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30 作者：[待确定]
1956年河南临汝县曾发生群众性“闹社”事件（河南省委为此曾向中央写有报告，内部参考有2161期、本刊今年第六期也曾报道过）。“闹社”过程中，临汝县人民法院曾开过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宣判全县带头闹事分子十三人（其中有抢粮分子三人），按情节分别判处了二年到五年的有期徒刑（其中二人受训诫处分），被认为“闹社最凶”的王堂农业社辛庄队的带头分子辛清臣被判徒刑五年，辛立臣被判徒刑三年。宣布的罪状归纳起来主要的：“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利用社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挑拨离间、颠倒是非、煽动与组织群众造成控告干部、打干部，要求干部开仓分粮，组织群众下地刨红薯、分红薯，闹分社等活动。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影响了社的生产，危害了社会秩序。”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破坏农业社的犯罪分子受到国法惩秘”的宣传。
四月上旬，中央宣传部宣传处曾有人去该县王堂农业社辛庄队（辛清臣、辛立臣所在的社）了解情况如下：
王堂农业社辛庄队的闹社事件发生在去年十一月初。主要活动是由贫农辛清臣、辛立臣、辛维庆三人带领群众在七天内刨分了六十七亩地中的十万余斤红薯；要求分社和清算帐目，要求撤换作风不好的社干部，自动撤换了队里的干部，并组织了十一辆大车共数十人到县控告干部。（县委原来说群众还曾经宣布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挖党根”、“不要党支部”、“不要毛主席”等反动口号。据了解与事实有出入。宣传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是辛清臣一人提出的，未得群众同意。“挖党根”的口号在这里根本没有；“不要党支部”是一个贫农辛申在要求分社时说的，他说：“要分社就不要党支部”，据说其意思是：有了支书杨德春就达不到分社的目的，实际是反对杨德春的领导；“不要毛主席”的话是一个老中农在激愤之下说的。）事件延续半月多，全村除所有的六户地主、三户富农及两户中农外，都参加了闹社。逮捕辛清臣、辛立臣后，群众渐告平息。
闹事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分配方面的问题。去年秋收后，党的分配政策在该社未向群众交代，分配方案未经群众讨论，预分的计划群众也不知道，社内的帐目从未公布过，社员对社的收支不摸底，怀疑很多。正在这时，该社王堂村生产队在会计田福有错误主持下按劳动将预分粮分掉了70%，有的一人分600多斤，有的甚至分1,000多斤。可是，辛庄村粮食分到144斤，红薯分到250斤就停止分配了。群众也不了解为什么停止不分了，以后还分不分。而该村红薯最多，群众又听说，红薯还要往外村调。群众怕粮食分不到，红薯又调走了，于是闹了起来，刨分红薯。二是群众对干部不民主的作风有不满情绪。例如群众要求撤换的三个主要干部中，党支部书记杨德春，平时不参加生产，不深入群众，说大话，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借用合作社60多元钱，可是，平时社员要借几毛钱再三要求也不借给。去年麦收时，社里办“农忙食堂”，他向社员宣布：“谁都得到食堂吃饭，如果三天不来吃饭，就拔他的锅灶，不准推磨。”而食堂由于管理不好，浪费粮食2000多斤，社员对此事非常不满。麦收后，他独断专行决定把全社麦种都集中放在辛庄村，结果坏了2000多斤。秋收后，社里收了绿豆，社员要求分一些，他不准分，当时就有社员要打他。平时，他对社员的态度也不好，在这次闹事中，五个村有四个村的群众要打他。他吓得东跑西颠，放弃了对付的领导。群众形容他说：“贼来了筛糠（怕得发抖的意思），贼走了耍枪。”
又如社监委会主任辛章（预备党员），作风也很不好。这次闹社的导火线就是他点着的。正在群众怀疑红薯是否往外村调时，有几个妇女在地里听人说该村红薯要外调，她们便把这消息传开了，并表示不准红薯往外村调。当晚，辛章召开群众大会追问是谁说红薯不准往外村调。开始，几个妇女不承认，他就要叫人把她们捆起来。他的伯父辛维庆（60多岁）好意相劝，他反把他骂了一顿说：“你年纪大，吃粮不少，共产党来了，给你分了地，分了房，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在家你是我伯父，在这里我是干部，你可不中。”他伯父顶了他几句，当时他便叫人把他伯父捆起来，后被群众劝阻。自此，辛维庆即活动对干部不满的人辛清臣、辛立臣等闹社。同时，社里规定每天打钟下地作活，敲第一次准备，第二次出动，第三次如果不到就扣工分。这些事多是由辛章去执行，他训了不少的人，扣了不少人的工分，群众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再如副社长李纪（党员），也是作风不民主，态度生硬，处理急躁，得罪了不少的人。去年九月底，该村发柴火，由保管员王灵芝经手。王先叫大家把柴火捆到各人的家门口放着，待他回家吃饭后再去过称，记帐。李纪不了解这些情况，见社员在场上乱搬柴火，非常气愤地说：“你们这是抢合作社呀，快给我放下！”并叫把柴火背到家门口的人重背回场上去。当时辛立臣也经过王灵芝允许背回一捆柴火。李纪叫他背回场上去，他坚决不执行。李便说：“怎么！你造反了！”辛立臣说：“我不敢造反，你告我去吧，我就是不背回去”。这时，李纪便叫小队长把这捆柴背给了另一个人，惹起辛立臣极大的不满，这是他带头闹事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该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异常薄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对下情不了解。该社支部去年一年没有开过一次支部大会，没有上过一次党课。建社时遗留的问题也很多，很多人入社的生产资料都没有评议定价，社员经济上政治上的许多合理要求得不到解决，对干部怀有很多宿怨。因此在辛清臣等人带动下，便一轰而起。
