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0 作者：新华社, 戴煌
新华社、戴煌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述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 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 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①(信中所述及的上述各章中已被提到的实例或评论，此处均以省略号代替，下同。)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十二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样一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再提高一些我也 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平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将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 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何止成千上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 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吗？不，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救活一条人命啊！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如果真正是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
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 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看到过。即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选举方法上，似乎不够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
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
……
最好的办法，我认为，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而不是由上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炼、品质优秀、成绩显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
如果说，怕这样做的结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那么倒也清楚，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以上种种意见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和若干同志的“谈心”综合而得。
既然有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吗？报纸能发表吗？
今年9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问题的杂文，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稿件一起的，还有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封信的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它或许已被送到了中宣部，也可能被送到了公安部。
我 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 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 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
而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然而，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到今天也还未发现有这样的趋势。
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
斯大林错误之被揭发和匈牙利不幸事件之发生，为什么会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突然”和惊奇感，为什么会引起党内若干同志的思想混乱，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的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欺骗性和不信任人民的性质，表示了他们的正当愤慨，说“上当愈大，失望愈重”。我以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每一项政策及其每一种具体的做法都必然会是正确的。
因此，在将做或刚刚开始做一桩事的时候，不必发表过多的肯定胜利的预言，而应该充分地预料到它会碰到的人为的或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号召干部和人民警惕和努力。
好与不好，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民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的。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劳动人民盲目地信任干部或不过问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不利。
今天，有些人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的不满，并非由于社会主义式的“组织起来”的方针不正确，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均“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它们的锋芒是对的谁？是对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及对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到哪里去讲呢？
来源：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学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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