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6-9 作者：李云仲
李云仲（李云仲，河北丰润县人。1948年加入中共。曾任国际计划委员会副局长。1959年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1959年6月9日，李云仲上书毛泽东，反映“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全面批评了“大跃进”中党的左倾指导路线问题。）
毛主席：
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
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到处都在议论经济生活中的紧张情况，只要是你新认识的人，不管是机关干部、工人、农民，都在谈粮食问题，副食品问题，市场问题……，农民、工人中有埋怨情结；有些地区确实严重。当然，我们确信，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情况会逐渐好转的，不过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右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我是观察、思考了半年多才敢这样说的。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略。
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历史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党内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要时而反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袭（毛注：时而反对这样，时而反对那样，时而后言，可见不是同时），这在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在全国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底记得看到少奇同志在传达您的一次指示中也谈到：“要在思想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但们多少有些忽略了这些历史经验，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没有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因而在一个虽然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会形成一个主流。
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效果，群众欢迎。但问题是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间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这里提出了二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查设计、有无设备、资材的情况下，就大规模的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但已耗费掉大量的劳动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第二、以钢为纲的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第三、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要根据客观物质条件逐步地向前发展。生产关系如果落后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如果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客观物质基础太远而向前“飞跃”的话，也会对生产力起破坏作用。我们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所有制的问题，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其结果就是“一平、二调、三抽款”，在广大农民中就大量杀猪、宰鹅，在粮食方面浪费也很大。劳动力和各种资材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三百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三百多口，但今年只剩了九口，鹅、鸭在去年几乎杀光了。第四、全国去年已施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达一千九百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但是，只要到各地走一走，到处都可以看到盖起来的大量的半截厂房、立起来的房柱子，打好的地基……，但这些“半成品”都不能生产。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百分之五十也不到（即一百元投资化下去，能动用的不到五十元）。上百亿的投资，上百万吨的钢材，几百万吨的水泥、木材……被白白地抛在几千个工地上，要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是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第五、由于到处都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基本建设，这里要翻番，那里要成倍增长，这就要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二千一百万职工就是这样来的。结果是农村中有过多的劳动力变成工人，渔民也变成了工人，售货员也变成工人，理发匠也变成工人，手工业者也转为工人……购买力是提高了。但消费资料生产却远未跟上去，因为生产土铁和建设的半截厂房已消耗太大。
这些方面的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化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样就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
我们党在工作方法方面，有一项优良的传统，这就是：对任何工作、事物，要进行调查研究，典型示范，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但去年的一些重大运动，全民办工业也好，大搞土法炼铁也好，人民公社运动也好，很少是按着上述做法推行的。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在党内，解决了两条道路的问题，暴露、批判了右派分子的进攻；清除了混在党内的右派，反党集团；同时，也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这是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巨大收获。但在同时，“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确有所抬头，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也多少有所发展的。虽说听说您在去年十月、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就已提出警告；防止“冒险主义”，“把气体压缩成液体”，“学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这种急躁、冒险主义的情绪并为被遏止住；直到最近的一封党内通信，大家才稍为冷静一些。但还有许多认识问题、和一些实际的工作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可否考虑，在党内，在一定的会议上，比方说先在中央的会议上，然后在省的会议上，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以便更好的按着既定的路线前进。
二、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的问题，在当前是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获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所指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几个并举的方针、政策，无疑也都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去贯彻、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用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还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我看各部门、地区都有不同的情况，有的部门、地区的主观主义可能多一些。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行无阻？我党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够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决不能与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这里可以根据我个人经历过的大量事实中的几件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一九五八年六月，我曾到国家计委下放干部劳动锻炼地点——河北省澧县扒齿港去了一次，当时看到该县正筹备挖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大灌渠，这项工程既未经过勘察、设计，又未与当地群众好好商量过；同时，渠道经过的约有一万亩小麦灾有一个月就要收割了，而且又是农忙季节。