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0-0 作者：李武林
李武林冯友兰先生在“树立一个对立面”一文里说：“在全国大跃进的潮流里、哲学界发生了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搞了几十年哲学的人，现在问：究竟什么是哲学？作了很久哲学工作的人也在问：我们究竟干什么？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冯先生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在整个的哲学界并未发生。在我国的哲学界，许多有实际斗争经验和理论修养的老同志，他们精通理论，并能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什么是资产阶级哲学，什么是唯一科学的马列主义哲学，他们了解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动本质，马列主义哲学的任务他们体会也很深。就是一部分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实际斗争经验不够，理论修养不高，我认为这样一些问题他们也不会发生。他们在一开始学习哲学时，首先在自己脑海里写下的是关于马列主义哲学的原理，以及对旧哲学的批判。常常在他们进入哲学界时，第一堂课，第一次读哲学教材就是讲关于马列主义哲学对象与任务的观点。由于自己没有旧哲学观点的束缚，由于马列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由于马列主义哲学引导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证明：他们比较容易的就接受了马列主义哲学对象与任务的观点。冯先生冒整个哲学界之名，是十分错误的。
冯先生说：搞了几十年哲学工作的人，现在发生了这些问题，这倒是事实。但是决不是搞了几十年马列主义哲学的人，而应该是搞了几十年资产阶级旧哲学与封建哲学的人。说精确一些，应该是搞了几十年旧哲学，在解放以后还不愿真正接受改造，没有放弃自己旧一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他们只有在马列主义所指导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潮流里，由于革命洪流的冲击，自己的哲学没有了散布的市场，丧失了经济基础，才开始真正考虑马列主义这些哲学基本常识问题。以冯先生为例，难道什么是旧哲学，冯先生不知道吗？冯先生是美国哲学留学生，有名的大学哲学史教授，又有许多大部头哲学著作，自己对哲学下过许多定义，现在发生这样的问题，岂不是笑话吗？这只可以说明：冯先生过去由于旧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束缚根本没有接受马列主义哲学观点，现在才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冯先生说：产生这些问题，是由于对哲学性质和任务进一步思考提出来的，正说明了上面这一点。我们要问：谁从哲学性质和任务进一步思考提出这些问题呢？仔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就是冯先生自己。现在全国的建设事业都在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工作，马列主义哲学应该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指导思想，大家说哲学就是指马列主义哲学，冯先生又熟悉旧哲学，问什么是哲学，就是问什么是马列主义哲学？马列主义哲学干什么。我认为：马列主义哲学工作者，是不会由对马列主义哲学性质与任务进一步思考，得出与冯先生一样反马列主义教育路线的结论来。这里正好证明：是冯先生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反抗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表现，向马列主义哲学挑战。
冯先生说：产生这样问题的原因，是由于许多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理论结合实际，工作不但搞得好，并能作又红又专的报告，写出马列主义的文章，学校及研究所工作的人，由于脱离实际，教授专家文章都写不好。我认为：这就应该向党政部门负责同志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然而冯先生却恰好相反，得出另外的结论，硬要钻理论和实际分离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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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中，工作是有分工的，因此有专搞或多搞理论工作的人，也有专搞或多搞实际工作的人。这一点我想大家是承认的”。冯先生主观认为大家都承认的这一点，我们也不能承认。
首先：我们认为冯先生谈的这种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在历史上有一定原因和一定作用。但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容许这种分工呢？不能。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正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跃进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今天还存在着，但它不会永恒的存在下去。
资产阶级哲学家杜林曾经认为：从事物本性来说，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那种劳动分工，无论如何不能被排除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发形成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其必然结果是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又说：阶级划分的基础是劳动分工，如果旧分工作在，就不可能消灭阶级。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劳动者，使其脑力和体力得不到正常发展。因之恩格斯指出：“当社会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直到现在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就不能得到解放。