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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区五个试点乡在辩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日期:1957-9-20 作者:[待确定]

据北京郊区上岸、东冉村、六里屯、赵辛店、八宝山等五个试点乡的统计:各阶层在鸣放期间共提出意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九条。其中:合作化六千零七十六条(占52.2%),统购统销三千五百零八条(占30.1%),工农关系六百九十三条(占6%),肃反及法制五百零四条(占4.3%),其他方面八百六十八条(占7.4%)。

全部意见中:恶意攻击的一千三百三十五条(占11.5%),积极拥护的二千八百三十一条(占24.3%),善意的批评七千四百八十三条(占64.2%)。

(一) 合作化问题

关于合作化问题,据五个乡的统计,各阶层共提出六千零七十六件,占全部意见的52.2%,比重最大。在六千零七十六条意见中,属于恶意攻击的言论七百一十八条,占11.8%;属于正面拥护的一千四百二十八条,占23.5%;属于批评建议的有三千九百三十多,占64.7%。

在鸣放中,公开揭骂、诋毁、攻击合作社的多为入社后减少收入的上中农,七百一十八条恶意攻击的言论中,上中农占三百三十七件,地主、富农占一百二十五件,其他二百五十六件是出身不好、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贫农、下中农和小商小贩发表的。他们对合作化的攻击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合作化以后产量降低了,生活下降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入社不如单干。

2、认为入社太不自由,花钱不方便,处处受限制。他们说:在社里捆的发木,泡的发麻。入了社当了牛马,还不如给地主扛长活,合作社真好比是阎王殿。

3、丑化、谩骂乡社干部,说乡社干部是“土皇帝”、“剥削阶级”、“败家子”。

贫农和下中农同时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合作社提出大量的批评和建议。

(二) 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

五个试点乡共提出三千五百零八件,占全部意见的30.1%,仅少于合作化问题。对统销统销的意见中,一般是粮食问题所占比重最大(上岸乡对粮食问题的意见占全部统购统销意见的三分之二),而粮食问题上又以定量不够吃的意见为最普遍。在菜区,特别是无照商贩活跃的地方,对蔬菜统购包销的意见比较多,主要反映“菜价低”“菜站剥削农民”。对统购统销意见中,有五百零一件(占14.3%)是恶意攻击的,而另外三千零七件(占85.7%)的意见是拥护统购统销政策,对工作提出大量的恶意的批评建议和某些疑问。

这五百零一件恶意攻击的意见中:上中农占一百四十五件,地主、富农、坏分子占一百零五件,其余二百五十一件多是不务正业或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中、贫农和小商贩提出的。他们以下三个方面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1、攻制度:上岸乡上中农黄桂山说:开天辟地那有农民没粮食吃的,世界上那个国家的法律把老百姓的肚子治的一边大?东郊星火社上中农果兆元说:自留地的菜也要到菜站去卖,我就反对这个,政府屁大的事都管,准管得了吗?上岸乡周呈凤(当过和尚)说:现在让粮票把亲戚都断了。

2、攻定量:上岸乡上中农孟宝森(流氓)说:社会主义是可怕的大水灾,这个社会,老年人愁死(统购统销),中年人累死(入社活多),我作禁闭还吃四十六斤粮食,农民只给三十斤,不如犯人,熬粥吃都不够。东冉村有人说:“棉布不够穿,外宾再来参观我们穿破烂点给他们看看”,“这社会再往前就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该穿树叶啦!”

3、攻价格:老中农李振和说,农民再有六辈子也翻不了身,买东西依人家的价钱,卖东西也得按人家的价钱,这是剥削我们。菜是我们的愿卖给谁就卖给谁,愿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老中农王世荣说:政府是暗使家伙,慢慢把私商都拉倒了,就剩他们一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上中农刘福顺说:什么都涨钱,就是粮食不涨,因为政府是打你农民手里买的。东郊星火社中农社员张瑞说:社内西红柿卖三分五一斤,菜站一转手卖七分一斤,蔬菜统购包销是谁剥削谁?

