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0-0 作者：阮铭
阮铭今年春天以来，由于党的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的贯彻，在高等学校里掀起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大革命。广大师生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和科学路线，开始了在我国教育历史上空前的大跃进。走到高等学校里一看，到处是大办工厂、大办农场的高潮，是下乡、下厂参加工农业劳动的高潮，是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是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高潮。在这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中，文教科学领域里的资产阶级白旗正在倒下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红旗扬起来了！
仅仅几个月之前，在一部分知识青年中，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专家，还存在着极大的迷信。有的学生把资产阶级专家称做“民族的骄傲，自然的主人，国家的光荣”。看见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就好象什么都不行。
为什么人们在资产阶级专家面前会“自惭形秽”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有学问”、“有知识”的一套资产阶级标准在作怪。什么留学英美、学衔学位、资历年限、论文多少、胡子长短等等招牌，多少年来象和尚的袈裟、道士的道袍、佛象的宝座一样，在人们的头脑里制造着迷信，使人们对资产阶级教授、专家“莫测高深”，“望而生畏”。而对于在生产技术上真正创造了奇迹的劳动者，却因为他们既未出洋留学，又无学衔学位，资历浅，胡子短，因此反而瞧不起。
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教授、专家在高等学校里还是“神气十足”的。一部分青年还愿意走他们的道路，而对于“又红又专”、“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曾几何时？高等学校在思想革命的基础上搞起了群众性的勤工俭学运动。当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学校里涌现出大量在科学技术上革新创造的先进人物。他们几乎都是政治上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肯于深入生产实际、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他们用自己出色的行动，粉碎了认为“搞了政治，妨碍业务”、“红了不能专”等种种论调，证明了红专不仅能够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红是专的动力。而那些鼓吹“白专”道路、不愿意进行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教授、专家，在群众性的技术革命高潮中，却总是充当着不光采的“保守派”或“促退派”的角色！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破了产，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树立了起来。大量的人们，开始自觉地愿意走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终结。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顽固派，虽然不敢公开地宣扬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于资产阶级道路的破产，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下，还要顽强地抵抗党的方针，阻碍新生力量的成长。多数开始接受了红专道路的人们，也还没有巩固地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也可能在某些具体的场合发生怀疑和动摇。因此，为了经常地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必须不断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插红旗，拔白旗，确立红专知识分子的标准。
什么是红专知识分子的标准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先进分子的事迹来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第一、他应当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永远地、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促进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一个促进派还是促退派，这是每一个知识青年必须首先解决的政治方向问题。做一个促进派，就是要循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循着人民需要的方向前进。如果方向错了，就会起促退甚至反动的作用。有人认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已经定了，不必再担忧会不会迷失道路了，所以就可以只顾业务、少问政治。他们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同时也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遭到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经历各种各样风浪的考验。这里既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又有两种方法的斗争。做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促进派，就应当在一切斗争中成为社会先进力量的代表，善于辨风向、插红旗，坚持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对于一个缺乏长期革命锻炼的知识青年，怎样才能够在复杂的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我们的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和代表群众利益的党，是服膺真理的党。在领导军事、政治、经济建设、文化科学各个战线的斗争中都经过历史的考验，是可以信任、应当信任的党。我们坚定地同党站在一起，真理就总在我们这一边，最后胜利就总是我们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旧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现在我们有伟大的党作为依靠，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都有伟大的、正确的党，这是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最大的幸福；只要我们永远地、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和党一条心，我们就总能够永远遵循正确的道路前进。这一时期，工农青年和知识青年中涌现出大量的发明创造，这首先是党的路线、政策的胜利，没有党的总路线，这种奇迹的出现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许多青年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在党组织的直接支持、帮助下获得成功的。清华大学本届毕业生一千四百余人，在结合生产做毕业设计中，完成各种设计、工程任务和新产品共336项，其中228项有较突出的创造，141项已达到了国际、国内的先进水平。这是过去任何一届毕业生所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成绩。是不是因为这一届毕业生特别聪明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个人的才智。他们的聪明，首先在于他们在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在工作中紧密地依靠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象水利系学生在毕业设计中承包了北京市密云、张坊、三家店等十个水库的设计任务，事情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的斗争。某些资产阶级教授反对承包设计工程，他们预言这样做“一定要失败，外国也没有这样做的。”宣称：“教学和生产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搞了生产就会降低教学质量”。在设计过程中，同学们的每一个创造，几乎都遭到某些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工程师的反对和阻挠。他们在德胜口水库土坝设计工作中，由于开挖溢洪道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就提出设计一个过水土坝，洪水可以在坝顶上流过，而省去了溢洪道。当时有的教授就起来反对，认为这种做法在外国、在文献上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一定不行”。但是这些青年人提出一定要把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他们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经过了一再的失败，终于试验成功。机械系董廷宗同学试制向心摆式精研机的过程也是这样。这个做过放牛娃和六年车工的共产党员大学生在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实习期间，发现这个厂的轴承内套光洁度长期达不到国家要求，而且影响轴承的寿命。经过他仔细的现场观察和研究，发现研磨时用砂布，是产品质量不好的重要原因；而且使用抛光机，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也太大。他就提出了用向心摆式精研机和油石，代替抛光机和砂布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遭到某些技术人员的反对，他们讽刺他的设计“做小孩子的玩具还差不多”。可是他从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依靠了工厂的党组织，冲破了资产阶级思想和保守思想的重围，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不但内套光洁度达到了国家要求，而且研磨速度，由过去的一分四十五秒缩短到四十秒，效率提高一倍多，消灭了这个厂过去30％—50％的返修品现象，同时，还降低了成本——过去每班要消耗1．35元的砂布，现在每班只要用0．35—0．40元的油石就行了。