所以旧的生产方式，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它使得一方面谁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应参加部份，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供给每人以全面并运用自己的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可见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示过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度下使人残废不合理的分工制度，当社会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以后，就应该建立使人能够全面运用自己一切智力和体力的生产组织。事实上我们国家的今天，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指示那种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时候已经到来。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采取了许多措施，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目前农村中掀起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党提出的教育为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都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社会分工有关，都是为开展社会生产力和消灭城乡对立，脑力与体力劳动对立的措施。冯先生认为我们的社会中，无疑应该存在这种分工的观点，是绝顶错误的，这种分工论与我们的时代完全背道而驰。当社会已经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冯先生所说的社会分工论又失去了客观经济根源，再认为这种分工应该存在下去，是一种企图使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存在，剥削阶级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偏见。
其次，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应不应该有“专搞和多搞理论工作的人”呢？如冯先生说脱离实际的，“系统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联系科学，分析概念范畴的人”呢？我认为不应该有。就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来说，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实践是理论的泉源与发展的动力。一个人要掌握好理论，读懂经典著作，了解概念范畴的真正意义，就不能单纯闭门读书，而要既读书，又要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搞得好，弄得懂。毛主席说过：学生的书本知识，“也是他们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定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的，在他们没有证明的。”因之，毛主席一再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就一个人教理论课的目的来诅，不能单纯的为传授知识，只教学生背诵教条，而要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毛主席曾批判过那种脱离实际教理论课的人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因此，我们不允许有什么脱离实际“专搞或多搞理论工作的人”。因为这样的理论工作不但不可能搞，而且对革命根本没有好处用不着搞，甚至可以说它不是理论工作。毛主席说：“马列主义着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指导实际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没有意义的。”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同意有所谓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的意见。
是不是应该有不要理论指导“单搞或多搞实际工作的人”呢？我们认为还是不应该有。我们国家中，每一件工作都是社会主义大厦的齿轮及螺丝钉，都应当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党主张开展每一件工作都要先政治、后业务、业务为政治服务、政治指导业务，就明显说明了这个道理。过去有人以为发展科学技术这种实际工作与马列主义无关吧？其实，发展科学技术要人来执行、要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要马列宇义把他们武装起来。科学技术要为政治服务，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也要人来执行。假若不要马列主义指导，人们制订或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迷失了方向，就会减低发展速度妨碍国家建设。可见发展科学技术都不应有不要理论指导的所谓实际工作者，而冯先生给“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指定的岗位大学、出版社、图书馆这些文教机关的人，他们许多就是进行理论宣传的工作，或与此有关，更不用说不要这样的人。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马列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全党同志必须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而且特别指出过：“各级党委都应当注意党内外思想动向，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注意理论问题，认真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坚决克服目前在许多地方许多部门中流行那种只谈业务、不谈思想的庸俗风气。”而冯先生则提出一套理论为这种只谈业务、不注意政治、不注意理论的庸俗风气辩护。实际上冯先生是要具体工作部门脱离马列主义的指导，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我们要坚决反对。
