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0-0 作者：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双改”运动已在我校蓬勃展开。为了使我校办成一所共产主义的大学，为清除我校老师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道路，我们打算根据在课堂上的听课以及平时知道的一些东西，提出一些问题和陈先生商榷。因为我的根据仅仅是课堂听课后笔记的一些东西（只是个大意，也可能没有将陈先生的意思记全，甚至可能也有记错的），所以就不可能很全面而且系统，只能是几个主要问题。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作为教历史这一门科学的人，他们必须以这些作为教学目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阐明历史的发展规律，系统地阐明你要讲的那一段历史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从而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现时代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最主要之点就看“教人者”的阶级立场，和治学的思想、观点、方法是唯心的，还是辩证唯物的。我们就打算以这些作为准则和陈先生商榷几个问题。
在上“元白诗证史”第一课时，陈先生谈了谈教这一课的目的，即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言”，以拖拉机耕田的速度（别于老牛木犁之速度）在历史研究上“别开生面”，而开这门课即是作一个练习（笔记大意如此）。
陈先生作为全国出名的历史家，有这样个宏大的计划，有这科治史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抱负，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陈先生根本没有提到（或者是疏忽，或者是根本不想提到。不过按我们的理解陈先生是不会疏忽的，而是后者）两个问题：
Ⅰ、“成一家言”别开历史“生面”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研究和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为研究阶级斗争和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历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还是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像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家那样，只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繁琐的、无病呻吟的、而自己又认为是“博雅”之至的考证？如果是为了前者，为什么在自己的教学目的中根本没有提到？如果是后者，独树这一帜又有什么用呢？
Ⅱ、用什么观点、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工人阶级的还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来研究历史？在现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一切进步史学界成为指导思想的时候，我们生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研究历史无疑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因而研究者的立场也一定是要工人阶级的立场。陈先生没有提到这些，而根据我们平时的了解，陈先生是“不屑于”研究马列主义，不承认自己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的，那么陈先生是用什么作指导思想，用什么观点、方法，站在什么（资产阶级、还是封建地主立场）立场呢？非被即此。这是不容含混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作学问也不能没有在自己阶级立场指导下的观点和方法。
在前述的宗旨指导下，陈先生的讲课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陈先生用元、白诗所证之史，是以中唐为主（即大概从玄宗——宪宗这一段），这一段历史是唐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可以从安史之乱作标志，对于唐朝来说，这段历史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也一定明显地显示着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段时间中，也出现了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伟大诗人，前阶段有李白、杜甫等，后阶段有白居易、元稹等。