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1-1 作者：[待确定]
从县委党校第一期学员思想小结中看到的几个问题
思想小结，是全体学员二十天来学习成果的主要反映，这期学员是区委选送来的比较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们经过了几年的革命斗争的锻炼，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他们不分日夜地领导着群众，一个跃进又一个跃进地进行着战斗，他们是站在最前线的忠心耿耿的指挥员，是我党在农村进行工作的“台柱子”。当然，他们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些缺点和错误，是可以理解。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于党的事业是不利的，有些已造成了较严重的恶果。必须不断地加以克服。经过学习，有些问题经过了激烈地论战之后，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同志都自觉地检查了和批判了自己的问题。从检查结果来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这些同志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尖兵，他们不断地创造，不断地革新，领导着农民群众创造出了无数的丰产奇迹。其中还有稻谷单产3万6千9百斤的创造者之一——建国一社生产主任冯福炳等先进人物。毫无疑问，他们是先进的，是敢于独创和革新的。但是，由于一方面受到认识发展过程的限制，一方面又因学习不够和存在着自满者或缺乏克服困难的毅力。所以，一定程度的保守思想还是存在的。他们有的在这一阶段表现是大胆的，而在另一阶段却会有点畏缩，有的在某一方面发扬了共产主义的风格，创造了奇迹，而在另一方面却缺乏信心，迷信思想。从检查中看，较为严重者有65人，占学员总数的76.4%。主要表现在：
1、对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其主要观点是：建立人民公社，并非广大群众的要求，“大办公社的风是上级吹来的”，是“官逼民，民逼土”，理由是：“干群都感到很突然”，“并没有人要求转公社，如果是群众的要求，为什么听说建公社后，要杀鸡卖猪砍竹（伐）树呢？”认为杀鸡砍树等现象是公社带来的。”其次，认为人民公社并不比农业社优越。比如说：“农业社的劳力只那么多，不可能转了公社劳力可以冒出来”。“社与社把塘一分，塘塘装了鱼，不建立公社，鱼同样的发展”等等。因而认为“公社的十大优越性是从书上抄下来的”，甚至认为“大办食堂和建人民公社，这样乱搞，对生产有很大影响，而食堂怕也不能巩固”，具有这些观点而且较严重的共有36人，占学员总数的30.5%。问题在于：这些同志真的一点也没有看到建公社的必然性吗？不是的，他们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体会是非常具体的，他们的感性认识是十分丰富的。但是，由于缺乏系统地总结和提高，因而还不能够完全确切的掌握各种运动的规律性，还不完全能够把握各种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经过这二十天的学习，使得他们的一些感性认识提高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因此，他们不但能够正确地总结过去，而且已能初步预见将来。他们普遍认识到转入民公社是“发展必然趋势”，扭转了自己以前的错误看法，杨其信同志指出了该乡（三河乡）84户的和平四社和150户的和平九社在建人民公社之前自动联合起来的事实。又如曾宪文同志，却认识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几位一体：联合经济文化军事全面联合的人民公社较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并举出转公社后更加敢想敢干，使得小社不能做到55公尺高的农田水库得以兴建的实例。还有陶德运同志，却又举出转公社前，先进七社与先进十社自动合并的实例。以因以前曾经坚持“无人要求转公社”的吴怀德同志，却又举出贫农刘光荣听了转公社的事情后，立即把自己留的柴山，私人种的花生、红薯都写到申请书上送到那里要求迅速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以提高生活，减轻体力劳动的动人事例。
