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6-30 作者：冯志来
冯志来【冯志来(1936--)，男，浙江省义乌人，原浙江省瑞安县农林科工作人员。他在1957年因不满父亲被划为“不法地主”的错案，加上为报考大学被压制写信给当时来浙江视察的人民代表黄绍竑、章乃器、宋云彬，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
1960年，冯右派分子摘帽后，调湖岭农技站工作。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中，他先是目睹《人民日报》上亩产卫星万斤的谎言，又在回乡探亲时亲历义乌农民饿孚遍野的惨剧。巨大的震惊和悲伤让冯志来开始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出路又在哪里？于是，他在1962年4-6月完成《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两篇政论文章，直送中共中央。冯志来通过这两篇文章提出，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该实行什么样的半社会主义呢？冯志来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不料，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教材。
1963年，冯志来在武警的押送下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16年。1979年，冯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在瑞安县畜牧办公室恢复工作。
1986年5月，为了感谢浙江试行包产到户的先驱，时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在他主编的《浙江合作化史料》上全文刊出了冯志来的两篇文章。尘封了24年的旧作得以重见天日。冯青年时代就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经历磨难之后，这些精神仍闪闪发光。他历任义乌市（县）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第七届浙江省人大代表。中国农学会会员，中国县镇经济促进会首届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前些时候写的《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的，都是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从来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弱的表现，不是老实的态度。再则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目前的困难关头，人人都应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挑的多少尽管受各人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但是有义务去挑，这是肯定的。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的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的读下去。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所反映的5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错误自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后开始，发展到1961年贯彻60条时，才开始在悬崖面前勒马。但至今还没有下马，所以完全有必要加以继续清理。
首先，“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否定了生产关系必需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过分地强调人们主观愿望与上层建筑的作用，把片面的相对真理扩大为全面的绝对真理。虽然也提出了“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之口号，但是不知道所谓准备，最主要的是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借以依存的生产力，而仅仅局限在所谓“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以及“全面规划”、“训练办社干部”等等上面。强调农民要求改变“一穷二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忽视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就不承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我国）的缓慢性、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违背了列宁关于消灭小生产者“只能用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者的工作，来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的教导。虽然提出“自愿互利”的原则；提出农业合作化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口号，可是却把真正这样做了的同志当做小脚女人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称为“富农路线”。而且唯恐尚未临产的大工业在娘胎里冻死，因此就把母亲身上仅有的衣服剥下来改作童装，结果冻坏了娘身也抑制了胎儿的发育。所以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即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增长，其中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增多与改善；不承认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还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前面的原理。因此就把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十分冒险地引向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前面去了。这就形成1956年的全面合作化。促进了1957年农村闹事。不幸的是，在事实面前，不引以为戒，反而把闹事全部归结为少数人物的掀风作浪，全是地主富农的阴谋复辟，全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因此那种主观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就更加强起来。通过所谓全民整风、反右斗争、打击了不同意他们主张的干部群众；完全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由于政治上的得意，更冲昏了头脑，因此“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好大喜功”等唯心主义的错误东西，都得到了鼓励，从而形成了所谓“大办钢铁”“大跃进”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社化”运动，在高速度的口号下，用残酷地剥夺农民的手段，脱离实际地来全力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科学文化等等；认为群众要“大干”不要“小干”。从而根本上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致出现了一种与愿望适得其反的效果；“大跃进”成为“大跃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竭力吹嘘与事实相反的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不朽的成绩。在“庐山”会议上又掀起新的所谓“反右倾”。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以无情打击。他们迷恋于他们所造成的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功德”；迷恋于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动听的名词；迷恋于歌功颂德，而把所有的逆耳忠言都当作敌人的诬蔑。