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4-21 作者：冯志来
冯志来【冯志来(1936--)，男，浙江省义乌人，原浙江省瑞安县农林科工作人员。他在1957年因不满父亲被划为“不法地主”的错案，加上为报考大学被压制写信给当时来浙江视察的人民代表黄绍竑、章乃器、宋云彬，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
1960年，冯右派分子摘帽后，调湖岭农技站工作。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中，他先是目睹《人民日报》上亩产卫星万斤的谎言，又在回乡探亲时亲历义乌农民饿孚遍野的惨剧。巨大的震惊和悲伤让冯志来开始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出路又在哪里？于是，他在1962年4-6月完成《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两篇政论文章，直送中共中央。冯志来通过这两篇文章提出，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该实行什么样的半社会主义呢？冯志来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不料，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教材。
1963年，冯志来在武警的押送下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16年。1979年，冯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在瑞安县畜牧办公室恢复工作。
1986年5月，为了感谢浙江试行包产到户的先驱，时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在他主编的《浙江合作化史料》上全文刊出了冯志来的两篇文章。尘封了24年的旧作得以重见天日。冯青年时代就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经历磨难之后，这些精神仍闪闪发光。他历任义乌市（县）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第七届浙江省人大代表。中国农学会会员，中国县镇经济促进会首届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
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嘴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
怎么办呢？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我看只能象毛泽东同志早先所说那样：“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精神”才能够继续“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目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没落的总趋势，已在不可阻挡地继续着，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如何运用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毫无疑问，这应该由我国当前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革命活动不应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决不应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要求为基础，而应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告诉我们：社会物质生活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谋得的方式。而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开始。斯大林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马克思也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革命胜利后的我国，是不是可以不从我国的生产力、不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规定我们的任务了呢？是不是可以命令还未充分展开的现阶段生产力提早灭亡呢？是不是可以让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胎胞里成熟以前出现呢？我想是不能够的。滑稽的是我们那些以前曾经很聪明的同志，却把这些几乎连中学生都能够回答的问题搞错了，忘怀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现在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他们已经明白得多了，发表了一些文章，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转变了一些政策，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否已经彻底摆脱了空洞臆想家的地位？我认为还是有距离的。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仍旧还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那样紧紧地约束着他们的头脑。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得可怜的中国。1949年全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占19％，全国钢铁生产量从1900－1949间的49年，总共不过760万吨，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基本现代化”工业。轻工业方面，当时的主要项目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例，虽然中国的棉花产量，是世界各国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纺织工业还不及印度。1947年全国所有纱绽总数为460余万枚，布机总数是5万6千台；而印度却有纱绽1千万枚布机20万台。另外全国农民使用着锄头、木犁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实行手工操作，所以产量很低。过去有人曾经统计，当时中国稻田单位面积产量只及日本的50％、意大利的40％。这就是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生产力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收了所有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建立了全民所有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国营经济；同时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紧接着又开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发展。所以1952年我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由1949年的19％上升到40％，以致初步地建成了现代化工业的基础；农业总产值也达到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不过这并没有摆脱我国工业生产极为落后的状态，更不能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已经在我们这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所诞生的新民主主义生产力旧胎胞里孕育成熟。我们仍旧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工业还不可能为农业提供大量现代化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我们的农业仍旧不得不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农具进行手工操作，我们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占绝对优势，所以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是包含着一定比重，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的社会主义工业；又包含着仍占优势的、落后的、手工操作的农业，所以如果我们将旧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又有半封建小农性质经济称为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
