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0-0 作者：[待确定]
党校有的同志说，全国总的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就农业说不是主要的，硬说是主要的就是思想僵化，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饭吃，还没有粮食，要吃进口粮，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有的认为，这几年的功过不应三、七开，而应四、六开，应该和三一年、三四年、土地革命时期的错误一样看待。有的说，对成绩与错误是不能用几开来估计，应该说成绩不少，错误严重。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但了解了全国情况后，觉得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内消除不了。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不应在三、七开，四、六开上打圈子。只停留在几开上不解决问题。说成绩是主要的，群众通不过有啥用。各省应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接受教训。
经委有的同志说，说成绩是主要的不实事求是，学费应该化，但是太大了。犯了错误，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过去说五亿人搞粮食不象话，现在六亿人没粮吃象话不象话？承认错误不容易，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
卫生厅有个别同志说，几年来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办坏了，不但物资上遭到破坏，政治道德上也倒退了。
省委财贸办公室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地区大，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没有问题。下边脑子热，中央脑子也热，形成恶性循环，愈热愈脱离实际，愈脱离实际问题就愈大。有的同志说，中央总结经验迟了，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甘报印刷厂有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象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面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较少，从下面找问题较多。
邮电局有个别同志说：关于错误的性质。少奇同志报告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但是从全国所发生错误的普遍性来看，是路线性的错误。
建工局、劳动局有的同志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在农业上没过关，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但建国十二年来，我们采取的方针造成农业上的错误，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轻工局有的同志说，几年来官僚主义有滋长，特别是五八年以后，中央很少组织工作组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不了解情况。因此，有些干部以虚报浮夸代替了实事求是。
文教、政法等系统有的同志认为，“热”是从一九五五年成立高级社批判小脚女人时开始的；五八年中央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有些冒了；在大跃进中，中央曾说过，“是我们先过渡呢，还是苏联先过渡？我们不要抢先，让老大可先过渡吧”。这对下边求急图快的影响很大。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报导高产假卫星，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中央也没有及时纠正。
党校有的同志说，三大改造是对的，但其中手工业改造上有偏差，合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影响了手工业发展。现在又得退回来。中央政策太多变了，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说三十年不变，说这个干啥？将来脑子一热，说不定三、五年又变了。
政法、文教系统及党校等单位的少数同志认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的提法不妥当，给下面的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提到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对情况估计不确切，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会议规定的指标太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五年达到八千万吨，每人每年六百斤粮，一百斤肉，争取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收回自留地的问题，决议中也有规定。武汉会议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对县联社、吃饭不要钱、托儿所、供给制等都有些不明确或不适当的规定。同时在传达武汉会议时，说每人一年几套衬衣，有人就认为共产主义快到了。这些都助长了共产风。成都会议提出敢想、敢说、敢干，也助长了下面的虚报浮夸，而且中央对下面的虚报浮夸没及时纠正，反而表扬，形成说假话成风。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的提法，对高指标也有影响。
铁路设计院有的同志提出，五九年比例失调的现象，在农村问题上已露头，但刘主席、周总理的报告，都一致强调持续在跃进，不承认比例失调，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是有责任的。
计委有的同志说：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公社，这不能说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无关；大炼钢铁时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平坆、挖骨头造化肥，甘肃这样搞，河北也这样搞。
