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4-9 作者：新华社
新华社本刊讯 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知识界人士对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许多人都认为两位总理的讲话对知识分子鼓舞很大。他们议论较多的是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问题，现在这方面的情况综合如下：
许多人认为，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对知识分子鼓舞很大。张国藩（天津大学校长）说：周总理、陈副总理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感到很兴奋。过去怀疑改造何时了，现在脱了帽子有了结果了。过去对党有隔膜，现在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党更亲切了。过去因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生和子女教育，心中都很胆怯，现在理直气壮了。黄叔培（内燃机研究所副所长）说，我们过去戴了帽子感到不好过，认为去掉这顶帽子，除非入党，现在摘掉帽子，非常高兴，这样可以调动积极性，我的干劲更大了。
有不少人认为，整风反右以后，知识分子有不少进步，摘掉资产阶级帽子是及时的必要的。王有琪（上海第一医院教授）说，摘掉帽子，是符合当前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客观存在；因为反右整风以后，我们要求进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又不跑香港，立场基本站稳了。赵家璧（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已经摘掉了，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戴上这顶帽子是必要的，因为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自己；今天摘掉也是有基础的，经过十二年来的教育，特别是经过整风反右，大家有了很大转变，如果没有整风反右，就不可能摘得这样快。
有不少人认为，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可以密切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周志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说，广州会议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总的转折点，知识分子过去是站在那一边，现在已转到这一边来。沈克非（上海第一医院副院长）说，过去我们与党员隔阂很深，大家讲话顾虑重重，现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相互间的关系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些人认为党对知识分子评价太高，感到惭愧，并作了自我检查。梁思成说，我觉得两位总理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高了一点，我一方面感动，一方面很惭愧。周总理说十二年来知识分子经住了考验，胜利时和党在一起，困难时也和党在一起，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爱祖国，努力工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但我听了这段话感到很惭愧。总理又说十几年来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饮水思源，是知识分子的努力。可是我觉得在三年灾害中，我们有个小本本（指供应证），鸡蛋、肉比别人多得多，三年中我们吃了什么苦，反说是骄傲？我们对培养青年人究竟做了什么工作？却说要饮水思源。党对知识分子作了如引高的评价，心中感到惭愧。华罗庚说，提到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有责任。过去我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科学家，有许多问题处理不当，真对不起党。在瞎指挥中，非党的人责任很大，如果把不同意说出来，就可以使党在决策时多一些考虑。曾呈奎（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所副所长）说，过去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有些作客思想，缺乏主人翁感，遇事不敢作主，不敢挑担子，把责任推给党委。今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不分彼此，必须真正负起责任来，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有不少人一面欢欣鼓舞，一面感到责任重大。张汇文（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说，我觉得摘掉帽子后，头是轻了，但肩膀上担子重了。把知识分子列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队伍来大家感到很光荣，因此腰杆也直起来了；但要真正拿出东西来，还感到脚软。华罗庚说，脱帽后，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了，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心为我们自己的心，一定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软弱性要改，该挡住的事应挺身而出，不应在风里雨里明哲保身，该说不说是不对的。
有些人认为，摘掉帽子以后，千万不能翘尾巴。李佩淋（沈阳医学院教授）说，我们体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不可片面，片面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是两点论，摘掉帽子不等于不需要改造，我行我素是不行的。梁思成说，我认为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忘掉我们的原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虽脱掉了帽子，但还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原籍。周煦良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的知识分子，立场只能算基本上转变过来，不能说改造好了，脱掉帽子后，还要继续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但有少数人对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论点是：
（１）脱帽与否，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作用不大。如荣独山（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说，我看摘掉帽子对调动我们积极性作用不大，因为以前我们也是积极工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由于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感到不舒畅，现在摘了帽子就调动了积极性？杨梚（上海交大教授）、荣独山（上海第一医院副教授）认为，帽子摘不摘都一样，主要是看我们是否真心诚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真心诚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不摘也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待工作都肯做、想做、就是害怕斗争，不敢大胆去做。因此，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领导上对知识分子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愈是信任、干劲就愈大。
（２）帽子是共产党给戴上的，谈不上摘帽子的问题。孙克基（上海妇产医院院长）说，过去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一直是不承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是共产党给我们戴上的，我始终没有给自己戴过资产阶级的帽子，所以也谈不上摘帽子的问题。
（３）感到摘掉帽子不大习惯，不知置身于何地。满涛（翻译）说，我们在所里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对摘掉帽子感到不习惯，认为明确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有了目标，现在突然摘掉帽子。好象失却努力方向了。有的受宠若惊，将信将疑，不知置身于何地。
有些人对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还存在以下一些疑虑：
（１）怕中下层干部不能很好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怕好景不长。卢鹤绂（复旦大学教授）说，广州会议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如何解决，还要看将来。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员干部都是高级干部，中间的一层还没有动呢？可是平常在上面指挥的都是这一批人，他们指挥惯了，一下子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党中央话是讲了，可是下面不服啊！我听旁人说， 次会上有人（指党员干部）对陈副总理讲话中把知识分子称为“人民的、劳动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表示不服气，说“看这一批人（指科学家）干得出什么来？！”，所以我看问题的解决，不在我们，而在党内。
（２）怕将来变、挨整，不能畅所欲言。徐国懋（民革上海市常委）说，两位总理要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我看大家还有顾虑。今天讲以后不会再整知识分子了，但是将来情况变了，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还是要挨整的。“阎王好见，小鬼难挡”，大家就怕这一点。卢鹤绂说，今后怎样？很难讲。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担心现在把我们抬得这样高，将来是否会反过来，反得更凶！？
（３）怕将来拿不出货，帽子还会戴上。陈驹声（上海轻工业研究气工程师）说，摘帽子以后，责任重了，怎样发挥作用，还是个问题。将来搞得不好，拿不出货来，帽子还会戴上的。
（４）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紧箍咒，受不了。张国藩说，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很舒服，但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又象戴了紧箍咒，受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耀眼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更要自爱。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予生活上有特殊照顾，有方便之处，现在换上了洁白的衣服，就什么都不干不成了。如上高级饭馆现在就要考虑一下，至少要少去几次。
来源：１９６２年４月９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来源：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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