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3-17 作者：荃麟
荃麟一九二八年，高尔基在给库尔斯克的红军战士们的一封信(见文艺报第5期)中说：“我曾经想过——现在还是想——要看到所有的人都成为劳动和创造的英雄，都成为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建设者。”又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达到这一点。”高尔基的理论不仅在苏联早已实现，在我国新社会中，也成了现实了。目前我国生产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大跃进，充分地证明了高尔基的预言。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达到那样高涨的程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才能获得那样迅速和广阔的发展。
在这新形势下，文学艺术工作也要大跃进，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事情。
可是，在这热火朝天的日子里，也仍然会有些人站在旁边，指手划脚的在怀疑或嘲笑。他们说，文学艺术是种细致的精神劳动，是精雕细琢的工作，是否也可能跟物质生产一样来个大跃进呢?马克思不是说过，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吗?不是说过艺术的某些繁荣时期，并不是与社会底一般发展相适应吗?那末随着生产战线的大跃进，是否一定就会相适应地出现文学艺术的大跃进呢?而现在这种做法又是否有点象赶浪头呢?
对于这种书呆子式的怀疑，或者带有修正主义臭味的嘲笑，是应该首先予以驳斥的。
物质生产和精神劳动当然是有区别的。做小说、写诗歌决不相同于炼钢铁、开煤矿，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这只是劳动性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只决定它们工作方式与方法的不同。在大跃进中，文学艺术工作当然也要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去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决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根据来怀疑或否定文学艺术大跃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充分地存在的。这种怀疑实际上仍然是修正主义者片面地强调艺术特征，否认政治和艺术关系的老调。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无论如何总是工人阶级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当这个庞大的革命机器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大转动的时候，文学艺术这个齿轮和螺丝钉有什么理由能够不跟着它加速地转动起来呢?
文学艺术的跃进，不但现在有，过去历史上也有过。各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某些艺术繁荣的时期。例如我国的唐宋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英国的依利莎白时代，以及十九世纪的法国和俄国文学繁荣时代等等，都可以说是文学艺术的跃进时代。不过从前文学艺术的性质和我们现在文学艺术的性质是不同的；从前的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和我们现在不同的。从前的某些艺术繁荣的时期，确如马克思所说，“并不是与社会底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底一般物质基础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在那些时代中，物质生产是掌握在剥削阶级的手里，因而和精神生产经常处于敌对的矛盾状态之中，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精神发展的某些部门，特别是对艺术，对诗，存在着一种直接敌对性。这种直接敌对性就是造成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艺术的不平衡的关系底主要原因之一(当然还包括更多的复杂的社会条件)。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这种情况就根本改变了。首先，这种敌对性完全不存在了。因此生产发展的结果必然将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而文学艺术的繁荣又将使它本身更好地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相适应地发展的；艺术的繁荣与生产的发展也是互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固然也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只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方法，不断地克服这些矛盾。我们提出文学艺术大跃进的任务，正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之间取得相适应的发展，求得它们之间的平衡。
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现实的形势。1956年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因而使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同时，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样，就有去年以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基本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更大规模的发展，因而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这就是在我国新形势下经济与文化相适应地发展的具体情况。所谓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必然将出现一个文化的高潮，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了。