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我们有一部分先进的工业，又存在大量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那么，现时我国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呢？在城市工矿企业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所有制是全民的，它实行按劳取酬，因此它能够和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这里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斗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合作的关系，它的存在是依附于现代化生产的物质基础上的；其次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广大工人的不合理生产关系，目前这种生产关系，虽然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加以改变，但仍存在定息剥削。不过，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还不发达，我国的生产力还很落后，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我们还要利用它来弥补社会主义生产的不足。所以我们前些年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现在允许定息的存在，都是和我国的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但是，以上两种，仅仅是当前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村，是占全国绝对优势的5亿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工人或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如何使这种生产关系和当前的生产力相适应，便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我国农村，自从经过了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消灭了阶级剥削，其生产力已获得了彻底的解放。5亿农民为了摆脱贫困，人人都愿意搞好生产、劳动发家，在生产中表现了十足的自动性。那时的生产关系，是农民以本身劳动为基础，自身占有生产资料，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工人（说国家更为确切）则是通过商品生产来与之交换，以价值法则来指导他们生产，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关系。这就是政治上工农联盟的基础。这种生产关系是和我国生产力状况基本相适应的，所以它能大大推动生产的发展。不过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规模狭小的、经不起天灾人祸摧残的经济，是不可能提供大量粮食和加工业原料的经济，是会产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但也是能够通过协作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它迟早要被社会化生产所代替，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如何改造小农经济，防止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把它引向社会主义，便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由此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阐明工人阶级要教育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生产发展程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这是十分正确的方针。但是近年来，在执行中却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业机器的时候，实行了全盘（不是苏联2/3的全盘，而是100％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了根本破坏，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诡辩所能抹煞得了的事实。
那么近年来是怎样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呢？有人归结成“五风”为祸，我不想多为累赘。我只是想就半社会主义时期、落后的生产力和实行着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来加以讨论。
目前，我们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行评分记工，按劳取酬、按劳分粮的基本政策。农业核算单位的规模，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但是它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还加上按劳分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富于社会主义（其实如社会主义还象我们这样按劳分粮那才叫人笑痛肚子），所以更加深了生产力的落后与生产关系“先进”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是农村中劳力多的农户，抢先获得了劳动的机会，取得了劳力少的、多子女的农户相当重要部分的劳动权利、以致使后者陷于饥饿或困难状态，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高利贷剥削和阶级分化；另外建筑在低下物质生产水平上面的农民私有心理和需求大公思想的集体化生产，发生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当前农村的主要情景。加上政策允许扩种自留地，又带来集体生产与个体生产之冲突。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耕地面积不过15亿亩，每人平均还不到3亩，根据现在生产力状况，要解决人们起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农村里土地几乎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归谁使用，便是矛盾的焦点。解放前，封建地主利用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用锄头挖出来的那么一点点起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受饥挨冻，但终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爆发了土地革命。