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7-29 作者：[待确定]
本刊讯 厦门大学党委根据省委和叶飞同志指示，在省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在全校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思想发起了猛攻，开展了交心运动。首先对校长王亚南同志(预备党员、“资本论”翻译者之一)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严肃、诚恳地批判。根据批判的结果和王亚南的检讨，暴露了王亚南某些资产阶级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
第一，对于党的领导虽然口头上是拥护的，但一般的是抽象承认，具体不通。
(1)他承认对党的领导是：认上不认下；认大不认小；认神不认庙。认为中央能领导高等学校是无疑的，省委同志也都是些好人，见面客客气气，还合得来，但省委不一定懂办高等教育。对厦大党委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对基层组织更是“不够注意”。
(2)以老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平时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在党外则对党员身份出现。过去一直认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靠党团组织，教育业务则靠民主党派、靠专家。这样，实际上就是在教育工作上走专家路线，否认党的领导。
(3)对于加强党委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思想深处感到“不习惯”，曾提出校长要由书记兼任。实际上是由于改变了校长负责制后他感到校长的威信和权利小了。
第二，理论脱离实际。他写文章一般只谈远的不谈近的；只谈空洞的理论不谈实际问题。他检讨了五六年以来写的几本小册子，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说“讲到现在讲到实际就成了问题。”
他承认“新建设”上发表一些不出名的“新手”文章比他强，所以有些刊物约他写稿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他对现实问题接触太少，肚子空空。他的宗旨是：不写还能保住这“老马克思主义者”的王牌；写不好反而会丢了这“老马克思主义者”的脸，丢了老本化不来。
他承认“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放下所谓专家权威的架子，走出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面向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做工农大众的小学生。”他在教学中强调系统的理论学习，认为基础没打好，联系实际是有困难的；在科学研究上，认为不能很快联系，要慢慢来。其原因之一是：“没有完全脱离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论著当作一般学术研究的窠臼”。
第三，重业务轻政治。
(1)他认为从反右派以来一直搞运动，降低了教学质量。他公开在课堂上讲过：等运动过去了，就可以安下心来搞业务。
(2)对某些右派分子的认识直到现在还很模糊。如说：章振乾本来不应当是右派的，他之所以成为右派是因为大鸣大放放出来的。他说如果章振乾是右派的话为什么我们以前还提拔他当校长助理？因此他对章振乾右派言行的一点也未揭发。他还说，这些人之成为右派他要负很大责任。
(3)对干部使用原则是：有德有才者用；有才无德者可以用；有德无才者勉强地用。但是事实上是重才轻德，重叶务轻政治。对于有才无德者不是“可以用”，而是重用，对于工农干部则很不重视。在他这种“原则”下，厦大不恰当地用了不少历史上有问题的人。
(4)对教授参加体力劳动锻炼，觉得“太可惜”，并且表示“同情”这些教授的“处境”。
王亚南第一次向大会检讨的内容是很不深刻的，但他却觉得一身轻松。群众不满意，纷纷敲锣打鼓给他“献礼”，贴了上万张大字报，指出他的检讨“抽象名词多、具体内容少；教训别人多、批评自己少。”特别是他的一些老同事、得意门生也要求他正视事实。他的得意门生、经济系副主任袁镇岳说：从中山大学到厦门大学几十年的时间里，王校长对学生只关心学习书本，从来不关心学生的政治思想；从过去到现在，与王校长保持联系的学生中进步人物很少，落后人物很多，这是为什么？经过群众广泛批评，王开始发觉他对群众估计不足，本以为凭他在教育界的威望，拥护他的人一定不少，而实际上由于打破了对他的迷信，拥护他的人并不多。故使他开始有点紧张，心情不好，血压增高，甚至通宵不能入睡，有时两点钟就起床写检讨。在党委的个别与集体帮助下，他在全校大会作了第二次检查，在几个主要问题上基本上都承认了错误，但在个别问题上(如对省委的领导有怀疑)还有些回避。
王亚南的交心对其他人也有教育意义，如有的人说：王校长是几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了还有白旗，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党委根据上述情况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他经过批评之后情绪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产生了消极情绪。他说他有一条规律：一个人十年是一关。三十岁和二十岁心情不同；四十岁和三十岁心情又不同；五十岁和四十岁心情更不同；现在我已是五十九岁快到六十岁的人了！长吁短叹，说自己不行了，不行了！
党委的几个同志对他的消极情绪曾经在个别谈话中作了批判，他表示不会躺倒，愿意接受考验，改造自己。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教育。因此，党委决定继续用和风细雨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帮助他，使他进一步提高觉悟，彻底改造自己，不要再做促退派，要做促进派。
(汪其洋根据厦大党委书记吴立奇同志汇报整理)
来源：1958年8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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