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10-0 作者：魏学文
魏学文恩格斯的“论权威”，写于一八七二年十月，到现在整整过去了八十七年。如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这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仍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恩格斯在写作“论权威”的时候，正是当时反动的无政府主义首领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以“反对权威”为口实，疯狂地破坏第一国际，打击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领导地位的时候。恩格斯在他的这篇著作中，为了保卫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保卫伟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严词驳斥了“那些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
恩格斯指出，所谓权威，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即：一方面是集中的、带有强制性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对这种领导的服从。这样的权威原则，不是由人们的主观好恶决定的；它的必要性，它的产生，是由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它们具有使各个分散行动愈益为人们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联合的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代之”。这就是说，社会生产既然形成为组织起来的联合活动，就不可能不要权威。
不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这样，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原则也不能被废弃。恩格斯举出了棉纱厂、铁路、海洋航行作为例子。他指出，例如在铁路上，“这里工作上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属一切问题，——不管这个意志是由一个选出的人来代表，还是由一个负责执行大多数有关人们的决议的委员会来代表，都是一样。”又指出，例如在海洋航行中，“那里，在遇到危险的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就得全体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恩格斯的结论是：“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方面要有一定的服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下，都是如此），由于赖以进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所以，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组织生产离不开权威，进行革命更是离不开权威。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给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由此，恩格斯采用二难推论的形式作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些什么，那么他们就仅仅是散布糊涂观念；或者是他们知道这—点，那么他们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前后两种场合，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这就是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基本要点。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各种流派。早在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与之相对立的，还有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反动的社会主义这一流派中，又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分支。这种情况，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动乱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它表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象“一个怪影”一样，“已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认为是一种势力了”①；就连反对它的人，也要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了。社会主义的这些流派，按照斯大林后来的说法，又被归纳为三种，即：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②。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批评的“那些最玩固的反权威主义者”，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在当时就已经显露出反动性的思潮，由于它那小生产者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刚刚铲除不久，因此，到现在还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和其他人们中间存在着，而它的反动性也就表现得越加强烈。我们所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包括着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学习恩格斯的“论权威”，对于指导我们所进行的斗争，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很有益处的。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465页。
注②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271页。
在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制度下，权威是由不同阶级和政党所掌握，并为他们服务的。权威，从其构成的主要方面来说，就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是由领导人物和由领导人物组成的领导机构（例如委员会）体现出来的。这在我国，在我们的党内，同样是如此。我们所建立起来的权威，目的在于加速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服务。我们的领导人物和领导机构，是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工作的；我们所执行的原则，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既然有集中的领导，也就有权威存在，而这种权威，又是由于有民主作为基础，从而建立起了自觉的服从加以保证的。权威既然是通过政党及其领袖实现的，因此，是否已经建立起领袖的崇高威信，就成为是否已经建立起权威的标志。我们拥有为全党全民所衷心拥戴的党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及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决定条件。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党中央的崇高威信，已经成为全党全民的宝贵财产。我们在保卫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更深刻地领会爱护毛主席和党中央崇高威信的巨大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选择领袖的问题，是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类在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领袖观，与历史上和现代一切剥削阶级的领袖观，是根本不同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某些领袖人物除了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某些时候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以外，这些人物的双手，则是沾满被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鲜血的。这些剥削阶级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个别英雄人物意志的表现和他们活动的历史，只是相互更替的那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人类社会历史的有规律的运动，被他们看成为一堆偶然现象，解释成为英雄人物个人遭遇的幸与不幸。他们的领袖观和历史观是“英雄造时势”。他们的阶级根源，使他们的头脑里产生出对个别人物的偶象崇拜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以至于把个别人物神化起来，并在长时期内造成了人民群众的某种畸形心理状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领袖观，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个别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只能起一定的作用，杰出的领袖人物则能起很大的作用，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还能起决定的作用。一切剥削阶级把他们的领袖人物神化起来，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合乎规律的运动。同样，领袖人物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运动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一定会出现当时某一阶级的领袖人物，这是必然的。首先是“时势造英雄”，然后才有可能“英雄造时势”，即作用于时势。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他们的领袖人物也有一些是很有作为的。剥削阶级不承认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意掩盖这种规律，把他们的领袖弄到神化了的地步，目的不是别的，就在于欺骗人民，借以巩固他们的统治。
