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20 作者：河北省委办公厅, 宣传部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唐山市郊区红光农业社是1956年合作化运动中占20个初级社合并组成的。共有计员2400户，耕地18000亩，分8个生产队。该社大部分社员是由小商小贩逐年转变为兼营土地的，生活水平提高，缺乏勤俭朴实的风气。解放以来，虽然粮食收获量逐年提高，但很少积蓄，每年春夏雨季有些户还须政府救济。高级合作化以后，由于大力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社员的收入已普遍增加。如：该社1956年农副纯收入为469,091.76元，全年用工198.767个，一个劳动日应分红2.36元。五街生产队1955年余粮户只30多户，1956年就有120户。但是，由于社的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着不民主的严重缺点，所以发生了社员闹事事件。
1957年1月20日晚，五街副社长张玉才（党支部书记）由总社回去和生产队长张德春说，总社决定每个劳动日按2.36元分红，但须从中扣0.65元的基金，实分1.71元，当时张德春就很不满意。1月21日上午张把这消息说给社员庞志远（富裕中农），庞志远就非常不满地说：“先说2元8，又说2元3角6，这回又1元7，再过两宿就没了。”张德春说：“照这样不行，咱们得开个会。”庞、张就叫社员孙翠英、常玉兰召集该队社员开会（五街是一个生产队），并主张把张玉才（副社长）、胡士臣（生产队长）两个人绑起来。社员莫士武说：“总得把两个社长绑上吊起来，饿他四天五天的。”有的社员说：“社长也不用了，把社干脆推倒，各干各的！”庞说：“得找绳子，绑上就倒刨猪抬着去红光社。”并说：“谁要走露风声就先把他打死！”庞叫大家到红光社，因为意见不一致上午没有去。晚上庞、张为首集合80余人首先找到张玉才、胡士臣，让他两人跟着找社长去要钱，张、胡向大家解释时，庞志远和张德春就已准备好绳子要绑，在社员的逼迫下张玉才、胡士臣只得跟着去社办公室。到办公室因没有找到社长，社员就大闹起来，当时镇委副书记张树青、派出所长崔洪勤、镇长赵国元也赶到向社员解释说：“对分红有意见可以提，不要这样闹，可等社长回来再解决……。”社员不听，最后由张树青、赵国元出面答应次日下午四点答复结果，社员才散去。22日上午庞志远、张德春又在大庙召集约百余名社员开会，并发动了89名社员签了名，按了手甸，准备要求退社。
社员21日晚上在社的办公室大闹以后，区委夜间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22日上午派区委文教部长张化童，宣传部长光辉协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等深入社员中进行工作，当到达五街时正当社员开会，只好到大会上向大家解释，但社员不容分说，只提要钱，并派人把守庙门不许干部出入，经过半天的相持，最后社员提出三点意见：1、把扣除的0.65元基金先扣一半；2、要求社算清帐目；3、允许把大社分为小社。为了缓和局势，由区委宣传部长光辉同志答应可以考虑大家的意见，分社只要大家都同意可以分，但须与区委研究后决定，区委同意后还会支持你们的，算帐和扣基金问题，可与社研究解决。同时向社员说明如此闹下去问题更不好解决，并提出大家可选出代表来研究解决办法，以免耽误大家的事情，并答应在23日上午给予答复，至此，社员选出了七名代表后散去。当天下午两点，赵庄生产队又有社员赵连珠连续三次腰插宰猪刀、菜刀和绳子到社长家和生产队办公室找社长陈玉楼要钱，并大嚷：“杀三个两个的，找社干部算帐”。第一次持刀走至社长家门口，被社员赵玉歧、赵国荣劝回，赵玉歧并把刀给留下；赵又从家拿来一把菜刀和绳子到处找社长，因没找到就去生产队办公室命令会计陈少卿停止分红，追问分给赵全义的钱是谁办的（赵全义三口人分20元），分给我11元是谁决定的（谁家七口人），经陈再三解释，并答应自己借给他40元，赵才离去。同时也有一些社员对赵的行动表示同情。其他各队情况也很紧张，社员也互通消息，准备参与行动。
（一）社的规模较大，社干部缺乏管理大社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虽然副业搞的还好，收入增加，但是因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工作方法生硬，社员有很多意见。如社长陈玉楼事事包办代替不与社员商量，对待社员态度生硬，整天的限于事务圈子里，就是队里一切工具或零星东西，也都须要他自己筹划，遇有应付不周社员就不满，甚至影响生产。
（二）该社副业生产收入较大，对困难户给了很多照顾，但解决困难户的吃穿问题不够普遍，照顾的不平衡，有些真正没吃少穿的不及时解决，有的社干部本来不困难反能由社预支款。如社长陈玉楼，副社长唐志成等都由社支款，他们有时在饭馆大吃大喝，任意挥霍；会计赵连魁由社支款300余元，买了自行车和手表，还经常在社员面前夸富。贫雇农社员借款过多，而对中农社员借款限制的过严。因此，没有借到款的贫困户和中农户有的说：“合作社是一座阎王殿，陈玉楼就是阎王爷”。还有的社员说：“合作社许进，不许出”。意思是说，社员可以向社投资，社员困难时就不能向外拿钱。
（三）高级合作化以后一年来，社的帐目从来没有向社员公布过，社员只看到收入看不到支出，曾提出：“社里一麻袋一麻袋的进钱，怎么没有看到花钱呢？”确实社里的副业收入很多，但是没有向社员公布收支帐目，使社员心中没底，怀疑社干部有贪污。有的说：“社干部大吃大喝，买车子、买手表那里来的钱？”
（四）该社原计划每个劳动日2.8元，在决算时公布每个劳动日实分2.36元。因生产底垫就占去了25万多元，此款在头一次决算时忘掉扣除，所以分红时社里决定每个劳动日扣0.65元的基金，按1.71元分。但是有的队在“边打边分”中所分的粮食已经接近了2.36元，还有的超过了2.36元，这次决算分红各队分到的现款就不一样，有的队不但分不到现款，一算帐还得退钱。这个情况事前没向社员讲清楚，甚至连社干部也不完全知道，分红的决议没有经过任何会上讨论，只由社长陈玉楼，副社长李恩隆二个人一研究就决定了。如副社长杨树青说：“分红的事连我都不知道”。这就使社员更加怀疑起来。再加分红已经晚了些，正值春节将到，部分社员急等分红过年，当一听到每个劳动日按1.71元分红，分到现金很少，有的一文钱分不到，还有的一算帐还须退钱，所以发生恐慌。认为劳动了一年连春节也过不好，有些富裕中农因减少了收入，对社也不满。这就造成了闹事的条件。
三、在事情发生以后，即由区委书记列车同志专门掌握情况，连续召开了会议研究事件的起因和平息办法。由于22日在会上暂时应下了五街社员所提出的要求，局面缓和下来，区委立即抽调了区、镇20余名干部在列东同志的带领下深入各队社员中，首先从党员到社员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有些社员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同时，对社员的生活情况也摸了底，教育了少数不困难叫喊困难的社员， 弄清了那些是真正有困难的。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和有代表性的座谈会，对社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既肯定了成绩和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揭发了社干的缺点和错误，使社员都说出了内心的话，凡是社员的正确意见均给予了支持。除清查社内帐目外，对过年真正有困难的社员，采取了从本社有富余的社员手中借出1000多元和从银行暂贷了2000元的办法，帮助他们过年，社员表示满意。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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