他们空洞地提出农村中8小时工作制和2小时学习制及建设园林化新农村等等，但实际上不合时宜和脱离群众，他们虽然说过：“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需首先热心于我们的生产力……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但是却不愿意首先热衷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事先急急忙忙地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甚至于是带着不少共产主义萌芽的“社会主义”。这样“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已）大大降低共产主义（更直接的说是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这样也就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为地导向尖锐，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和实质。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定一切。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小食品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向上，是对的。所以即使犯错误期间，也并不是什么都错了，相反地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虽然中国人民由此所付的代价是惨重的，但它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2、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正常有效的，确确实实地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大步。
3、集中了小农的土地，使土地所有权发生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变化，有利于农村通向社会主义。
4、他们的实践活动告诉人们：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好大喜功、冒险狂热……等等是要碰壁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村，中国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农业问题，这已经是没有分歧的了。所以要研究左倾路线是否真正下马，仅仅满足于这样一二句话上面，或者满足于从城市的局部来考察问题，是不够的。因为看问题要从本质和主流着眼。何况我们这些十分“左倾”的同志，在城市里除了已经下马的几个大办之外，对其中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什么左倾的行动，资本家不是仍旧过着有饭吃、有工做、有衣穿、有书读、有定息等生活吗？当然这也是无可责难的，只是它告诉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投向农村。
那么为什么说“左”倾路线在农村还没有下马呢？
首先，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的悬崖面前，仅仅知道像“五风”这样的野马，把他们送到危险的边缘。而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跨上野马，摧动坐骑的正是他们这些“英勇”的骑士和他们手上的长鞭。现在，似乎换了一匹驯良的坐骑，但骑士们的“英雄本色”依旧不减当年。他们满足于马儿的变换，无视于征途的正确与否。至于他们究竟是认为转换方向有损于他们的尊严呢？抑或是新的仙马能够帮助他们腾云驾雾、飞过悬崖，到达共产主义彼岸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首先在行动上，他们仍旧否定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普遍真理，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缓慢性和不平衡性，不论山区、不论平原、不论先进、不论落后；不论物质基础如何，不论群众意愿怎样，依旧千篇一律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坚持队为基础，按劳分配口粮加照顾或者三包一奖，本质上不允许有任何修正和改良。因此农村中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连年遭受人为破坏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不能不继续尖锐地发展。其具体表现我已在《半社会主义论》一文中讲了，现在不妨再着重说一说：
1、建筑在小生产水平的，低下的物质基础上面的农民私有心理，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思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使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的自愿劳动、对劳动感兴趣的劳动者，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由于农民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采取现行政策后，农村中劳力多的农户和劳力少的农户之间，存在着很难克服的矛盾，它非但影响工农联盟、影响到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影响到国防（因为工人、干部、士兵、知识分子大多数家属都在农村，多数是缺劳力户），而且它和地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就成为产生阶级分化产生剥削的根源。
人民要求对与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主张在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里面，实行“抓两头，坚守可以保持的社会主义阵地，打击投机倒把、消灭剥削行为，全力调动广大中间地区和各中间阶层的劳动积极性，根据他们自愿实行“包产到户”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步伐，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成分，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使人民公社既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和因素，又有占很大比重的小生产成分的半社会主义公社；使整个社会成为既有全民所有的、主导的、能够操纵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又有在数量上小生产暂时占优势的、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农业，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半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社会。
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性，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之物质条件或物质条件已基本成熟之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分田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
这样，我们既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所以就能够巩固与壮大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能够找出农村中赤贫户的出路消灭产生阶级分化的根基，就能够为社会主义恢复名誉，就能够把全体农民的注意力真正地吸引到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同时我们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并不排斥在这些地区发展某种集体因素，象修水库、购置抽水机之类，所以也不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阵地，而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村中广大中间阶层劳动积极性，又能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就能够真正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包产到户”却受到猛烈排斥和攻击。虽然它的正确性已在安徽等地经过实践证明，虽然它受到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是我们的反对派却始终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一种方向性的错误。