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9 作者：[待确定]
黄冈县黄坳乡团支书易昌清说：“农村合作化了，城市公私合营了，没有粮商、没有单干，还有哪个搞投机呢？粮食都在合作社摆着的，还要统购统销做么事呢？”贾庙乡的干部说：“我们向苏联学习，苏联取消了统购统销，为什么不学习呢？”贺坳乡党支书贺凤杰说：“不要统购统销有五大好处：第一、群众生产有劲，第二、工作容易推行，第三、群众能多吃粮食，显示合作社的优越性，第四、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第五、一切任务好完成。”东岳乡乡长童德清说：“统购统销最好是取消，要不取消，就隔一年搞一次，让老百姓隔一年吃个饱饭。”谢家乡乡长付汉文说：“第一、今年闰一个月要多吃，第二、小孩长大了要多吃，第碱、粳稻没有涨，要多吃，第四、生产增加了，群众应该多吃，第五、合作社劳动强度提高了，要多吃。”崔家铺党支书徐普三说：“第一、今年因灾减产七万斤，第二、人口增加七十七个要四万斤，第三、牲猪增加一千零七十三头，饲料要十二万斤。第四、去年倒要三十八万斤，证明口粮标准太低，今年要提高。”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不要粮食统购了。河铺乡党员书王玉兴说：“统购时就登报说有灾，还不是想多购我们点粮食，春天为什么不登报说有灾呢？”马曹庙乡乡长陈文斌见一农民有癫疯病倒在地下了，进行污蔑说是“统购统销搞坏了，搞得群众饿倒了，不能走路”。
英山县指导组干事刘雁福说：“一提起统购统销我就头痛，左手买进，右手卖出，我在工作中总是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因为过右有三个好处：第一、不饿死人，第二、可以密切干群关系，经三、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如果“左”了，恰恰把这三个好处变成了三个坏处。为什么要搞这个（指统购统销）呢？按老办法（指自由市场）不行吗？”
鄂城县燎原乡长刘友监说：“如口粮不增加，群众闹事，我带头参加。”
红安县二层区团支部书记孙长志说：“现在粮食统销统销可以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农村没有资本主义了，国家订个法律不准粮食外流就可以了。”高三乡青年团干事艾尚早说：政府统购的肥猪太多了，统的农民吃不到肉，农民是“一年两次晕，过了年望吃新。”杨三乡的区干张永生说：“油料统购统销，说的是多产多留，多产多吃，实际是多产多购，购是年年增加，留是年年减少。”二层区妇联主任蒋文英说：统购统销后，农民一年劳动“面向黄土，背朝天，吃不到油、肉真伤心”。
恩施寨湾乡妇联主任说：“人不如猪，加一个猪娃三十斤米，加一个人娃，却不加米。”该乡支书说：“人不如骡子，每天骡子六斤粉，背脚不背脚都是一样。”另一个乡支书罗周德（区委委员）说：“粮食不够吃，任务还要加，四留又太少，政府黑良心。”
新洲县双河总支书记说：“市场买不到粮，黄豆都运到外国去了。”陈店乡社主任胡广先说：“为什么要双统我不明白，简直是开大粮行，过去是三分行价，现在差价是百分之十，政府叫别人不投机，政府自己搞大投机，大套购。”
英山指导组青年干部刘雁福说：“合作社好？为什么社员要退社？社干要辞职不干？说好，是上面总结的。合作化后农民生产消极了，以前起五更睡半夜，现在太阳出几高不起床，还有怨言。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既不能消灭贫困，也不能共同上升，困难户比过去还困难，告借无门，劳力强的户进钱进不到也有意见，五保户保少了也有意见，合作社巩固下来办不到，夫妻两口子也要离婚后，何况这是百家百户？政府走这条路走不通，再搞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鄂城县中集乡刘××说：“毛主席提出合作化是五亿人民的方向是不对头的，因为中农和一部分贫农都不愿入社。”东沟支部书记徐道普说：“社员百分之八十的减少了收入，入了社后田种荒了，地种平了，合作社捆死人，还是叫农民搞单干好些”。