另一方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领袖观，又与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批评的那些“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根本不同。在那些“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只要他们声明说某种行为是有权威的，就足以把它定罪了”；好象社会主义就是那么一大堆“群众”在那里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谁，没有领导，也没有服从。这是什么呢？这正是列宁后来所指出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等劣根性”①。我们的观点是与他们完全相反的。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②；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③这就是说，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必须有自己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正确的、英明的领袖。没有这样的领袖，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困难和失败。
注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25页。
注②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注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恩格斯说得好：“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优秀的革命领袖，是人民意志的伟大化身，是人民群众的引路人，例如，我们知道，我国是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国家。我们在从事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是否有可能，把六万万多人集合在一起，共同商定某一项事务呢？自然一点可能也没有。不要说六万万人，就是六万人，六千人，甚至六百人，遇事都要集合起来共同商定，也是没有可能的。我们认为，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管理自己，而人民群众的意志又是通过种种途径，集中到政党和领袖身上来，然后被贯彻下去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这样，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也是这样；就连一个党的小组，也要有小组长，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也要有班长、排长、连长。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举出棉纱厂、铁路和航船的例子时，不就说过“这里工作上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属一切问题”吗？这里还可以引证到列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也说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是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①这正象我国的谚语“鸟无头而不飞，蛇无头而不行”一样是起码的常识，是简单明了的。好的领袖或不好的领袖，对于革命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在同样的条件下，由好的领袖领导，革命事业就前进；由不好的领袖领导，革命事业就后退。迫于必要是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自觉自愿又是一方面。事实上，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是自觉自愿地要求有最能反映他们意志的革命领袖，来领导他们前进，作为他们的代表的。人们的心思必定要有所寄托。寄托于革命事业，再转而寄托于领导革命事业前进的政党和领袖，把他看作是自己意志的伟大化身，这是合乎规律和情理的。
与一切剥削阶级相反，我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我国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选择自己的领袖上，曾经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我们党在自己的幼年时期，曾经在几个时间段落里由不好的领导者担任着领导工作；真正认识自己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并在全党确立起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则是始于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是存在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使我们的党在大多数时间内，得以有正确的路线可资遵循，一步一步地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同时又在历次危机关头挽救了革命的失败。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党的斗争经验还很不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还不很高，所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虽然存在，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中，没有被认识：有些不好的领导者，却被一度甚至再度推选为领袖。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对于领袖的识别，是党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帜之一，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帜之一。我国谚语所说的“有眼不识泰山”，乃是对我们的一种很好的警诫。真正的革命领袖，也象谚语中说的泰山那样，是客观存在的，有眼力的人可以认识他，如果我们的眼力差，就认识不到；但是虽然认识不到，他却依然是客观存在。因此，问题在于我们要有眼力，要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②
注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23页。
注②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毛主席是我们党和人民真正的、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在我们党走过的几十年间，凡是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们的革命或建设事业就突飞猛进，飞跃发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反之，一旦违背了、脱离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到这样那样的损失。我军的情况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军是由党和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抚养起来的，毛主席是最伟大最英明的统帅。我军的建设凡是遵循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就突飞猛进，飞跃发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反之，一旦脱离了、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我军的建设就会倒退。我们的广大党员，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毛主席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具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知识，具有伟大的远见和洞察事物的能力。毛主席时时刻刻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相信和依靠他们的伟大力量和革命的创造精神。毛主席对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具有无限忠诚，在同敌人作斗争中，具有英勇机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毛主席善于总结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出群众斗争的明确目标和胜利前途。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毛主席成为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决不是偶然的。