这真可谓顽固不化之至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维护新经济政策的一段话吧：“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斥私人资本。可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它是从一种不正确的假设出发的，我们这里现在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就是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怀疑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本质……。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不正确的数字。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对于中农是我国农村中的中心人物这一点特别健忘。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过低估计中农的比重，……也只有用这种假设，才可以‘论证’‘新反对派’那种不相信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其实，现在在我国发生的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单向过程，而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双向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矛盾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克服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
只恢复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至少因为我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和信贷业由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着。
农村中的分化不可能象先前那么厉害，中农仍旧是基本农民群众，而富农不能再有过去那样的势力，这至少因为我国土地已经国有化并禁止买卖，而我国的商业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农的剥削企图、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消除农村中两极对立为目标的。至于我们现在和富农的斗争，不仅是按照老的路线即按照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的联盟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反对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条路线去和富农作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这件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反对派滚到……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虽然与目前我们所主张有所区别，但是斯大林这一席话，却正好比对准我们目前的反对派说的一样，我想毋需补充和解释，它就完全可以驳倒我们的反对派了。
但是反对派可能还会攻击我们是修正主义的生产力论者，但是生产力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自发论，是经济唯物主义，这难道和我们的主张有丝毫共同之点吗？经济唯物论者庸俗地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经济或者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不应该争取阵地，这当然是荒谬的：正好比认为鸡蛋不需要温度就能够自发变成小鸡一样荒谬。而我们的反对派却无视经济或者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只要有能变成小鸡的那种趋势，即使是从母鸡肚子里解剖出来的软壳卵也能够孵出小鸡来，这难道也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反对派却看不见我国经济的独立性，虽然他们知道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大国，虽然也知道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但是他们始终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济前提熟视无睹。如果认为我国现阶段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从而不去加强实质上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去巩固发展全民所有的，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社会主义工商业，不积极稳步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任其自然发展，那是错误的主张，是和我们的态度势不两立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主张采取改良主义的策略，采取“迂回前进”的策略，采取向非无产阶级让步的策略。只是应当知道，“这里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即在这种情形下的改良，是从无产阶级政权方面出发的，它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给无产阶级政权必要的暂息时间，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阶级。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品”（斯大林）语，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以十分革命的词句吓唬群众，不从当前实际出发，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缓慢性、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企图一个早上解决问题的错误做法。
左倾的错误，已由事实的法官，作出了公正的判断。今后何去何从，应该十分明确。怎么办？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清醒过来，踏稳脚步，引导人民继续前进！也只有这样，全国人民才会真正从内心山呼万岁。但是如果不愿意拉下小资产阶级所恩赐的那块遮羞布，仍然疯疯颠颠尽做些愚蠢事，中国人民是不会许可的，因为他们要吃亏；人民的敌人也不会许可的，因为他们就要乘机来捣乱。我们呼吁全体共产党员，全体革命同志，马上行动起来，敦促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从速自觉地自上而下地、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转变态度，采取真正的无产阶级策略，放弃一切偏见。
我们相信，在这困难关头，有着光荣革命历史传统，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断然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也相信在维护人民利益这个最高原则之下，一切革命者的私人利益、革命集团间的局部利益，都是可以委曲求全的。让我们踏着整齐坚定的步伐，在团结的、马列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奋勇前进吧！
1962年6月30日于浙江瑞安湖岭区农技站
“半社会主义论”于1962年4月底赴京亲自送交中共中央，“怎么办”乃邮寄中央、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
据我所知以上二文曾由当时温州地委第一书记张一樵同志批示印发常委，所以曾有一个打字本。另外温州地委党校为了批判曾翻印发给学员，但据说回收后立即焚化；瑞安县委搞了一个油印本。现存浙江省档案馆中，是一本打印稿，去年瑞安县组织部门从中抄回来一份。我是从中转抄的，因为原稿经过文化革命劫洗，可想而知无法存在的。至于它在北京的命运那就更渺茫了，只听说在全国青年什么代表会上，把我当作反动青年典型加以批判，另外中央责令温州地委开展批判，这是我自己知道的。围剿，剿了！帽子，戴了！充军，充了！18年过去了！人还在，文章还在，多么值得庆幸！但是今后它有否存在的意义？那就不管它了。
1980年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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