2、对于“工农业并举”和“小土群”的方针有怀疑。在农村大办钢铁对于农村经济来说，是一个革命，对于农民来说，也是生产上、生活上和思想上的一个巨大的革命，农村的基层干部，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是祖祖辈辈生长在农村，与农业相依为命，因而，他们对农业热爱备至，对工业缺乏感情。所以，当全民大办钢铁的任务布置下来之后，不少人一时不能理解和接受，认为“农村应该是以农业为主”，钢铁是工人的事，不是我们“生产人”的事，农民没有技术，连看都没有看见过炼钢铁。所以认为全民大办钢铁是外行话，名义上是工农并举两不误，其实际这对工农业都带来了不利的地方，叫做农业没有人搞，工业把工浪费了。这是不务正业。有的虽然承认工农业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又看不到“小土群”方针的正确性，共同的认为“办得太快”，“应该慢慢地搞”，主张叫专家办洋炉、大炉，说“小土群”是“少慢差费”，是“城墙上的跑马道子——不长。”有的暗自谈笑人家：“你要炼出了铁，我去吃了它。”所以有人就得出结论，说全民办钢铁可以说叫做“三多一少两损失。”三多：劳力用得多，粮食吃得多，土炉办得多。一少：出钢铁少，这样带来了两个损失：秋收和冬播受损失。说这是“劳民伤财。”具有这样观点的有56人，占学员总数的65.8%，但是，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要求，农村大办工业，是我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需条件和必然归趋，逐步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人人成为“多面手”，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志愿。更因有党的坚强领导，农民动手大办钢铁的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的，一切神秘观点都破灭了，他们迅速的掌握了技术，由不出铁到出铁，由少出铁到放出“卫星”，农民的自卑情况有时能反映到这些学员的脑子里，但是，农民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一定会反映到他们的脑子里，经过了辩论和学习之后，他们的思想豁然开朗，都充分地认识到了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认识到粮元帅、钢元帅和机械元帅必须一齐升帐，也要来一个集体负责制，才能保证更迅速地发展生产和更大程度地改善生活，为我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他们生动而实际地批判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如原来认为农民无技术和办钢铁耽误了农业的陶德运同志，举出他所领导的共青铁厂，全体团员经过二十天的学习，全厂24个工人都学会了一般的操作规程，并有12人学会了全套技术……承认虽然有80%的劳力投入办钢铁，但是并没有烂过稻谷和棉花，生产同样搞起来了。又如李自新同志检查：“只要有决心，铁也造成针，学习为主要，技术也能深，原料到处有，工具自造成，劳力发动起，钢铁普遍生，不是有困难，而是不虚心。”原来要吃铁的那个龚晚臣同志，一看真的炼出铁来了。而且炼得那么多，检讨说：“在实践面前，打破了我这个右倾保守思想，我是用老眼光看新事物，用老经验来领导新形势下的工作。”
3、对新技术不相信，如对深耕、密植、搞棉花营养钵，搞天蚕滑丝、车子化与滚珠轴承，办高产试验田等都会有抵触，也说这些是“劳民伤财”，是“整群众”。有的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是对党不忠诚，推进棉花密植的人不够党性等。较严重者有43人，占学员总数的50.5%，经过学习与批判，大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我们的广大基层干部，都是经过多次运动的锻炼，经受党的较长教育，具有一定阶级觉悟，他们从群众运动中间产生，与群众有较密切的联系，基本上养成了说服教育的工作作风。但是，扩大农村工作的中心转向了生产建设以后，不少一部分基层干部对于阶级斗争的矛盾竟然轻视起来，有32个同志（占学员总数的37.6%）检查了他们曾错误的认为：“在农村生产中没有什么阶级区别，都是人，农村中并不分什么阶级阶层，不分什么人民为内部和敌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反抗，对某些工作有抵触，就是敌人，就应专政。”更有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地主富农比中贫农老实好领导，如李光明同志说：“以前，我硬是看不清楚，总看地富好些，中贫农坏些，所以对地富不管，搞中贫农有劲。