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1 作者：[待确定]
新华社北京1日讯 知识分子对走红专道路有些什么不正确的看法？从北京大学物理系师生的有关言行中可以看出一二。
一、粉红色道路。主张多专少红，保留个人主义。助教秦德华认为有一点点个人主义没什么，一个人政治上可以永远保持“三分”(意指中间)，群众觉悟提高时，自己也会跟着提高，不会犯大错。讲师曹其昌主张“有限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不好，但只要自己把它控制在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政治上承认党的领导，弄清大是大非，留点个人主义也就没有什么坏处。也有人认为个人主义也有两面性，损人利己的一面是不好的，但有自发积极性的一面，可以利用它来为人民服务。助教陈志全认为红有上下限。上限是做党员，这个太困难：(1)党员社会工作多，不能成为科学家；(2)党员要舍己为人，容易把身体搞垮。下限接近右派边缘，这也要不得，因而取其中最适宜。他总结自己参加历次运动的经验以后说，不进步也不落后，走中间道路，完全可以走得通。
二、先专后红阶段论。有一个讲师用“饱和曲线”作根据，认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发展用图表表示，十八岁到三十五岁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不少科学家都在二十五、六岁一鸣惊人，如果三十岁不成名就完蛋了。因之，在这段时间里要集中精力钻业务，三十五岁以后再锻炼红。下放农村去锻炼是好事，但时间不应太长，以免错过这个“黄金阶段”，终身遗憾。
另一个教师提出动态平衡论作为多专少红的根据。主张对专要集中精力直接上升，而在红上可少花些精力，一旦发现政治落后，可再马上跟上去，使之与形势保持平衡。他的公式是：对专，要勇猛前进；对红，如落后——跟上来——又落后——再跟上来——求得平衡。如此反复，即可保持永远平衡。还有人认为：大学生一年级不要太积极，应在功课上取得成绩，以培养自己的威信；二年级可以稍微积极些，而到四年级自己学习有了基础，红上积极些，担负社会工作，就可取得组织信任，于是就成了专、红两得的人，工作也会分配得好些。
三、专也就是红。有一个讲师认为党对旧知识分子是重视其业务，一个人在科学上有了成就，入党也就容易了。有的说：专是实际本领，一个人没有专，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们认为业务即政治，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比庸庸碌碌的党员对社会主义贡献大。有的说：如果专得不好，红了也不光彩。
四、红专两者不可兼得。有人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搞业务就必须少搞政治，政治活动多了就妨碍业务。中国大学生的业务水平不高，其原因在于政治活动多，美国、西德的大学生业务水平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活动，可用全部精力读书。助教陈成钧提出“上山探宝论”。他说，科学是座大山，山下的宝已为前辈科学家取去了。现代的学者要取宝就要攀登高峰，要花更大的力量，如再考虑红就不能爬上山顶了。
五、红专分工论：教授杜连耀认为红是党员的事，专是科学家的责任。教授俞忠钰说：有些党员适合做政治工作，而像他这样有才气的人应该做科学家。
六、动力论。助教林仁明认为一个人对事物发生真正的兴趣，才有真正的动力。兴趣不一定都是个人主义。
七、灰色的人生观，既不想红也不想专。他们认为过一天算一天，能教些书，吃吃喝喝就够了。
八、时间矛盾论。这些人肯定要又红又专。但感到做起来实际上有困难。认为要红就得担负很多社会工作、政治工作，有自我牺牲精神，但这样就没有时间专了。
来源：1958年4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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