在这些诗人的诗里，特别是杜甫、白居易，在这些伟大诗人的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诗里反映不少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样，标榜是纯粹以诗证史的陈先生，证这一段历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系统地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这些史料，总结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向同学阐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全貌，被压迫阶级怎样和压迫阶级进行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因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压迫阶级如何为争取自己的解放（不管是自觉与不自觉的）而斗争，劳动人民从哪些方面体现了他们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主（即是劳动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如何使同学们概括地掌握住这些主要的东西。同时，因为是用诗证史，这就必然会多讲些文化关系（其实文化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因而讲这一段历史必然会讲到它），讲文化发达的原因，产生这些诗人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基础，他们为什么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这些社会现实以及对他们的正确评价等。
很遗憾，陈先生在这些方面讲的很少，更确切地说，他根本就没有讲。陈先生煞费心机，挖空心思所考证（因为他定曰“证史”，根据我们听课的理解就是“考证”历史，故我们认为陈先生是从考证出发的，因而就用了“考证”这个词）出的历史则是：唐朝的历史（特别初唐一段）怎样受着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支配而盛，而衰（这个论点是以他早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那一篇文章为基本思想），陈先生根本不谈唐朝兴起及盛、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他的这个论点主导下，陈先生证出了这些“历史”：唐玄宗为什么把自己儿子已结婚的老婆杨太真（杨贵妃）夺来当自己的老婆。杨贵妃美不美，唐朝人喜欢的美是圆胖脸，杨妃的脸是圆的还是长的，她嫁给唐玄宗时是不是处女，杨妃虽不是绝美，为什么玄宗对她还一见倾心。杨妃什么时候册为道士，甚么时候封为贵妃（不过这里像陈先生那样博学多闻的人，也还是没有考出来究竟是何年何月？尽管陈先生旁征博引，并尽了推测的能事。因为这些连记载皇帝生活最完备的实录一类的书也竟然将这件事忽略了！）。杨妃怎样舞霓裳，唐朝宫廷封后、册妃时的宫仪过程，是几项，要经过几天，唐朝宫廷挑选妃嫔的条件等。
还有，元稹怎样遇见崔莺莺，又怎样抛弃她。莺莺身上穿的什么，头带什么，脚上穿的什么。总之，莺莺的头、腰、脚一一都有考证。以莺莺作例子唐朝妇女装饰怎样在大家闺秀、皇亲贵胄的爱好下，由淡妆短眉变成浓装细眉，而后再改成原样。元稹为什么把莺莺写成姓崔，究竟是不是姓崔。莺莺的这个名字为什么叫莺莺，而且引了很多证据，什么可能姓曹呀，莺莺怎样取莺叫声之意クク——（日文、音咕咕），九九呀，等等。结果还是陈先生白费了九牛三虎（因为二虎的力量太小了）之力，也没有把崔莺莺究竟姓什么、叫什么考证个一清二白。还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还有，唐玄宗怎样喜欢音乐、因而安禄山如何以“胡旋舞”得窃居高位。安禄山究竟和杨妃发生过关系没有，皇帝穿的龙袍上刺绣的龙是五个爪，大臣莽袍上刺绣的龙是四个爪。
还有，元稹为什么抛弃崔氏而娶高门韦夏卿之女。韦氏美不美，有没有才学。无稹和崔氏之关系为什么只有李绅最先知道。元、白、李三人对和之诗，作于哪一年，那首诗为什么事而作等。
还有，“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为什么嫁给了商人，这个商人是个大商人还是个小商人。这个妓女嫁时有多大岁数了，她在长安时是第几流的妓女。她弟弟从军是哪一年，从何役之军，她阿姨死在哪一年。她和当时名妓善才秋娘的关系。见了白居易为什么还千呼万呼不出来，出来以后到底是白居易到她船上呢？还是她到自居易船上呢？……俨然一部“琵琶女春秋”。
唐德宗怎么灵机一动与民休息。唐宪宗又如何灵机一动而要削平藩镇。元稹怎样能拍住太监的马屁，以一首“连昌宫词”而跃居相位。自居易虽不勾结太监还是以“长恨歌”进给皇帝而当了亲贵的中书舍人之官……。
不再赘述了，余此类推。
陈先生就是以这些内容：比起居注、实录还详细的皇宫生活记实。皇帝一道命令，历史就随他的指令前进了，皇帝是历史的创造者。诗人们和唱对答的年月日、他们和当时名妓的关系以及“崔氏春秋”、“琵琶女春秋”等等。作为这段历史的全部内容。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陈先生在讲到莺莺的头、腰、脚的穿戴时，对研究唐朝的服裳制度史，讲到册杨妃时的宫廷制仪时对研究唐代的宫廷制度，讲到元、白升官及牛李竞争对研究唐统集团，这个集团和那集团的内部斗争（仅仅是、而且只一点点儿统治集团内部，而完全没有作历史主流的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历史，以及研究其他问题有所帮助和启发。但这对于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任务来说，只做到这一点那是太不够了，差的太远了。
在陈先生的讲课中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关系，汉族和外族的关系亦是文化输入的关系。他根本没有提到政治关系、更谈不到经济关系。
更错误的一点是将汉族的文化（特别是音乐、歌舞），说成都是外来的，新的外来文化一到就引起了中国文艺的一次变化。例如陈先生在讲到舞蹈时，杨妃就是以新输入的“霓裳羽衣舞”而作为受宠的条件之一。从陈先生的讲课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音乐、歌舞、皆外族传来的，不过有早晚而已。早的就成了民族形式，晚的就成了外来的东西（陈先生讲课大意）。
