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12-0 作者：何炼成
何炼成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满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理论斗争等三个方面。
在理论斗争方面，从伯恩斯坦到现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惯用的手法就是从实质上来“修正”和“阉割”马克思主义，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列宁说，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在理论斗争上的一个“序幕”。
继对伯恩斯坦斗争之后，有列宁对考茨基的斗争，有列宁、斯大林对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斗争，有我们党对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有我国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及今天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
岳邦珣的谬论，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经济理论战线上的反映，岳邦珣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极端可耻的“小丑”角色。
岳邦珣的谬论的特点与其他修正主义的特点一样，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打着学术的招牌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
岳邦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修正”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出发，来美化资本主义和丑化社会主义，因此与我们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这里只就他丑化社会主义的几个主要谬论进行批判：
（1）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矛盾问题：
岳邦珣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不应当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否则就是“墙上抹稀泥，只图面面光”，就会产生“自大狂”，他认为应当强调社会主义的矛盾，否则社会主义就会产生混乱、破坏、以致崩溃。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甲）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时，应首先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这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也是客观事实的基础，否认这点就是抽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恃点，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岳邦珣正是企图达到这个目的。
（乙）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问题。我们并不否认矛盾，也不反对研究矛盾，但是：㈠我们所说的矛盾与岳邦珣所说的矛盾根本不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与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一致的。而岳邦珣则把社会主义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矛盾说成是会引导到混乱、破坏、爆发或以致社会主义崩溃。㈡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矛盾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便更快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岳邦珣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矛盾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社会主义的“黑暗面”，为了论证社会主义的混乱、破坏等。
由此可见，在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矛盾的看法上，我们和岳邦珣是站在两个根本不同的立场上，因此得出两个根本不同的结论。
（2）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党的总路线问题：
岳邦珣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消费问题，所以对社会主义应“着重研究消费如何制约生产”。认为我国落后，人多增殖快，若不注意消费，“只孤立地强调积累、工业化”，社会就造成“混乱”、“破坏工业化”、“欲速则不达”。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㈠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要实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生产，因此，是生产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制约生产”。㈡岳邦珣强调我国落后，人多增殖快、消费多，这是与毛主席的指示根本对立的，毛主席指示我们，正因为我国落后，“一穷二白”，所以迫切要求改变面貌，干劲冲天。我国“除了党的领导以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人是最基本的生产力，人首先是生产者，人多生产也就多，因此人是最宝贵的财产，而不是“包袱”。㈢岳邦珣说我们党忽视人们的消费，“孤立的强调积累和工业化”造成“欲速则不达”，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高速度发展，反对党的总路线。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冒进”。认为1958年大跃进“不估计客观条件和困难”等等。
（3）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互相关系问题：
岳邦珣认为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东西”，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才相应地发生明显的变化”，他污蔑我们党“忽视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在发展和改变生产关系方面“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以致引起生产破坏的事实是屡见不鲜”。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㈠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生产关系的发展又积极的影响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还不够完善，因而同生产力的发展又相矛盾，矛盾不断发生又不断克服，不断促进，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运动发展的过程，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下，在深刻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根据岳邦珣的意思来看，仿佛只要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便自然而然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而根本不提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就是臭名远扬的“庸俗生产力论”。
（二）关于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我们认为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的，但这并不等对于生产关系不应及时调整。周总理在“伟大的十年”中指出，“……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而岳邦珣则坚决反对这点，认为这“违背了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理论”，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是“急躁冒进情绪”的表现。实质上，这就是反对不断革命，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也就难怪他认为“高级社正办的得劲，可来了个公社化”，人民公社“办早了”，因为他痛切的感到，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最彻底地根除。
（三）岳邦珣污蔑我们党“忽视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以致引起生产破坏的事实是屡见不鲜的”。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事实恰好相反，正是我们党充分重视和运用了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及时调整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生产的不断发展。
（4）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岳邦珣认为是物质刺激，并把这与资本主义利润相提并论，他极力贬低政治挂帅的作用，实质上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提倡“物质刺激挂帅”，即资产阶级政治挂帅。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决不是什么物质刺激；㈡我们并不否认物质利益原则，但应以政治挂帅为前提；㈢把物质刺激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对人民群众最恶毒的污蔑。
总之，岳邦珣和我们是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因而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上得出与我们根本不同的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岳邦珣和其他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他有“两条纲领”，“一个目的”。
两条纲领：（1）反对党的领导：他虽然不敢公开这样说，但是他把我们党的领导描写成“一团糟”，不懂这，不懂那，忽视这，忽视那，违反这，违反那，根据这种情况推论下去，这样的党怎样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呢？！怎能不失败呢？！这也就是他“抽象的承认而具体的否认”的狡猾手法。
（2）反对群众运动：如前所说，他把我国人民描写成只是光吃饭的消费者，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没有物质刺激就没有积极性，这样的人民群众怎能发挥作用呢？！这样的群众来搞运动怎能不发生问题呢？！这也就是他对去年以前的群众运动采取指手划脚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的原因。
一个目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本质。
岳邦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和认识论的根源：
（1）从社会根源来看：㈠在国外，由于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资本主义日益衰落，国际资本主义不心甘失败，千方百计企图的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其方法除了军事的和政治的以外，就是从思想上来破坏我们，在这里现代修正主义者扮演了这个极其丑恶的角色，这在我们国内也不能不有所反映；㈡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资产阶级及其根子将彻底割除，他们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因而想尽方法来破坏，在理论战线上，他们当然也不会放松，而岳邦珣正是充当了这样一个“小丑”。
（2）从阶级根源来看：岳邦珣出身于剥削阶级，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投机，为了个人的名利。因此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党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他就必然和我们分手，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3）从认识论根源来看：岳邦珣的世界观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与唯我主义。
总之，我们和岳邦珣的分歧，是两条道路、两种立场、观点方法的分歧，我们必须对他进行坚决地斗争。
来源：西北五省（区）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编《西北五省区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论文资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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