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3 作者：贵州, 赵广玉
贵州、赵广玉时间是最无情的，它有如行云流荡、潮水往复，能将世间的万事万物消磨得棱角全无。我们周围的这些尖峰，等若干年后来看，恐怕也要变成平沓沓的馒头山了。何况这流荡的历史、变化的人，那里经得住时间的冲刷呢？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贵州大饥，一百万人魂归饿殍。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那事件后出生的孩子，都又长成了堂堂汉子。这年青的一代，自然不了解那些事件的因果。就是从那些事件中俏幸过来的人，也越来越简单地描述那事件的惨象。那述说的样子，到不像在说他们的伤痛，到像述说许久以前的传说一样。心上的伤口是愈合了。就是那滴在史册上的斑斑血迹，也渐次变淡、变模糊了。若再过几代人，恐怕也就无从查考了。
下面这份资料，是当时的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于一九六七年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的《辩白书》，当时是用圆珠笔复写的。才过去十七年，圆珠笔的油墨也渐次风化浸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若再不拯救，我想，作者、抄者的一番心血，也将付与时间老人了。
惜哉！这些资料，倘在今天，随地位的变迁和岁月的流徙，我想赵广玉先生是断难从命的。况乎这是许多人讳莫如深、力加掩盖的事。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社会犹如大海翻波、长洲起浪，将社会的每一角落震撼摇荡。于是，这一资料就从作者心灵深处泛起，又经有心人的细心誊正，使之得以流传下来，使世人得以一覩。
历史上无数成功的东西，自有篇章为其立传。而那些丢脸的东西则为人们所不耻。实际上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可贵，前车之辙，后车可鉴，真正聪明的人是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人。是故，《资治通鉴》记录了不少失败的东西，供人借鉴。
赵先生在金沙执政多年，又经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责任虽不应尽由他负，而恰恰他担负了所有罪责，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他对这一事件产生的历史原因、事件的经过和结果，体会最深，并以他清晰的记忆、朴实无华的文字，将事件述备甚详；对政策得失分析中肯；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关系、网络结构描述清楚，声容犹在。今天重读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恍若昨天的事。读之，使人心肺皆凉，莫不潸然泪下、顿足捶雄者。倘此资料得以流传达人君子之乡、为官为仕之客，定能震聩发聋，使为政不复辙于历史之惨淡者。
故此，落花屯人又用碳素墨汁，重抄《辩白书》于后，以便流传久远，庶几有益于后世乎。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
(另注：本文在重抄时，省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语言，这些口号在文中用得相当多，但并不与文章谐和，因此省去。省略时，没有用省略符号代替。文中的省略符号是赵广玉的原用语言，他很爱用省略符号，这里特别注明。——张再兴)
透过“金沙事件”彻底揭开省委周林、苗春亭等人
申诉书
寄北京，中共中央委员会
毛主席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是另一样，他就是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我向金沙人民请罪，向工人、贫下中农的革命群众请罪，向革命师生请罪，向各行各界的革命群众请罪，向革命干部请罪。我在金沙工作中死了好多人，在金沙县我是犯错误的总头头，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希望不要过多的去……(原文已掉了一页，抄者注)毛主席有关对农村重大方针政策的执行，他们标新立异，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真正贯彻到群众中去，不能贯彻到实际中去。在当时，我是贯彻了这条错误路线的，因此在我当时主持的金沙县也就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特别使我感到痛心的使我们伟大领袖和我们伟大的党在金沙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信，在群众和干部尚不明瞭真相之前，一度曾受到了严重破坏，金沙县勤劳勇敢的人民在生命财产上遭到了重大牺牲，因此，我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为什么忠实的贯彻执行这一条反动的黑线，而使人民遭到这样严重的损失呢？这是因为我的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没有得到认真改造，所以我就把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置之不顾。毛主席时刻教育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疾苦，要走群众路线，要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不要犯官僚主义”等伟大教导丢在一边。事情虽已过去七年了，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仍然阴魂不散，他们不但不接受教训，彻底痛改前非，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迄今仍然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其道而行之，瞎指挥生产，命令主义，当官做老爷的作风并没有从金沙事件接受教训，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揭发，加以批判，金沙事件不仅在金沙、而且在全省仍有重演的可能。
我来的时候仍有不少顾虑，我敢革命的精神太差。经过红卫兵战士和广大贫下中农及机关干部代表的教育，我又看到了《人民日报》一日社论，其中说：“……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魄力和勇气，应当在群众中亮相，应当振臂高呼，应当亲临前线，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并肩战斗……”我愿意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彻底揭发在贵州早就存在了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把贯彻金沙事件黑线根子揭发出来，这条黑线早就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金沙所以产生这样严重的问题当然我是有直接责任(因我是受革命组织的责令揭盖子，而不在这里与用时间去检查自己)，但真正的黑线根子必须揭开。只有揭开这个内幕，才能使广大的人民看到，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如何的关心我们人民。但这条黑线是如何的反对毛主席，又是如何反对、残害了我们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我们毛主席和我们共产党的威信和挽回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粉碎、坚决摧垮、连根拔出反动路线。金沙人民对我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死去的人能复活，杀了我也甘心。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准我戴罪立功，对死去的人要接受教训，对活着的人今后要负责到底，要使活着的人不能再死，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负责。就只有把过去、迄今还贯彻着的黑线彻底揭发，叫广大人民了解真相，起来斗争，非使这条发动黑线彻底破产不可。只能如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真正与群众见面。因此，我愿意真正与革命人民站在一边，丢掉一切私心杂念，坚决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彻底与这条黑线决裂，使这条黑线永世不得残害人民，把根子挖出来。这样做是革命人民的要求，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问题，能不能沿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问题。这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和革命人民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勒令我交待问题的目的。
