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4-0 作者：杨伟名
杨伟名【杨伟名（1923年－1968年5月5日），陕西户县人，中共党员，农民先觉者。杨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
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陕西农村更是“人困、马乏、地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作为生产大队会计的杨伟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的生产生活打交道，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各种实际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同生产大队干部交换了意见，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深思，又写了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万言书，由杨伟名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个共产党员署名，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中共户县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来信。针对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一句话语，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杨伟名在被迫作检查时，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
这些文字让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并最终迫使他走上绝路。他只活了不到46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共户县县委为他平反。杨伟名因其“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
有位叫柯灵①的同志曾这样说过：“在繁复的世态，火热的斗争中，作者有所见，有所闻，有所采撷，但更重要的是，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激动。由于切身的生活感受，发自肺腑，通过大脑，表达个人对生活的见解和理想……”我不敢自命是作者，但激动的心情，却像万顷狂涛，倾诉所思所感，已至情不自禁！
据四干会议②结束时的总结里，曾着重指出“平均主义”对农村各项工作的严重危害性，并列举事实，反复说明。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具体规定了反“平均主义”的有效措施。从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物资供应匮乏”的形势看，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通过群众深刻讨论之后，能够更进一步地得到充实和修定，从而使目前“物资供应匮乏”形势之顺利解决，如下的问题是值得提出讨论的：
为了贯彻“多劳多得”分配原则，激发群众的劳动情绪，我们在农村中普遍推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三包一奖”③制度，从实践中表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有效”办法的应用范围有限。像我们近来在口粮标准方面的“统一定量”，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影响极为深广的“平均主义”作法，这作法在实践中表明有害于“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的贯彻，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劳动情绪。为今之际，只有变“统一定量”为“任务包干”，其具体办法是：
（一）国家每年根据各项粮食需要（将当年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合理地估计在内）作全面安排，并根据全国土地分布情况及土质的好坏逐级下达公购粮任务（最终落实到生产队——承包单位）。
（二）生产队——承包单位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其余社员口粮、牲口、猪、羊、鸡、鸭饲料、籽种、做醋、酿酒等……由承包单位内部自行安排。
（三）承包单位根据各项粮食需要作了充分安排尚有剩余时，可按收购价出售给国家。
这样做有人会说：“口粮等各项由承包单位自行安排，他们不顾国家而乱安排，咋办？”这不要紧！只要公购粮任务完成，就是国家粮食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于是，完成公购粮任务就是顾了国家，不要担心他们不顾国家。
还有人会说：“叫他们自行安排，他们过分地积储多占，怎办？”其实，当食粮缺乏时人们视如珍宝，真正满足了之后，也就视如常物。
还有人会说：“他们自行安排后的剩余粮食不愿出售给国家，要到黑市去卖咋办？”其实这是多虑，当到处粮食充裕时，黑市已影藏迹敛，相反倒是农村到处申请国家收购，而国家忙于给农村大量剩余粮食找出路的问题。
总之，在解决粮食问题上，采取“任务包干”的办法，其效果是立竿见影，一针见血！是画龙点睛！是釜底押薪！是围棋全困时，胜一着而全盘皆活。
关于粮食问题采取“任务包干”的办法，我曾和不少农村党员同志交谈过，一致认为是对的，并且都说：“要能这样的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关于我对粮食问题的上述见解，约一个月前曾向咱县委会两度提出过，书面建议论述较为详尽，至于是否收到？是否研究过？结论如何？想是因为工作过忙没时间答复，故而尚不知悉。
虽然在公购粮“任务包干”这个问题上，我的认识和见解是极为肯定的，但毕竟是属于建议性的东西，要是真的会有理由和证据能够说我的见解流于“管窥之谬”，我必持欢迎态度。我希望咱县委各位领导同志研究讨论，并复一函，是则采纳见用，否则释我思疑。
在谈到办食堂坚持群众“自愿原则”这个问题上，我联想到才解放后有这样一个实际事例：我人民政府拨给的化肥，农民因没有用过，而持怀疑态度，拒绝不买，上级分配的销售任务又必须完成，在这期间，村干部从中左右为难，有的还采取了向地主富农硬性摊销的办法，结果让地主、富农因祸得福。后经试验，效果良好，于是由“怀疑”、“拒绝”一变而为“争购”。这个小小的事例却揭示着如下道理：
