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8-30 作者：吴传启
吴传启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而两条道路的斗争向两种方法的斗争之间，固然是有区别的，但同时又是有联系的。由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两种方法的斗争中，右倾总是表现为一种“顽症”。对于这一点，毛主席于1955年下半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中，就曾经作了反复的分析，并且指出了“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毛主席反复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必须“轰轰烈烈”，不能“冷冷清清”；必须“多快好省”，不能“少慢差费”。从而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必须采取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鼓群众的干劲，而不能泄群众的气；必须在群众运动中当“促进派”，而不是当“促退派”。
右倾之所以成为一种“顽症”，就因为无论在其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上，都有其广泛的基础。从阶级根源来说，这是由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不仅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而且在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在国外还存在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不仅国内外反动派对我们的一切成就总是公开的恶毒的攻击，而且那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旧社会传统现念的遗毒，往往障碍着新事物的发展，表现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的人惯于用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用资本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一句话，用资产阶级的旧眼光来看新事物。因此每当一件新事物出现了，在他们看来，总是不合乎他们眼光中的旧的“常规”。这种情形，在有些人那里，简直是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至于在认识论的问题上，这种人的思想总是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他们的认识总是停留在旧阶段。特别是那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那种看问题的直线化的片面化的方法，那种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方法，又总是在他们那里顽固地发生作用。因此右倾往往成为一种“顽症”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以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这种右倾“顽症”的表现特征是：在某一个新问题上被克服了，在另一个新问题上又会发生；在对待某一种新事物上被克服了，在对待另一种新事物上，又会发生。对于犯这种“顽症”的人来说，毛主席在1955年就分析过：“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这个格式处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8页）“顽症”之所以“顽”，就因为它时好时发，在一种条件下被克服了，在遇到另一种条件和“气候”的时候，又会旧病复发。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的，从而右倾顽症也是时起时伏的。可以说，斗争是反反复复的。有许多人在实践经验中，及时地接受了教训；也有一些人常常是在那里重复错误。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坚决相信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要善于把革命热情和科学分析的精神结合起来。列宁教导过我们，必须“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反对抵制”）。不仅如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群众运动，随着这种解放运动，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上，必然是要以异于寻常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都是非常明确的。特别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既反映了我国六亿人民的共同愿望，又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性。可是就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于人们中间的那种“右倾”，就常常表现为一种“顽症”。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关于大踏步前进和小脚走路的问题上，在1955年上半年还存在着许多迷信。那时有人把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当作幻想，认为合作社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认为落后乡不能办社，山区和灾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也都不能办社；认为合作化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而办社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认为如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如此等等。可是到1955年下半年经过批判以后，这些迷信就统统被打破了，特别是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到来的事实，对于这些迷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毛主席那时指出：以此为训，“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7页）
1956年在城乡社会主义高潮的基础上，接着在生产和建设战线上，出现了群众运动的高潮，并开始出现了“跃进”的新气象。可是又出来了一种新的“迷信”家，他们把“跃进”当成“冒进”，在所谓反“冒进”的空气下，错误地夸大了缺点，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某些人的怀疑。结果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以致在1957年出现了一个马鞍形的中间低。
1957年以来，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于是迅速出现了1958年的全民大跃进，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和在大办钢铁的运动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些人，缺乏革命的进取精神，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因而片面强调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见物不见人”，只知道向困难低头，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只能低速度发展，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几；认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办，而不能大搞群众运动在水利战线上，只能排（水）、大（型）、国（国家办），不能蓄（蓄水为主）、小（小型为主）、群（群众办为主）；有些人受种种陈规陋矩所束缚，不敢想、不敢干，只爱冷冷清清，不爱轰轰烈烈。如此等等，只能束缚和损害群众的积极性，结果当然是少慢差费。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照耀下，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出现，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把那些一度流行的“迷信”，统统打破了。实践证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管是工业、农业的发展，以及其它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可以取得高速度的前进，农业生产并不注定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几，而是可以获得更大得多的速度；在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在一切主要产品上，完全可以按那些庸人所意想不到的高速度，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任务。这不仅因为我们已经有了1958年大跃进的伟大的实践经验，而且因为广大农村的人民公社化，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决定性的前提。当前的关键就在于：是正确地贯彻党的总路线，还是反对或者怀疑总路线；是不断克服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不断鼓群众的干劲呢，还是片面地夸大缺点和向群众泼冷水了？