在过去六七年来，我就认为不仅是金沙事件，更确切的说是贵州事件，是毕节专区事件。省委、地委很早就是执行的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黑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百般抵制，不认真贯彻，所以才使贵州死人在百万以上。他们过去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县以下基层干部大加打击，贵州的盖子、毕节的盖子他们不准揭开。同时，一看出了问题，省委又封锁消息，不准向中央反映情况。当时省委派李景膺到遵义、金沙装糊涂，到底(处)捣(指)责和逮捕基层干部。李×称下边不执行省委指示，不反映真实情况。但谁要谈到省委的一点内幕，他马上就要逮捕。他们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到了顶点。事实是你们省委才真正是贵州事件的罪魁祸首。你们使用了各种阴谋，上欺领袖。对下敢于说真话的，实行了真正疯狂的镇压和政治迫害。因此，你们这些真正的罪魁祸首才没有得到任何处理，仍然当权称霸、逍遥法外，还有不少人大受提拔重用。你们这种手段死压着真相不准揭，从而欺骗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你们该当何罪？因为我对贵州、特别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你们搞的一些鬼勾当我是知道一些的。到后来我就不愿意再跟着你们的错误路线走，从而再犯有意欺骗毛主席的罪恶，我不愿意让你们再去残害人民，因此，我六年来坚持与你们做斗争。我向地委的陈健吾、省委的周林、苗春亭、贾启允等人写了三十多次申诉和信，我找了你们二十余次(我是为了揭盖子才这样作的)，但是你们是什么态度呢？起初你们不断的去看我，想用经济手段来收买我，不要我向中央申诉，不要去中央反映情况，如果我同意，你们许下宏口大愿，可以解决我的党籍，可以晋级加薪，可以提拔。对你们的企图阴谋我是看透了，因此，我均一一加以拒绝。我向你们表明，我不愿拿原则作交易，所以我就向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写过两次信，我向中央写了八次信。我向省、地委请假要去中央六次。省、地委看到收买不成了，你们就害怕的要死，最后你们又采用政治迫害的办法，在1964年地委派工作组斗了我十八天，以后，64年8月，省、地委又勾结在一起，专门搞了我一夜的材料。陈健吾对我两面三刀，他当面与我许愿，说情，提级、升官、入党等手段收买我，但当我拒绝之后，他就背地里制造语(舆)论进行打击，说我翻案，散布我的坏话。贾启允公开讲，对再闹的要实行打击。64年8、9月份，我场教导员谢玉生传达省里精神向我说“……过去五风一化时死了人，现在还闹的，又有民愤的要逮捕……”。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指定专人暗地里监视我。这次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又预先设好圈套迫害我。在毕节，他们先开了十多个人的会，说我是“三家村”黑帮。说我向中央写了信，说要趁这个机会把赵广玉打成反革命。“如果现在把赵打不成反革命，将来政策一变，赵广玉就打不成反革命了。如果赵广玉打不成反革命，将来赵是不好对付的。”“赵广玉是死老虎啦，只要再整几条加在他头上，过去的事情他就反映不了，现在又给他带上帽子。”他们准备在去年十一月召开金沙、黔西、大方三县片的会议，布置人提我的意见，只要赵广玉一发言，他就是跳出来的，揪着就斗，或交四清工作团把赵广玉搞掉……至今他们还指使个别别有用心的份子，煽动一小部分受蒙蔽的人向金沙发出呼吁，把我揪到金沙狠狠地整我，从而包住贵州、毕节的盖子不让我揭，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黑线滑过关去。他们说我勾结国内外敌人，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说我是反革命、坏蛋，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造谣生事。当权派的任何花招都不能、也不会得逞。盖子我要揭，别有用心的人吓不到我，广大的革命人民是通情达理的，是绝不会让他们从中得到一根稻草的。反动的黑线是任何人也保不住的。我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把一切真相亮出来，我愿与你们一齐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下面我说的材料有出入了我负责，但是根据我和别人的记录资料整理，可能在个别数字上有悟(误)。当时报告时间与传达记录时间不一定完全相同。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于金沙赵广玉
附原对我处理意见的决定
附件之一：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X日决定：赵广玉“因破坏党的政策，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
附件之二：
公诉人：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毕节分院检查员张世斌。
被告人：赵广玉，男，34岁，中农出生，学生成份，江苏省丰县人。一九四○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过通讯员、卫生员、文书、干事、付股长、科员、公安局付局长、局长、中共金沙县委第一书记等职。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被逮捕。
案由：严重违法乱纪。
本案经审理完毕，现查明：
被告人赵广玉在任中共金沙县委第一书记期间，为达到个人野心，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以保红旗为幌子，不惜牺牲人民生命财产，破坏党的政策。
一九五九年，金沙县播种各种粮食作物五十一万亩，秋前各公社汇报受灾面积一十九万亩。秋后实产粮食一亿二千多万斤。各公社报产二亿八千多万斤。被告明知农业遭灾，粮食减产，但却有意向地委报为三亿五千万斤。征购粮食入仓八千二百万斤后，到十一月底，全县已有一十一万多人缺粮断炊，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脬肿，病死人，杀牛杀马，群众剥树皮吃等，上述严重情况，各公社和县委工作组先后向被告作过汇报，被告也曾下后到过红旗、禹谟、平坝公社等地了解灾情，但被告却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硬说下边有粮，是“富裕农民刮妖风”。并对反映浮肿、死人情况的同志尽行压制，说“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死，哪年不病哪年不死，难道都是粮食问题吗？”一九六○年元月各公社汇报缺粮人口一十五万五千多，要粮一千三百五十万斤。被告不但不如实向地委反映，反而对各公社尽行批评，说：“不捉鬼，光要粮，是标准的伸手派。不要拿粮食来填资本主义的坑。”在被告的压制下，各公社将缺粮人口压低为五万七千多人，只要粮食六百三十万斤。地委拨给七百万斤指标，被告只下拨四百一十三万斤。一九六○年三月，各公社汇报食堂大部分停伙。群众普遍发生浮肿、死亡。在此紧急关头，被告仍对群众生命置之不理，不采取有效措施安排群众生活，亦不向地委反映真实情况，继续弄虚作假，将各公社报的缺粮人口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二人，压为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人，欺骗地委。并说：“我们兑现了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粮食。地委原分配的指标按十两吃，我门也不再要粮，还可支援外地四百万斤。”由于被告一系列的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使多数缺粮人口得不到粮食供应，生活无法安排，致使金沙人口外流逃荒者达XXXX人；浮肿病死达XXXXX人。土地丢荒一十一万余亩。粮食产量和各种牲畜大幅度下降，给金沙县人民造成惨痛的灾难。