大冶县农业技术指导站技术员石龙云说：“我完全拥护章罗的意见，我是他们的忠实拥护者，任何人不能给我加上”反动“二字，几年来，我对共产党就有怀疑，不是左，就是右，光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说合作社标志着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是吹牛，印度到中学学习合作化道路是没有什么可学的。我看合作化道路给下面干部带来了苦难，把社干部引向死亡的道路。我要替合作社干部申冤诉苦，他们一年年的背债，他们是苦难的家庭，吵嘴的家庭。合作社对高级干部优越，对下边干部和社员不优越，合作社的企图是便于组织起来替他们劳动。我父亲六十岁了还要劳动，这真是不尽人情。”供销社分销店经理费良卿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1、社员不自由；2、社员比不入社穷，油盐钱都没有，你说是右派也好，反正这是事实。”石应高乡的支书曹迁仁说：“大冶县委不关心农民生活，阳新留粮多，大冶留粮特别少，要想工作好搞一个是县委死了，或者地委把县长、县书调走才行。”
黄梅县中林乡团支书胡梁说：“为什么要搞合作社，单干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合作社无优越性。”
孝感县朋兴乡主任罗福成，此人解放前干了二十多年长工，土改时他叫地主做工，有严重的新富农思想，以为这样能过一辈。这次鸣放时他说：“入社以为能搞个新富农，现在入社为长工，只要准许我单干，保证发财。”并说：“入党时我以为能搞一个棺材。”
宜昌二区副区长何仁法，在长×乡工作，该乡六个社，他主张解散四个。
恩施毛壩乡支书说：“单干时包谷干象碗口那么粗，合作社的包谷象芝蔴那么大，合作社再办三年就要讨米。”金龙乡乡长说：“群众没有合作化的要求，毛主席说的高潮是假的，只要开口退社，一天可以退完。”黑道壩社主任（老支书）说：“合作社不如劳改队，劳改队每月打两次牙祭。”“夜晚站在山头一望，城里电灯通明，城里都是资产阶级，我们住的房子都不如城里的厕所。”“入了合作社，草高，叫毛主席变了牛，来啃他的草。”“毛主席一月没有几百块钱，他自己也要闹情绪。”
新洲县旧街指导组五五乡乡长（总支委）王建明说：“都说合作社好，用钱不至手，吃饭不到口，油四两米半斤，要想吃肉望来生。”永河乡支书说：“合作社是上级把群众煽起来的，把一点甜头，现在先整干部后整群众，这也限制那也限制。”城西乡分支书记说：“上级脑子一热，搞起大风暴，现在下不了台，群众都要退社，中央说是内部矛盾，其实是主观主义。合作化适合国家不适合群众，适合贫农不适合中农。”兴隆乡妇联主任皮国黄说：“入了社以为是上了天，那晓得入了社无吃无穿，合作化适合一部分人，不适合一部分人。”双龙乡社主任说：“合作化糟得很，看样子，头两年优越，再过几年都垮台。”大河乡侯化林说：“合作社头两年增产，明年再增产就挖我的眼睛。”五组技术站长易祖义说：“在乡里做工作，社员要退社，我就叫赶快退，反正搞不长，迟早要散伙，迟退不如早退。”
武昌县群力社刘宗全说：“搞合作社，社员增加七大负担：一、过渡船由社出钱，二、五保户社里负担，三、乡里通讯员要出钱，四、公路出养路费，五、民校大校长的开支，六、由社办民校办小学，七、社干初助。”大屋陈乡副支书徐×卿说：“合作化好换，说建设新农村，建设七、八年，就是建设一个双铧犂；社好，把农民磨死，社好，屁股上几十个结巴。”新建乡蔡大钧说：“合作化是规划鼓起来的，说人面桃花，现在变成了人面浮肿。”
黄冈县河铺乡党支书王玉兴说：“下放干部是没有良心，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外部有意见，内部也有意见，毛主席再大本事也掌不住；地主、富农是土改斗争了，不满意有理由，中、贫农为什么不满呢？我看，共产党没有群众了。”
英山县指导组干事刘雁福说：“储安平说党天下，我看实际也是这个情况，县里科、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区、乡也如此，我完全拥护他这个说法。”
坼春县手工业科干部周一（地主成份，在乡下工作）说：“储安平的‘党天下’我很同意，五二年以前党员很少，工作上也没有出什么问题，现在各单位有个党员头，并不能办好事，汉阳中学不是也有党支部吗？为什么发生了事情呢？有党委还是不起作用。”
广济县风水港乡社主任邵保若（共产党员）说：“土改前共产党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土改后有利就干，无利不为。”“毛主席和李闯王一样，进了北京就忘了农民，现在一百人中有九十人反对共产党，到了危险阶段。历史上前朝改后朝是有的，道光、日本、国民党都是这样垮台的。”
