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9-0 作者：北京大学, 俞伟超
北京大学、俞伟超考古教研室的先生们，虽然在口头上承认要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但是实际的行动在哪里呢？
现在的情况是：
1、全教研室教授及助教八人，没有一人学会俄文，也没有一人真的想学好俄文。理论学习除阎先生还较努力外，没有一人在主动的，认真的学习。研究生共四人，虽有三人学过俄文，但继续学习的只有一人。理论学习的兴趣，也很低落。
2、在五五年经同学提了意见后，情况曾稍有好转。当时译出了莫斯科大学的“古典考古学”等教学大纲，集体学习过“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和考思文的“原始文化史纲”，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只是昙花一现。到了现在，几乎不提起，也不想起学习理论，学习苏联的问题。
3、教授们崇拜的是日本考古学而不是苏联的考古学。如教研室主任苏先生在去年日本考古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后，对日本学者非常佩服。苏先生说：“人家是心中有了问题再来寻找问题，我们则是工作时心中无底。”苏先生根本不管他们寻找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苏先生又非常赞扬日人关野雄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一书。其实这本书既是以唯心主义作为基础（在某些结论方面特别荒谬），而考据等方面的水平也远远落在中国之后。这可说是崇拜日本的一个具体表现。教研室副主任宿先生所崇拜的也是日本的考古学。去年在和日本考古学者座谈时，宿先生说：“日本的考古学是走在中国的前面，中国应向日本学习。”从当时说话的态度来看，并非只是谦逊之辞。宿先生难道忘了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是唯心论呢还是唯物论，阎先生虽然口中常说资产阶级考古学只是罗列现象，不解释社会规律，是错误的道路。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很佩服日本的考古学。如去夏在房山发掘时说：“冢本善隆的学问，我们国内无人可与相比。”还曾和高明同志说：“日本人搞石窟等的水平，我们比不了。”
4、青年教师也只崇拜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如邹同志对埃及考古学家埃米尔所说的“搞青铜时代就非懂英文不可”一语，非常欣赏。祝同志则对烦琐的考证最感兴趣。研究生的情况也不妙。就我自己来说，非常佩服英国的田野考古（其实并不懂）。热衷于乾嘉之学，觉得当有这种工作，做一件就算一件，将来能传之后代。而不愿做理论工作，认为弄不好就要犯错误，而且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只有几年的存在价值。
看了上述情况，人们一定会问：考古教研室走的究竟是什么道路？这样的上层建筑和目前的经济基础适应吗？
这种情况，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了。我初步建议：
1、教研室的每个成员，订出自学理论的规划，严格执行。
2、有条件学习俄文的，应争取学习俄文。
3、争取苏联专家来校讲授“古典考古学”和“苏联考古学”，并培养专门注意苏联的考古学成就的青年教师，来介绍苏联的考古学成就。
4、教授们开始研究些理论性的问题，最好迅速订出一些论文计划，以便督促自己进行。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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