在这里陈先生忘记了中国有自己的古老悠久而灿烂的文明。我们不知道您对于我们的祖国悠久文化（包括音乐、舞蹈）如何看法，我们认为，我们祖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的祖先也善于吸取外族的东西而融化为自己的东西，但这绝非陈先生的“外来”说。
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反对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做一些“考释”和辨伪工作，其目的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是为了更有助于研究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历史，是为了恢复被统治阶级史学家歪曲了的部分，为正确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打下基础等。
但对史料的“考证”绝非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唯一最终目的。翦伯赞先生说的好：“历史学的任务，总不能就是编成一些史料汇钞，它应该是一科分析史料的科学”。当然不言而喻，分析也一定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根据我们听课的经验、陈先生讲历史，不是分析历史，而是考证史料，这科考证的特点是：
（1）繁琐的考证。
（2）引经据典的考证，以史料说明史料。
（3）为考证而考证。
简言之，我们认为陈先生的考证是资产阶级史家的考证（还有很多封建史家的味道），和王国维差不多。有很多地方和康生同志1958年6月1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组的信上所说的那种“打麻将”的差不多。而有的只是些雕画小技。上面所举的那么多事实里边我们感到有很多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陈先生的“考证”有很多地方也没有抓事物的主要面，而作了些非本质的（也可以说是鸡毛蒜皮的）“考证”，这些例子很多，可以随便举一个：
1955年版、陈著“元白诗笺证稿”（这是陈先生讲课的基本参考书，也可以说是讲义）页161—164，陈先生关于白诗“新丰折臂翁”一诗的“考证”。陈先生用近四面之篇幅证了下边这几个问题。
1．这首诗有的题名叫“折臂翁”，陈先生考证认为“新丰折臂翁”为题好。
2．陈先生认为这首诗的主旨即诗的结尾：“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贳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我们认为这个主旨是对的。那末就应该抓住人民不愿战争，以及反映出来的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个本质去分析这首诗了，但是陈先生没有这样做，只是录了这几句就完事了。接着便进行他所认为重要的词句考证来：
先引了一段“旧唐书”杜佑传的一段说明宋璟是哪一次不贳边功。宋璟为什么被白居易称为“宋开府”，是因宋璟曾当过“开府仪同三司”及其他原因，并引了“国史补”之文字。
在交代过宋璟后。接着就又交代为什么白香山又要举出杨国忠作为对文。是当时惯例。白诗说宋璟防黩武之言是受了杜佑奏折的影响等。
3．“此臂折来六十年”之句，在不同的版本上有哪些不同样的写法：有“折来”作“臂折”者，此文不通。敦煌本作“臂折来来六十年”，“来来”之词是怎样的一回事，是唐人常用语，也举了例子。
4．“痛不眠，终不悔”一句，敦煌本作“痛不眠兮，终不悔”陈先生认为敦煌本不可尽从。
5．宋璟不贳黩武的边将是郝灵佺。又为证郝灵佺这个人的名字的写法上的纷歧作了占全篇文章近1/4之篇幅的考证（全文57行郝灵佺这个名字的考证占了13行）；“全唐诗”通鉴作“灵荃”，费衮梁溪漫志作“云岑”，“新唐书”作“灵佺”，“旧唐书”作“灵俭”，岑达功“旧唐书校勘记”作“灵荃”等等。
最后，陈先生用推测加旁征博引，断定“郝灵佺”三写为正确。“郝”字几本书都一样，“灵”字也大多是如此。“佺”字乃取义于“尧时仙偓佺与灵字有关，不可别作他字也”（陈书原文），连郝灵佺的爸妈给他起名字时的内心的意思陈先生都给考出来了，这种考证不可谓不繁琐矣！同时也请不要忘记，陈先生仅仅只用了全文的1/4篇幅证了这个人名，还没有占够一半呢、不算“太多”！
6．“特勒”应作“铁勒”一词考证。
7．“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两句的考证。万人冢是杨国忠败于阎罗风，还是李宓败死西洱河而造成的考证。以此年作为标准，考证老翁年岁应该是八十八或八十岁的问题。为证这个不知姓名而又不确知年岁的老翁的年龄，也用了1/5的篇幅。
8．从写作方法和取材等方面考证元稹“连昌宫词”为仿此诗而作。这就是陈先生对“新丰折臂翁”一诗考证的全部内容。除了这样个别词句的考证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认为这样的“考证”，与其说是“证史”，倒不如给它一个更确切的名字——注释。而注释和历史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对其他诗的考证也是如此繁琐的注释。
我们认为，企图用这样的“注释”来达到治史的目的，特别是对于陈先生“树●家言”、“别开生面”的宏愿是背道而驰的。
道教在唐朝很兴盛，陈先生也注意了这个问题。
陈先生认为道教在唐朝繁盛一时之因有两点：
1．道教是老子创的，老子姓李，唐朝皇帝也姓李，因而李唐皇帝很尊重老子和提倡道教。将老子奉为自己的祖宗，将“老子”一书封为“南华真经”。
唐朝赴朝鲜半岛的一个使节，在海上遇见了一个神仙，神仙称姓李，是李唐的祖宗、是个道士。
由于这两个原因在皇帝一道命令下“唐朝道教就大为兴盛了”。陈先生根本没有分析到道教在唐代兴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不用我分析，大家一定认为这种对道教兴盛原因的分析的错误达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但就是这种分析竟出于“大史学家”陈先生之口。
陈先生说诗所记载的史料是最真实的，比史书的记载还要真。我们认为陈先生此说也是错误的。因为：