金沙县发生缺粮断炊以后，以被告为首纠和坏份子王国民等，大搞“反瞒产”、“捉鬼拿粮”运动，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侵犯人生自由，摧残群众。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告亲自主持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现场会。被告在会上说：“我们要坚定立场批判右倾。我就掌握一条：闹也要捉鬼，不闹也捉鬼。你不捉鬼，你就是鬼。”因而在会议期间向对说真话的好干部非法斗争了六十七人。在斗争中竟施以站板櫈、轮班斗、背大字报、带尖尖帽等非法手段。会后，在被告这种违法乱纪、侵犯人权行为的指导和影响下，全县先后斗、打了六千余人，有的甚至被打残打死。被告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把坚持原则、如实反映情况的广大基层干部，说成是“民主时期的骨干，现在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是“艾森豪威尔、蒋介石的雄心大志”；是“上中农的标准代表者”；是“死硬派”。并说：“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反对，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刀口不放在他脖子上，他就不缴械。对这部分人不要客气，不要小处理，要大处理，我们要和他们分手，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要一刀断，一斧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当机立断，撤换下去”。在被告这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造成全县对基层干部的大撤大换。据不完全统计，在“捉鬼拿粮”期间，先后撤去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六千一百二十人，致使百分之七十的基层组织被打乱摧毁。不仅如此，被告还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改变党的性质，在县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县就提拔一个生产队长付才清当公社党委书记，你们就不能打破这种迷信吗？”在被告这种“破迷信”的指导下，全县就拉上非党员二百五十名和预备党员三百九十人担任总支书记、分支书记等党内要职。被告为了进一步掩盖其罪恶事实，封锁消息，又在县各部委非法成立党组，并在县机关各党组书记会议上规定：“各部门向上反映情况，不经党组批准，就是反党；各部门一律不准统计病人、死人、外流人口数字；向上写报告，发电报要经县委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作主。”由于被告采取上述各种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摧毁基层组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致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敢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从而使金沙事件日益发展严重，给金沙人民造成惨痛的灾难和严重后果。
被告人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之目的，掩盖其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竟不顾一切手段，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好人。被告将一批善于弄虚作假、残害人民的地富反坏分子提任党内要职和要害部门工作，窃取领导职务，占据要害部位，互相勾结，乘机兴风作浪，为非作歹，进行阶级报复，残害人民。前禹谟公社党委书记杨品良(坏分子，已捕)，解放前不务正业，群众称为小流氓。参加工作后，一九五○年被土匪俘去后，回故(悔过)自首。二次参加工作后，被告明知杨犯上述历史，却于一九五四年将杨拉入党内。在预备期中把杨犯提任安底区委副书记；一九五六年，县党代表会上，强制将杨犯选为县委委员。一九五八年以来，杨犯一贯弄虚作假、奸污妇女，被告不做处理，反而对揭发杨犯的干部尽行打击。禹谟事件被揭发以后，被告还说，“杨品良(是)不是坏人，还值得考虑，”为杨辩护。前县委副秘书长毕荣光(坏分子，已捕)，解放前有“小流氓”、“小恶霸”之称，参加工作后，一九五二年因贪污受撤职和开除团籍的处分。一九五七年藉整风之机与右派分子多次密会，企图翻案。被告明知毕犯上述问题，但毕能捏造材料、写假报告、编写文章、对被告惊心(精心)标榜，臭味相投，从而将毕犯由工作员提拔为县委秘书，后又提拔为副秘书长。毕犯在预备期中，被告叫其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发现毕犯奸污妇女，被告不做处理，继续包庇重用。前清池公社党委书记王兆才(坏分子，已捕)，一九五八年任安底公社党委副书记，与妇女干部丁××通奸怀孕后，王犯指使女方服药堕胎而死。被告发觉后，不仅不做处理，反而将王提任清池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五八年王犯又强奸妇女干部张××，被告仍不处理，长期包庇重用。反之，被告对坚持原则、说老实话的干部则加以打击迫害。县委候补委员、清池公社党委书记陈洪彬同志为了教育干部向党说老实话，曾组织干部学习上级有关部门文件和通报，以吸取教训。陈的这种正确做法，被告则污为“企图以上级文件威胁领导，拉拢干部向党进攻，要党在粮食问题上让步，取消粮食政策。”并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加以斗争。斗后，歪曲和扩大事实，将陈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职务。县委常委蔡芝蘭、汤存瑞同志在农村了解到群众缺粮、浮肿、死人等情况，向被告如实作了汇报，被告不仅不采取措施，反而指责蔡、汤二同志是“替富裕农民叫嚣”。当蔡、汤二同志不忍农村病亡惨景而流泪时，被告仍毫无同情之感，反而职责他们是“哭资本主义”。此外，被告以请客送礼、招待为名，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达一千九百多元，被告从中贪污、多占各种食品，据不完全的计算折款达五百余元。
综上所述，被告赵广玉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包庇重用坏人，与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互相包庇吹捧，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摧毁基层组织，打击迫害干部，破坏党的政策，残害人民，致使金沙人口大量外流逃荒，群众大量脬肿死亡，土地丢荒，粮食大幅度减产，给金沙人民造成了惨痛的灾难，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下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群众愤恨。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挽回党和政府的政治影响，对此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残害人民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惩办，特判处被告有期徒刑，年……(注：省略是赵本人所作)。
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至于监委和其他有关材料都是大同词异，因此不一一抄写了(注：这是赵广玉本人的说明)。
我从来也(不)否认我在金沙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责任。我所以要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出书面申诉，是因为我对原来金沙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我不同意原来省、地委所说的理由和责任。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加以如实反映，把我所知道的一切真实情况加以详细说清，这是我对党应抱的态度。而且，我个人认为说清楚这些材料，对党是有好处的，党是完全支持我的申诉的。
我过去曾对死人问题及省、地委对问题所作的决定材料，因我不同意，曾向组织写过多次申诉，也写过信。过去在文字上只能说是极简单的、片断的反映了一部分事情的经过情况。我反映的材料是真实的，我永远负责。为了更好的向中央提供全面、系统的、真实的详细报告，我逐章逐条地查阅了从1958年3月份起至1960年11月份止，及在出问题期间大部分省、地委的决议、指示、记录、负责人讲话、规定、口头指示、及县委汇报、数字等材料十五本近100份的事实根据。
现在我所提供的材料是一切真相经过的全部面貌。如有歪曲或隐瞒真相者，概由我自己负责。我所提供的材料大部分都有时间、地点，决议、报告、总结、讲话、并有参加人员等，有据可查的现存材料。为了方便和习惯，在这次所写材料中，将过去的公社(现在的区)、管区(现在的公社)、核算单位(现在的生产队)一律改写成区、公社、生产队。为了使中央了解情况的准确、真实，我基本上不参加个人意见。我用当时我的汇报及对情况的处置及全省、全专区当时的客观情况、当时省、地负责人的指示讲话、总结、报告……来说明问题。
我写这次材料的基本目的，是因为我不同意原来的省委把金沙所出的问题的原因说成是我犯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说成是我的错误路线。把我说成是顽固的抗拒省、地委的政策和指示、屡教不改……。总之，一切错误的根子都在我头上，都定成我个人的案。我这次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在这次申诉里不写上我个人的错误和检查。
现在贵州省毕节专区黔西县岔白劳改农场。
下面，我就把我要申诉的几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分别写在下面。
申诉的目的
对申诉的说明
1、 我是否一贯用弄虚作假的手法才把金沙县的所谓红旗树起来的，事实真相情况的说明；
二、违法乱纪、破坏政策，错误路线经过真相及产生根源和具体责任的说明；