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具有它的社会物质基础，并且也具有它自身的条件。去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就是替今年的大跃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场斗争的结果，不但狠狠地打垮了文艺界长期存在着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提高了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情，并且也进一步解决了作家、艺术家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去年年底以来，大批作家、艺术家长期下厂下乡，可以说是这场斗争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正是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才大大地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干劲，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紧密团结，出现了文艺战线上蓬蓬勃勃的气象。这也可以说是文艺战线上生产力的大解放。作家、艺术家与劳动群众的密切结合以及他们那种一往直前的革命干劲，将是决定文学艺术大跃进的一个基本关键。
这些日子里，文学艺术各部门都在踊跃地提出其大跃进的目标和计划，作家、艺术家都纷纷提出其自己创作的规划和指标。一个热烈的创作竞赛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着。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振奋人心的新气象。但是也不免有人在担忧这种竞赛、挑战的方法，会不会造成创作上粗制滥造的结果。
我相信，这种担忧是出于好意的，但是，我以为这种担忧可以不必。
所谓文学艺术的大跃进，当然不仅仅是作品数量的跃进，同时也是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跃进。我们要求创作上出现更多更好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离开了数量的发展又何从去获得质量的提高呢?历史上任何艺术繁荣时期，总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相适应地发展的。在艺术发展过程中，最好的作品和最坏的作品，大抵是居少数，占大多数的，总是具有一般水平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没有那大量的具有一般水平的作品，恐怕也就不会产生出那些伟大的作品。因此，量和质的关系是辩证地发展的，既不是以量胜质，也不是离量求质，而应该是从量的发展中求得质的提高。十个指头不一样齐，这是自然的道理。抓住一个坏指头，来否定其余九个好指头，这是右派分子的办法，可是只要一个最好的指头而不要其余九个指头，也同样是说不通的。粗制滥造的风(应该注意妨止，但也决不能要求篇篇都是精心之作。粗糙的作品总是难免的。幼稚而具有生气的嫩苗尤其要保护。问题是在于对创作的正确的鼓励和帮助。如果一味只讲宁少毋滥，那恐怕大跃进也就跃不起来了。
写得多，是否就一定质量差，反之，写得少是否就一定质量高呢?我想也未必。杜甫，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高尔基，鲁迅都是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然而他们的写作态度都是十分严谨的。他们那种勤恳严肃的劳动态度，是应该为我们所学习。所以写得多和写得好，并不互相排斥的。比起那些伟大作家来，我们作家的创作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了做一个无愧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我们不仅要立志写得好，而且也要写得更多。
我们目前文学作品的数量是否很多了呢?据不完全的统计，去年中央和省市一级出版社出版的新的文学创作，有七百多种，印数是一千一百多万本，这个数字和解放以前或解放初期比起来，当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人民的文化需要来比，和苏联文学书籍出版的情况来比，那就远远落后了。目前出版社，刊物都在嚷稿荒，剧院在嚷剧本荒，少年儿童在要求作家叔叔们多给他们写东西，工农文学读物，尤其缺少，这说明作品的生产常常是落后在群众的需要之后，那末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鼓起干劲，为群众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呢?
当然，只看到数量，只追求指标，而忽略艺术质量的提高，这是错误的。即使在物质生产上，也要求保证质量的发展，何况文学艺术更是一种思想性的工作。艺术繁荣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求突破现在的创作水平，要有新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唐代的诗歌可以说浩如烟海，但如果没有李、杜、白等几个大诗人，究竟也显不出唐代诗歌的繁荣景象。所谓创作竞赛，决不仅仅是比字数，比篇数，也还要比质量。写二十万字的人，并不一定就比写十万字的人强，多不等于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右派分子抹煞革命文艺的成就，我们要坚决批驳，但是也决不等于我们已经满足于现在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还需大大迈进一步。
提高质量，决不仅是艺术技巧的问题，更主要是作品内容的丰富多采，思想的正确深刻，风格的新颖多样。这就不是坐在书斋里所能做得到的。更主要的是从生活的泉源中去汲取养料，从斗争实践中去提高对于生活的认识，从政治上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思想。创作总先要有丰富的原料，然后才有艺术的加工。因此繁荣创作，无论从数量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来说，中心的关节还在于作家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劳动群众的密切结合。为了推动文学艺术的大跃进，开展创作竞赛是必要的，但同时还需加强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亲密合作，互相帮助。要把心交给人民，交给党，把文艺通向生活之门大大打开。这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唯一途径，是争取文学艺术大丰收的主要保证。
既要写得多，写得好，又要深入生活，加强锻炼。于是就有人感到矛盾了。有人说，为了响应大跃进，完成写作任务，我还是回家来写吧。又有人说，我目前的任务是深入生活、劳动锻炼，写作的事情且待诸来年吧，这种矛盾怎样解决呢?