文教、工交系统及党校等单位有的同志认为，中央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考虑的不尽周到，多次反复。有时强调集中，有时又强调权力下放，特别是五八年以后，权力下放到无原则的程度，什么都下放，下边管不了就瞎指挥，造成了混乱，助长了分散主义。以前恢复时期大权集中，很快就恢复了，由此看来，小平同志在“八大”会议上讲，以前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了下边的积极性，这个提法是有片面性的。个别同志还说，分散主义主要存在于中央委员之间。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提出，大字报这种形式本身就不符合“和风细雨”的批评原则。特别是这几年运用上又有许多毛病，起的付作用很大。
人事局付局长周一飞同志说：主席说过，食堂是公社的心脏，中央转发了贵州的经验(主席亲自批的，一直发到公社党委)，例举了自留地归食堂的好处，并说贵州经验是科学的总结。
铁路第一设计院个别同志说：过去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脑子也是热的。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就说过：“粮食不是不够吃，是吃不了的问题”。有的同志说：我在党内二十多年相信中央、主席是正确的，但这几年也有些不相信，主席听到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真实了，头脑也热了。
粮食厅解信清同志(原油脂公司经理，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现工作职务未确定)说：主席说过“粮食多了吃不了，你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这是听了汇报，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到晚年时期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交通厅高鸿飞同志(原人事科长，反右派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已平反)、李生云(原交通厅付厅长，反右倾中，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说可能有些人把主席包围了，对有些问题的真象看不清。轻工局办公室付主任杜西林同志说，我在车上听见一个人公开骂毛主席光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毛主席钻到那个洞里去了，下边发生这些问题，他知道不知道？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说：(1)少奇同志过去强调总路线的核心是高速度，要求钢铁工业要翻一番。周总理说拼老命也要搞上去。(2)谭震林同志脑子也热得很，不考虑实际与可能，估计粮食产量八千亿斤，过高。在西安作报告时说的一些话，好象很快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来到甘肃说甘肃可以开荒一亿亩。省上接一亿亩的框框套，给张掖分配五千万亩，各县未接受。他是中央分管农业的书记，到兰州后对农业一字不提，大谈“四化”。(3)李富春同志五九年二月曾说，五个月内达到五七年的供应水平，并说共产党说到办到。(4)陈毅同志六○年八月从阿富汗回来路过兰州讲话时曾说，民主革命死了一千二百万人，社会主义革命还能不死人。似乎死人是应该的。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甘肃死人问题，主席可能不知道，中央有些部门、有些负责同志是知道的，谭震林同志已知道通渭死了二万八千人，为什么不理会？难道中央一些同志也怕受打击吗？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周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上，批判“经济指标越低越好”的思想情绪，因此浮夸风大为抬头。总理还说：夸大公共食堂在初办时的某些缺点，加以指责和反对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就使不少同志在食堂问题上栽了斤斗。李先念同志说，“安排预算打一点赤字不要紧，有了问题号召六亿人民就解决了”。这个提法是错误的。58年甘肃粮食产量最高定为220亿斤，农业会议上廖鲁言同志说200亿斤可以上去，助长了浮夸。
党校有的同志说：谭震林同志是中央管农业的书记，农业上的浮夸等问题，他负有很大责任，在甘肃第三次党代会上讲，家庭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是个生育单位了，不要家庭了，影响很不好。有同志说：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几年以前，就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和不切合实际的指示，使错误普遍起来。还有同志提出：共产风是从中央刮起来的。当时陆定一同志说工资制度是反动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要取消。胡乔木同志说“剥开皮来看”是一篇“左”比右好的文章。
师大有的同志提出，康生同志说过，“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西北勘测设计院有同志提出，胡乔木同志过去给中央写过一封信，说小球藻几乎能治好多的病，中央把这封信转发了。康生、陆定一同志到太原时发表了工厂大力教育，又是工厂、又是学校的文章，引起各单位都大办教育，影响和效果都很不好。
省委工交办公室有同志说：有些中央负责同志过去讲的话，要是错了就是某个部门负责、个人负责，不代表中央。今后应该怎么办？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话是完全执行呢，还是要有分析的去执行？
兰州铁路局有同志提出，过去铁道部刘付部长、王志杰主任都讲，三年修铁路八万公里，七年修十五万公里，一九六七年通拉萨，听起来很舒服，但不考虑是否能办到。
水电设计院有同志说：水电部和设计总局对下边干部不关心，我院对总局有过许多请示报告都不答复，提出的问题不及时解决，开人事会议总局也不派人参加。