第一，诗是一种文学形式，文学作品是离不开现实社会的，它是用艺术手法反映典型的社会现实。所以有很多伟大的诗篇和作品确实是它所描写的社会的缩影。但是，也应该指出：它本质是文学，不是历史。我们知道文学是准许艺术的夸大的，也准许合乎现实的虚构，因而它就不会像历史那样是这件事就是这件事，不容更动，因而文艺作品（包括诗）所写的事情就不可能全是真实的，有些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第二，退一步说，即令每一首诗里都是写的真实社会的史料，但是陈先生难道忘记诗的作者有其阶级立场吗？试想一个甘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包括像元稹那样的人），他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完全站在劳动人民立场说话吗？或者他们有出于人道的同情，或其他原因，有些正义感的表现，但不要忘记他们在政治上（本质的东西）是反动的，是帝王的奴才，这样他们所记载的史料能够说保证全是反映劳动人民的历史吗（特别在他们歌颂皇帝和污蔑劳动人民的地方表现得更清楚）？
第三，有些诗，它根本谈不上能作为史料。例如一些个人无聊的感怀，或者是一些饮酒作乐的对答或者是一些无聊的互相吹捧等，根本无史料价值可谈。
除了教给同学们那些经过繁琐考证得来的（有些还是没有结论的）可要可不要的历史小节以外，别的东西很少，所最缺乏的正是我们在第二节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些作历史教师必须讲的东西。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家（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所研究的，所教的，不是自觉地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为现在人民政权的社会服务，那末，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他的研究是无用的。他的教学是误人子弟的，是浪费我们的青春。因为研究者和教学者不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资本主义服务。他研究的东西不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就必定站在资产阶级或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他教学生不用马列主义思想，就必定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相信陈先生是知道的。
此外，陈先生标明讲的是元白诗，但是一年来陈先生连元稹、白居易这两个人都没有作系统的介绍，致使有的同学听了一年课后，还不知元稹、白居易何许人也者。更不用说对唐朝这两个著名的诗人及其作品有什么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了。因为陈先生对他二人根本没有马列主义的评价，甚至连用他本人的观点的系统的评价也没有作。对于他们的作品陈先生也没有系统地给同学介绍个全貌，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批判的。陈先生讲的仅仅只是那么孤立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几首诗。
讨论陈先生的政治态度、本须专题，本文无法全部谈及，现只举二例：
一次讲课、讲到中国古代通云南的水路是由广东下海，经今之越南民主共和国之河内，再到云南。陈先生连“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字都不提，只说经过“北越”，更加了注释“即胡志明统治的那一部分”。这就是陈先生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用语。胡志明在陈先生的脑子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是和南越吴庭艳一样，和历代皇帝一样是个“统治者”。这不是简单的语病问题，它所反映的是陈先生的政治态度。
根据我们上面所写的这些（有些可能是不正确的、有些措词也可能不恰当，我们认为，这和陈先生想对历史学“别开生面”“成一家言”的愿望是不相符的。他的“诗证史”不过是变变样的用资产阶级的（还有封建的）立场、观点、方法作的繁琐的注释。他没有能抓住（甚至可以说他不能理解）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最本质的东西——历史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马列主义为研究一切学问（包括历史）的指导思想的今天，研究历史不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根本不可能树一家言（如果成了也是反动的一家）。也不能“别开生面”。如果要硬说是“生面”的话，那它的骨子里也是资产阶级的或封建地主的。
范文澜同志在“红旗”第二期“破除迷信”一文上说：“有些顽固的教授学者，总是坚执……谬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不敢正视当前革命的现实，企图负……隅……对抗。厚古薄今是一个隅，现在厚今薄古的巨浪已冲毁了这个隅。”是的，“厚古薄今”作为一些人顽抗的一隅，在全国范围内已被冲垮了，但是具体到陈先生说，它还未被冲垮，而是极顽固地保守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将是陈先生所应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
注：●代表原稿不清楚的字。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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