新洲县刘镇指导组组员周少轩（家庭被镇压）说：“法院是衙门，公安局是御林军，农村党员从我搞的那个社证明，百分之九十是坏的。”该县乡干部对降薪不满，有两个人说：“要说官僚，刘少奇是最大的官僚，不知道在那里作了个调查，说我们工薪高了，要降下来，其他的人都不降。”
鄂城县葛店孟乐乡支书闻立学说：“合作化是搞农民的，上层机关是指挥者，乡干是打狗的棍子，群众是狗，把狗子打急了狗咬棍子，不咬指挥者，因为他看不到指挥者在打他。”
大冶县农业技术指导站技术员石龙云说：“党员干部不称职，非党员干部有能力也不行，真是党天下。”“新派下去的支部书记，工资高，待遇高，地位高，盛气凌人；老支部书记，工资低，待遇低，不信任，可憐、软弱？”“把县书、县长杀了也不洩我的气！”
宜恩县监委会干部李玉民发表文章支持陈伯华（武昌实验中学学生，右派分子），反对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并声言要到监狱去查我们关了多少犯人；叫妹妹不要嫁给解放军，否则就不是他妹妹。
恩施县一个干部说：“干部老婆是小组、太太、姨太太、摇风打扇，清闲自在，与国民党的姨太太一样。”并说：“将来提高技术不养女人，女人都被干部、工人搞啦。”该县寨湾台王永吉说：“上至毛主席下至区委都有错，毛主席变了心，从前是救星，现在是魔王星，合作化是他的主观主义。”寨湾乡支书说：“区委黑暗，县委放屁。”白果乡支书说：“甘愿当右派，不愿当积极分子，党员有四带头：任务带头，行动带头，挨饿带头，挨骂带头。”恩施有一个街副支书说：“党员是强盗，是狗腿子。”又说：“我不是反对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缺点太多。”
宜昌市一区、四区登了不少大字报，说地、县、区委没作用，应当取消；区委的工资可以买很多汽车；取消地、县、区委，成立援乡工作组。
长阳报记者方荣林说：“中央和毛主席是英明的，省、地、县委一团糟。中央和毛主席说左了，便左了，说右了，便右了。我看中央以下的组织都需要。”该县柳溪乡支书席其蘭说：“县区委全是吃冤枉饭的，必须把他们赶下去劳动，我们去换班子。”柳溪乡团支书说：“县以上机关干部全是坏家伙，都是在家里作了坏事出来的，我们提出的问题如不解决，我们就要闹事暴动。”柳溪乡第二书记××说：“过去历次运动斗的一些人都冤枉了，现在可以看到县以上干部百分之五十是地主、反革命，必须换班子，我们上去他们下来。”
兴山有一个乡支书（下放干部、肃反被斗过）说：“县委总结工作都是假的，靠数字吓人，没有成绩，全是错误。”
新洲县三店供销社干部方定（解放过来的青年军，高中生）说：“共产党不但没能消灭阶级，而且发展了阶级；农民生活没改善，主要是社会主义的结果，匈牙利事件是社会主义必须趋势；增产节约大机关有汽车，住洋房，有官僚，要节约一是多出票子，二是增加税收，三是抬高物价；肃反是压的办法，对群众不讲理；革命队伍不自由，要做生意去。”高寨乡社主任吴仲堂说：“生产根本不要共产党管，群众都晓得。”天然乡社主任说：“共产党干涉过多，生产、技术改革、粮食、群众思想、合作社分配都要共产党管，这是冤枉。”青龙乡乡长王大保说：“乡里的事，这也要支部管，那也要文部作决议，乡政府还起什么作用，乡搞乡，支部搞支部。”大河乡社主任侯化林说：“过去受地主压迫，现在受共产党压迫，没吃没穿。”
武昌县大屋陈乡徐悦卿说：“党现在和过去洪秀全一样，进城忘了农民，把农民当狗，想办法尅农民，这样农民一生没有出路，乡干部一生不能伸头。”
大冶县供销社分销店经理曹良卿说：“党提出工业化后，党和农民一天疏远一天，粮、油、肉、布、城市多，农村少，党对工人、农民不一样看待。”
红安县永河区干社一平说：“共产党就是限制人吃，限制人穿，粮食、布票都有限量，农民一年只有一丈六尺，干部两丈多，军官四丈八尺多，另外还发两套衣服，苦还是苦了农民。”
新洲县李林乡乡长说：“城市生活象天堂，农村生活象地狱，农民不是人，老婆找不到。”甘露乡毛傅寿说：“现在工业品贵，农业品便宜，工人一月几十元，农民天天受罪，生产的东西都叫工人享了福，干部享了福，共产党只管工人不管农民，只管城市不管农村，只管干部不管群众，要求农业品提价，干部工资减少。”
恩施县有的人主张和政府算剥削账。说：“黄连，政府赚钱九倍；膠鞋，二百斤谷买一双；斗笠一角五进，五角二出；毛猪二角七进，四角五出；卖酒渗水。你们这样搞不如资本家，资本家不是独户经营，你们不许别人干。”
（八月二十九日湖北省委“整风内部资料”）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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