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有少数同志提出：庐山会议开得不是成功的，原来准备反“左”，后来反了右，更加助长了“左”的倾向，以致反右扩大化了，打击了一些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个别同志说，庐山会议没有作出反“左”的决议，相反作出了反右的决议，这不是一个不足问题，而是失策。当时为什么这样轻率随便呢？是领导艺术问题还是一时注意不到，或者是对形势估计错误，脑子发热了呢？当时中央提出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与全国普遍存在的“左”的错误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在全国反右倾是没有根据的。还有的同志说，庐山会议既然发现彭德怀有国际背景，那就搞他的国际背景好了。但当时搞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攻击公社，搞了他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上行下效，下边就把提出“得不偿失”的当右倾机会主义搞。可是现在又说，允许其他同志说这个话，只是不允许彭德怀说，当时讲清这一点，也不致发生这么多问题。下边普遍反映反右倾扩大化了，中央不一定不知道。还有的同志认为，从全国人民利益考虑，当时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全国范围的反右和彭德怀的问题处理后，对纠正“左”没有提出具体措施，中央也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指导意见。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的一些同志提出，彭的问题应该反，问题是要考虑在什么时候反，采取什么办法反。既然早就发现隐患，为什么不早反？采取对高饶的办法可不可以呢？彭的问题，既然有国际背景，要篡党，那是敌我问题，为什么要和反右倾的党内问题混在一起？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去搞？少奇同志讲，彭反党蓄谋已久，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曾对他采取过什么措施？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好象是在对彭的那封信作解释，但理由不充足，如说彭隐藏在党内几十年，那他过去任付总理时，兵权在手，要造反还不容易吗？说他在国际有活动，又没有例子说服力不大。为什么早不解释呢？说彭的问题主要不是意见书，那么，当时中央提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对不对？原来说彭的意见书是“反党纲领”，好象有些勉强。军区还有个别同志说，不能说过去彭在西北战场上一点成绩也没有，战争的胜利，确实是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胜利，但命令是彭下的，能说彭一点成绩都没有吗？建议中央对彭德怀的问题再解释一次。
兰州铁路局有的同志说：有些全国性的口号提的有问题。如“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元帅带后勤，后勤带其他，一切为元帅让路”，“集中一切力量打歼灭战”，“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这些提法有片面性。这几年来什么都要“星罗棋布”、“大办”，浪费不少。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虚实并举”，“一天等于廿年”，“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恰当。“虚实并举”与浮夸有关系；后两个口号必须有物质基础才行。有的同志认为“虚实并举”的口号还是对的，只是作法问题。
兰大有的同志提出，“政治挂帅第一，物质刺激第二”这个口号，对先进单位和党员提出可以，对一般群众提出就不合适，因为脱离经济条件空谈政治挂帅是不行的。
有的同志提出：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是中央提出的，并在党报上登过，是否妥当？
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电台也跟着广播。
有的同志说：土地耕作“三三制”、放“卫星”、“吃饭不要钱”等等，这些话是主席说的，还是其他同志说的？需要澄清。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1)原西藏工委付书记范明同志，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开除党籍后，工资降为十六级，下放劳动，是否妥当？(2)姚会宾同志(现任省商业厅付厅长)在商业部所受之处分，要求甄别，至今没有结果。(3)对张仲良同志和霍维德同志的处理不公。怀疑中央包庇张仲良，是不是怕仲良同志揭中央的问题，因为仲良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开会时，中央首长讲的他都知道。有的同志说：是不是中央有错误承担了，而仲良同志是执行者，是好人作了坏事，因而处理轻呢？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王世泰是中央委员，高健君同志当第二书记是否恰当？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改变整下不整上的作风，要从中央作起。对下面整的有些过分，光在下面出气，对省上老佛爷宽大处理，有人不检查还住了医院，坐小卧车，对犯错误的同志，经常说“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想不通，要求中央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体委有同志说，以前广西省饿死了两百人，中央通报全国，省委书记、省长都撤了职。咱们省上饿死了这样多的人，张仲良同志的省委书记还当的一个劲儿的，处理不公平。张仲良同志的问题牵连到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所以才这样作，如果中央不知道的话，他的头早落地了。所以现在中央也检查。
公安厅、省法院有的同志提出，过去甘肃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向中央反映，而是向中央反映的材料都给甘肃转回来了，这些材料中央不知道吗？有的同志说，给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信很多，不知这些领导同志看了没有？如贺靖苏向中央反映省委和张仲良的问题，就没有按中央的规定由中央调查处理，而原件转回来了，结果是反映情况的人受了打击。据说霍维德同志向中央反映过甘肃死了二千多人，结果是霍维德同志受到了省委的批判斗争，为什么反映了得不到支持呢？习仲勋同志曾在电话上向霍维德同志讲，你还怕什么，怕批判吗？还是怕给你戴上帽子呢？但是，霍维德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不知习仲勋同志查阅过没有？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五九年以来，中央负责同志来甘肃的不少，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彭德怀、耿飚等同志都来过，难道不知道甘肃有错误吗？