土改后农民掌握了土地，这个矛盾得到了统一。生产力于是开始展开，但是我们生产当中最主要的因素依然还是土地，土地仍是农业当中所有生产资料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是当前农业生产当中最有决定性影响的东西，每家每户都希望保持那么一份土地，这是他们衣食之根本，生活之源泉。而劳动力、肥料、农具对于目前中国农民都属次要的、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第一：中国农家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正劳力和若干辅助劳力，加上耕地面积不多，所以即使吃口多的农户，也不致发生很大的劳力不足。例如一户五口之家，至少总有一个正劳力吧！而按全国耕地平均，他们只能获得10亩土地，这是不需要化费很多劳力的，除了农忙需要变工互助之外，平时连半劳力也可进行管理；第二，中国农村主要肥料来源是人粪尿和厩肥，一般农家都可以自己安排；第三，当前农村主要生产工具是锄头、扁担、水车、木犁、耕牛至大不过抽水机，一般农户都可以添置，其中比较困难的耕牛，历史上就有代耕的习惯，抽水机之类可以联合购置。所以都不致发生很多困难，更不会发生生产工具占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惟有土地作用最大，因为每个农民在其土地上所生产的粮食，除了国税和征购部分，留下来的就是仅有的一分标准极低的生活资料和用来简单再生产的一些成本，如果说有剩余，也是微乎其微了。假如现在有人多种了土地多获得粮食，另一部分人势必减少收入，以致难以维持生活，所以问题是最清楚不过了，如果实行土地集体使用，实行按劳取酬，劳力多的强的农户，就等于多占有土地，夺取别人的饭碗，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岂能不引向尖锐。另外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前身是农民，中国革命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都是穿上军服的农民，中国知识分子也大多出身农村，中国手工业者更直接依附于农村。他们出来做工、出来革命、出来当兵、出来教书，他们的家属子弟大部分留在农村，他们都要吃饭、都要穿衣，他们的劳力都不是那么强，他们都需要占有分内的土地，他们都是基本上有能力经营自己土地的人，而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按劳分配，他们就不得不和农村强劳力竞争，其结果当然不很妙，因此吃饭就成问题，这样岂能不影响工人、干部、士兵和教师吗？也许这里有人说，我们的政策，除了按劳取酬、按劳分粮之外，还有加照顾的一面。是的，但那仅是政策而已，至多只能发生一些法律上的效力。试问：农村中占优势的是劳力强的还是劳力弱的？农村中领导成分属劳力强的多还是弱的多？例如有这么2户农民一家7口、一家3口，3口者有2个劳力，7口者仅有一个正劳力，如果让他们开会，决定一个利害问题，能够有表决权的孰多孰少？我想3口之家无论如何是不会吃亏的，家口重者难免要受排挤，这难道还不很明白吗？何况问题不止于此：实行“先进”的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经营管理办法，需要数以百万计的管理人员。单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就不知要多少，据我所知有的生产队干部误工占整个化工的7％，多的达10％。你看原本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已经极其低微，再叫他们负担这么多人的生活费用，哪能不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生产队的经济权由少数人掌握，在我们这种人人为最低限度生活操心的时候，怎能不产生贪污之类的弊病，即使是真正没贪污，农民也不大放心，所以又怎么不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情绪。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化之后，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集体，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依赖情绪，那种建筑在物质水平低下上面的自私心理，大大障碍着集体生产的发展。例如对公物不爱护，热衷于获利工分，不注意生产效果等等都是和集体生产所要求的，建筑在物质水平很丰富上面的大公思想相对立。何况农业生产又是非常复杂多样的生产，它要求人们普遍的、无时无刻的专注。如果生产者事事惟工分出发，而不注意劳动效果，那又怎样谈得上发展生产呢？其次目前政策允许农民扩种自留地，想以此来弥补当前生产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可爱的想法，当然也是一种比较开明的措施。可是它除了测验了一下民意之外，就显见得不够明智了，为什么说它是比较开明呢？因为它不同程度地缓和了一部分农民饿肚子的矛盾。为什么说它测验了一下民意呢？因为农民包括了一些干部和工人，对自留地都很感兴趣，十分乐意在自留地上劳动，而这种自动性正是发展生产力所十分需要的，它雄辩地告诉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又为什么说它显见得不够明智呢？这是因为：第一，自留地好比吸铁石一样将农民的兴趣吸引到她身上去，从而分散了农业生产的肥料和资金，我们知道我们的肥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本来应该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到最好的土地上，但是规定了扩种自留地政策之后，农民挖掘了荒山野地，将很大一部分肥料和资金投到这上头去，究竟将仅有的这点成本分散用好呢，还是集中用好？用在熟地上好还是用在荒地上好？我想农学家是能够作出回答的。第二无限制的开荒扩种，破坏了草地、林地、耕地应有的比率。农民说这样下去，粮食也许多了点，柴草可没得烧了，这究竟是保持水土还是破坏水土？我想是破坏水土。有的人动口就把经济危机归结为自然灾害，我看这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何况很多地方见缝插针遍地垦植，连牛羊也在发愁苦恼。第三，劳力不足地区，本身负担沉重，现在又多了一个包袱。第四，土地少的地区无地可垦也无地可分此种办法也就行不通。由此可见，分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扩种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既然目前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如何自觉地来加以调整？农民说：“应该包产到户”。我认为这确实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们说这完全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实“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是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化前提下（我想可以这样说）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我看这些动不动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同志，大概是被资本主义吓得昏头胀脑了。
那末，我们所提的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能够为农业提供大机器，所以它的小商品生产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其生产力的后面，它“本性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业、科学的进步和应用。”但是我们的生产力，却还没有能力为农业提供机器，即使可以提供一部分机器，使用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水田机耕问题，客观上没有集体经营的迫切需要。
