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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口居多是内蒙古自治区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日期:1958-1-6 作者:扎冷古斯

扎冷古斯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符合我国民族关系的状况;符合多民族人民的利益的。是可以恰当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各民族自治区的建立,是依据各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加以考虑的。由于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及历史情况等的不同,因而各个自治区的民族构成,民族人口比例及其行政区划亦有所不同。有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区;也有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包括有人口很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建立的自治区;还有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区。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基本上是属于上述第二类性质的自治区。这就是以蒙古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包括有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建立的自治区。从内蒙古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及其它历史情况出发,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并考虑到发展自治区蒙古民族及各民族经济、文化的需要,自治区内还包括了人口居多的汉族人民。这就是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内有一百一十多万蒙古族人民,十二万多达斡尔、鄂伦春、满、回、朝鲜、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人民,及七百余万汉族人民的内蒙古自治区形成的基本根据。

在从大兴安岭到波罗乌拉山这一块辽阔的蒙古民族聚居区内,历史上很久以来,就有汉族人民和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人民的足迹。这从历史的记载;各地遗留的城堡、宫殿、庙宇、碑、塔等的建筑工艺;多种多样的经济;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明。这种多民族关系的形成,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民族政策是起过作用的;在某些历史时期还起了主导作用。但是,就各民族劳动人民来说,基于发展共同的经济、文化的要求,促成和发展了相互之间的来往,这也是一个多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同全国总的民族关系的情况一样,历史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多民族合作的环境。历史上长久以来,由于各民族相互合作,辛勤劳动的结果,才铺下了各民族人民赖于生存和继承发展的根基。历史上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主要是蒙汉民族,曾经有过斗争,彼此之间也相互侵犯过,其中汉族侵犯蒙古民族及其他民族的次数多些,时间也长些,因此在蒙古民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心中深深地烙下了对汉族不信任的痕迹。但这是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造成的,是阶级压迫的产物,而这只是蒙汉或各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是次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蒙汉及其他民族人民长时间以来为了共同的利益,亲密团结在一起进行了劳动和斗争。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的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蒙汉及其它民族的劳动人民团结一致,抗敌求存,在斗争中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兄弟关系。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义和团运动中,内蒙古地区不少旗县的蒙汉及其他民族人民,曾共同举起了反帝斗争的旗帜。还有大家所知道的,远在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后,锡尼喇嘛在党的领导下,所以能够在伊克昭盟坚持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团结了当地的汉族人民,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锡尼喇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兄弟在南方,他们会来援助我们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蒙汉等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坚持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不少先烈为蒙汉等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事业,手携手地一起捐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闻名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蒙汉等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立和坚持到底的。解放战争时期,从辽河之滨到黄河边,蒙汉人民的子弟兵肩并肩地反击了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共同解放了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历史清楚地指明:我们内蒙古地区蒙汉及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关系,是共同劳动,团结斗争的关系,而不是其它。这种以血汗凝结在一起的兄弟般的亲密关系,是不容分割的。

党的民族政策,归根结底是要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消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就是要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清除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隔阂、纠纷;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发动各民族人民互相帮助,积极地共同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通力建设伟大祖国,携手进入社会主义。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划定,是合乎上述原则的。它既实现了蒙古民族统一的区域自治,满足了蒙古民族多年来的愿望,同时把蒙古民族聚居地区内历史上形成的不少经济中心包括了进来,满足了发展自治区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蒙汉人口一比七,还有十二万左右的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构成比例。这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也是蒙古民族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是党的伟大民族政策实现的结果。