我社富农李道宗，买公债50元，把缸送到社里用，生产上，干累活。中农李通甲光拣轻活作，不听干部的话，所以我认为中农比富农挑皮些，应该把这个中农的阶级升一步，把这个富农的阶级矮一步”。并且“教干部把他（李道甲）监督起来。”由于他们存在这种错误的观点，又不注意工作方法，甚至极端错误地认为“群众是奴隶性情，非强迫不可”，因而，把敌我矛盾混为一谈，对于一部分中贫农进行错误的处理，以至非法打击现象就出现了，有的已经铸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把他们所反映别人的问题了除开不计，检查自己已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就有51人，占学员总数的60%，贫中农群众分别蒙受各种错误处理的（有的一身受了数种处分）。据现有数字来看，至少达200人（户）次以上。其中包括被搜查家庭的10多户，挨打的有5人，罚跪的有68人，捆绑的有62人，劳改的有10多人，以及派人监督、罚工、罚款、罚实物、撤职、膝盖上压石头、参加地主集训、开除食堂、管制、拘留、炒豆、踢坏房门、罚病人单独车水等等，而且多次都经过 大会“辩论”。所谓“大会辩论”就是斗争会的别名，如他们说：“我们把辩论会当成了法宝。”当然，在这些被处理的中贫农本身，大部分都有些缺点，甚至是（有）错误，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和阶级敌人是有本质区别的。阶级敌人和我们的矛盾，是谁推翻谁，谁打倒谁的问题。而中贫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除外）和我们的矛盾，却是因为：（1）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有了毛病；（2）这部分群众有落后思想。可是他们和我们的根本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一致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永远难以避免的，当然也是需要不断地正确地予以解决。解决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巩固我国已形成了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贯彻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达到这个目的，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只能是用民主的办法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同时注意对于实际问题的正确解决。但是根据检查的材料看来，不仅是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社员和干部进行了不正确的处理，(缺几字)而且对于毫无过失的社员也进行了错误的处理，周德祥同志为了改变一个落后队的面貌，抓住了一个因(缺几字)德友（别人介绍病情他也不相信）一连问了三个为什么不出工，周德友吓得答不上来。他就给他一个耳光，并带到青年队〔里〕劳改四天，他还认为这在“落后队要杀鸡吓猴”。对于有点缺点和错误的社员和干部，那就要把他当成“破坏”而要去实行“专政”。易家大垸程业勤同志检查：贫农易大发，因为4月间没有饭吃，生产不积极，就当作破坏，在群众大会上“辩论”后，调到别队去劳改三天，看这办法有效，所以后来贫农程先协在车水时搞了鱼，就也把他劳改了三 天。又如鄒家河乡尹正德同志，因见社员尹蔓青装病不插秧，就当敌人看待，连夜召开群众大会“辩论”、炒豆。所谓“炒豆”，又叫作是炒糯米元子，炒糯米坨，榨油或碰罗鬼。名目虽然不同，但内容只有一个，即在“辩论大会”上把“辩论”对象推到中间，周围的人用拳头（铲）过来（铲）过去的推打，像是炒豆子一般。这种作法是极危险的。据说前明山乡分支书记周彩英，把一个队长炒得当场吐血，回家身死（周已撤职）。邵家河乡一社社主任因为他所在的队成了三类队，被在全乡干部会上被炒了点把钟，被炒倒了几回，身上的皮也炒破了，回家睡了三天。他们说，这种现象是不少的。他们有的被炒过，有的也炒过别人，但是还未认真检查。既然他们吃了那种“辩论”的苦头，无怪于在刚入学时，一定要经过领导上“打保票”之后才敢鸣放起来。