2、 对基层干部撤换的事实真相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责任的说明；
3、 所谓非党员、预备党员担任支书的真相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责任的说明；
4、 对死人问题的事实经过及产生根源和具体责任情况的说明；
5、 所谓勾结地富反坏……情况的说明；
6、 所谓贪污浪费达一千九百余元的真相的说明；
7、 关于是否封锁消息、如实反映情况的说明；
8、 关于我所写的检查及为什么在原处分决定上签字的说明。
金沙县一九五二年的总产量约计是一亿零八百万斤。但是金沙总田土约计习惯亩不到60万亩，每亩单产只有100多斤。全县仅是27万人口左右的小县。当时的秋征任务只有500万斤，到57年后总产才达到一亿七千万斤左右。田土总面积65万亩，每亩平均单产才200多斤。这是1958年以前一段的基本情况。
我记得是1957年11月份，省委召开了全省有区委书记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在会上有江口县提出58年亩产六百斤的保证书。这个《挑战书》是印发到会的区委书记讨论。省委当时的第一书记周林在大会上号召各地学习江口县的英雄气概和猛虎作风，要树立这面旗帜。并号召与会人员讨论，发动了挑战应战。江口县的挑战书及亩产600斤的保证和措施是贵州日报发表了的。当时在会上有兴义县委书记孙永锡向大会发言保证800斤，完不成任务可以摘去乌纱帽。金沙县与会书记当时讨论出58年的增产计划亩产420斤，在措施上提出每亩施肥三千斤向五千斤奋斗。待我们回到县里贯彻省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制定增产指示后，金沙县一九五七年冬一九五八年春的生产确实搞的不错。特别是冬修水利和积肥已形成高潮。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与秘书潘泽武于一九五八年元月份到了金沙，下到乡里做些调查，大体在乡下十多天的时间。这时，孟就向我说：“广玉，我看你们搞个千斤县不行吗？你们修水利、积肥劲头不小，条件好，我看你们可以搞千斤县。研究一下，写个报告给地委，在全专区可以起个促进作用，带带头……”我答复说：“……我们还没有考虑过这个事，行不行，心里无数。”孟说：“你们马上开个会研究一下，算下细账。”孟到了当时的一区、五区、六区，孟专门研究了增产措施和水稻包谷每亩平均能够增产账。在孟亲自参加下，我们县委研究了九条增产措施。孟说：“可以达到一千斤。”我说：“……留点余地，能够达到八百斤也不少了。”所以我们定了个一九五八年亩产粮食八百斤、争取千斤县的计划(五八年肯定是个大跃进的丰收年，增产确实不少。但当时由于缺乏经验，又加秋收正忙时都忙于搞其他工作，粮食浪费了一些)。孟子明到省里去开会，如何向省里汇报我不知道。但省委周林书记在五八年二月份在地委书记上号召说：“……向江口、金沙县去参观，学习金沙县委到现场开会、到田间办公的领导方法……”从此以后，金沙、江口两县就出了名。到处去参观的人确实不少，我们接待过全省各县参观团，还有云南、河南等数百个参观团。一九五八年三月份，吴实副省长去了，随后，陈璞如副省长去，他们还帮助我接待了几个参观团的同志。当时有正安县参观团的某书记在吴实副省长问他们“有没有这种生产劲头，你们积的肥有没有这样多？”某书记回答：“……积肥是多，但质量很差，很多是老墙泥。”吴副省长说：“你们有这个劲头吗？你不要光看到质量差，他搞的多了嘛！……”五八年二月份，省委吴肃书记也到了金沙，陪同他去的有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他们深入到乡下做了检查。在临走时，吴书记说：“金沙确实是好的典型……”从此，不仅本省本区就是外省外区的参观团也就连续不断的来到了金沙。为了迎接参观团，帮助培养和树立金沙这个典型，五八年四月份，地委就派出当时的地委常委、现任毕节地委副书记兼专员的侯国祥同志及副专员杨文彩同志，专门去帮助和指导金沙的工作。地委侯书记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杨专员在那里半年多。省委于五七年底派了省委党委办公室主任兰名范任金沙县委书记。五八年九月份，省委又派政法学院党委书记伊彤任金沙县委书记，院长王玉魁、副院长张自立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赵子安任县委秘书长及处级干部七人、县级干部40余人和一般干部共108人。当时每个区都有一个处长或科长率领10人左右的工作组，处县级干部任区委书记，在金沙工作了一年的时间。随后省委又派厅长唐振华率处长三人和县委干部等58人，分片包刮(干)一区、禹谟区半年多。至于地委的负责人，将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不断长期住在金沙，包刮下区指导工作。省委正副书记也不断到金沙去工作。他们到那里去的任务都是培养树立金沙的所谓红旗，鼓干劲，总结经验。不少的好经验当时有好些都是省、地委亲手整理出来的，加以传播推广的。因此，五八年五月一日，因金沙跃进好，全省还派了我和江口县委书记一併去北京列席了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省委组织部长崔廷芳还专门总结了玉屏乡党支部在大跃进中的领导经验，印发全省。地委宣传部长孙育乾专门在红旗公升蹲点做长期调查，写了一篇跃进经验登载在《人民公社万岁》一书上。原省委常委汪小川率领现任省广播电台台长的李正瑞等近十名干部于1959年3月份专门下到金沙县甘田乡的各个生产队蹲点，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了解，利用各种形式专门召开老农民积极分子座谈会，专门总结增产措施及到底水稻、包谷每亩单产究竟能打多少粮食。从此调查他们得出了一九五九年大季每亩产量的指标和根据。他们去时没有与县委接洽，走时没有谈什么，因是省委直接派他们去的。大体上他们在该乡调查二十多天，或到省委以后，省委就将这个材料批转印发了。我记得是用打字机打印的，提出了平均亩产可达到1,200斤的增产根据。除此之外，当时省、地委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里，我摘录和谈谈一些有关部门的原始资料。
(在我保存的材料第十七本上)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说：“五九年出现了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高潮，每人平均实现两千斤的粮食，一定要办到。”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于五九年四月去金沙检查工作，他指示我们宣布金沙为千斤县，让报纸给我们登。并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宣布全县已经实现了绿化。我的答复是：“……孟政委，绿化，你看公路两边都没有栽树是荒山，叫人家一进金沙，在公路上看不到树，反而影响不好，更为被动……”孟的答复是：“……你怎么还有这样的顾虑，搞大跃进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能保守，省、地委都有心培养你们这个红旗，千斤县没问题，至于绿化问题，现在就可以宣布全县已经实现了绿化。别人说，你不要管他那些事，他不信就叫他到区里去看看么！”原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赵欲樵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份从遵义湘江宾馆打电话给我说：“……遵义县十月一日放日产万吨钢铁卫星经验，他们的口号是牺牲一切，保证放出日产万吨铁，要想放出卫星得要木炭，他们号召群众把顶子床、棺材、门板、树都出来伐了，没有这个牺牲精神，就不可能放出卫星，你们要向遵义学习。”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开电话会议仍是赵副省长主持并宣布全省有十七个县放出了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并在贵州日报上发表。钢的卫星是日产六千吨，是当时首先从习水县和遵义县创造出来的。当时对于炼钢的方法我们还不会，地委书记处书记主传谟在电话会议上向我说：“……现在不是炼铁的问题了，中心问题是炼钢。”随即省委又号召各县学习习水县炼钢的经验，贵州日报并连续发表了介绍炼钢的详细经验。地委指示我们派人去习水、遵义两县参观。回来后照办炼钢。
