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5-10 作者：杨伟名, 贾生财, 赵振岗, 樊印山
杨伟名、贾生财、赵振岗、樊印山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陕西农村更是“人困、马乏、地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作为生产大队会计的杨伟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的生产生活打交道，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各种实际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同生产大队干部交换了意见，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深思，又写了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万言书，由杨伟名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个共产党员署名，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中共户县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来信。针对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一句话语，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杨伟名在被迫作检查时，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
这些文字让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并最终迫使他走上绝路。他只活了不到46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共户县县委为他平反。杨伟名因其“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
参加农村基础工作，己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式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出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尽。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迭之处，所以然者，旨在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这篇“怀感”所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翼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性”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后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及个人，作为研究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
兹将“怀感”所及分别记述于后：
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且当时真按照这样的观点去作，不但当时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目前我们己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调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频子破碎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我们连篇累版的再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 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另有专题）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作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佳，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医生对病者的诊断过程：始则“望、闻、问、切”，进而分析，研究对病情作出诊断，然后“处方”以治之。当处方将用未用之前，“处方”的效果，尚属医生估计分析的“可能性”阶段：而处方的真正有效与否，须依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如何以为断。将处方未用前，仅属“可能性”的效果，过早的当成“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妥当的，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与“痊愈”，才是“处方”有效的验证，反之则反矣。
当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反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于是对病患者的论断治疗工作，直至病情痊愈而后至。
同理，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并且估计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克服当前困难的措施应用和调整，则要到困难得到彻底克服而后止。目前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三大政策”……等，不能认为是克服当前困难应用措施的最后一步。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又会觉得涣散无力。看来勒紧“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混身都捆起来，那就即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只一条”而外，而缠在腰里的“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混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按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如人身的手足，无人身、物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其理多为明显，毋容赘述。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一九五四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产品”的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浙消耗然。（这与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必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当逐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日浙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一、“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脱节”现象。二、农业的影响：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业群众“单干”的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有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在这种“单干”，其所以不能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可以私有，既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看：（1）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2）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量过怯。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的存在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按：“新的”“单干”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要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等到机械、操作机械的人、群众愿意走向集体的倾向、自然形成“合格”的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处愿，生产是会搞地的，如在全作化时虽说“入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止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据医生朋友们谈：人所患病症中，有所谓“并发症”即如患“麻疹”引起“肺炎”，患“急性高热”引起“脑症炎”——昏迷、抽风等——以上后者皆为“并发症”。又据谈前者病之“本”后者病之“标”，治疗之道以治本为主，“标”则兼而治之。把这与克服当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比较，道理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工作中的存在困难是很“严重”，而这严重困难的造成，自有其根本的“渊源”——“病之本”。而目前存在的诸如“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而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丧失信心”、“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浅”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对于这些存在问题的如何设法消灭，则属于兼而治之的事，要希望问题能够尽快的获得“根本”的解决，那就只能是“探索渊源”而治其“本”了。
现在进一步我们要问：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而克服的根本办法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多所引证，只就“过”与“退”二字略作申述：
所谓“过”与“退”者：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还退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方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几年来，总的形势我们是在“退”。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退了几里？还需再退几里？这是我们所要提出进一步共同讨论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四九年解放起到五五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的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民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浙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象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这犯了客观规律”。
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自愿的愿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治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五八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此在工商企业各行，还大力的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从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致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出“走后门”这件事产生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一、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利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女子”与“贪花浪子”欲求不沾沔、是不可能的。二、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生活需要为度。
这样以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去随着想应减少、以至消灭。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他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按国家统购政策，一类物资是不许上市的。但就目前形式看，一类物资“自由交易”的行为，已成普通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对一些领导同志来说，也是很清楚的。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竭尽全力采取严厉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尤其春荒时期，粮食的困难程度更为加深，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不合法”的一类物资“自由交易”行为，才能以公开秘密的形式，普遍出现，并一直存在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馍、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了。
按目前国营集体经营的食堂等行业的供应状况，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正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样难到还有什么坏处吗？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我认为“投机倒把”是“大利”中的“小弊”，就象因为“抱小鸡”才发生 “ 鹞子捉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 入春以来，户县市场管理工作中，曾有过几次大收，——包括膜、肉、蛋等。其结果，除了引起群众一片怨声，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并且在所收东西（馍、蛋、肉）等的问题的处理上引起群众的种种怀疑和不满。
据说，毛泽东同志在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订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中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二件小事谈起。
今年三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的具体手绩如下：一、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二、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交大队。三、因蛋价低，社员销蛋不踊跃，组织干部作思想动员工作。四、大队干部称收各队送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付红糖半斤；五、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九斤，并叮咛发给各队；六、按粮、糖、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七、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的粮、款粮为几两几分，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九、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需写书面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十、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十八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繁琐”了！而目前这种“繁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酸青颜料六包计六市斤。全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想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鸡蛋的一位同志谈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价”，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不仅止“何妨”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规”，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者购之。以上所虽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往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的。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的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通过加工整理，作出决策，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为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那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实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反“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中压制“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迭”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才能不断的“集中上去”又不断的“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而言之，“群众”“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订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从以上情况看来，“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订与贯彻国家政策的唯一关键。于是：“广开言路”、“调查研究”“重视群众反映”、“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就显得万分重要了！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领会问题简单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制中制’呢！”
从字面上讲，他们倒象没有说错，但以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度去了解，就会觉行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既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的结合，或“折中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论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两三年来，先后提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十六（各级党委）份数计“三十一”，圆满作复者“五”泛泛回复者“六”，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对此虽然遗憾，然一转念间，亦不甚介意：而最可令人深思者信之不复，对群众建议之口，复之了草，令人民热爱集体之心，素言“密切党群关系”于此之作，岂可得乎！又次，“气可鼓而不可泄”实泄也，非“鼓”也！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默默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乎？究何属不得而知！仅此提出，引起注意是幸！
“前言”一节，尚有余意未尽，兹随释于后：
（1）“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 ，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2）第二节中：“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份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谈，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述然上。
（3） 六节中，“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两句话是解放后合作化前，我们所提出的，但就目前农业生产水平看，“老话重提”，还是很适用的。
中共陕西户县城关街七一大队支部杨伟名 贾生财 赵振岗 樊印山196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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