经过几十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毛主席已经在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信。我国人民以最为崇敬的心情，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伟大意志的化身，看作是自己最好的代表、舵手和引路人，看作是胜利的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只要一想到毛主席，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伟大意志，伟大决心，伟大力量，伟大前途，就觉得信心百倍，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我们。“天上有个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我国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充满激情的欢呼。毛主席的威信是伟大的物质力量；毛主席指向哪里，全国人民就奋不顾身地奔向哪里。我们领袖的这种崇高威信，我们的领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在那些来到我国访问的外国朋友中间，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也都是印象最深的。毛主席最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我国的大跃进，我国的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奇迹，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国人民有着迅速摆脱“一穷二白”境况的迫切愿望，而毛主席和党中央则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这种愿望。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经深入人心，在我国六亿多人口中潜伏着的、沉睡着的巨大生产力，就勃然而兴，沛然而起，轰轰然而冲向九重天。大办钢铁，九千万人上山，曾被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为“得不偿失”；有些好心的人，在一个期间之内，对此也有所怀疑。可是，我们试问一下：在我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上，古往今来，有什么先例，能够在一声号令之下，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内，就动员起几乎是上亿人口，投入一个共同的动作呢？再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人民群众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开始的时候，只存在于若干地区，而且带有试办性质。可是，它却表现出我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烈愿望。毛主席以他历史的铁腕和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抓住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提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加以推广。这一伟大号召，以及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公布，就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公社化的热潮，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全国一亿农户、五亿农村人口，就差不多全部走进这个崭新的社会组织中来了。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伟大号召力，难道还不明显吗？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方面，我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出现过哪怕是与这种速度、规模、效率有一点相近似的事例呢？国内外的敌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一时也看不清楚这一点，误认为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造成了什么缺点和错误，虽然与敌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同，但是他们至少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象成语所说的那样：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崇高威信，同我国无产阶级、同我们党的崇高威信，是一致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党的、阶级的威信，是通过领袖的威信表现出来的。这种威信，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产。这种威信，是来之不易的，它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证明，经过了群众的亲身体验和认识，才在六亿多人民中牢固地树立起来。六万万多人民，六万万多条心，却合而为一，集中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身上，这是值得千古为之庆幸的事情。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①因此，为了爱护党的、阶级的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就一定要比爱护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地爱护和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威信。我们一定要认识：“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②
注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二版），957页。
注②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历史上，长期以来，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实行的“意识统治”，由于他们所进行的欺骗宣传和诋毁中伤，以至形成了一种反常状态，即无产阶级及其领袖的威信，有的在某些场合和某些情况下，不如资产阶级及其领袖的威信那样高。事实上，资产阶级及其领袖是不足以享有那样高的威信的，他们的威信不仅是反动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强加于人的，建立在沙滩和火山上的。他们反动的、虚假的威信，超过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人民领袖革命的、真实的威信，这就不可能不造成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困难。不树立和提高无产阶级、党和人民领袖的威信，打下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袖的威信，斗争的胜利就缺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就是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岂止是“打”和“抬”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和目标还是“灭资兴无”，就是说，是个“灭”和“兴”的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他们对我们是丝毫没有一点“客气”和“情分”的，他们在破坏我们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时候，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以及平定西藏地区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掀起了一个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浪潮，杜勒斯和其他某些资产阶级政治首领，就一直在诋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挺身而起，予以坚决的反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要反对我们的毛主席，反对我们的党中央，就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反对我国伟大的六亿五千万人民。反对一个人的头，而又声称不反对他的身体，这是荒谬的借口和恶毒的遁词，至少是象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说的，那样做法是在“为反动派效劳”。
恩格斯的“论权威”，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七年了。八十七年来，欧洲的面貌，世界的面貌，已经改变得不可复认；在世界东方的我国这块土地上，同样经历了一个翻天复地的变化。我国人民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我们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光辉普照大地的时代。这是我国人民的最大幸福。经历了长期艰苦斗争、走过了复杂曲折道路的我国人民，由于自己能够有这样大的福气，而感到满怀的欢乐和无比的自豪。灯塔在照耀着我们。舵手在掌握着船舵。我们的航船正在冲破一切惊涛骇浪，以最快的速度驶向胜利的彼岸。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到达这个目标，我们也是一定能够到达这个目标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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