一九五八年九月份，省委书记处书记苗春亭到了金沙，我当时在地委开会，就由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领着苗书记到了平坝区、岩孔区、城关区等地，到正在收谷子的田里和收包谷的土里去与正在收割的社员座谈。等苗书记要走时，我才从地委开会回来。苗书记向我说：“……我下去摸了几个区，你们今年的产量可以了，你们可以宣布金沙是千斤县，叫报上与你们登。我看你们宣布千斤县是留有余地的，你们实产数据我在城关、平坝、岩孔、禹谟了解，可以亩产达到1,200-1,300斤，你可以向各区宣布千斤县，这一点肯定是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按苗书记的说法，全县就可以达到六亿五千万斤)。”待区(委)书(记)到县开会时，苗书记向我说：“你可以在会上给区(委)书(记)讲两个事，一是宣布千斤县，二是向他们宣布，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别叫他们心理揣着鬼，好像共产主义神秘的不得了，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么！现在我们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了。”我答复说：“……苗书记，你既然到金沙来了，大家都要求你讲讲话，给大家见面也是个鼓舞，同时宣布为共产主义。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我也讲不清，还是请苗书记讲吧！”苗答复了我的请求。于下午两时半，就上述两问题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随后，苗书记又向我说：“……你们这个县可以摸索着搞试点，共产主义就是要有个气魄和形式，不能松松垮垮、冷冷清清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在农村实现工厂组织形式化，年青人、老人、男的女的，小孩各有各的组织，各有各的社会责任，互不影响，这就像工厂一样了。这就为共产主义在农村的组织机构打下了基础。你们先提前走一步，你们可以通过跃进组织这个形式去摸索下经验(跃进组织指青年、妇女、老年，当时在跃进形式下所出现的“百花群”、“红花群”、“黄忠群”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于志高参加贵州省农业参观团，于五八年九月份出发去参观山东省寿张县X地的包谷亩产4,700斤的先进经验，是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刘苍岩率领着去的。于志高回来向我说：“……我叫刘部长批评一台，我们到那里参观，包谷已经收了，我就用步量了一下行株距、窝距、棵数，我也看了包谷樁樁，并不比我们这里好，也不比我们这里窝棵多，他们怎么能打到4,700斤呢？”刘部长说我：“……你们县委派你来干什么的，你要不相信人家的经验，你来干什么？你怎么带怀疑情绪来学习人家的先进呢？这样，你能学到什么？你到(处)找问题，在你们县里还找不到吗？”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在县委书记会议上宣布说：“全省确定试办两个县级人民公社，省委确定有遵义和金沙两个县开始试办。遵义由赵省长负责，金沙由省委吴肃书记负责。你们回去就研究章程着手试办，摸索经验。”我问孟：“省委吴书记什么时候去？是否有个章程。”孟答说：“你们不要等他，你们回去就先着手搞着，哪有什么现成的章程给你们，大创进嘛！一切就是新创，有章程就不叫你们试办了。章程你们自己研究，自己拿出来，好将来供全省参观。”我答说：“……你这说，困难就大啦，从哪里插手我心里都没有数，别搞出问题来了。”孟说：“……现在我们干的是我们先人所没有干过的事业，也可能出点问题，但不能怕，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牺牲都不怕，还能怕出问题？要是怕出问题，谁也不敢前进一步，都想学习人家的现成经验，那不是共产党员的思想。披荆斩棘的人能怕牺牲流血吗？能不受点伤、能不破点皮吗？开山劈路的人，历来都不能怕牺牲流血，路是人走出来的，山是人开出来的，但后来的人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他感到幸福，他知道这是由前人开出来的，他们会感激你。党也是会最清楚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共产党员就不能怕失败，就不能怕出问题，我们就是为后人的幸福而革命的。”
我所以要写出这些当时的背景，只是为了说明由于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对我来讲是个新课题，又加上我确实工作上缺乏经验，在我当时为了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思想指导下，在以后的工作中发生了严重错误，死了人，我愿意接受党的处分。但从我当时的内心讲，我视为听党和领导的话视为革命。现在看起来这种想法完全错了。我写这个材料只是为了向党如实说明事情的真正经过，因为我想不通，省、地委为何不向中央说实话，为什么把我说成是“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的手法，把金沙县的红旗树起来的。”真实情况是贵州问题、地委问题，为何瞒着中央和毛主席。
虽然早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亲自向全国各生产队以上的农村干部写了两封通讯……主要精神是解决在包产中实事求是问题及群众路线问题，我们根据这一精神于五月十七日召开了全县的生产大、小队长、支部书记及区乡干部会议，到人员共计2,670多人的五级干部会议，专门贯彻和讨论主席的通讯，以便在秋收前能把大季的包产产量实事求是的落实下来。从会议开始到结束，当时地委常委、现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侯国祥同志，去掌握和领导金沙县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当时各生产队经过讨论总结，五九年金沙每亩平均大季产量包到380斤，总产可达到二亿四千七百万斤，加上小季亩产150斤，播种面积40万亩，小季产量6,000万斤，共计五九年总产量能达到三亿零七百万斤。这是包产数。省、地委指示，各生产队还要在会议上提出可以超产20℅，产量是6,000多万斤，这样定下来就达到全年总产为三亿六千七百万斤。会议开了十一天，已经定案结束了，侯专员不同意，他嫌包产右了，少了，并向地委写了报告，是用电话汇报的。地委立即将这一报告批转各县并报省委，因此，金沙县的会议又延长了三天会期。前所讨论的包产数字作废，又重新讨论了包产计划。最后的数字是每亩产包产540斤，总产是三亿五千一百万斤，加上40万亩6,000万斤小季和超产粮，总产达到四亿七千一百万斤(超包产运动，当时省、地委均有指示，为了掀生产高潮)。实际上区委超产数比这还大。
(在我现存材料第九本上有如下资料)原毕节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中说：“……一定要给社员提出奋斗目标，因地制宜。水稻每亩二千斤，包谷一千斤，红苕一万斤。提出这个指标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如果不这样提，生产就会造成自流，去年的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发扬起来，破除迷信，不要认为亩产二千斤就到了顶。”(材料第九本)省委书记苗春亭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指示说：“……今年能超产70℅至80℅就很好了，有这种胆量历史上是没有的……去年深翻是我领着搞的，在这方面的经验太差了……也确实搞出经验来了……粮食研究外调都很好，大方、黔西都不得对立情绪……大家怕饿死人，谁又不怕呢？……，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各顾各的，这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呢？只要省、地、县、区四级干部通了就好办了……”。(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都匀地委书记(州)会议上的总结中说：“……群众包产170亿，不可躺在包产上……我们还要搞大跃进，能达到计划的220亿，这样就比去年增产47℅……吃半饱也要度过困难。所谓完成任务主要是指各级党委书记，首先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要完成……调粮任务……。共产主义风格要提倡，担负任务的畏难情绪是不行的，要照顾大局，中央调我们×亿斤粮食要保证完成。为党可以牺牲一切，今天少吃一点，这又算什么……担负任务重的并不吃亏，而是光荣……估产问题，去年是很大的丰收，有的报减产30℅，我们不能同意，这是否定去年成绩。你这样作，如何向你们的干部群众交待呢？落实了全省130亿斤……。去年不断的说防止浮夸，我们的浮夸并不那么严重，现在有个倾向报的越少越好(说明：全省五九年据我所知道[粮食产量]在60亿斤左右，比包产数170亿斤少了近两倍，130亿斤落实了不能动，那就只能在130亿斤这个筐筐里向基层生产队要粮和安排生活)。”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省委指示说：“……今年水稻亩栽五万窝，这样水稻亩产可以达到二千斤。”
(材料第九本)：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对包产问题的指示说：“……地委认为在五六年产量的基础上增产50℅”，这个指标就扎实了。全专区要完成37亿斤，奋斗指标是59亿斤(五九年实际产量全专区不超过九亿斤，比要完成数少了七倍，更主要的是把包产数当着实产定产)。一九五九年×月省委苗春亭书记说：“……干脆把社员自留地全部收回来，割掉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尾巴，这样才能使农民死了这个私有制的心。不然老拖着这个尾巴，什么时候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呢？……”孟子明以后又在指示中说：“……既然农村社员没有了自留地，又都参加了食堂，家中一无米，二没锅碗，他就是非走集体这条路不行，非靠集体不行。这样一来还解决了个年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粮食问题上，他就无法搞瞒产私分了。就让他搞了瞒产私分也容易被发觉了。如果你不瞒产哪来的粮食呢？……如果他家有自留地，你就不好办，就让你看到他家有粮食，他就可以说是自留地里收的……”(当时党中央对有关部门社员自留地的指示精神及布告并未真正落实到社员，贵州自留地的问题是三进三出)。