当然，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会存在着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但这些缺点又总是可以克服的。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要学会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方法看问题。鲁迅也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是没有的，只有权大小。因为在现实世界的发展中，十个指头一般齐的事情是没有的。在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当然也何以前一切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的成绩中，也出现了个别缺点。但这些缺点又总是被及时克服着，有的早已克服，有的正在克服。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基本的，缺点总是个别的、局部的和暂时的。正如列宁所说：“在这样崭新、这样困难、这样伟大的事业中，缺点，谬误和失错的地方是不可免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缺点，而在于是否正确地肯定成绩，和及时地克服缺点。因此在每一个巨大的发展以后，我们总是需要从伟大的成绩中总结经验，从个别缺点中接受教训，以便不断地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右倾之成为“顽症”就在于，它往往在遇到一定的条件的时候，就会从潜伏的状态，爆发出来。每当我们总结、整顿的时候，他们就出来对缺点作形而上学的夸大，对成绩一棍子打死，这往往成为这种“顽症”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在过去历次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最近以来，当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继续跃进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克服缺点以便继续跃进的时候，这种“顽症”又从地平线上露头了。
事实证明，右倾顽症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
特别是在某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里，不但不接受教训，自觉地克服右倾思想，而且在伟大的成绩面前，以一个指头来否定九个指头，“以一概十”；从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至走到了反面，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去互相呼应了。恩格斯说过；“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自然辩证法”）那种在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用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不就恰好同阶级敌人方面来的攻击互相“辉映”了吗？但是事实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如果要坚持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坚持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话，则被否定的一方，就只能是他们自己了，就只能使自己走到“相反的地方去了”。
这种情形，实际上表现了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是一种伟大的新生事物，是带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成就。在这种伟大的新事物面前，那种进行讥笑、打击和诽谤，攻击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以及说什么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运动”的污蔑等等简直是一种罪恶，实际上是反映了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的愿望。列宁说过：“讥笑新事物幼芽底软弱，表示轻浮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都是保护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列宁文选”，第2卷，第596页）所以那种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污蔑和诽谤，实际上是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把自己投到“天秤”的另一端，简直是快把屁股坐到资产阶级右派的边缘上去了。
以此为训，目前在少数人中间滋长着的右倾情绪，必须及时克服。要进一步振奋起来，气可鼓而不可泄。从1955年以来，只要人们善于从两种方法的比较上，以及由此而来的两种结果的对比中吸取教训，一切是非就都会是十分清楚的。为了高举总路线的红旗，把今后的跃进组织得更好，我们不但要及时改正缺点，从某些缺点中总结教训，改进工作和力争上游，而且更要从伟大的成绩中，总结成功的经验，从而把我国1958年以来所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新气象，不断地发扬光大起来。
还有一些人，当一旦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就害怕起来，缺乏干劲，没有朝气。从而把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看做困难，在困难面前低头屈服，而不去努力做到。这也是十分错误的。列宁教导我们：“谁若是害怕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谁若是对这些困难表示畏缩，灰心绝望或仓皇失措，那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列宁文选”第2卷，第687页）要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要正确贯彻党的总路线，就不能向困难投降。在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毫无根据地胡思乱想，都不能勉强去做那种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可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凡属经过主观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要做到；凡属具备客观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就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它变为现实。
总之，在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事业中，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问题就在于要不断克服那种右倾的“顽症”。为了克服“右倾顽症”，我们还要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对于那些犯这种“顽症”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总是表现出错误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坚决地相信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革命毅力，而是过分地相信了自己。任何人，只要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忽视了政治，就必然是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从而那种“右倾顽症”就会象细菌一样地，在人们头脑中传染开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分歧，就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右倾顽症的危险性也恰恰是表现在这里。
所以要防止和克服这种“顽症”，就必须走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去，同群众同甘苦共呼吸；而不是冷冷清清地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泼冷水；以致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采取反对的立场。毛主席在1955年下半年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说：“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同上）毛主席的话是发人深省的。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的指示，在贯彻党的总路线的工作方法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那就是：政治挂帅，群众中的鸣放辩论，领导干部种试验田，评比竞赛、按时检查，抓两头带中间，以及工厂中的“两参三结合”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多快好省”的方法，是鼓群众干劲的工作方法，是站在群众运动之中的工作方法。当然也就是防止和克服“右倾顽症”的一种工作方法。一个人要想不犯这种“顽症”，就必须始终站在群众运动之中，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这些方法。对于党领导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必须是热情地欢迎，主动地领导，积极地帮助，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革命毅力，正确贯彻党的总路线，迎接新的跃进。
来源：原载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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