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13 作者：张丽君
张丽君一些高等学校在双反运动中都算了一笔账，认为培养人才的废品率高是最大的浪费。北京大学物理系1956年入学学生的废品率已达48％(其中淘汰率达25％，右派占23％)；生物系植物专业55年到57年学生的淘汰率达37％；化学系1956年毕业的这一年级淘汰率达48％。复旦大学的许多大字报也指出学生淘汰率相当惊人。物理系1957年毕业生中右派分子占30％。
从一些高等学校来看，教师潜力很大。北京大学教授、副教授(其中有相当于教授、副教授但尚未定学衔的教师有8人)共205人中，完全没有担任教学工作的有34人，占17％；只担任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等少量工作未开课的10人，占5％；所开课程和教学任务合计每周在三学时以下的32人，占16％，在4——6学时的85％，占42．5％，在7学时以上的39人，占19．5％。清华大学全校90个教授、副教授上学期讲课时数只243小时。机械系金希武、李兰山、王遵明三个教授竟未开课。
有些高等学校的大字报质问教师们器重什么样的人才？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一张大字报揭露了1956年选拔的研究生中，金属物理教研室教授这样一个事实：柯俊带的三个研究生有两个是右派；1957年留助教，柯俊提出的八个人中，五人有政治问题(两个是极右分子，两个右派，一个犯严重错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经常赞扬赵嗣元、陈永和、杨络、张景中这一类人，认为他们业务好，能够钻研，无形中把他们作为青年教师和学生前进的旗帜。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杨络、张景中是数学系学生中的极右分子。赵嗣元在毕业时坚持拒绝作毕业鉴定，留下当助教后始终不肯参加工会和工会召开的一切会议。他公开宣称：“我教书是为了饭碗，除了与饭碗有关的活动，其他一律不参加。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教授吴仲华主张派遣退团分子留苏，留助教只看分数好坏。教授冯俊凯说一个右派助教将来一定是中国锅炉界的权威。
有的教师还有天才教育的思想，喜欢聪明伶俐学得好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对于很多学生的学年论文可以一压两年不理，而对于“得意门生”王直来的论文，一考再考，然后介绍到学报去发表。数学系教师董怀允(党员)为了把“最好”的学生考出来，尽出理论性很强的习题。
但是另一方面，学校里的工农学生却受歧视，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入学时有十一个工农学生，现在只剩下四人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有的教师说：“工农速成中学来的学生年纪大、脑子笨、质量差，不能满足高等学校的要求。”有的教师对工农学生说：“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你的觉悟应该高一点，学不好就是不努力。”一个在工农速成中学门门功课考90分的纺织女工，入学后不到一年，因生孩子耽误了三个星期，没有一个教师愿帮她补课，最后她只好离开了学校。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树兰有一次问教师一个问题，教师反过来问她很多问题，她一时答不出，教师说她：怎么这样可怜，这样的问题都不懂。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在1950年时，学生中工农干部占70％，可是1957年只收了几个人。1955年，学校就停办了专门为工农学生开设的预科；1956年哲学系就强调不招干部学生，只招高中生。哲学系主任徐伟立在1957年招生时强调要心里有底，只招一个工农学生。去年取消调干助学金时，徐伟立又说，这一下我们可以招一批好的。
大字报中也揭露了一些教师在政治立场上的问题。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章名涛曾说，党对旧知识分子是“拿着鞭子在后面赶”，“使用多培养少”，错误地认为像“蚕似地已到了抽丝的时候，没有必要再吃桑叶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一个教师称赞右派学生的习题说：即使是右派也是好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张大字报揭露说：周总理去印度访问时说：“印中从来就是友好相处的。”学生问：“从历史上看是不是这样？”教师说：“××世纪四十年代印中有过冲突。”学生问：“那周总理为什么这样说呢？”教师说：“历史和政治不一样。”北京医学院医疗专业教授在讲到高血压发病原因时，认为资本家在三改时的思想斗争是一个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有些教师偏重搞“副业”。1956年时，学校分配教师祝诚以写三万多字的印度地理讲义为名，到外贸部、北大去搜集了六十多本有关印度的巨著，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打底子”、“积累家产”。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研室主任李庭(此处一字打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副业”上。
有的教师还利用学生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为他们服务。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程式叫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做读书报告，为他提供一百多篇文献目录和若干篇内容。
(编自教育部整风简报)
来源：1958年4月1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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