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0-20 作者：[待确定]
本报讯：山西浑源县荆庄公社荆庄生产大队党支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先后开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会议，解决了一百多个“小问题”。通过解决这些“小问题”，对党员、干部普遍地进行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革命传统教育，巩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
去年秋天，社员刘六娃要请大队干部去吃饭，一连请三次，都被党支部书记耿好富婉言谢绝了。干部该不该到社员家吃“请”呢？在一次党支部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生活小事，当干部只要办事公道，吃顿“请”没有什么。有人认为，社员既然好心好意要请，就说明干部和社员处得好，有人情。耿好富说：“刘六娃无缘无故的为啥要请我们吃饭？我看不是干部和他处得好，大家要好好讨论讨论，究竟是个啥事情？”贺功想了想说：“刘六娃请咱们，是有打算的。他本来有房住，又想占地盖房，大队不让他占地，他就要请干部吃饭。这叫什么人情呢？”党支部副书记王维接着说：“我同意贺功的看法，我们要是吃了这顿‘请’，嘴就软了。”耿好富说：“要是那样，群众一定说我们是‘酒肉干部’，也就一定要损害集体的利益。”通过反复讨论，大家对这件事的结论是：第一、干部吃“请”决不是小事，而是牵连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巩固集体经济、维护集体制度的大事。第二、干部吃“请”，就不能办事公道、大公无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吃“请”和贪赃的性质是一样的。这样看来，干部吃“请”绝不是小事。
有一次，支部副书记王维带领大车队进城送公粮，带了集体的四十斤莜麦，给车倌换上莜面大家一起吃了。这事被贫农贺正恺发现，报告给党支部。党支部书记耿好富找到王维就问他：“王维，你说咱们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行为？”王维一听知道是说他，羞红了脸说：“吃多少，我赔多少！”耿好富说：“开个会再说吧！”当天晚上，支部召集党员、干部和所有的车倌开会，讨论王维换莜面的问题。王维气呼呼地说：“叫我赔全赔，不过就这一次，犯得着开这么大的会吗？”耿好富说：“就这一次，确实不算个很大的错。可是我们开这个会是值得的，是要大家闹清这一次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一次为啥不吃自己的，偏要吃集体的？是不是占便宜思想作的怪？如果是，就说明你的脑袋里已经长上了坏事的苗苗。有了这个苗头，能作出一次，就能作出十次、二十次。”会计王宏如说：“错误不在大小，也不在次数多少，如果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多吃上一斤瓜，也是一种剥削行为。这好比一个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疮，当初你认为小事，不注意，后来越坏越大，直到不能处治，后悔迟啦！”通过这次讨论，使大家认识到：病宜早治，错误要早纠正；第一次犯错误根子浅，好纠正。
大队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健全了财务、劳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可是有些干部不习惯。有的说：“取二斤种籽也得经过三个人（按规定要经过队长、会计、社员代表同意），真麻烦！有的说：“干部劳动记个工，还得经过社员代表盖章。搞上这样严的制度，显得对我们不信任。”
是不是制度严了就给干部添麻烦，就对干部的不信任呢
支部专门组织党员和干部讨论了这个问题。贺功说：“前些时，我也认为每天收上几个钱，每天报账太麻烦。结果条据堆了好多才报账，一算差了十块钱。原来图省事，最后闹下了大麻烦，我看还是制度严点好。”党员白富春说：“制度严了是麻烦点，不过这是小麻烦。如果不要制度，队里的财务闹得稀里糊涂，就会有大麻烦。”说到制度严了是不是对干部不信任，贺功又说：“拿我短钱的问题，就能说明，制度严了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自从那次短钱以后，坚持当天收款当天报账的制度，在年终清理财务的时候，财物账目一清二楚，群众都称赞我们干得好，继续选我们当干部，这不是取得了最大的信任吗？”
今年春天，大队积下的肥料分配给各生产队，规定各队都用大车去拉，便于计数。但第一队队长马有柱却偏偏派好多社员，用小车乱哄哄地推，比别的队多运走了六大车。问题被揭发后，大队党支部就召集干部和一队的社员开会，批评了马有柱损人利己的行为。可是马有柱委屈地说：“我这是为了集体利益，又不是拿回我自己家里，怎能算损人利己？”
人们针对马有柱的思想，讨论得可热烈啦！有的干部说：“马有柱的做法，并不是为了集体。你光顾一个队，不管全大队，这也叫集体主义思想吗？”社员刘德全说：“马有柱多给我们队弄了几车肥，叫我看，就对本队也是不利。为啥呢？谁都知道，咱搞好集体生产的根本是社员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可他用本位主义的行为去影响社员，社员们也来个各顾各，都为个人抓挠，这不仅损害了集体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人。社员的私心重了，队里的生产还怎么个搞法？”从这次教训中，人们更进一步领会到，本位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应该及早防止。
来源： 196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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