我再三和该县一位组织部长建议：可否等到秋后再动工？否则，挖掉这样多麦子太可惜，而且确无把握能把水引过来。但他和我讲：“县委已做决议，两个月全县实现水利化。”我又和当时工作组提出再向县委提出建议，但无一人愿意提这件事。结果还是挖了，八万人干了两个月，挖掉了就要成熟的麦子近万亩，但水渠由于未经勘察、设计，土质不好在雨季全淤死了。也是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开下放干部和村支部书记的大会，县委组织部王部长讲了话，布置工作，要求苦干十天，这十天的任务是：养猪要增加一倍；十天到二十天内要消灭青壮年文盲；要除掉四害；要完成麦田管理；大田庄稼要锄完二遍……，一共讲了十六、七条。我在当时和事后想的是，不是能否完成这些“任务”的问题；而是在这种情况下，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倒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一九五八年六、七月，我当时还在国家计委工作。当中央提出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时，计划工作中的一些陈腐的规章制度取消了，这当然是对的。但当看到各省、市地区不经中央各部、委审批计划、设计任务书就大量进行限额以上建设项目施工时，我在基本建设局的局委会议上几次都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上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中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果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本建设项目、规模的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对当前的紧张情况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
去年第四季度大搞钢铁运动时，我们都参加了小高炉炼铁，也看了不少小土炉炼铁。回来后和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的讲了几次：“矿石、焦碳、煤消耗的确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帐”。当然，这个问题早已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帐？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一九五九年计划，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会经在多次的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但却受到领导上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长时间难过极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位领导同志自己怎么说的，有一次他从北京开会（一月定计划的会）回来在会上和我们说：“在北京时XXX问题我差口这么大，怎么办？我当时和他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请看！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人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呀？
您在一篇文章中讲的很对：“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这是党性严重不纯的表现。
例子已经举多了。我谈这些事例只是想用来说明主观主义、机会主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为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因此，在党内，必须反对这种只想主观、想热情，不重视客观事物规律的思想作风；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反对投机逢迎、不坚持原则的坏作风，树立坚持党的原则、向不合理现象做斗争、真正对党负责的思想作风。对不同的意见因该认真的研究，正确的应大力支持和采纳。使党更能够朝气勃勃地前进。
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我记得黑龙江省委一位同志传达您在去年十一月是日在郑州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商品生产问题时，全部问题的中心是讲农民问题。我是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只想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第一，有一位同志讲的对：“国民经济中一般性的比例失调，倒没有什么可怕；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去年下半年以来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确实象您有一次讲的那种“钻天杨”似的长的很快；不能否认这是一件好事。但农业方面的力量调动得太大了。去年增加的二千一百万人大部分来自农村，这些劳动力过去主要生产吃、穿、用的产品和原料，现在一下连他们的家属（恐怕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而一变为消费农产品的人口，这在农业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前一时期我到过一些农村，看到农村中的骨干劳动力几乎已抽光了，这对今年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在六级干部会议以后，农民的情绪算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但还有些问题，有些地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未完全的调动起来，农民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有顾虑，主要是大平、大调、大抽虽然没有了，但还是“小平、小调、小抽”。林、牧、副、渔生产经营的所有制形式问题也未完全解决。第三，最近一个时期工业品的价格有些提高，但很多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未动，因此，农村中部分农民把部分林、牧、副、渔的产品自己用调了；部分则拿到黑市上去卖了。目前各地都有这种黑市，鸡蛋收购价还是七、八角钱一斤，他在黑市上卖二角钱一个。长春市的黑市，商业管理人员去干涉时，有的农民甚至以棍子相见，以后也就只好不管。因此，一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不上来。第四，农村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很多地区不能保证供应。肥皂、纸张、日用百货农村不易买到。东北三省七、八、九、十月农村不供给食油，油料又要全收上来。农民生产的油料但一点油也不供应叫他积极生产大豆是困难的。第五，农业生产计划制度要研究。过去常说农业计划是间接计划，实际上比直接计划还要死，农民自己毫无机动。在这种情况下要安排好多种多样的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是困难的。
最使人担心的是，今年的农业生产能否争取到比去年好一些？劳动力减少了很多，机械化又少；前一时期北方有些旱，最近有些地方有涝象；加上有些地方的春荒、夏荒……要早些准备。
因此，在农业方面，可否考虑：除尽可能动员进城的农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外，应适当增加一些机械化、化学肥料，这主要是明年；在“大集体、小自由”的前提下，除粮、棉、油料以及重要技术作物用“大集体”方法组织生产、收购以外，其他林、牧、副、渔可否尽量发挥队、组、个人的积极性进行生产；在商业方面这些东西可否叫市场交易，价值法则多发挥一些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应适当做些调整，或者把农产品价格适当提一些，或者工业品价格适当降一些；农村中用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尽可能安排好一些。农业计划制度问题要研究改善。
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一件事。只要和省、市计委的工作人员，各部、各厅局的计划工作人员，各厂矿的计划工作人员，管理干部、工人……，认真的谈一谈，很少有对计划工作不牢骚满腹的。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真是“进也忧，退也忧”。有一位同志和我说：“今天很多问题，计划部门更负百分百的责任”。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做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
