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1-10 作者：《荆州社教简报》编
《荆州社教简报》编本刊讯 湖北省红陵县马山区马南大队在根子碰头会上，贫农根子罗春贤把自己的生活和“四不清”干部高兴宽进行了对比，以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农村和平演变、两级分化的严重性。
罗春贤和高兴宽都是马南十二生产队里的人。罗春贤现年三十七岁，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贫农，全家五口人，两个劳力。高兴宽也是贫农成份，现年三十六岁，从一九五五年办初级社到现在，一直在这个队担任会计，全家十一口人，两个劳力。他们俩人在解放以前，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家无立锥之地，过着衣不终身、食不终口的苦难生活。土改的时候，他们都分得了地主的房屋、土地、耕牛和农具。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一九五五年办初级社的时候，他们一起加入了初级社，那时他们由于劳力相等，生活上出现了大变化，与贫农罗春贤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次根子会上，大家对他们两家的生活进行了对比，共有十大不同。
第一，住的不同。高兴宽今年春天大兴土木，购买砖瓦、木料，抽调生产队的劳力、新做了一栋九间大瓦房。屋内有正堂、正屋、厨房、猪圈、骡马圈，又宽又大。社员们说：“比过去地主住的房子还要阔气。”可是罗春贤住的房子，还是土改时分的一间巷子屋，又窄又小，只能放一张床，一口灶，没有后门，大门是用一块板子抵起的。住在他家的工作组同志宋克昌说：“我搁在了家的一个铺，是前抵六坎后抵床，左靠灶来右靠墙，下起雨来无处躲藏。
第二，用的不同。高家摆设有神柜、衣柜各一口，衣箱两口，大小桌子三张，竹木椅子十四把，大小脚盆五个，洗脸洋瓷盆四个，家具齐作，应有尽有。罗春贤家里家具寥寥无几，全家只有条矮长板凳，一把破椅子，吃饭的桌子是用一条板凳改做的，只能搁四个菜碗，饭碗都没有地方搁。
第三，穿的不同。高兴宽冷天穿的是卡机、凡布、棉衣；热天穿的是府绸衬衫。他父亲穿的是皮毛背心，母亲穿的是大皮袄。全家有四张木床，四床蚊账，有六套被子，其中有四床是新的，还有十一双胶鞋、球鞋等。贫农罗春贤穿的是七八年前的一件棉袄、破单裤子。他的小孩有一岁多了，还没有穿过一条裤子。全家五口人，只有两床破破烂烂的棉被絮，这次开根子会没有被子带，只好与工作组同志睡在一起。全家只有一双胶鞋，遇到雨天、下雪天，大人、小孩都是打赤脚或穿草鞋走路。
第四，吃的不同。高家生活一贯吃得比贫农好，每餐四五个菜，鱼肉经常不断。一九六三年杀了一头二百八十斤的大肥猪，一直吃到今年割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生活困难的时候，全家吃大米，没有掺过代食品。贫农罗春贤一年苦到头，该分的粮食分不到手，口粮指标低，经常掺代食品。每餐吃饭最多两碗菜，一般是一碗辣椒、一碗腌菜，除了过年过节吃点鱼肉以外，平常很少吃鱼肉。
第五，自留地不同。高兴宽一家分到养鱼塘一亩八分，每年捞的鱼吃不完，还出售不少；还留了五分田作菜园，菜吃不完，就用来养猪，或挑到市场卖高价。贫农罗春贤分的养鱼塘，是与另外三户共养的，每户平均只有四分。生产队把他自己开的半分菜地抵了自留地，没有另外分给他自留地。
第六，做活不同，工分不同。高兴宽家里有两个劳动力，本人参加劳动少，他父亲搞家庭副业多，很少出工，偶尔出工，也是拣轻活做。但是他家却得八百五十多个工分。罗春贤家一九六三年有两个力，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生产队还经常派他做重活。但是，他一年只得了五百一十五个工分。
第七，分配不同。据初步摸底，高兴宽从生产队多分的粮食，仅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两年就有一千五百六十斤。社员反映，他家两个劳力，十一口人吃饭，粮食不仅吃不完，还用来养肥猪，做了很多酒曲卖高价，赚了不少钱。贫农罗在贤应分的粮食没有分到手，生活困难没有补助，两个劳力，五口人吃饭，每年粮食都不够吃。
第八，用钱不同。高兴宽在一九六三年一次就挪用公款二百一十元。至今没有归还。而罗春贤因生活困难超支四十元，到年终分配时，罗向高再三恳求缓期归还，但高仍硬给扣去了二十元，致使罗过春节时，连办年货的钱都没有。
第九，搞家庭副业不同。高兴宽利用职权留了一个“自留人“（指他的父亲），不参加集体劳动，专门搞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经常养两头大肥猪、一头驴子、一头小骡子和二十多只鸡子，到处放喂，经常吃队里的谷子，还不准别人提意见。贫农罗春贤因为经济困难，粮食也困难，房子窄狭，勉强养了一头小猪，到年终时只杀了五六十斤，鸡子也只喂了五六只。
第十，文化生活不同。高兴宽现在有三个小孩上了初中，有一个小孩上了小学。罗春贤的三个小孩都应该上学了，但是因为经济困难，只能勉强维持一个小孩上小学，两个小孩在家劳动。
高兴宽的人口比罗春贤多些，参加集体劳动少些，为什么他的生活比罗春贤好得多呢？大家由生活现象追到经济来源，查了他的发家史，揭开了“四不清“的盖子。从初步揭发的情况来看，高兴宽的经济来源有五个方面：（1）贩卖驴马、生猪，进行投机倒把。仅一九六二年购卖一匹驴子，就牟取暴利八百多元。把多占的粮食做洒曲卖，也获利不少；（2）贪污挪用公款。一九六二年发现的一笔就达二百多元。（3）多占工分、多分粮食。一九六三年一年多占工分三百多个。（4）多占自留地和鱼塘面积。（5）留“自留人”大搞家庭副业生产。贫农罗春贤却没有搞这些邪门歪道，也没有这些特权，只知道勤劳生产，应得工分不能到手，应得的分配不能兑现，实际上是受着“四不清”干部的剥削。
比到这里，罗春贤十分气愤地说：“我和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政治上的不同！这些‘四不清’的干部搞了我们的鬼，还反过来鄙薄我们，说我们是老实驼子，一辈子也搞不出名堂来。”
这样一比，到会的贫农根子们都大吃一惊，大家都说：“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我们大队的八个干部，就有六个做新屋，三个带手表。过去我们看到一些干部生活好，只以为他们有本事，会赚钱，哪晓得他们都是发我们的横财！”（据《荆州社教简报》编）
来源：根据1964年11月1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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