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3-4 作者：统战部, 供稿
统战部、供稿本刊讯 民盟四省二市经验交流会议于3月4日在上海市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一百零三人；会议环绕着对当前知识分子政治思想改选的估价、对党的领导、教育革命以及服务与改造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一般都比较认真，思想也比较敞开，反映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综合反映如下。
（一）多数人倾向于肯定大有进步，但还有问题，必须继续改造立场，同时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如廖世承（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说：“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以后，特别是最近一、二年以来，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大的进步，但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改造。这些问题表现在：第一，对接受党的领导，多数人在认识上已无问题，但在具体问题上还有距离，还不能深秀地认识党的方针政策；第二，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的意义，已有进一步的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感到有些不习惯，还习惯于个人操作；第三，对多、快、好、省的认识也有提高，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第四，对文教科学为工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热情有所增长，但还不是热情很高，干劲冲天。”
（二）少数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基本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了，知识分子中70——80%的人已经改变了立场，只有20——30%的人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论点以民盟扬州市委副主委、苏北农学院教授薛万鹏为代表，他说：“反右整风以前，知识分子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现在则基本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了。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不仅是已经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而且已经成为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了。”他不同意会上有些人关于知识分子的进步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的说法，认为“我们要冲破这种思想束缚”，说“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根本问题上，70——80%的知识分子都已能从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多数人解决了立场问题，所以是个很大的进步，但并不是立场已经站得很稳，不需要改造了，对这些人来说，还需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
（三）不同意薛万鹏意见的人，认为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能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党的驯服工具了。高鸿（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说：“如果说知识分子都已经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了，他们的立场问题也都解决了，那么，当前知识分子自我改选的六条标准是否还适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还存在着左、中、右之分？究竟是在左的多呢？还是中间的多？目前形势发展很快，知识分子虽有进步，但仍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知识分子作为党的服驯工具是个奋斗的目标，不能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党的驯服工具了。”
（一）认为知识分子已经过怀疑、抵触、“白专”的阶段，进而愿意接受党的领导。齐思和（北大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主任）说：“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解放初期是怀疑、抵触，后来就谨慎从事，走向‘白专’的道路。经过历次运动和工作实践的教育，又明白了‘红’的问题不解决，专也谈不到，就进而主动要求党的帮助，在政治上有了进步的要求，愿意接受党的领导。”
（二）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对党的态度还未做到悦服的程度。余家荣（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说：“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时是畏服，后来是信服，现在是悦服。我认为这个估价太高了，恐怕大多数人还未做到悦服的程度。”
