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3-28 作者：新华社
新华社新华社上海讯 最近，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刘述周，向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传达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精神。工商界人士对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问题议论纷纷，许多人流露了“不服气”的情绪。
刘念义（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在会议结束时，把帽子朝头上一戴，说：“我们还要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干脆自己戴上吧”；“今天知识分子听了传达报告皆大欢喜，但工商界听了很多人会难过和不服气的”；“我觉得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太高了一点”。吴中一（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说：“右派向党进攻时，知识分子是挂帅的，现在又说知识分子是非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我也不太服气。”洪祖尧说：“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农民并列了，过去工人阶级称民农是‘兄弟’，称我们为‘朋友’；今后称知识分子也是‘兄弟’，而我们却还是‘外头人’”。
也有的人认为党这样做是对的，对工商界也有一定鼓舞作用。刘靖基认为，知识分子有技术、有本事，靠“本事”吃饭。而工商界不同，从前的一套不行了，现百靠行业人头熟、靠代表性吃饭。并说“现在对知识分子这样重视，固然是因为知识分子几年来有了进步，另一方面，同当前的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也有关系，目的是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唐志尧（市政协委员）说：“党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有根本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这估价真高呀！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工商界听了感到有了努力方向，也得到了鼓舞。”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工商界人士感到不是鼓舞，而是孤立。孙煌峰（市政协委员）说：“一方面知识分子摘帽子，另一方面工商界定息拖尾巴的呼声很高；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包括工商界的小户和知识分子）分出去，另一方面拿定息的人还在剥削，这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对调性矛盾还要延续。朋友去了，队伍是缩小了。当然，这种孤立也是对我们的督促，至于说鼓舞，我是没有这个感觉”。
许多人对摘帽子问题议论很多，如孙鼎（民建、全国政协委员）说：“我看要区分三类人，分别对待：第一类是小业主，他们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应该从我们队伍中划出去。第二类是小老板，他们过去剥削轻微，定息不多，解放以后长期参加劳动，可以先摘帽子；有些资本家早已放弃定息，改选得较好，在工作中作出成绩的，也可以先摘帽子。其他都属于第三类。”
来源：根据1962年3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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