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0-0 作者：彭德怀
彭德怀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的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是，发现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以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以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过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下来瞒的。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出意见。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荷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是不能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未便过于勉强。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住在我隔墙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以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以上是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者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部门财经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以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议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的这封信。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性质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的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纲领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的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的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了“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以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以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组织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苏联五年计划，国民经济翻一番，每年即递增百分之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作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以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产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管理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零年就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当着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些工作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直至流传了一些主观主义的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作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着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包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积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那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地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七月二十三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讲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从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门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是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评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以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在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路上散步是，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一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了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 ，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说：五十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糊涂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到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天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的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第二天，即便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有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有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但是，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是，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在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来源：《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265-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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