大规模的乱整群众事例也出现了，如高潮先同志检查：“春耕大生产时，分到吴家畈工作，支书向我介绍，此地方群众很挑皮，要注意工作方法，自己就想一定要打下工作威信，第一次就找了四个挑皮的叫反省，义务劳动两天。第二次把两个落后队的干部找去，开个干部诉苦会，摸出了五个挑皮社员，叫他在全队群众”辩论“大会上下跪。第三次是把两个落后队男女社员集中起来。叫队长先跪，再叫社员跪了一大路。”又如两路口乡徐太凤同志检查：“在两路口街上工作了一年多，并不知道谁是我的依靠，谁是我的敌人。”今年抗旱时，二社社员姜孝亭等四人受了地主的挑拨，私放水库的水，被她发现了，就把他们带到乡里，给一条扁担叫他们互相打，当她把四人往乡里带 时，被一个反革命分子看见了，向姜的父母挑唆说：“姜破坏水库，被当成了反革命处理。”姜的父母在垸子里大哭，引起群众不满，七十多人包围了乡政府，要打乡干部，她们就叫一社的社员来，把二社社员捆了五十多人，连小孩都捆了。第二天又召开了三个社的群众大会，斗争二社的社员，叫下跪，一个老实社员不服气说：“我没有到乡政府去，我就是不跪。”就把那个社员带到抗旱地点去劳改。这个人后来气的吐血（这一事件据徐说是与乡支书、秘书共同研究的。事实究竟如何尚待调查证实）。
这样的搞法，自然要破坏党群关系，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如董有益同志在说到周彩英（已撤职）的作风时，带气带检讨的说：“他什么事都是叫‘整’，结果都是用‘共产党员’来服从他，实际是口服心不服，彼此见了都?气，也都害怕，怕搞了别人后也搞到自己头上来。因此，认为当干部没下场。可是他那样恶劣，我们还要双手捧他，说他立场稳。虽然是口服心不服，但说明党员的觉悟低，没有起到党员的作用。”据反映有些群众骂我们的某些干部是“阎王”。乘马岗刘兆旺同志说，群众骂他是“刘耀东”（以前的一个恶霸名字），技术员刘良富白天总给他反映情况，晚上他就整人，群众就管刘良富叫“翘翘胡”（奸臣的意思）。这些情况说明，问题绝非一般的小问题了，而是需要坚决地加以解决的时候了。否则，必将给生产的更大跃进带来一定的阻力。
经过了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后，都深刻的检查了自己，分析了这种错误作法的危害性。不少学员深深体会到：用强迫命令粗暴作法去解决内部矛盾与 思想问题。不但自己被“整”了后，自己难过，而且在他们“整”了别人之后，知道别人也是难过的。如龚晚臣同志回忆说：“他54年元月刚转业回来时，发扬党和解放军的光荣传统，送给困难户龚仲书衣服穿，把转业费赠给一家八口人的傅如洲买粮吃，积极组织互助组，由于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不断地进行团结批评教育，群众关系越来越密切了，54年公粮一夜之间超额完成。那时的工作是多么顺利呀！群众是多么听话呀，有事群众也乐意对我们说，我一到那里，群众就热火朝天，工作的劲头就越来越大了。工作不断的前进。可是工作一顺利，把党的教导就忘掉了，阶级界线分不清了，强迫命令出现了，群众对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如一社动员买公债，以为这是上级任务，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因此发动不够， 依靠不明，召开群众大会叫自报，报了的就放走，没报齐的就用无情的斗争，结果任务也没完成，在群众中引起了不好的影响，群众以后见了我就低着不望，真是“豆腐渣过年——淡撇撇”。程云银同志检查说：“由于他把“整”人当成动力，所以一次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会的只有5人，都是地主富农，当时就说：地主富农很老实，很好，而社员不服从组织，大骂一气，社员情绪低落。如一社社员刘成能，一天只挖一条田埂，看到干部他就做，干部走了就在田埂上坐。有些学员对于到底是中贫农老实呢，还是地富老实的问题，也得到了明确的解决。如福田河的蔡良善同志检查：“今年6月间，绿化七社富农张千换闹供应，就给他30斤米票。原因是认为富农表现老实，比中农好领导。其实不是这个情况，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进行“五搬”才发现他家有小麦60斤，稻谷40斤，变天账一本。对于这次学习，学员反映印象很深刻。有的说：“过去我们在大礼堂开会时是诸葛亮，出了（朝）胜门（县城南门）就成了胡敬德（糊里胡涂的意思），到了家就是百事不晓得。”有的还问另个同志说：“你这次是不是出了党校又会成为胡敬德呢？”另个同志回答说：“这次保证不会，因为这回我心中有了底子，象镜子一样照着了我的心，这是党对我的最后一次挽救，不然就会变成废品，甚至连朽木也不如。”有的学员边学习、边检查工作。边纠正错误。如李家楼社主任李光明同志，在学习中间回家一趟，见生产主任正在捆保管员，他立即阻止了，说：“捆不得，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唐郁红旗人民公社分支书记朱金书同志说：“经过学习我提高了一万丈。”