广大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好,物价稳定,但是他们在鸣放中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大量的善意的批评建议。

(三) 工农关系问题

五个试点乡共提出六百九十三件,占全部意见的6%,总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在各社各队的鸣放会上都有人提。工厂、农村相邻的地方,对工农关系提的意见比较多,而且很尖锐。丰台区赵辛店召开的一次社员、工属座谈会上,由于上中农的煽动,工人家属与社员竟当场争吵起来,使座谈会不欢而散。对工农关系的意见主要集中在:1、工人收入高、福利多、生活好;农民收入少、生活苦,没人关心。2、油、布、面票工人多农民少,生产水平较高的近郊农民对这方面意见更多。3、工业品贵,农产品贱,工人占便宜,农民吃亏。对工农关系的意见中,有八十一条(占11.7%)是挑拨工农关系,企图瓦解工农联盟。这些反动言论还在农村各阶层中暂时引起了某些共鸣,甚至有的党团员、乡、社干部在这些言论面前也感到理敢词穷。

这八十一条破坏工农关系的言论中,上中农占二十一条,地主、富农、坏分子占九条,其他五十一条多是不务正业或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中、贫农和小商贩提出的。他们利用农民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煽动农民破坏工农关系:

1、夸大工农生产差别,煽动农民对工人不满:星火社老上中农相全说:工人生活提高很多,农民生活根本没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相差天地。马池口乡樊长庚(被开除党籍分子)说:工人一天挣我们好几天的钱,妇女都和工人搞对象,农民差不多要断后了。该乡新中农李永臣说:妇女们流传着说一嫁工人二军队,嫁给农民活受罪。丰收社新中农王继亮说:毛主席提出工农联盟,现在农民连工人的三分之一也赶不上,我看这个口号提的不合适了。

2、歪曲党关心工人,不关心农民了:东郊区星火社韩连文说:工人农民不一样看待,两个儿子,疼大儿子,不疼二儿子。友联社党支委张文秀说: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改造了,现在就是美了工人,工人有病还管治,社员有病没人管,简直不如牲口。上岸乡退党分子诬蔑党是忘恩负义,他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军政人员和农民差不多,现在军队、工人、干部都比农民生活高的多,农民在革命战争中出力很大,那时上级说大家努力干吧,将来有大家的好处,现在看来是说瞎话,共产党进城忘了农民。

3、鼓动分裂工农联盟:丰收社上中农尤起说:为什么他们坐小汽车,为什么我们吃不上饭?如果我们农民不干,他们连饭也吃不上,反正他们不会“下老米豆”。上岸乡段德祥(恶霸地主养孙,一贯道徒)说:工人一月挣六、七十元,农民穷得光屁股眼子,他还和你搞个屁联盟?我看不要工人也行,和他割断关系,我看工人离了我们农民就不行。曙光社一女队干部说:“再种棉花叫队长耪去,我算不去了,反正种了棉花也穿不上”。马池口乡有人说:工人这么剥削农民,咱们得和他们斗争。友联社竟有人谩骂说:农民不生产,全饿死他们王八蛋(指工人、干部)。

在一般农民当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平均主义思想,他们片面地夸大工人生活水平,处处与工人相比,他们的主要意见是:

1、比供应标准:上岸乡贫农李德全说:工人每月吃一斤油,农民种油料才让吃四两,工人农民怎么是一家?

2、比福利:有人说:工人干部看病不出钱,农民入社也交了基金,为什么看病还要自己出钱?工人有礼拜休假制度,农民就连轴转。

3、比生活:丰收社十一大队中农尚雨说:工人吸洋烟,农民就吸不起,有的说工人干部骑自行车、带手表、穿制服,农民是吃不饱、穿不暖。有的说:工人白薯不顶口粮,农民吃白薯就顶口粮不合理。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或由主管单位研究改进:

1、工业品涨价问题:马池口乡新上中农王成龙说,去年三斤粮换一尺布,现在三升粮换一尺布,薅锄过去一把三角,现在要七角,保险火柴过去一包一角,现在要一角四分,盐也涨价了。

2、短工工资问题:东郊星火社第三队副小队长王景才说:我们社员连个做小工的都不如,他们每月收入四十多元,我们在社里能给个小工待遇就行了。

3、工人干部家属问题:八宝山乡贫农王继祖说:农民上晒下蒸,倒没有工人家属坐在阴凉下给的油、布多。也有人提:工人干部不管挣钱多少,把爱人都接走了,挣钱少的国家补助,给房住,结果农村少了一个劳动力,城里多了一个寄生虫。

4、保护庄稼问题:有的提出工人家属养猪、养鸡吃了农民的庄稼,有的单位轧坏了农业社的庄稼,为此不断引起纠纷。(摘自北京市委报告)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三OO期)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

来源:

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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