一九五九年在推广梗稻化时，给我县运去梗稻种88万斤，孟子明同志指示说：“全面推广没有危险”。但当时有的区委和公社干部提出有些田和地势并不适合种梗稻。孟子明说：“国家免费调种子，你们还听有些人瞎说不适合，这不叫反对八字宪法吗？你们对新鲜的先进事物是欢迎呢？还是反对呢？……”。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由地委第一书记主传谟在金沙召开的黔西、织金、大方、三县县委书记片的会议上，在讨论到五九年生产情况及征购任务时，我当时发言说：“……今年旱象很严重……，”我不同意分配任务的办法，我当时说：“征购任务分的不合理，大方(县)任务少，小县任务多。”我举了毕节县的例子，“它是五十来万人口的大县，田土面积百余万亩，征购任务才八千万斤。黔西近40万人口的县，田土九十万亩，征购任务分配给他六千万斤”。我又从金沙县从1952年起的账我都算给他听了，“当时田土不得60万亩，人口27万多，征购不超过800万斤。今年田土65万亩(据事后看实际播种因旱灾只有五十多万亩)。可是地委分给我县的征购任务是一亿二千万斤，每亩地平均征购就达250斤以上，比一九五二年后的征务和购务要多十二倍之多，我县五二年五三年、五四年最大的乡、田最多的乡如岩孔乡、农里乡、平坝乡才只分到32万斤的征购任务，但当时完成起来斗争还相当激烈。但是今年大小乡平均的征购任务都超过了100万斤以上，当前旱象又这样严重，究竟增产如何尚不能肯定，但征购任务是够重的了(这就是我当时在会议上的发言)。”主传谟书记接着说：“……你可以以52年以来每年的征和购都逐年列出个表来，并说明每年增加征购的比例数，整好以后你交给我，我到省里去开会给省长反映一下”。全部资料整理好以后，就交给了主书记。
金沙县曾出现过以当时的县委副书记韩冠军有意捏造事实，假报铁的产量及高炉数字，待我从地委开会月余返回县里后，由省公安厅处长(派到金沙做公安局长)胡瑞亭及其爱人(其爱人在县委钢铁办公室做统计)揭发的这一问题，当时对全省影响极大。但这种品质恶劣的行为，我是向他们做了坚决斗争的，同时地委派了侯国祥书记亲自去调查和处理这一案件。金沙又出现过禹谟公社打坝乡花木生产队有一亩七分田，亩产谷子三千七百多斤的假数。这个材料事先我本人根本不知道，先是看到了该区的区委书记杨品良写了一个稿子，“向毛主席报喜”，内容写的极简单。因当时事情较多，对此也没专审查。随不几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亲自到了该乡去采访。这个材料并不是县委汇报的，而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才知道其全部增产全部情况，材料共登了一版还多。记者去金沙及走时均未向我作过汇报(当时有些情况的采访我事先并不知道，有时看到了书或是文章才知道有这个事情。比如贵州日报记者李国普写的“红旗公社事业部”及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长现任地委秘书长的孙育乾写的红旗公社事业部的两篇文章，登载在《人民公社》一书上，直到我购了这本书，才发现这两篇文章)，这样一来外地参观的就多。待发觉里面有疑点时是我主动派工作组去专门调查并承认了假象的。待中央共青团书记胡克实去金沙时，我当时并没有因面子或个人得失而隐瞒真相，我如实的向胡克实书记承认了原数字是假的。这个问题是由省委秘书长闫学增以金沙县委的名义起草了向省委常委转中央政治局的检查报告，是经过地委书记孟子明审阅后上报的……。但事情已经出现影响不小，从此我就产生了怕出浮夸虚报的情绪。因此我决心在五九年秋前把产量基本落实下来，免得在产量上在出现类似问题，以免将来更被动。为此就采取了坚决措施。我于1959年的七八月份将中央农村工作通讯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是“……坚持说实话的人，由白旗变红旗，不说老实话的人由红旗变白旗……”。这是两个典型材料的对比，其大意是说：“一个支部书记在过去每项运动中都被反右倾、反暮色、插白旗，但他始终不图虚名，扎扎实实的工作。结果不但粮食增产，社员生活也安排的很好，除了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之外，还向国家多卖了××万斤，因而群众满意，被拔了白旗，又插上了红旗……”。另一个典型是说“……过去在各项运动中都受表扬，插红旗，但秋后粮食减产，群众生活也安排的不落实，征购完不成，群众不满意……”我还在这个材料上加了个批语说：“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组织全体社员进行学习，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让大家进行讨论。务必要求各个生产队，作到过去联系现在，在秋前把粮食产量基本加以落实……”。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省委书记苗春亭、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三人一齐到了金沙，二日，我就向周、苗、孟三位首长汇报了产量及征购情况时说：“……征购我们已完成了九千九百万斤原粮，占全县征购任务一亿二千万斤的83.33℅，全县总产量三亿二千五百万斤(比事后知道的一亿二千万斤虚报了近二倍)”。这时孟子明就插嘴问：“你这个数字三亿二千五百万斤是从哪里来的？”我答：“是各区报上来的。”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原县委会秘书毕荣光就向我小声说：“各区文书最近还报了个二亿八千万斤的数呢(此数比事后知道的实产还是虚了近一倍)！”我将此数一说，孟子明立即就大动肝火耍起脾气来了。孟说：“……你们还能光听各区汇报，要你们县委干什么，你们还能光听下边的，你们县委还起点作用不？粮食问题就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你们想用什么拥护毛主席？都像你们这样，难道让毛主席喝西北风不成……我看粮食问题就是你们金沙县委的动摇，你们这样作是想大跃进吗？这样做你们是要犯错误的……”。对此，省委周、苗书记当时未表什么态度。当晚十点多钟，苗春亭书记叫孟子明和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春亭桌子上摆了一本毛选，其中有一段话是用红笔划了的。大意是说：“……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不是那么积极了……”可能是谈的右倾问题。这时，我们还谈到了清池区委书记陈洪彬在征购任务刚刚布置下去他就组织全体区委委员学习兴义县饿死人事件，还有山东定陶因饿饭人口大量外流事件……。苗春亭书记说：“现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就有这样的一部分人，我看就处分他，把他撤下来，别叫他占着座厕不拉屎。”紧接着苗书记又向我说：“广玉，你们金沙有多少田土？有多少人口？今年征购任务多少斤？每亩平均征购多少斤？”又问了黔西县的土地、人口、征购数字，我说：“……金沙习惯亩报的是六十五万亩，31万多人口接近32万，今年征购任务是一亿二千万斤。黔西县接近四十万人口，近九十万亩田土，今年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征购总计是六千多万斤，……”省委苗春亭就说：“老孟啊(指地委第一书记)黔西是个近90万亩田土的县，比金沙大三分之一，但你们给他的征购是6,000多万斤，金沙是60多万亩土地的小县，征购是一亿二千多万斤，我们分配任务时就是这样不合理！”孟一边看贵州日报一边答复说：“……不是那么回事，金沙的总产有问题，不只他说的那样多，只要到过金沙来的人，人人都说金沙沙土(区)的庄稼比安底的好，安底的庄稼比禹谟的好，禹谟的庄稼比黔西的好。到了秋后你们说没有那么多粮食了，那不行……”。从苗书记屋里出来，到了夜十二时，孟还是抓倒我不放，又把我叫到他住屋里，孟一开口非常气愤的追问我说：“……你们金沙的粮食到底是怎么动摇的呢？问题在你身上，还是在你们县委身上？还是你们县委的问题呢？还是区委的问题呢？你今天要很好的找这个原因，你找不出原因是不行的……”当时在产量问题上也把我弄昏了，我停了好久没说出一句话来。孟看到我不说话，又开始追问我说：“你很好的想想，你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问题上开始动摇的？”我答复说：“别的问题我想不到，就是在秋后前七八月份，我看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通讯上，登载一篇文章是‘坚持说实话的人由白旗变成了红旗……不说实话的人由红旗变成了白旗’，我对这个文章加了个批语，印了两千多份，发到各生产小队，叫各生产队展开讨论。”孟追问：“你已经发下去了。”我答：“发下去了。”孟又问：“你转发这个材料有中央批语没有？”我答：“没有。”孟说：“既没有中央的批语，又没有省委的批语，你为什么对那篇文章那么感兴趣，你也不问问地委，你就敢往下印发，你把这个文章找来我看看。”我当即找到了登载这篇文章的中央农村工作通讯，这时孟已经在洗脚，我说：“孟政委，恐怕灯暗，你看不清，我唸给你听吧。”我将这篇文章唸给孟听了以后，孟就批评说：“你秋前还加了批语，将这个文章印发了两千多份，你竟一直发到小队，还叫展开讨论，你这样的观点就能做好工作了？你要知道写这个文章的是什么人，这个人也不一定不是个右派，既没有中央又没有党委的批语，你为什么看中了这篇文章呢？……你与写文章的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我看你就上了这个当。金沙的粮食问题，就是你的观点问题，原因就在你身上，你还不赶快把这篇文章收回来。”我答复说：“我怕产量再出现虚报浮夸……”.