马列主义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否则一事无成，每个人工作职务有不同，这种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任何工作岗位都要贯彻。它的名言：“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正教导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希望冯先生再体会一下它的意义。
再次：由错误的理论出发，冯先生认为：“综合大学哲学系是培养这样一种人才的地方……综合大学培养出来主要是理论方面的人才。”这里又一次暴露了冯先生资产阶级的本性。因为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学校教育只能够给学生以书本知识，“高超的理论知识”。而实践和经验他们不算知识，生产劳动，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他们认为是卑下的，是绝路。冯先生这种主张正是鄙视实际和鄙视劳动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列宁早已批判过这种方针说：“资本主义旧社会遗留给我们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实践的分离”，又说：“没有工作，没有斗争，那末单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求得的书本知识，可以说一文钱不值，因为这种知识仍旧把资本主义旧社会可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际脱离的现象保留下去。”不联系实际的共产主义教条知识都一文钱不值，冯先生的封建教条和资产阶级教条可想而知。冯先生要把旧资本主义条件下学校教育的特征，强加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校身上，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一方面是要教育与政治结合，为政治服务，反对关在房子里、埋在书本里、不关心阶级斗争、不关心国家建设的现象。一方面则要教育与劳动结合，为生产服务，在劳动过程中来改造学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获得真正的直接知识。就是要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学习的目的为了更好为实践服务。毛主席提出我们教育应该培养的人：“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与冯先生所谓综合大学培养“高超的”理论方面的人才针锋相对的。我们是要培养劳动者，不是玩弄概念游戏的资产阶级老爷。冯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明显是自己在资产阶级大学所领会的一套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的东西，不适用于新中国的综合大学。
马列主义哲学系，应依照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依照哲学不但要说明世界，而着重要改造世界的精神，培养能胜任这种任务的战士。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具有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毕业后他们是能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能作思想政治工作，能作哲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能进行生产的劳动者，而不是只会背诵教条的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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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提出这一套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他解放前那一套唯心主义反动哲学观点的复活。特别是“新理学”一套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关于什么是哲学？哲学的对象与任务、哲学家的地位的观点的复活。是他这些反科学的反动的观点与马列主义关于哲学的对象与任务的观点的斗争。
“新理学”一书中冯先生说：“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对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据冯先生自己的解释译成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在人们的思想中用思想对经验作分析及总括以后，因之对所谓“真际”有了一番理智的了解，此即所谓“理智的解释”。冯先生对哲学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给他表述为：哲学是对所谓“真际”的知识。
冯先生自己就说：“哲学以真际为研究之对象”、“哲学对真际有所肯定，而不特别对实际有所肯定”。要弄清楚冯先生的哲学观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他说的真际是什么？依他自己的话来说：“真际与实际不同，真际指凡可称为有者”。这就是说真际是与实际对立的，就是哲学史上一些客观唯心主义者所说抽象的，精神性的“存在”。用他自己的解释来说：“从类的观点以看真际，则真际是一个大共名，其类是一个大共类”，“从全的观点看……即我们将真际作一整个而思之。此整个即所谓全或大全，天地或宇宙是从全的观点以观万物，天地或宇宙是其总名，‘万物’亦用以指大全之观念。”可见这里冯先生所说的“哲学研究对象——真际”，就是事物的名称、观念、概念。这些观念概念，冯先生不但认为它是脱离客观世界的个别事物、脱离人的大脑而自己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而且，他认为客观世界的个别事物还要依照它才能成为实际的个别事物。“例如‘方性’、‘方之理’实际底方底物必须依照它才可成为实际底方底物。”这显然就是冯先生客观唯心论的老祖宗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流的货色。