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做为综合性的经济计划机关，应全面地了解、掌握情况，要做好综合平衡，这个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一直是：顾了工业，顾不了农业、商业；顾了重工业，顾不了轻工业；顾了钢铁中的高炉、平炉，顾不了矿石、焦碳、耐火材料……；顾了机械工业中的主机，顾不了配套；顾了加工，顾不了原材料；顾了採煤，顾不了掘进、剥离；顾了生产，顾不了基本建设；顾了年度，顾不了长期……，有数字而无措施；有计划而缺少检查。这就是计划工作中大家都讲过多次的问题。第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缺乏经验，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很严重。几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对整个国民经济情况，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各方面、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的意见、厂矿企业的意思，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都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向中央提出的所谓方案，往往是三千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二千二百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二千、一千八百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没有充分的根据，漏洞百出。今年的计划调整后按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增加五百万吨好钢，当然，仍然是个跃进指标，但问题还很多。这样说绝不意味着用消极平衡、或机械平衡的方法去安排计划；而是要真正的积极平衡。第三、计划工作的另一问题是：往往在大的运动中，不能正确的坚持党的原则。各部门、地区冷时也冷；热时也热，只是程度上稍有不同而已。苏联计划工作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特别强调计划工作的党性，和计划工作中的党的原则，这是计划工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计划机关在与一个部门、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能够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在这方面由于站不稳定而吃大亏。对这项经验，我们吸取的不够。我讲这些，绝不是想否定计划机关的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怎样也已初步建立了计划体系；培养了大批工作人员……，而是希望我们的计划工作水平更高。因此，必须加强计划机关的工作；加强综合平衡；反掉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计划工作当前另一迫切的问题是，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五、关于体制问题。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体制下放了一些；着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一些作用；今年在工业、物资方面又收回去一些；但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多。比如在工业方面，沈阳市的一个有色金属选矿剂工厂，他的原料品种很多，要十几个地方来供应，而他的产品又为二十几个省市所需要，体制下放后，年初由于大家都先本地区平衡，结果他原有的原料供应关系大部分中断了，因而对生产影响很大，但他反过来又影响对二十几省区的选矿剂的供应；又如在商业方面，过去很多商品向由商业部统一挑拨，但体制下放后由于各地都先地区平衡，结果外区的供应就大受影响，如东北向来要上海、天津等地供日用百货、针织品等，今年就减少了很多、对市场影响很大，而津、沪则好的多。又如黑龙江有糖厂，年初市场上糖、糖果供应就好的多，而辽宁无糖厂，市场这些商品就紧张；反过来辽宁产肥皂、香皂，前一时期当地居民就可以随便买，而哈市则每人一月半块到一块。又如在财政体制放了一些以后，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多了，就大搞建设项目，材料无来源就挤计划内的，结果进度都很慢。这些问题例子多的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我们常想：国家穷，工业基础很弱，事实上全国只有一个工业体系，关内少不了东北的钢铁、机械、煤炭、木材，东北也少不了关内供应的轻化工产品……，每个地区没个厂矿企业都与全国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地区在短期内、至少在第二个五年内又都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集中一些对国家建设有利呢？还是分散一些有利？想来想去还是集中多一些。至少这些事情必须集中在中央：计划；财政；与全国有关的物资；与全国有关的重要商品；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审批。
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自党的七界二中全会以来，中央会三令五申地号召力戒铺张、浪费；三反五反后在短期内好了一些。但最近时期有发展。
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的太多了，就以黑龙江省哈市来说吧，这里原有可以招待外宾和领导同志的高级宾馆、饭店有：国际旅行社可容纳二、三百人；中山路一零七号（一栋大的、一栋别墅式的）也可容一、二百人；体育场旁有两栋别墅式的高级宾馆，听说主席在这里住过；此外还有龙江饭店，哈尔滨饭店，设备也都不错。但今年又化了两千多万投资，正在建设一个五万平方公尺、九层高楼的高级宾馆，大家都叫国庆工程；此外也建了一些展览馆。辽宁和吉林也有类似情况。很多新建的厂矿企业都因材料不足而停工，而用大量的钢材、水泥来建这些工程，这真使人难以理解。最使人气愤的是：当大家对这些工程开始建设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一位领导同志再三和我们说：“咱们可不能提这些是”。真是使人莫解。
北京，做为首都，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少建一些是可以的。但这次到北京去看了一下这几大工程，觉得也有些过分，这样豪华、壮丽的大规模非生产性建设，我看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这和国家目前的经济情况实在不相称。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的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三百万吨的钢铁企业或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万平方公尺职工住宅。
第二、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动辄日食二元以上；不论大、小会议都有“便宴”；晚会、影剧太多，大连的一次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就花掉三万多元，相当于一个生产队的全年收入。更不好的是请客送礼的风气还不少，凡是司局以上的负责人特别是随同部长走的很少有不请吃饭的，我就在一天内“沾过两次光”。在目前副食紧张的情况下，实在不该这样。
第三、过分悬殊的风气有些地方未取消。黑龙江哈市搞了一套电视广播，目前只给省长、书记们每家由公家装了一台电视机，就为这十几台接收机也搞了一套播送、管理、修理人员、设备，不觉得过分？有一次大家到省委农场去参加劳动，到农场去大家都乘卡车，但几位副部长坐卧车，中午大家都在一起吃饭，副部长们在这里吃小伙。难道和本机关的同志就不能共同生活一天？上海生产了一种英雄一百号新笔，办公厅马上为每位领导人买送一枝，这些同志会没有笔用？这些事情难怪大家议论纷纷。
写的太多了，说了很多我不应该说的话，也实在很冒昧。因为在脑子里一直想了很久，不讲实在闷的慌。但可以向您说明的是：绝没有一点想否定党的成就或对党不满的意思；只是想通过这些问题能吸取一些经验以便在党的领导下更好的前进。当然，其中会有错误思想认识的，很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正。
祝您健康
东北协作区办公厅 李云仲1959年6月9日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的，。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长）的基本观念是错误，他几乎否定。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下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的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个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进行了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倾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相同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 泽 东195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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