(材料第十五本)省委周林指示说：“……因而就出现了瞒产私分，你们就完不成任务，区里就交不了账，县里就完不成任务，我们就批评县里头，县里就批评区，区就批评乡里头……你得反本位主义……我们必须估计到观潮派、算账派一定会讥笑我们，而另方面那些地、富、反、坏可能要出来破坏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这种现象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可怕的，我们应该沉住气，共产党员不要怕鬼，要硬着头皮顶住……”。
(材料第十五本)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报告中说：“……你保证还是不保证好了，那还是空的，问题是你一面闹粮，一面完不成任务，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材料第十五本)副省长徐健生在指示中说：“……征购任务非坚决完成不可，否则有的地方就要脱销……粮食征购能完成问题就不大，否则还是要出问题……全省已完成任务的一个县，一个独山人民公社，这是全省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有些地区完成任务不好的地方，恰恰是做法与想法与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反……实际上是在拖，想多留一点，这就障碍着他实现完成任务的决心。惠水县东风公社是坚决向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完成了任务，并未影响生产，反而上去了。”
(材料第十五本)省委周林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总结：“……任务是重的，我们小局要服从大局，大局垮了小局就不在了……不要强调这轻那重的，你脑子里不要存在这个问题……你老是在那里叫困难……你的粮食就没有了。有些事情我就估了，为什么估呢？因为大家都不报实了，越报越少不象话了……小算盘必须服从大算盘，你的小算盘要收起来……有些人认为我们好象似大祸临头似的，我们又没作什么坏事，他要骂要打，你怕他干什么……骂你也要革命……增产你一定要认这个账，不然你腰杆就不硬……我们是要革命的，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随时都要前进，困难吓不倒我们……你不要听到任务就叫苦、叫难，完不成啊！……有问题要作工作吗！要经得起考验……不然任务完不成，粮食调不出来，哪还有革命秩序？有些地方出了点小事不要害怕，不要被吓倒，大家要齐心，事情是可以办好的，有些地方勇气不是那么足，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说搞生产大家都在那里挂帅，一股子劲很高。但一讲分配挂帅就不那么容易了……分配时，国家要钱要粮，现在一说分配就不大要共产主义了，就不要国家和集体了。总之没有共产主义风格……总有那么几个县说生产很起劲，一说负担就是减产，讨价还价，我看这只能使我们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你样样讲共产主义，为什么在粮食问题上你就不讲共产主义了呢？你是党员吗？你不仅要组织上是党员，你思想上入党才行，你为什么长期在这个问题上与党讨价还价呢？虽然你还是个党员，但你已离开了共产主义，这是危险的，不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原则问题上，马马虎虎，你人虽是党员，你思想上已经不是党员了……你在那里喊什么？你叫苦是为了共产主义？我就不承认你，我是贵州人，你是外地人，不懂得贵州的情况，你还叫来，你这样作对困难如何解决法，全党还能一致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周林在金沙向我说：“赵广玉，你不要灰溜溜的。”我问“怎么来？”周说：“你不要听一些人胡说八道，你就泄气啦！你要写稿子与别人挑战，我与你登报。”我答：“现在任务有点压头，分配给我们的一亿二千多万斤，现在征购就进不动了，再与外边挑战不好说的……”。周说：“……我在某地开会(记不清当时他说的地点了)，我们还注意抓征购工作，河南的吴芝圃就抓了十多亿斤粮食，我听到了感到很惭愧。吴芝圃的劲头大的很。今年我们的粮食工作抓的好，全国都没有我们进度快，今年我们再加一把劲，在征购问题上来他个全国第一，任务不能动摇，少壮派你不能扯腿啊(少壮派是周林指我说的)！你们还差他个几千万斤的粮食，再冲他一气，只要不动摇，你就完成了吗！你动摇你就没有劲往上冲了。”周林在离开金沙前问我：“……你们还有困难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啥要求了，我们按周省长的指示去办，但我还很耽心，征购任务压头。”周接着说：“前不久我到了务川县，他的个县委书记也是个小青年、小白脸，跟我跑了几个区，下边的区委书记劲头都大的很吗！我们问到书记今年的生产情况，他们都说今年增产，征购可以完成。我到临走时，我征求县里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就向我提出还得要点供应指标。我就问他，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下边的意见？到你们下边去没谁说这个话吗！我这样一问他，他的脸就红起来了感到不好意思。”(这是周林影射我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林在电话会议上说：“我从遵义路过，从某地到鸭溪公路上的树皮都剥光了，说没饭吃了，叫喊没有粮食了。但他剥的是树皮，不能吃嘛！为什么偏偏剥光公路边上的树皮呢？我到他们那个区里一看，正在吃下午饭，社员在食堂吃的都是白米饭。你说这不是破坏、这不是有意捣乱是什么？我非常生气，我叫他们立即撤职这个区委书记，但他们这个县委书记说这个区委书记调来还不到一个月，他刚来，你把他撤走了也没有用。问题在于这种妖风，要保持警惕，妖风确实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徐健生副省长到了金沙，徐问我：“你们今年的粮食问题怎么样？”我答：“变化很大，现在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有些地方叫喊没有饭吃了。并且有一部分生产队开始供应了，现在也把我弄糊涂了。你说增产有粮食嘛，征购任务至今完不成。你说不增产粮食吗嘛，各区还报有储备粮几千万斤。今天一个数，明天又变一个数。你说一个数，他又说一个数。你说真缺粮吗？现在地里菜还不少。你说不缺粮食吗？有的就说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也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了……”。徐省长说：“我看这样吧，你把附近的区委书记找来，我叫他们汇报一下粮食情况及缺粮情况……”。当天夜里十时正下着雪，我亲自在电话会议上通知了城关区、岩孔区、平坝区、禹谟区，连夜赶到县里来向徐省长汇报，汇报的内容有以下三点：“一，今年的总产究竟好多？征购能否完成？二，现在农村缺粮情况，下一步供应情况？三，仓库征购任务完成数量是好多？还差好多数字？……其他你们认为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准备一下，向徐省长提出来，材料一定要搞扎实，因我向徐省长汇报粮食数字没有把握，他才通知你们亲自汇报。”到了二十五日早晨八时，全县各个区委书记都来了，我问他们“怎么都来了”，他们回答说：“想听一下徐省长对今后工作的指示，这个机会很难得。”实际上就是开了个由全县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徐省长专门座谈的粮食情况，供应情况，入仓情况，食堂情况。一共座谈汇报了十六个小时。徐为了进一步的肯定问题、摸实情况，徐又于当夜十二时后还通知长期在金沙蹲点工作的省委工作队长唐振华厅长，从柳塘乡赶来向徐汇报上述问题。徐在临吃饭前向我说：“……伙计，我们你们县里整的都很好吗！你们区委书记的立场都很明确、方向对头，省里有几个厅长都不行，我回去要找几个有问题的人把他放下来，考验考验他，省里下放到绥阳有两个处长，我回去得处理他，他们在绥阳县里一个劲的叫减产，没粮食，有浮肿病，饿死人了，我们派下去一调查，与他们反映的情况相反……”。就在这次会议上，徐省长向金沙的区委书记才提出了要站稳立场，反对妖风，喝冷水也要坚守粮食阵地。在粮食问题上有鬼，因此要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等具体指示……。徐向我说：“……伙计，社会主义不同于民主革命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小农经济没有什么影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私有制，这要牵涉到每一个阶层，甚至要影响到每一个人，你要革他的命，他不会不反抗。干部本身，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大量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里，这场革命不会不影响到干部本身队伍，有些参加工作很久的也不完全是马列主义者，一到社会主义革命就暴露了真相，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今后一切斗争的焦点都表现在粮食问题上，这点，资本主义是完全懂得的。