（一）群众面临新的事物，起初总是抱怀疑、以至拒绝的态度。
（二）我们不能因了群众的怀疑、拒绝而偃旗息鼓地算了，必须多方解释，让群众先行试验。
（三）当群众经过试验，效果良好，群众自会主动地办，反之，如效果不大，或无效果，甚至得到相反的效果，群众必然表现为继续怀疑、拒绝以至反对。
（四）凡是没有经过试验的事物要求群众接受，而群众抱怀疑、拒绝态度时，我们如不做好宣传工作，打通群众思想，而采取断然收场的办法那是不对的（如群众起初不相信化肥，我们就毫不考虑地把化肥运回去）。
（五）凡是经过试验而群众继续怀疑、拒绝、反对时，我们就不要过多地考虑群众思想认识问题，而应着重考虑我们要求群众要办的事是否符合群众的要求？是否切合客观实际？是否与群众有利？是否可以少办？或缓办？不办？或完全遵循“自愿原则”让群众自动地办？群众不办，也不强求（如化肥经过试验无效果，我们能要求群众购买吗？）。
（六）凡是经过试验而群众都能积极主动地去办，并能形成轰轰烈烈的燎原大势，大有欲求遏止而不可得的时候，那就证明我们要求群众要办的事是正确的，是真正符合群众要求的（如化肥经过试验，群众变怀疑为争购，其效果如何？不问可知）。
关于农村办食堂问题，已经不是尚未经过试验的新生事物，而是已经经过几年试验，无论农村领导同志和群众都有了切身体验的事情了，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曾明确指出：“办食堂必须坚持群众的自愿原则”，我认为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一项规定，我希望这项规定在实际执行中能得到坚持和贯彻！
我们说：“供给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因素”，这是对的，从形式上看也符合共产主义的人道精神，但从促进走向共产主义的效果看却又是另一回事情，供给制在我县是由1959年实行的，一开始在分配部分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后又逐次降低，近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曾有“也可以采取高级社时对老弱疾苦者予以适当照顾”的规定。就我个人的切身体会，目前还是适合“老弱照顾”的办法。供给制实行以来，老弱疾苦虽受实惠，但对生产不产生什么效果，有的在生活方面对供给制产生依赖思想，生产反而情绪消极，而另一方面，劳力硬的，因供给制而极为显著的降低劳动情绪。按农业生产力要靠劳力，更要靠硬劳力，应该说，硬劳力是农业战线上的主力军，主力军的情绪如略有挫伤，其对生产关系之大，是至为明显的！
从多年来经验看，群众的劳动情绪与劳动的价值则表现为同升同降，两者之间，是“一份价值、一份情绪”。举例说，提过供给部分，劳动价值为1元，不提则为1.6元（如按20％提，则为1.4元），这个1元与1.6元之差，反映在劳动情绪方面情况是极为一致的。供给制的实行除在生产方面引起的效果，已如上所述外，在供给制的计算手续上也是极为繁复的。
（成文时间约为1961年4月；原无标题，本标题为编者所加。共写3份，分别送省委、县委、公社党委各一份——编者）
①柯灵，浙江绍兴人，当代著名作家。
②四干会议，即县、社、大队、小队干部会议。1961年4月14日－15日，户县县委、县人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在总结里批判了平均主义的作法，对公共食堂强调“一般要积极办好，按自愿原则办事”，但又强调“不能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不能有散劲没干劲”。对供给制强调“一般占20％左右”。对粮食分配强调“低标准，瓜莱代”是长期方针。杨伟名此文就是针对上述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
③“三包一奖”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社方对生产实施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初期，取消了这项制度。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紧急指示后，人民公社的大队对生产小队又实行了这项制度。具体指生产大队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俗称“四固定”），生产队向生产大队包产（包括产量和产值）、包工、包成本，其核心是包产。一奖是指超产部分的80％奖给超产的生产队，其余20％左右归大队统一分配。这个制度虽然在大队对小队的管理上起到一定作用，但实施起来非常烦琐，存在严重阻碍生产小队生产积极性及平均主义的弊端。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生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制度被取消。
④食堂，即农村公共食堂。1958年7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仅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全国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了数百万个公共食堂。到1959年春，一些地方甚至因严重缺粮出现许多人浮肿和非正常死亡。1961年3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其第34条仍然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1961年5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根据全国对公共食堂的反映，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决定停办公共食堂。
⑤进入1959年，“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盛行，户县也在全县实行“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劳强劳弱都由公共食堂供给粮食和伙食费的制度。供给制违背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5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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