闹事发生后，县公安局曾派人调查，未发现反革命分子从中挑动或操纵。而带头闹事的辛清臣、辛立臣的情况是这样的：辛清臣，贫农成分，57岁，军属，曾作过十几年长工，二三十年木匠。土改后分到房子三间，地七亩，娶了老婆。解放前他在山区作木工时，曾经赌博，嫖过女人。平时，对人的态度也不够好。此外则没有作过什么不好的或违法的事情。合作化后很少参加会议，对党的政策很不了解。去年由于作木工缺原料、无销路，收入大大减少。同时，本人又不熟悉和不爱农业劳动，全家只挣了230多个劳动日。按预分，他全家分不够免购点（360斤）。据他自己谈，他带头闹社有两个原因：一是收入减少，看到红薯要往外村调，怕更分不到粮食，想搞些红薯；二是对干部不满，尤其是对副社长李纪在去年春天扣掉他150斤统销粮的态度很不满。但是，他说“我要知道这次我作的事是犯法，说什么我也不敢干”。辛立臣也是贫农，军属，土改时是村农会主席，1951年曾是全县三个模范互助组组长之一，评为劳动模范。在村上过去没有不法和不好表现。只是性情耿直，易冲动，外号“炮架子”。他带头闹社的主要原因是对社的干部不满。除前面所说背柴火的事情外，最使他不满意的，是去年打井时，社里未经他完全同意，硬把他祖坟上的碑楼砖折去修水井，又把他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去作了农具。加上红薯外调也与他利益有关，因此出来带头闹事。
在分析处理该县各种闹事的时候，据了解，原来县委的结论是：“仍属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与某些敌人挑拨活动引起来的。”洛阳地委也几次强调是工作问题，要求改进领导作风，大力推行包工包产，改善民主管理工作。因此在闹社初期的方针是：“加强政治教育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并派了很多干部住到闹社地区进行工作。对辛庄的闹事，公安局也派干部作了侦查，证明是群众性的问题，决定不捕人。但随着闹社事件的增多，影响的扩大，县委自己承认，逐渐产生了一些急躁情绪。对处理辛庄闹事的方法也有所转变。县委运用了分化的办法，一方面将辛庄带头闹事的辛清臣、辛立臣和该县的一些其他闹事的人，以训练为名集中起来，学习社章和宪法，并要他们进行坦白检讨；另方面在闹事的群众中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原定“训练五天”，但由于群众没有教育过来，结果训练了十一天。训练后，辛清臣等人表示承认错误，县委即要他们在全乡200多人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坦白检讨。之后，要求他们回村后再向社、村干部作检讨。可是辛清臣等回村后不仅未作检讨，反而给干部又提了很多意见。但据了解，除了偶尔发几句牢骚之外，也没有其他活动。这时，省委“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下达了，其中批评了县委没有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十二月中旬，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也来到临汝，听了当时的情况汇报（有些夸大和不合事实之处）后，指出闹事的基本性质仍是内部问题，但少数社已发展到坏分子利用党内矛盾、干群矛盾，进行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的小型骚乱，说“是否有反革命兴风作浪，县委需要考虑”，并要求抓住有机时机处理几起。这以后，辛清臣、辛立臣等人即相继被捕，并被判徒刑。
中央宣传部宣传处的同志去临汝时，正值县委在县、乡干部中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之后几天。县委委员张荣昌同志（宣传部副部长）在汇报中表示，对整个处理是否有错误，还未考虑。但县委副书记张夺锦同志（当时负责处理闹事的）则表示：“现在看来，辛立臣判刑重了，辛清臣还是应该判。”乡党委副书记孙保同志等一些乡干部谈：开始闹社时，我们认为辛清臣、辛立臣是反革命分子。后来省委吴书记说他们是坏分子，应该办他们，我们才认为是坏分子，就更有劲了。昨天听了传达毛主席指示后，觉得他们还是坏分子，应该法办。被群众要求撤换的三个社干部中，辛章转变较好，说：“这次闹社对我的教育，赛过三年的学习。”支部书记杨德春闹事后仍不参加生产，工作马虎。他认为：辛清臣要换干部，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匈牙利事件。”村里的群众，大都表现沉默，有些人怕受牵连，个别人与干部谈话时吓得发抖。但在背后群众议论：“辛清臣、辛立臣是为我们大家被捕的”，现已有人在活动要联名保释辛立臣。
以上情况和分析，经向省委宣传部宋玉云同志和县委第一书记马时英同志汇报后，都表示同意。
（宣传处）
来源：《宣教动态》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第二二三期）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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