第二，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农业与资本主义社会小农业，是一种剥削和竞争，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其大农业由于广泛使用贵重机器，生产率比小农高许多倍，加上大农业能得到资本主义协作和分工的一切好处，如产品销售、信贷等等，所以在自由竞争中，小农难免破产；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又通过商品来对小农进行剥削，所以阶级分化不能不愈演愈烈。但是我国却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拥有自己的、全民所有的、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国营经济和小农经济不是剥削和竞争的关系，一方面国营经济属于全民所有，所以大工业、国营公司、银行、铁路，非但工人阶级有份，5亿农民也人人有份。农民支援了国营经济也就是支援了自己，另一方面因为国营经济性质是全民的，它就不能不回过头来为自己的大多数主人——农民服务，它得通过各种形式，根据自己的可能来为农民提供农药、肥料、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甚至生产资金。
第三，资本主义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里，小农往往受到地租剥削，所以土地所有权就和土地使用权分离开来，大大挫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土地的私有，就可以自由买卖，如果小农遇到天灾人祸，就可以出卖土地，这样一来他们以后的生活就失去了依靠，就会难以避免地出现贫困饥饿。至于我国土地所有权几乎成为国有，至少也是集体所有，我们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毋需什么地租，也不会出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矛盾。如果部分农民出现天灾人祸，也可以由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银行、自己的信用社来加以帮助。他们没有必要出卖土地，也没有权利出卖土地。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有着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商品生产是落后的，不可避免地要通过阶级分化然后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吞噬。而我国的小生产是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的，没有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领导的小生产。它完全可以通过繁荣发展逐渐联合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中去。它可以避免阶级分化，它可以克服天灾人祸所给予其中少部分人的困难，它不会与当前的落后生产力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能够调动全体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
不过这里有的同志可能又要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没有合作化，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业、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这种讲法究竟站不站得住脚？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不错，苏联的工业化是没有离开农业集体化去孤立进行的。
但是俄国革命前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之后也是先在新经济政策下实行工业化的。到1927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到42％，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感到小农经济的落后，才感到谷物的不足，才产生必须在农业方面过渡到能运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把谷物业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到1929－1930年间展开的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业已发展到能够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了；其时苏联的工业比重已占国民经济的52％，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仅占各出产谷物区里总农户数的40－50％；1933年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70％，但是直到1934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才占总农户数的75％，当时他们在农业工作中，使用了28万1000架拖拉机、32000架联合收割机。所以他们的工业化才是真正没有离开农业合作化去孤立进行，才是真正有计划、有领导地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去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很低的矛盾”；才是真正没有离开物质基础去胡作非为，这才叫做“因势利导”，而不是“凭空起跳”。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应农业使用的现代化运输工具的生产……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但是难道我们已象苏联那样工业化了吗？如果没有，那么工业化应该怎样化起来？难道先要集体化生产而后才能工业化吗？那么集体劳动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不会工业化呢？我看世界上还没有产生过不先依靠小生产的积累而发展起现代化工业来的实例，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点也是小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起点是资本主义加小商店生产。难道我们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母胎里诞生出的国家，可以否定这个客观真理？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走得太快要跌跤，饭咽得太快要梗阻，但是我们的同志，却连这么一点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
我们研究了我国小商品生产的特征，明白了它不是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的社会基础，而是能够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制度。
我们温习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明白了我国目前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没有完全形成。
我们研究了我国当前的生产情况，明白了生产关系仍旧障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农村中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也叫做“包产到户”的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的独立活动，建设既有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又有在国营经济领导扶植下和社会主义经济互相协作的小农经济底半社会主义。