我们应该承认，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鲁迅就说过：“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便当。”但我想凡是矛盾总是可以解决的，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更应该解决的。首先，我们不是在“生活困乏中”，而是在生活沸腾中。沸腾的生活天天在刺激我们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就迫得我们非一面生活一面写作不可。这是作家一种自觉的要求，而不是什么强迫的任务。
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高尔基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时期中，正是他写作最多的时期。鲁迅在他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他杂文写得最多的时期。马雅柯夫斯基更是个一面战斗一面写诗的杰出人物。可见创作和斗争、创作和工作的矛盾不但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的。在今天这个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拿出加倍干劲来解决这种矛盾。我曾问过几位长期深入生活的作家。他们告诉我，除了参加劳动、接触群众和酝酿自己的长篇计划以外，每年在工作余暇写出十篇左右的短篇小说、特写、散文、杂文等的短小形式作品，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说生活的激情和作家的责任感也使他们非写不行。这种精神是令人兴奋的。
在机关、团体、学校担任工作的业余作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前几天曲波同志在作协座谈会上说：“业”要跃进，“余”也要跃进。这话说得很好。事实上，文学工作的跃进，主要还要靠人数最多的业余作家。业余作家当然都很忙，但只要有决心，安排得适当，这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这里顺便要说到一下，据说某些机关团体或学校中，有少数人把业余创作活动看作是“不务正业”，我想这是错误的。在业务工作岗位上，首先把业务搞好，这是不成问题。为了创作而不顾业务，或甚至靠写作去追求名利，是应该受批评的，但是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地进行创作，也应该受鼓励。国务院曾经规定过给予业余作家以创作假期的办法，各机关、团体、学校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贯彻执行的。
精神生产确实有它一定的特点。例如创作总需要一定时间的酝酿，写作时候也需要适当的条件，尤其写大型作品如此。列宁说过：“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性的广大的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特点，应该了解作家劳动的甘苦，为他们安排适当的创作条件。不注意到这些，也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坚决反对那种歪曲列宁的话来片面地强调创作生活的特点，以至于宣传修正主义者的“创作自由”等谬论。因为列宁的原意正是为了反驳那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此外，过去我们中间，还曾经存在过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所谓“下去体验，上来创作”。好象创作就非得在北京或上海这样大都市里不可。这是把创作和生活截然分开两段的错误看法。就象托尔斯泰这样伟大作家，多半时间也还是在生活和工作中进行创作的，经常和农民保持着联系的。何况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呢?
我们必须坚持到生活中去，坚持红与专统一的原则，必须学会能在生活中进行写作的本领，决不能因为响应大跃进，反而离开了生活。这种倾向必须注意和反对。对于业余作家，也应该要求经常到群众生活中去走马看花或下马看花。在这方面作家协会应该予以必要的帮助。
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作家在劳动中、斗争中和工农兵相结合，已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执行这项原则。
为了繁荣创作，我们提倡题材的多样性和生活的广阔性，同时又特别强调要用短小形式的作品迅速地反映当前的主要斗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譬如说，有人在写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人在写古代的传说，有人在研究莎士比亚或红楼梦，这些工作是否就不重要了呢?当然不能那样说的。没有这些工作，社会主义的文学建设还是不完全的。在大跃进中，文学工作的领域，不是要缩小而是要扩大，文学的内容要更丰富多采，这才能使我们文学园地上呈现万紫千红、百花怒放的景象。例如革命历史题材，有许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在文学上很好表现出来，在理论研究上，象对鲁迅的研究工作，曾经被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弄得乌烟瘴气，需要重新好好来做。这些工作需要有一部分人来担负。并且应该成为三五年内文学大丰收中重要果实的一部分。
但是从整个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把文学反映当前斗争的任务，放在首先的地位。应该使读者能够从我们作品中及时地、亲切地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是文学必须配合一定革命时期中的政治任务的问题。忽略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今天中国政治上第一个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我们就必须用文学这个武器担负起迅速地反映这个斗争、发扬社会主义的精神、鼓舞人民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的政治任务。由于这样，所以在提倡题材多样性和生活广阔性的同时，又必须强调迅速反映当前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任务。在评论工作上，在研究评论一切作品中间，又必须强调评论当前的作品和批判当前主要的敌对思想的任务。这就是说，在全面发展中，又要有以什么为重点的问题。
从目前创作情况来看，当然大多数作品还是以反映当前现实为主的。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也严重地存在着一种薄今厚古的倾向。不少青年无批判地醉心于古典作品，轻视现代作品；有些研究工作者也一味埋头于宋元明清或希腊罗马的著作，脱离当前的思想斗争。这是值得注意和纠正的现象。作家、理论家首先总应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迷恋过去，忘记当前，这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总会产生出一大批反映这个时代斗争的优秀作品。那末，在我们这个大跃进时代中，尤其要在较短时期内产生出既多又好的这样作品。这类作品有的是需要用较大的形式的，而更大量的则应当用短小的、通俗一些的形式。这样才能做到迅速及时，同时也易于普及。目前短篇小说、独幕剧、散文这类短小形式的作品都太少，因此尤其希望大家来提倡一下。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说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我们不仅要从理论上狠狠地驳倒他们，并且也要从创作实践上狠狠地驳倒他们。这就是说，我们要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我们提倡创作上迅速及时反映当前斗争的任务是和提倡作家深入生活的方针相结合的。我们要求作家从生活实践中去写出迅速反映当前的斗争的作品，而不是脱离生活脱离实践，在书斋中按照政策条文去作图解。后一种方法显然是错误的，是我们所反对的。因此，在最后让我再重复一遍：文学艺术工作大跃进的决定性关键是作家、艺术家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劳动群众相结合。只有抓住这个关键，才能保证文学艺术工作大跃进的巨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来源： 原载《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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