二要计划实际，三要办法有根，四要大伙商量。
明确了方向，落实了政策，统一了认识，又在这个基础上制订了一九六四年的生产规划和增产措施。一个你追我赶，大争“五好”的局面自然形成。各队都采用自报众评，有来有往，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形式，开展了“五好生产队”和“五好社员”评比竞赛活动；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
群众起来进行了这场革命。革命，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领导者。
工作队参加和领导了这场革命。革命，使工作队每个队员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工作队和群众一样，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向革命化前进了一大步。
工作队里的女青年张淑敏，是前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省银行工作。到村，看不起群众，向群众讲“双十条”，她认为“白费劲，农民老粗听不苾。”“四清”了，她找保管员谈话，不得要领；后来积极分子去谈，从两把钥匙的线索里，就发现干部贪污八百斤粮食的问题。在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和智慧面前，经过阶级斗争的教育，她变了，在日记上写道：“我要甘当小学生。现在，我才懂得和毛主席让我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道理”。
革命，就是这样训练自己的接班人的。
工作比较久一些的人，不论是县、社的，还的省、地的，也不论是干那一行的，都经受了这次大革命的考验。绝大多数人，在这个考验中有了显著的提高。
对于工作队，头一个是关于革命决心的考验。他们体会到，革命运动的每一步，都存在着搞透还是滑过去的问题。有没有决心，是能不能保证这次革命高质量的关键。有一些同志决心不大，主要是由于受“和平共处”的影响太深，没有举起阶级分析的武器。“看不到”。对于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皮毛。同时，也因为不是正确地而是片面地接受过去运动的经验教训。因而，对于阶级斗争到底严重不严重，复杂不复杂，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等根本问题，表现了没有根底，疑虑不安。怕这怕那，动摇不定。这时候，他们象是蒙在鼓里，还不了解，如果不去坚决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任其发展下去，才是最可怕的。实践证明，解决真正下定革命决心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自觉实践，自觉革命，自觉锻炼。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以及必然反映到工作队内部来的思想斗争的实践，使自己逐步革命化。许多同志的觉悟和本事提高的那么快，而极少数人提高的则很慢，主要原因就在于是不是有了这样的自觉。
学会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这场革命，是对工作队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也是第二个考验。在革命过程中，绝大多数同志注意了钻研这个问题，干得好。在经过这场革命后，又进一步体会到，正确的方法，是胜利完成革命的任务，并且少出毛病的保证。对于坚持正确方法的问题，他们的主要体会是：（一）根本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在发动起来之后，要强调实事求是，贯彻政策。政策是群众行动的出发点，发动群众，就是要用政策武装群众。群众真正掌握了政策，革命就好办了。（二）要处理好工作队、阶级队伍和群众的关系。工作队对于阶级队伍和群众，要依靠、启发、领导他们起来革命，不要“包办”革命。阶级队伍一定要把中农联合起来，一起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革命的高涨形势。（三）要处理好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在“四清”中，一定要把干部的自觉革命和群众帮助结合起来。让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进行阶级分析，全面分析。（四）要注意解决虚和实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的是群众觉悟。要抓活思想，作人的工作，作细致的思想工作。要以虚带实，不可仅仅追求“捞干的”（贪污数字）。当然，觉悟往往也通过“实”表现出来。（五）注意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互相促进的关系。问题在于有安排，有检查，有领导。（六）注意解决时间问题和质量的矛盾。质量第一，时间服从质量。由于这场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必须适当安排，步子清楚，要求明确，有中心，有结合，走上步就为下一步作好准备，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结合完成上一步留下的尾巴。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不浪费时间。（七）注意解决点面的关系。抓点带面，抓先进，帮落后。使经验及时交流，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好的队风，是革命决心和正确方法的体现，是搞好这场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是不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培养出一种革命的队风，是对工作队的第三个考验。他们在整个运动中，在学解放军、学大庆的过程中，使工作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作风：（一）“四清”的作风。即勤劳、廉洁、朴素和坚持“三同”的作风。（二）认真学习的作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政策，以及其他队的经验，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结合起来，吃透两头。（三）严肃、认真、埋头苦干的作风。大家在工作中，都任劳任怨，不马虎，不凑合，紧张工作，不怕因难。（四）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作风。敢于革命，实事求是，耐心细致地作思想工作。（五）民主和团结的作风。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批评，有分歧就讨论，保证了战斗的统一。对于这些，他们采取了出内部通报，经验交流会，开战地会，组织参观等办法，树立它，培植它，传播它。
工作队革命的决心，正确的方法，好的队风，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同时，这也正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实践，给予工作队的最深刻的教育。（据河北省委材料编）
来源：１９６４年８月３１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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