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3-9-0 作者：中央公安部
中央公安部“X”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分子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和孙经武(军队后勤部门某部负责人的儿子)等组织起来的。参加的还有郭世英和叶蓉青。他们原是北京一○一中学的同学，后来分别升入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一九六一年底以来，他们就经常聚会、通信、传阅反动书籍、偷听反动广播、交流反动观点。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秘密办一个“X”杂志，从此“X”集团就形成了。一九六三年五月“X”集团被查获后，他们交代：组织“X”集团是为了“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不满，扩大影响”，“追求绝对真理”。孙经武还说，X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他们为了扩大反动组织，还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年，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干部子女六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四名。
这个反动小集团进行了下面这些活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们在张鹤慈家里共同研究，向缅甸或香港逃跑，确定在暑假期间行动。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谋逃跑，确定先到杭州，然后同去广东，伺机逃往香港。孙经武曾表示，“出国是为了推翻共产党”。
“X”杂志创立前后，他们写了很多反动文章和书信。据已经查到的就有文章二十五篇，信件九十四封，内容十分反动。主要是：
反对共产党。张鹤慈说：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阻碍”。孙经武说：“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它既然是建立在骗局上，骗局揭穿，就会结束这一切”。
反对社会主义。张鹤慈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本质一样”。孙经武说：“中国言论、出版不自由，看书、听广播都不自由”。郭世英说：“我们的理想从来没有符合过现实……我只能向社会大叫，你们看看，这是你们的产物”。
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张鹤慈说：思想改造是“对有思想、有性格的青年的压抑”。孙经武说：“大跃进与人性要求绝然违背，充满了野蛮的悲剧”。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冥顽不化”。
反对马列主义，赞扬修正主义。张鹤慈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辩证法是胡说八道”；“战争是两支军队、两个国家的集体自杀”。孙经武说：“对于马列主义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对的理由，修正它甚至推翻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是新时代的历史要求”；“中国只有两个出路，或者被消灭，或者走赫鲁晓夫的道路”。
说父母的革命信仰不能当“传家宝”。孙经武在写的文章中，对自己的父母极尽丑化和卑视，咒骂他的父亲是：“植物性的生命”，“头脑是一个虚伪的实体”，“理想只是两三个空洞的教条”，说父母的信仰没有分毫价值，不能当作“传家宝”。
张鹤慈从小受张东荪、和他父亲张宗炳这两个美国间谍的教育影响很深。张东荪经常教育他：“看什么问题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什么主义都应该看看，马列主义太肤浅，和别的主义比起来，象水和酒一样，什么味道也没有了”；“现代西方的学术流派大有道理”等等。还给他讲述“人民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反动哲学。张鹤慈读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它反动书刊。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什么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什么都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政治宣传”。
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就逐渐反动。张鹤慈曾经对这个集团的成员散布了许多反动的思想观点。
张鹤慈首先向他们推荐的是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小说，他们被里面的“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抱负、人性论”所“深深地打动”。随后，张又向他们介绍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资本家宣言》等反动书籍，使他们认为“人是利己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他们还在一起看了一些修正主义的书刊，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爱伦堡文集》、《山外青山天外天》等。
张、孙经常收听美国、台湾和修正主义的广播，并向郭、叶等传播。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广播、报刊是“灌输信仰”的“政治宣传”，不合他们的口胃，反动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报导客观”，跟他们的观点一致；美国人“百分之八十有汽车，百分之四十有电冰箱”，美国经济在发展，证明“帝国主义制度是进步的”；美国大学生可以和主要官员辩论政治问题，说明美国有“民主、自由”；美国有各种艺术流派，是“学术自由，重视天才”。
孙经武交代，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就很好，要什么家里给什么，在中学手表就换过几次。在部队当兵锻炼不到一年，家里去看过几次，有时还带着高级点心、糖果。他从小就有浓厚的优越感，总想作个大人物。
对这个反动集团的成员，现在已经分别作了处理。张鹤慈、孙经武二人已被送去劳动教养。
来源：《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中央公安部编，1963年9月，绝密文件。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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