党校有的同志提出：批判和处理霍维德都经过中央批准，所以要中央负责。
铁路局有的同志说：中央犯了官僚主义。五八、五九年陇西、武山死人，中央也要负责。
党校有个别同志认为，甘肃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时间这么长，元帅、总理都来过，人口也有外流到别省的，中央也知道。霍维德同志的问题中央也批了，因此，怀疑中央有些负责同志封锁毛主席。
省委办公厅个别同志说：甘肃的许多问题和错误提法是有根据有来历的。如：(1)庐山会议前省委几次常委会都是反“左”，庐山会议提出右倾思潮必须反，主席讲话和主席对鞍山反右倾经验的批示精神，省委用很大力量才贯彻下去；(2)“说话要看方向，看是谁说的”，这是主席在庐山会议八月廿三日的讲话中讲的；(3)“左是方法问题，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是不革命的”，这是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和“剥开皮来看”两篇文章中来的；(4)“姓中的比姓右的还危险”，这是张达志同志从军委扩大会议上带回来的材料中讲的；(5)中央批转二机部的反右倾经验后，甘肃的反右倾运动跟着就大搞开了；(6)省委派人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提出“甘肃的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后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自己作了答复说：甘肃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并说甘肃反的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何承华等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的思想，写了“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的文章。因此，甘肃的错误中央有责任。
医学院、兰大、卫生厅等单位有少数同志认为，甘肃问题是严重的，但只不过比别的地方典型而已。事实上不单纯是一个省的问题，过去许多脱离实际的指标和口号都是中央提的，这说明中央是有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工作组来甘肃后，把一些县委书记和县长集中起来特训，说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资产阶级复辟，过早，不客观。不同意这种说法和作法。
公安厅有的同志提出，中央决定今后五年内坚决停止修建楼、馆、堂、所、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过去已经修建快要竣工的工程应加以收尾，不然，放下浪费很大。
机械局有的同志说：本省山地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央在武山设了一个农业机械化试点，有六合拖拉机，进行选型定型工作。据说现在由科委领导，搞了付食品生产，这样下去不能发挥试点的作用，很可惜。
农村部一些同志认为，可以考虑把农民自留地再放宽一些，规定为百分之十。因为五七年中央曾这样宣布过。
经委有的同志提出，应适当增加自留地，作为口粮地，如果全国每人平均一亩，还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集体耕作地，仍能保证城镇口粮供应。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1)现在中央、省上真正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少，说空话的多。中央、省上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对下面影响很大，上面应配备有实际经验的干部。(2)应该严肃对待群众的意见，不能把提意见叫作“出气”，这样说会忽视正确的接受合理的意见。
经委有的同志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加以修改，对关心人民疾苦的问题应当作为一条纪律，不然有些人仍然会不关心人民生活。
交通厅有同志建议，党中央多作些细致的思想工作，少搞些政治运动。有些运动进行的粗糙，虽解决了好些问题，但出来的问题不少。
文教系统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没弄清我国生产发展水平；对农民觉悟估计偏高；胜利冲昏了头脑；党内不民主。建议中央负责同志学习古人的私访巡察，了解实情。
轻工业局有人反映，陕西个别地方也有死人现象，牲口死亡竟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有些省，如吉林、安徽、云南、河南、宁夏赌博严重。建议中央派人检查一下。
农牧厅有的同志提出：(1)中央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究竟三者各占多大比例合适，应该有个明确的政策界限，否则，界限不清，执行中容易发生偏差；(2)中央提出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但具体执行中如何才能体现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真正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最好是能够划个道道，以免在实际工作中偏到一边，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
三工局有的同志说：十年设想中的几个指标，听了总感觉还不过瘾。指标上留的余地是不小的，经济上不能等待，应进一步调动积极性，走发愤图强的道路，不然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就困难。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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