他说自己曾把一个真正的苦大仇深的穷苦农民，一贯打长工，要饭吃的朱有望，由于对技术革新有保守思想，讲了点把怪话，就采取斗争方式，炒豆辩论，由于方式不对头，该同志不接受，我就公开宣布将他管制起来。而且一直管制了三个月。这次学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就赶紧写信回家，叫立即宣布解除管制。后来社主任来校看他，首先他就询问是否解除了管制。最后，他痛心的检查道：“如果不通过这次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这个共产党员已经危险到了极点，眼看就要脱离党、脱离人民群众，要走到死亡道路去，我感谢党这次对我的教育，真正把我从烂泥坑里扯了起来。我再不得做这些丧失党的立场的事情。回想起来真正痛心。”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勤勤恳恳地，不惜牺牲地为党工作的。他们不计待遇，不讲休息，不怕困难，日日夜夜，风里雨里地领导群众，奋战在山岗和原野。他们不愧称为党的好儿女，他们体现着共产主义蓬蓬勃勃的朝气。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是存在的，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作祟，对于党的工作造成一定损失。因此，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实行大破大立是完全必要的。经过学习，所有学员都着重检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其中检查批判较深的有52人（占学员总数的61.1%）。现在，把这方面的检查情况，归纳以下几点：
1、有地位观念。对职位安排，干部下放等，抱有怀疑态度，没有根据地猜测组织上是否“爱”自己。如程云银同志检查：“有了事情，上级一找，就感到不简单，到底自己是土改干部，如果不找，就认为是上级不爱我了，就悲观失望，在乡里任民校校长，四次申请不干，后来叫回社任分支书记兼财经主任，就与主任闹不团结。结果三个党员把这个61户的社搞成了三类社。”有的对别人不服气，比资格，比本事，结果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工作，如王家有同志检查他欺负总支派去的工作同志对情况生疏，与姜分片包干，各显身手，不管全面，结果虽然自己的一片搞得不错，但整个社被评为三类社。有的同志骄傲狠了，群众看出来，就批评他是“空棺材送葬——目（木）中无人。
2、有消极退步思想。认为现在形势发展的太快，任务很紧，跟不上，不如回家生产，免得受批评，挨“辩论”，有的怕熬夜，有的推有病，年老，有的强调家庭困难，有的不愿在山区工作，有的对职位不满，个别的认为搞工作不能搞副业，不能赚钱等等。因而，有的想回家不干，如畜牧场场长、剧团团长、卫生所主任等。如鲍得福同志检查：“由于不虚心，反而引起自卑思想出现，我认为形势发展太快，工作负担太重，现在的工作，我们工农分（4字不清）的，加之要办人民公社，事情越来越复杂，担子越来越重。没有快活，就工作不深入，想犯个错误撤职了做了群众。”个别严重的如龟山的刘振义同志，因对下放不满（另一下放干部每月补助70分，自己只补助50分），把乡长闹得哭了两回，在工作中搞强迫命令，把个红旗社搞成了二类社。而自己却为自己找了两条出路，或是搞手工业，或是去挖药材，因为“那样收入比搞工作强一些”。
3、不认真地完成工作任务。不少同志一见上级布置任务就认为那是“老八股”、“教条主义”、“拉蛮”，不愿认真完成任务，接受任务讲价钱，完成任务打折扣。有的检查对推行棉花营养钵化的态度是：等（时间）、看（脸色）、假报告（做一万说成两万）。红旗人民公社学员检查，麦收前领导上说我们每亩能产多少斤，我们还故意多说150斤，说能产450斤，但立即受到了批评，说太保守了，别的社说他们能打620斤、630斤。可是，后来叫按估产数字卖余粮和叫社员每人吃600斤、700斤时，却出现了不能解决的矛盾，因为每亩实收只380斤。有的工作不愿深入，不愿到落后地方去，不认真种试验田，只是看哪一块长的好了，插上个牌子就了事。
4、有本位主义。主要是富社不愿和穷社并在一起，对大协作有抵触。
总之，通过这次学习，绝大多数学员都自觉地、深刻地检查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初步领会了毛主席的英明理伦与党的决议指示，提高了信心，鼓足了干劲。轻松愉快，精神倍增，决心回去投入更大的战斗中，实现工农业生产的更大的跃进。
中共麻城县委党校1958年11月1日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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