（三）认为在接受党的领导问题上，存在着依赖思想，怕负责任。郭仲熙（江西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说：“我对党的领导是事无大小都去请示，怕负责任，推出去的多，依赖的多，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加谈不上奋发有为了，我认为这种状况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四）认为服从党的领导是从个考虑的多，主动积极不够。高名凯（北大语言学教授）说：“我过去一般是通过系秘书去与党联系工作的，以为这样做就已经可以了，实质上是认为党的领导（党小组长）年纪轻，所以不大和他谈。表面上看来，我是听党的话的，但在实际上是从个人考虑的多。我工作做了不少，但主动积极不够。”
（五）觉得有了党的领导，工作不好插手，自己主动不了，积极不了。唐哲（武汉医学院院长）说：“党的领导从文教部一直通到下面支部，布署得很具体，有些事情他们直接布置下去了，我还不知道，因此我在工作中不好插手，工作就积极不了，主动不了。”又说：“现在当行政的不管事，照样办得好，因为工作直接布置到支部去了。究竟如何接受党的领导，我们没有经验，党委如何领导法，党也没有经验，这里有思想问题，有实际问题，也有制度问题。”
（六）认为对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完全理解。陆宗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我对贯彻党的意图，感到空虚，不知如何做法，我对群众运动也不完全理解，但也没有抵触。”桂世祚说：“我常常把党的方针政策理解错了。比如我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点来看待党的整风运动；以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来领会社会主义的‘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原则。我的理解既然是错了，当然在贯彻中就更成问题了。“
（一）认为教育革命已经愈来愈深入，革到自己的头上，感到有切肤之痛，比起拿枪炮上战场还要难受。谈家桢（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说：“现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在生活。知识分子是想吃得好一点，家庭温暖一点的，现在虽然是吃得差一些，有时虽也有情绪，但是想到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时，也就克服了。可是，当教育革命涉及到本身业务的时候，问题就大了。教育革命已经愈来愈深入，革命已经革到了自己的头上，感到有切肤之痛，比起拿枪炮上战场还要难受。有的教师甚至想不如下乡劳动，因为劳动以后可以睡觉，比较简单，企图逃避现实。现在，教育革命愈来愈突出，‘四化’都离开不了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可是知识分子自己要革的东西很多，他们在旧的一套与新的一套之间，无中间道路可走。”佘家荣说：“过去每经过一次运动，就觉得自己和党靠近了一步，但是遇到这次教育革命就出问题，因为它触及到了我的业务本钱。”陆宗达说：“搞社会科学的同志认为，社会科学的本身就是党性、阶级性的科学，要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但是，我学的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全都削减了，我就完了。”
（二）感到在今天教育革命大发展的形势下，自己的思想准备不够，本钱不够，有些空虚发慌。宋成志（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说：“我最初以为教育革命主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可以了；至于要根本改变学制，大改教材内容，以往根本无此雄心大志。”吾葆真（东北纺织工学院教务长）说：“听到教学要大改革，一般教师又愉快、又苦恼。愉快的是有利于‘三个提前’、‘四个现代化’；苦恼的是自己新的东未学过，这样革法，自己的本钱不够。”童大埙（同济大学教授）说：“现在教育革命已经发展到必须进行谭程革新，而我们自己只熟悉老的一套，不能再混下去了。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很快，扫盲已经扫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来了。我们在电子学上是一盲；在同位素上，又是一盲，好多地方都是盲。”金立强（南昌三中校长）说：“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历次运动，知道在政治上搞不过青年人，因而想退而搞业务；现在，教育革命来了，知识分子又得开始对自己重新估价。目前的情况是：在大发展的形势下，感到空虚发慌。”
（三）认为教育革命是狂风暴雨，疲劳轰炸，不容你分辩。章文才（华中农学院教授）说：“教育革命是狂风暴雨，一开始就是几天几夜地疲劳轰炸，不容你争辩。”
（一）认为目前知识分子的共同问题是：抓政治思想少，抓业务工作多。汪金丁（人民大学文学系教授）说：“现在盟员中都想把工作做好，愿意教课，愿意服务；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是抓政治思想少：怕开会，对报纸上的重要文件不常看，对国际问题不注意，中年教师不愿意听报告，文件要规定看才看。”
（二）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完全不愿意搞政治。问题是不能太多。叶兰生（江西医学院生化教研组主任）说：“我看知识分子也不是完全不愿搞政治的，比如党对知识分子作了安排以后，对大家的鼓舞是很大的，问题是不能太多。如我现在是一身兼二十三职，难以应付。”
（三）认为主要的是时间问题。蔡荫乔（合肥工业大学教授）说：“假使不是工作与时间的矛盾，那政治与业务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四）认为政治是抽象的，业务是具体的，政治应该为教学服务。翁曙冠（上海敬业中学校长）说：“知识分子口头上讲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但真正用以指导行动时就不行了。1959年指出‘以教学为主’时，有不少人理解为‘还是教学吃香’，‘政治学习两小时不如批改卷子来得实际，因为政治是抽象的，业务是具体的’。认为要提高教育质量，就要‘削弱政治，减少劳动’，主张‘政治应该为教学服务’。”（统战部供稿编）
来源：根据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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