冯先生把观念和概念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以它为哲学研究之对象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观念，一些事物的名称也就是对它们的概念，只有高等动物——人才具有。因为人才有高级的神经系统，只有人才能在劳动中使自己的大脑得到锻炼，有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才能概括许多事物的共性成为主观的概念，认识它们的共同本质。但观念和概念只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形式，只产生于人们头脑中，存留于头脑中。客观世界不存在抽象的概念和观念，而只存在个别的事物，事物的共性即寓于其中。只有经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这些个别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才能在脑子里形成概念。冯先生不了解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把只有在人们头脑中才有相对独立性的概念，脱离头脑而客观化，变为认识的对象，这就犯了错误，因为思想认识思想是说不通的，荒谬的。
由于冯先生对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真际”，所以对哲学规定的任务就十分可笑了。他说：“哲学或最哲学的哲学，所有之观念，命题、推论、多系形式底、逻辑底，其中并无或甚少实际内容，故不能与科学之命题，有同等实际效力。科学之命题我们可以用以统治自然，统治实际，而哲学之命题，尤其所谓最哲学的哲学中之命题，则不能有此用，因其对于实际并无主张，并无肯定，或甚少主张，甚少肯定。”又一地方说得更清楚了：“哲学所以不切实际者，因其不注意实际也。其所以不合实用，因其所讲之真际，本非我们所能用也。”
冯先生认为哲学对实际没有作用，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对什么是哲学？哲学的对象之观点一致的。因为他的哲学就是不以客观世界为研究之对象，而以所谓“真际”即思想为研究之对象，必然不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知识；不能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必然在客观世界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可见冯先生主张理论应该和实际分离，哲学系培养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正是他一贯的哲学观点。
马列主义哲学以自然和人类社会为研究之对象，总结了生产斗争经验和阶级斗争经验，就获得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知识。虽为一般规律的知识，因为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就能用于改造客观世界，指导每一件工作。马列主义哲学指导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与建设胜利，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这正是与冯先生的哲学思想针锋相对的。
经过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现在的社会分工论，就是解放前“新理学”中科学与哲学分工论的再现。过去冯先生从科学与哲学完全不同的“两种学问”的错误观点出发，认为科学研究之对象是实际，哲学研究之对象是真际。因之他认为科学的命题可以是对实际的知识，“可以用于统治自然，统治实际”，哲学以真际为研究对象，不是对实际的知识，因之哲学命题对实际没有作用。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谬论，科学与哲学同样以客观实际为研究之对象，并都反映它们的规律，只是某具体科学以客观世界某些具体事物为对象，而哲学则以整个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一个是客观世界及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知识，一个是某具体事物的规律。所以应该说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问”。至今冯先生仍然坚持自己过去这种错误，主张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在我们的社会里也自然有分工。具体一些说：过去认为科学的命题可以用于统治自然统治实际，依今天的话来说，科学工作是“单搞或多搞实际”的工作，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过去认为哲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实际没有作用，就是今天社会分工论中，哲学工作应该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工作的意见。哲学系依据这种观点当然是培养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了。
新理学中，冯先生还是给哲学提出过任务的，他说：“哲学可以说是无用。如其有用，亦是无用之用。”无用之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以心静观真际，可以使我们对真际有一番理智的了解，可以作为讲人道的根据。对真际有同情的了解，可以作为入圣域的门路。”这就是冯先生一贯的主张，哲学不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工具，哲学活动乃是他所谓“圣学”的一部分。他的哲学研究之对象——真际，就是“理的世界”，它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东西，等于是没有印字的书“无字天书”。他说：这种天书，有人能读懂，有人不能读懂，能读懂的就了解每个社会有每个社会之理，并能根据此理之基本规律以行动。因之这些人是所谓“君子”、“才人”、“圣人”。这当然是客观唯心论的谬论。他这种把所谓“圣学始于哲学活动、终于道德行为”的荒谬思想，其实就是叫大家要想当“君子”、“圣人”要了解每一个社会有每一个社会存在的道理，要大家依照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为人作事。就是说叫大家不要推翻那个蒋介石的王朝，因为它有它存在的道理。大家要依照他讲的封建人道，“仁”、“义”、“礼”、“智”、“信”蒋介石新生活手则一类的东西生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革命。用旧道德来束缚人民的手足，阻碍人民革命。