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促进派和促退派的斗争，不仅在政治斗争的领域里存在着，而且在每一个业务领域里都存在着。做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促进派，就应当把党的路线、政策贯彻到每一个业务领域里去，贯彻到每一项工作的具体斗争中去。党的思想、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统帅”，就会迷失方向。因此，永远地、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和党的路线政策，并且在自己的专业中努力加以贯彻，做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促进派，这就是一个红专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的政治方向问题。
第二、他应当坚持自觉地、不懈地进行思想改造，树立共产生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做一个集体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者、唯心主义者，这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根本分歧。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在无产阶级看来，离开了集体，任何孤独的个人，是不可能对社会起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在知识青年中，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论调：认为工农业生产是集体的劳动，而科学研究，则是个人在书斋里的单独活动，不需要依靠集体合作。他们援引历史上的大科学家，说“没有先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样可以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果真是这样的么？科学的历史恰恰证明，任何时代的科学创举，都是和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不可分割的，多数对人民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们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先进思想的代表。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生平，曾经作过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参加政党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许多人则两者并用。因此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满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只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便是生怕烧坏了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自然辩证法”第6页）如果当时的科学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集体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那末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科学技术专家，只有依靠劳动群众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依靠科学家的集体合作，才能够真正在科学上做出最大的贡献。最近北京大学在科学研究大跃进中，广大群众在短短的二十几天内完成了二千多个研究项目。据北京大学党委的报告，其中没有一个项目是一个人搞出来的，完全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是过去在科学的“象牙之塔”里“单干”的少数专家所望尘莫及的。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的照耀下，个人主义者是彻底破产了。权威化学家傅鹰教授，就是在轰轰烈烈的科学研究群众运动中充当了促退派的个人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跑到实验室里去训斥群众，说“一年级学生做科学研究还不如放一个闹钟”。并宣布不承认同学们做出来的数据。可是正是这些一年级同学，在科学研究中完成了超过世界水平的项目！他们回答得很好：“在世界上存在的，将是我们劳动的成果，而不是你不承认的吼声！”个人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完全暴露了它的反动性，它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起促退作用，是我们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唯有破个人主义，才能立共产主义。一个人能否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就是他能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志。今天在知识青年中，个人主义思想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思想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任何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每个知识青年都应当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锻炼，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人民群众的忠实勤务员。
个人主义又往往是同唯心主义相连系的，个人主义者的言论行动，总是以个人欲望为出发点。在他们面前没有客观实际，没有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学习唯物主义。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
第三、他应当是既能做脑力劳动又能做体力劳动、既通晓科学理论又能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共产主义劳动者，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能手。
轻视体力劳动、轻视生产实践是剥削阶级教育制度的残余。在剥削阶级看来，所谓“学问大”，只是“读书多”。他们对待“理沦”，就象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只知背诵，不知实践。他们不承认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又反过来检验理论并发展理论；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就可以出理论。所以他们总是厚古薄今，抱残守缺，对新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来抓住和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他们死抱住一个公式、一堆资料、一项前人的经验，就再也不愿意向前跨进一步。大跃进以来，涌现出来的许多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就起来向这一套对待理论的陈腐观念宣战。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同学就是很好的榜样：在设计水库的工作中，他们勇敢地把实践提到了第一位。他们走出校门，深入到每一条河流的流域，计算每一块灌溉面积；他们从河源跑到河口，寻找最合理的坝址；他们走访无数的农民和干部，调查历年洪水泛滥的情况。每一个公式，每一件数据，他们都要拿到实践面前检验一番。他们厚今薄古，前人的资料是不能完全算数的，一定要根据大跃进以来的农村新情况来作出补充、修正。他们并且坚信在实践中一定可以发展理论。他们对前人做失败了的事情，并不以为惧，只要为生产实践所需要，就敢于动手去进行新的试验，勇敢地提出技术革新的方案，向某些教授、专家的保守思想展开斗争。这种创造性的对待理论和实践的态度，是在科学技术上获得创造性的成绩的重要关键。
