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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主儿子的复仇日记

日期:1963-1-26 作者:新华社

新华社

新华社昆明讯 最近,记者在丽江采访时看到一个地主儿子写的三本日记。此人叫赵文郁,白族,今年二十六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三区金江公社人。他的父亲在土改时被斗争过,后来病死,母亲被劳改过,现由群众监督生产。他本人1953年在高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参加劳动。这个在解放时只有十三岁的地主儿子,对新社会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从1962年初到1963年1月,写了三本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他系统地表达了反动地主阶级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思想感情。

诬蔑和反对土地改革运动,为地主父母翻案,反对在农村中划分阶级。

在回忆到土地改革运动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土地改革这些运动中,有些人确想消灭剥削阶级的肉体,将咱们这些无辜的小孩都灭光。但后来没有灭光,又把咱们视为缓期死刑犯一样。愿杀便杀,愿打就打,生活处于无比残酷的过程中。但是新的当权派又登上了旧时剥削和压迫阶级的老台,是旧社会当权派的继承者,而我们又成了‘无产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对革命的要求,比‘旧无产者’更为彻底。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希望有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社会,非要更新的革命政党不可。”

接着就为他的地主父母翻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父亲逝世十来年,我都处于饥寒交迫、形势动乱的时期,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来上坟。今天来到这里祭我的父亲,心中自然想起了你父亲的平生事迹。眼前现出了他在世的面容,他是我地的名医,专门治病救人,但是在社会改革中,将他当为恶霸看待,暗无天日的毒打,送他终身,冤死了我父亲,进一步要来冤我,想使我也和父亲同归于尽,绝根断苗。想起这些事情的经过,觉得甚是悲惨,怒气填胸。但是,悲与怒相结合起来,融成了坚定的志向,认识到今天的新敌人的毒辣,胜过旧社会恶霸惩穷人的毒辣手段。所以我今天眼光更是雪亮,将敌我分得一清二楚。”

关于他自己的阶级成分,也强烈地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地主(家庭成分)究竟从何而来呢?就是因为我在幼小的时期过了七八年地主生活。我从十五岁起就自食其力,直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受尽一切的痛苦,比过去穷人受地主的压迫可能还深万倍。过去受气只是受气,不戴什么帽子,穷就背穷的名。而我呢,一无所有,却要戴地主的帽子。”“还要受政治上的歧视和种种压迫;将我视我封建主义的老根来专政……这就是我的一生中不能忘的血海深仇,是万难容忍的。”

攻击党,诬蔑三面红旗

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祖国的命运由共产党来掌握,搞来搞去成了世界上孤立的国家”。“为什么年青的中华儿女也与共产党有成见,到底我们是革命的死对头,还是共产党本身是马列主义真理的死对头,这得从根本上来分析它”。

赵文郁从仇恨党扩面到仇视党的三面红旗,他诬蔑大跃进是“暗无天日”、“开倒车”、“遭到失败”。他在日记中说:“暗无天日的空气,罩在三年的跃进过程中。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纯的青年的迫害更是层出不穷”。

赵文郁的反革命人生观

从对革命不满,到仇恨党和社会主义,最后,赵文郁更确定了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的反革命人生观。

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今天这些敌人(按:指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他们还披着革命的皮,借革命的名义,大肆欺压劳苦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剥削者的后代。非实现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可。这个愿望的产生是和我的少年时直到今天的痛苦经历分不开的。”“这使我产生坚定不移的再革命思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生可贪的,有什么死可怕的。”

赵文郁的所谓“再革命”(即反革命),矛头指向谁?指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指向党。他的日记中公开宣称:“有些人想当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人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所谓干部之类。这种人就是最危险的革命的对头。”“我抱定要在这一生中推翻共产党,不管它如何强大”。

来源:

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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