另外这种一片“空”、“灵”的真际、“无字天书”，圣人认识了它，是圣人起尘出圣的门路。他说：圣人在读懂无字天书时，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超乎经验、超乎自己的精神境界。此时，则是所谓“我心即天心”、“觉得天地万物与超乎自己的自己均为一体”，成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不怕死生”的地步。我们说这简直就是中国旧小说上的超尘出世的神仙了。这里冯先生已经不是讲哲学，而是宗教的讲经。在宗教的说教中，说教主可以凭自己的灵感经过上帝的启示，立刻顿悟，读懂“无字天书”，成为“金口玉牙”，代表上帝或天地说话，就是冯先生这种意义。这里表明了冯先生的哲学脱离实际，流入宣传宗教神话的悲剧。这种结局是必然的，因为冯先生，承认一个客观存在的“理”、“真际”。这种客观唯心论谬论，必然认为它是不可知的，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当然没有人认识它。要有人认识，只有凭上帝启示。唯心论必然的走入神秘主义。
这种认为哲学活动是脱离实际，作为道德修养，脱离尘世而进入天国的门路的腐朽思想，完全反映了冯先生当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鄙视现实，鄙视实际，鄙视劳动。和在人民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没落的情绪，眼见自己的阶级要崩溃、要被推翻想逃避现实，把哲学活动作为逃避的门路。最主要的是这一套哲学，是一套配合蒋介石王朝镇压革命运动，思想上麻痹人民的工具，大家都遵守封建的人道，不管尘世间的事情，想修化悟道，则蒋介石的天下可以“稳固下采”。这里冯先生完全是反动政权的帮凶。
事隔二十多年，中国人民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冯先生那一套谬论早已为革命事业和马列主义哲学的原理批判得应该说无地容身了。但今天冯先生还宣传什么哲学系培养是单纯理论方面的人才，抽象的钻研理论。所谓钻研经典著作、分析概念范畴，鄙视实际、鄙视劳动。难道冯先生还觉得自己过去那一套还不够荒谬，不够腐朽，自己的毒素还放得不够，今天还要继续放下去吗？我们说，不行，要立刻停手。
从“树立一个对立面”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那一套反动的为“帝王师”的思想目前也在作怪。解放前出版的“新原人”中，冯先生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己把自己完全打扮成了一个大圣人。认为自己继承了中国哲学及世界哲学的“道统”并要求得到当时政权的承认，因之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结合。给国民党一些学校讲“中国固有的哲学”，自认为实现了哲学家为“帝王师”的思想。其实就是思想上的腐朽与反动，走上政治上的反动。解放后自己这种反动的思想没有放弃，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哲学家当前任务”一文中，不满意大家说共产党掌握了马列主义哲学，不但可以说明世界，而且可以改造世界。因为这样一来，冯友兰先生这一位“大圣人”，大哲学家就不但不能成为共产党的老师，简直就没有地位了。因之他当时主张，共产党改造世界是好的，但解释世界，还需要他们这些“哲学专家”来担负这个任务。今天仍然由这个思想出发，不满意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是哲学家，没拜他为为师。因之说有“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之分，认为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能根据实践经验发展理论，是哲学家，但他们不能搞哲学工作，不是哲学工作者，他们是没有学问。要像他那样的所谓“系统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联系科学、分析概念范畴”的人才是哲学工作者，才能作哲学工作。表面上给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戴了一个哲学家的帽子，其实是说他们没有学问，不能作哲学工作，是鄙视他们。认为自己有学问，他们要向自己学习。这仍然是对共产党不服气，对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不服气，自己反动的为帝王师的思想作怪。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打着不联系实际的幌子，其实是叫别人学哲学不要联系实际，就是叫别人不要推翻蒋介石王朝，不要革命，而学哲学走入道德修养，和超尘出圣的道路，这正是他在联系实际。列宁说无党性，正是资产阶级的党性表现。这里也可以说冯先生叫别人不联系实际，正是冯友兰先生在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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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荒谬哲学观点，一直是冯先生引导青年脱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政策，投降帝国主义，帮助反对政府稳固其统治政权的手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清华大学举行了哲学与救亡关系座谈会，学生要求冯先生出席，冯先生因事未到，会上学生们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救亡过程是否需要哲学”，“大家一致认为救亡过程需要哲学”；另一个问题是需要何种哲学，大部分人一致认为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如该会主席说：“辩证法唯物论从历史发展中，指出救亡运动的前途。在中国救亡运动中，须建立起一种统一的斗争的人生观。这斗争是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会议上实际也批判了该年伪中国哲学会后冯先生在“对本年哲学会年会之感想”一文中说，“哲学是专门的与现实无关”，“各国有官哲学，人民又无需政治社会哲学”，“哲学与民族解放，中国哲学会担负不了；哲学会不打算做而且不能做。”但事后冯先生在清华周刊救亡专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哲学一点意见”。