我们主张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从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现在也好不了多少的物质基础出发，也就是从一穷二白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全体劳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加速恢复近年来人祸天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完全是为了抑杀当前农村高利贷芽头，防止阶级分化；完全是为了孕育已经受了社会主义之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产生的这颗半社会主义结合子。绝不是象有些人吓唬我们那样，说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少数人打注意。”相反地，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是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所绝对必要，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所绝对必要的，是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所绝对必要。
但是，我们主张建设半社会主义社会，主张坚决退却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全盘否定集体化呢？不是的，相反地，对于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地区，如人稀地多已有条件实行机械化的地区以及连年确实增产，群众自愿集体生产的地区，非但不应该“包产到户”而且还要加强领导。即使实行小商品生产的地区，也要保留和发展信贷合作与农忙变工互助；还要解决大农具如抽水机之类的集体购置、水库等的集股修建等等。但是我们始终认为集体化的程度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依据，它必须经过小商品生产的孕育，成熟后才能临产。一个接合子，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婴儿，它必须通过细胞分裂，通过必要的积聚，然后一步步变成肠子、皮肤、肌肉、骨骼直至五脏六腑俱全了才能脱离母胎而临产。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有条件变肠子就变肠子，有条件变五官就变五官，也要通过量的积聚过程，才能正常发育，变得太快是不可能的，阻止它的发展也是不成功的。
有的同志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当前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它可容纳目前的生产力，又可容纳社会化的生产力，还可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这真是荒唐透顶。我们知道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有着本质不同，而本质和内容决定形式，这怎么可以共通呢？当然里面有着继承关系，前后也有相似之点。但那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如果象他们所说那样，父亲、儿子、孙子不是仅需一个名字一个躯壳就够了！本来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共产主义性质的形式，只是我国人民所想象的将来临产婴儿的模样而已！要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衫，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杀鸡取蛋也是要不得的啊！
总而言之，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口口声声讲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口口声声讲群众路线的同志，不应该忘记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人民群众自己救自己。”我们也不否定英雄和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正如联共党史所叙：“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英雄和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却竟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胡作非为，俨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由于他们正确地了解了我们以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现在还要进一步去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条件，看清楚中国的天，继续正确的引导人民前进！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希望拿这个标尺来衡量一下工作。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贯彻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国民经济有些好转也是事实，但这只是相对的好转，绝不能沾沾自喜！同时周总理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十大任务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发扬民主努力造成、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都是中国人民当前迫切要求的。但是如何来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何才能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就离不开处理好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尤其是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农村中的生产关系。
近年来，我们已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是伟大的成绩，它今后将对整个国家的建设起重大作用，但切不要把功劳归结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上面去。这应该是土改后经济繁荣的结晶，是农民（基本上是农民）使用了所有的积累，甚至是生活资料和简单再生产的成本所换来的，是带一些病理的畸形的色彩发展起来的，是牺牲了很大一部分农业而发展起来的，是剥夺农民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正确与否，人民最能识别。那种人民不能从自己亲身实践中感受到正确的理论，是没有力量的空洞的理论，因此就不能掌握群众，即使目前暂时占统治地位也无济于事。人民群众还是按自己的判断在脑子里打圈圈。所以它只能增加混乱，助长情惰性力量，更不可能出现生动活泼的空气。而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的理论脱离了实际，犯了一些错误，当然是不奇怪的。我们不怕犯错误。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就要承认错误。彻底地检查产生错误的原因，坚决地改正错误，这是聪明的办法。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总之，目前国内外形势，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犹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人都应去冷静地想一想，究竟什么才是真理。
1962年4月21日于瑞安湖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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