从十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各种建设所获得的光辉成就里,充分证明了这样来处理民族关系,这样来确定区划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仅以畜牧业生产为例:1936年到1946年牲畜头数由九百三十七万头降到七百五十一万头;而1946年到1956年却由七百五十一万头增到二千四百三十万头。后十年中,畜牧业所以发展得那样迅速,汉族劳动人民从各方面给予的援助是重要原因之一。蒙古民族人民聚居的纯牧区之一——锡林郭勒盟,1936年到1946年牲畜头数由一百五十六万头降到八十一万头;而1946年到1956年由八十一万头增长到三百二十七万头;1956年平均每个牧民拥有牲畜头数,已由1946年的十九头增加到五十四头。同样都是十年,结果完全相反。固然,这个成绩首先是由于党正确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了一系列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但是如果没有区内和全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支援,各种经济的互助合作,这样高的增长率是不可能的。这种支援从自治区的财政收支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47年到1956年的十年中,合计共征得牧业税一千六百七十二万元,仅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4%,但投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资金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毫无疑问,发展畜牧业用去的资金,一部分当然是来自工、农、商业的税收和利润。在内蒙古地区从事工、农、商业的则大部分是汉族劳动人民。从农业支援畜牧业的发展来看,1954年供应锡林郭勒盟的粮食、饲料一千二百三十八万斤,1955年一千八百二十一万斤,1956年二千四百四十万斤。去年该盟牧民平均每人每月食用粮食二十四斤,这仅仅是直接的供应。牧民吃粮食多了,牲畜消耗必然减少,牲畜纯增当然就会多了。汉族工人对自治区的建设也贡献了巨大力量。以锡林浩特为例,几百年来那里的建筑物仅仅是一些喇嘛庙而已。最近几年来,在汉族工人的帮助下已建成为一个草原上的城镇,还建立了一些为牧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工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里建成了一个发电厂,使草原大放光明。过去茫茫的原野出现了通向苏、蒙等兄弟国家的铁路,沿线的一批新兴城镇正在形成。白云鄂博多少年前牧民们就称它为“富饶的山岗”,但它带给牧民的仅仅是茁壮的青草而已,它并没有使牧民富裕起来。这几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汉族工人帮助下,规模巨大的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已经和正在改变着包头一带和乌兰察布盟草原的面貌。现在牧民们已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了工业发展所带给他们的好处,因而称为“草原的福音”。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牧民转变为钢铁工人,这又是内蒙古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跃进。这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以上所列举的材料,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内汉族人口居多对自治区建设发展的优越性。各民族人民经济的互相促进,蒙古民族和区内少数民族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自治区建设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十年来,蒙古族人民以大量的牲畜和畜产品支援了国家建设和供应了区内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以主人翁的姿态支持了国家在牧区的工业、交通建设和地质勘探工作。1950年到1956年中,由自治区输往全国各地的牛、马近五十万头(匹),羊一百余万只,羊毛、羊绒三万四千多吨,皮张六百九十多万张,肠衣三百多万根。这些物资很大部分是出自牧区的。自治区内所需的耕畜和肉食品,大分部也是居住在牧区的蒙古族人民供应的。为了在包头进行工业基地的建设,蒙古族人民把祭祖的敖包都自愿移走。在集二、包白、包兰等铁路的修建中,沿线的蒙古族人民积极地给予了协助。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们,对国家在牧区的几十个地质钻探队热情地全力援助,使地质勘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区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在祖国和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热情,也是很显著的。如祖国的森林宝藏大兴安岭,过去在每年的春秋两季经常发生火灾,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居住在林区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人民,结合生产日夜巡山访火,因此,森林火灾的次数和面积逐年减少,1957年则创造了全年无火灾的纪录。蒙古民族和区内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建设祖国、建设自治区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主动性和积极性,对祖国和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是很大的。事实很明显,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所形成的民族关系,所以能够象现在这样恰当地处理,也主要是由于蒙古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的结果。

至于汉族人民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设自治区,是自己应尽的光荣责任。正如周总理在协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时所说的:“在我国,汉族人多地少,少数民族人少地多,这种悬殊的情况是一个特点,因而要创造一些范例,使少数民族感到汉族是愿意同他们合作的。在这方面,绥远划规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好的范例”。在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时,人民日报社论亦曾阐述过同样的道理:“过去,内蒙古自治区的成长和发展,是与汉族人民兄弟般地、热诚地帮助分不开的;现在蒙族人民更应热诚地欢迎这种帮助,并更好地与汉族人民互相团结,亲密合作,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对绥远的汉族人民来说,帮助蒙族人民和蒙族人民共同来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也是一种极为光荣的事情,是完全符合蒙汉各民族人民共同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的。”

过去,现在活生生的现实都说明蒙汉等民族劳动人民,在为共同命运和建设共同繁光幸福的自治区的斗争中,能够共命运、同呼吸,象亲兄弟般的团结一致,并且已形成了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应该珍视它,热爱它,发扬它。今后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祖国和自治区的斗争中,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我们确信:一定能够团结得更好。

能否正确地认识各种问题,和分析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决定于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民族问题是阶级问题的一部分,因此,能否正确的认识它,取决于是以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来观察它呢,还是以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来观察。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的,只有以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来看待民族问题的各民族中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在民族关系的认识方面产生混乱,其根源就是人们以资产阶级的民族观看待问题。对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蒙汉人口一比七的状况,认为是自治区各方面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或者认为是蒙古民族被同化的“根源”,就是上述两种相敌对的民族观的显明分界。而正确理解我们自治区内这种蒙汉民族人口比例构成对各方面的作用,对我们处理各种问题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亦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曾抓住这种现实放出各种各样的狂言谰语。如扬言要“赶走自治区内的七百万汉族人民”,这十分明显是挑起历史上民族残杀的悲剧的企图,是煽惑蒙汉人民互相敌视与仇恨的毒箭。他们所提的要把“数十万蒙古民族群众迁往牧区或以半农半牧区为界限,把蒙古民族人民隔离在牧区”的策划,则很清楚的是要把蒙古民族拖回到逐水草而居的自然的游牧经济的水平上,使蒙古民族倒退一百年的反动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同他们咀上挂着的所谓“热爱”民族,避免民族被“同化”等等,怎么能对得上口呢?已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材料,充分戳破了他们的假面具。原来他们是一小撮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蒙古民族人民的利益之上,打着民族旗帜想达到个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野心分子。是企图垄断“民族”名义,以“民族”为欺骗人民的工具的一帮恶棍。

我区还在继续进行着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民族问题上划清界限,辨明大是大非,必须把他们所散播的恶劣影响消除干净。

来源: 《内蒙古日报》1958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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