无数的事实证明，当教育同生活劳动结合、理论同实际结合以后，就能够在教学、科学、生产、思想各方面获得迅速的进步。不但可以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而且根据生产实际中提出的经验和问题，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开展科学研究。这一时期许多学校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开展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都是教学同生产劳动结合的直接成果。现在再要来争论教育结合生产能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就等于问打了胜仗的军队能不能打仗，医好了病人的医生能不能医病一样的可笑了。
第四、他能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把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高度发挥起来，我们就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知识青年中涌现出来的发明创造，都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发明创造，无例外地都是虚心向劳动群众学习，依靠工人、农民、教师、同学的集体力量的结果。其实，历史上任何发明创造，都包含着集体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然而资产阶级学者却往往故意忽略这一点。他们的惯技是盗窃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来点缀自己的门面，“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今天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自觉地与群众结合起来，虚心地向劳动人民请教，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丰富的生产知识，胜过了某些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老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同学们在刚刚接到设计水库的任务的时候，人们是有怀疑的：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这样一群未出茅庐的年青人去干，成得了事吗？结果他们成了事，而且做得很出色，甚至比专家们做的设计还要高明。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自己的设计里，融化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的确，比学问、比经验，他们可能不如一些水利工程方面的教授和专家的。但是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懂得了一个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比书本、公式、资料更重要。书本上没有的公式，文献里找不到的资料，只要去请教群众，依靠群众的集体力量与集体智慧，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因此，当他们在设计工作中发生种种困难时，就下乡去请教农民群众，请教区乡干部，而农民群众和区乡干部，也总是给他们以最满意的帮助。有人看了他们的设计以后，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些青年人究竟有多大的济力？”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不走群众路线，这种潜力似乎是不大的。如果走了群众路线，那么潜力就大得惊人。因为这时候，群众的觉悟，群众的热情，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力量，就成了同学们的力量和智慧的泉源。而这个泉源是大得无穷无尽的，什么人间的奇迹也都可以创造出来。清华大学水利系同学做毕业设计的过程，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彻底的群众路线。他们采取了教师、学生、工农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在党的领导下，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规模巨人的水库设计，同时搞起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修订了教学计划和大纲。这不是又多又决又好又省地促进高等教育事业飞跃的最好办法吗？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群众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过去为少数教授、专家所独占的科学研究领域，今天成了全民的事业，这就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具有了空前旺盛的生命力。群众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总是要胜过“科学贵族”的单干的。北京大学的群众在制订研究项目的指标时说过这样的豪语：“我们的指标，一定要订到观潮派摇头为止！”的确是这样，他们使现潮派摇了头，然后又不得不点头。这就是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威力。群众一旦把科学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必然会使科学事业发出巨大的光芒。那么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又怎能不在任何工作中走彻底的群众路线呢？
第五、他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具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坚持真理，敢于排众议而不随风倒。
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教授、专家，往往把科学技术看得极砷秘，总是觉得真理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或者是写在文献上的。外国人没有做过的，文献上没有见过的，我们就不能想，不能讲，更下能做。做起来就是“可怕得很”，“危险得很”，简直是非失败不可的！事实上，当青年同志们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做起来了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了不起的“可怕”和“危险”。无非是：失败了、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终于达到成功。现在是到了彻底破除这种妄自菲薄的贾桂精神的时候了！看了许多事实，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为什么在那些资格较老、地位较高、学问较大的教授、专家身上，这种妄自菲薄的贾桂精神倒要多一点呢？其实也不难明白，有些资产阶级教授只读书，不实践，书读多了，脑子里就装满了许多框框，思想反而破束缚住，得不到解放，从而产生了十足的贾桂精神。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反对读书。如果书是真正读通了的，能够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就不会束缚思想。毛主席不是读书很多吗？但是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读通书的，一知半解，只知书上怎么讲，不知实际怎么做，更不敢进行创造。这种读书方法也在贻害着青年人。因此，每一个知识青年（老教授、老专家也应当如此）都应当破除对洋人、对书本和文献的迷信。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学习书本和文献，但是同时必须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让实践来检验、丰富并发展理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迅速地向前发展。
无论在实际工作中或理论研究中，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会遇到保守、落后势力的反对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那么任何反对的意见，不论正确或错误，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考虑问题。不但不会妨碍我们进行创造，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创造得更好。我们对待一切不同的意见，不应当有任何消极情绪，而应当更加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使正确的东西，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有生命力。
来源：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怎样又红又专——做个共产主义劳动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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