冯先生回答学生讨论的两个问题时，回答救亡过程是否需要哲学说：“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他所以讲他，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道理对社会有用，而因为他认为这个道理是唯一的真理。”回答民族救亡过程中，哲学家负担何种任务时说：“哲学家的任务，无论在常时或非常时，都要把他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发挥出来。”（以上均见“清华周刊”1936年44卷11期12期21—24页）听吧！这位哲学教授，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民族危亡的关头，在专门讨论哲学与救亡关系的时候，反对别人以哲学为救亡工作服务，认为哲学与救亡无关，哲学家讲哲学不必对救亡有用，不必对社会有用，哲学家在救亡过程中也只是要讲他所谓的真理。他主张中国哲学会不负担起救亡的工作，也不能负起。并且说蒋介石已经有了官方的哲学，人民就无需“政治社会哲学”，实际上就是反对大家运用共产党的世界观作为救亡的思想武器。这里完全表现出了反对别人抗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引导学生不要注意国家兴亡、民族生存。反对共产党及其世界观的一付汉奸、卖国贼的嘴脸，这正是蒋介石王朝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卖国投降政策的表现。这就是冯先生抗日时期哲学不联系实际的事实。
去年右派向党进攻以前：冯先生挺身而出，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发表了一套修正主义的谬论，反对马列主义，为唯心论争地位，实际上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残余分子——右派向党进攻开辟了道路。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党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冯先生以自己没有改变的哲学思想，提出一套理论，就是代表自己过去所代表的阶级，对党的政策进行直接对抗。
第一，反对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党提出要教育为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与独创结合，为阶级斗争，为生产建设服务。而冯先生则主张死啃书本，所谓系统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分析概念范畴。就是叫大家闭门读害，不关心国家建设，不关心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要哲学系走上为学术而学术的老路。
第二，反对理论教育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党一直认为：学习理论要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而冯先生以其社会分工论出发，认为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应该有分工。从他的哲学观点看来，理论可以不联系实际，也不必要联系实际。
第三，反对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不合理的分工，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要消灭旧制度不合理的分工制度。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农村办学校。要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大批科学家，理论家。要学校中培养能文能武的建设干部，就是要培养多面手，消灭劳心劳力的对立，而冯先生则要论说其合理。
第四，反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对旧的资产阶级专家改造。从他的社会分工论出发，社会上必须有他所谓的脱离实际“专搞或多搞理论工作的人”，因此许多旧的资产阶级专家可以不必改造成为培养这种专搞理论的人。他说：“既然是有这一种理论工作、就必须有一部份人作这样的工作，也必然有这些地方，培养作这种工作的人，我认为在哲学研究所和综合大学哲学系工作的人就是这一种人。”这里就是明显的为某些综合大学哲学系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某些资产阶级哲学教授反对党对他们改造说话。冯先生找这一套社会分工论正是为自己的和他们那一伙人的反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教育方针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不仅如此并且要自己所在的单位，全国性的哲学研究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哲学系成为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单位。那里工作的人，成为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这不仅是反对改造，而是要自己的一套来改变整个教育方针，理论研究工作的方向，使这些单位变质。
以上可见这一套分工论，完全是直接对抗党的总路线的许多政策，企图阻碍我们国家这许多方面的变革，阻碍历史车轮继续向前飞跃。因此，我们与冯先生之间的斗争，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与资本主义教育方针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还是退回到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潮流里，在技术和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得到根本改造。他们的政治立场，学术思想，哲学理论，治学方法都必须根本改造。一切反抗改造的理论必须批判，反抗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理论必须斗争，是白旗就要拔掉。要自觉成为马列主义对立面的白旗，更必须大家一齐努力来拔掉，绝不容顽抗到底。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冯友兰哲学思想批判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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