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伙计，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没点马列主义是不行的，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当前看我们干部队伍里的状况是：真正的左派只是极少数，我说的左派不是括好里的左派。多数人只能随大流，跟着党走。左派坚定了，他就跟着党走，他随时随刻都会产生动摇情绪，因此在粮食工作上不能被叫喊的假象所蒙蔽。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在×地×时(记不清他说的何时何地了)因闹事，当时是专派我去处理的，当时被闹事的群众捆了两个干部……经过说服教育，待形势缓和下来，才弄清了真相，是坏人在里面煽动搞起来的。但当时在风头上，群众劲头很大，我们一时也不明真相就不好办，最后那两个干部才放，没啥子事，把两个反革命给逮捕了。因此不能听到闹事或出了问题就害怕，要具有明确的任务，不然就容易犯错误。”徐省长接着说：“……×县有一个搞粮食工作的好经验(记不清是哪个县了)，起初还不是妖风刮的特别厉害，说饿死人了，用锅烟墨抹上黑脸，刚派工作组到那里去时，同志开会，群众连会都不到，说没粮没饭吃，最后干部变了个方法不说开会，说是放电影给群众看，结果到了80℅以上群众。在会上还发了粮食，利用这个机会在会上交待了政策，发动群众，搞了二十多万斤粮食，以后再通知去开会，群众到的很齐……食堂工作你们一定要抓好……只要大抓食堂就不会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有也是少量的。”
(材料第一本)地委孟子明书记在电话会议上指示说：“要100℅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是和党一条心、一个样、整齐步伐，全国一盘棋……”。
(材料第四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健生副省长在金沙县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整风无非是划清是非界限……解决糊涂认识……因而要联系工作、思想，你在想什么？不得社会主义思想，过社会主义关是不可能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不但涉及到上层，而且要涉及到每一个人。因此整风是关系到每一个同志。你是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呢？因此说整风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你是真正的左派，不问刮再大的风、兴再大的浪，你的头脑都是会清醒的，立场是会坚定的。但有的同志在具体问题上就动摇，如按部分同志的想法和看法就不能革命了，就得搞修正主义。有的同志在困难面前大喊大叫……。你们要做些准备，今年是如此，今后表现在两件工作上，一是粮食工作，二是工业品采购工作，是要和农村的部分富裕农民做斗争的，我们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同志对到底两字认识的不清楚。五八年、五九年六○年在粮食问题上均有人叫……这是不会的，有人说去年不好，我们说好的很，今年又比去年好。不问大季小季都比去年好……有的同志受影响，经教育后转变很快，你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主要是你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挂帅。叫苦的人是有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过去吃上腊肉的人。要依靠群众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好，经工作的结果，原来叫不得粮食吃的人是会有粮的，而且是会很多的……给打仗一样要坚持。每个党员都要坚持这个阵地是不能退却的……党员干部没有不参加食堂的自由，就是要强迫你参加……你们县委要抽调干部下乡去，很好，但不坚定的人不要叫他去，要找顶得住妖风的人，对妖风要听，但不能怕，不能吓倒……。去年大跃进你们金沙带了头，这是你们历史上的光荣的一页，但不能自满，只要搞群众运动90℅是好的，金沙县的形势很好……”。
(在材料第四本上)一九六○年六月六日地委同志关于宣传省第二届党代会召开的通知中说：“……应结合当前整风……用总路线的精神检查对照自己的思想工作，大反右倾保守，要以实际行动做好和提前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一定要做出光辉的成绩……迎接省的第二届党代会的召开，以此向大家(会)献礼……”。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八日原地委书记孟子明说：“……园地，有的社员自动交回这是好的……”。
一九六○年元月十四日，专员张为梓打电话给我说“禹谟打坝乡跑到黔西的人说，那里没有饭吃，生活安排的不好，你们派人去检查一下”。我于第二天就带着一个工作组亲自在该乡住了两天，重点检查了四个队的食堂，并登门拜访了二十四户贫下中农。我摸的材料并得出如下结论：一，该乡今年减产；二，目前确实无口粮；三，立即供应一个月的粮食，不要一次发十天的口粮了。为此，我专门把当时的县委副书记于志高、王国民、邱继刚等人请到该乡去，如实的向他们介绍了该乡的情况，并让他们赶快分头与各区联系，叫各区委书记都要亲自摸一摸，并要报告县委。为了使禹谟区委重视，我又立即赶到禹谟区委并召开了紧急的乡支部书记会议，在会上我确定了一律暂按一个月的口粮安排(当时省、地委都叫十天安排一次粮。地委说是借给你们十天粮食，使你们能有粮食领着路，以便去向富裕农民要粮食，搞出粮食再还给国家)。
我当时亲自以县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发给各区委并报地委的指示文件，通过县委副书记于志高同志，一面电报地委，一面采取紧急措施向全县各区乡贯彻，其原文如下(材料第四本上查)：
1，各级党委，凡是对于外流、病亡和粮食生产搞的不好的乡和生产队，对这类地类决不能再听一般的汇报和派一般干部去检查，更不能及早下妖风邪气的结论，必须有区委书记亲自去检查、摸情况、安排三类地区的工作，即使一、二类乡也不一定没有三类队。
2，到这种地区去检查，首先要抓食堂和安排生活，凡是真正缺粮和闹鬼的地区、或虽是增产但目前群众确无饭吃，都要召开群众会，向群众宣传统购统销政策，表明政府态度保证对人民生活负责到底，这是统购统销的目的。讲清楚，先安排粮食，接到小季，每人每天半斤，最少不得少于六两。包谷地区供应包谷，主要产大米地区各供应一半，填发购粮证，一次发一个月的口粮，要保证不停伙断顿。每月八号都要真正供应到群众手里。在方法上让群众自报人口、干部审查、支书批准……外流人口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保证供应……并要发动群众讨论，发了粮食怎么才能保证按定量都吃到每人肚子里去？……老弱、真正有病的怎么照顾……对真正有病者，按定量标准每个人全部发大米，指定专人做好饭……送到病人家。并要组织医生上门看病，食堂暂时办不好的，家中又有人照顾的，留一个较好的半劳力照顾，一次发半月的大米，家中无人照顾的应组织分人分户照顾，食堂要保证供应海椒，家中没得菜的要保证供应点菜和盐巴，再困难也得照顾。在这类地区有病的人，公社党委要带领干部送油送粮到户，食堂所发的东西，病人都要得到，病人家中却系贫苦者要从公益金中加以照顾。对于外流劳力要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动员他们回来。只要来到，缺口粮的马上供应，并证(让)队干及外流人员家属积极动员外流人员返乡，如有病回来的，保证按病号待遇，干部上门慰问，医生上门治病(对于五类分子不能慰问，但有困难的看病可记账)。对这类地区，两天内要把粮食发下去……。对上述问题不能光走干部路线，要教育干部说实话，对党负责，就是对群众负责……。
3、向大队长、党、团员、记工员宣布八条纪律：
1，一定要办好食堂、托儿所、敬老院，自己以身作则；
2，保证不贪污多占，对社员负责，出了问题干部负责；
3，只能把食堂越办越好，食堂的标准是：群众满意，有困难及时报告，不准停伙；
公社(乡)干部纪律
1，坚决参加食堂；2，必须了解每个食堂情况；3，必须忠实向党反映情况；4，不在食堂吃饭的社员，生活是怎样安排的，要户户了解，全检查；5，要保证今后劳力不外流，已外流的争取半月内能回来……。对病的社员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立马组织医生治疗……这样做是不是右倾呢？绝不是，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群众，搞好生产，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当时所以要供应，主要是粮食没有搞出来(因为当时都说有粮，粮食叫瞒产私分了……)，搞出来粮食就不要供应了……。所以在这类地区，不要搞一天吃一天。上述意见不但适合三类地区，也适合二类地区，这也是今后在检查工作时的标准……。今后不要笼统地去反对上中农，凡供应的地区，不准私自扣粮食……。要坚决制止违法乱纪、强迫命令……。
上述指示下达后第二天早晨，当时的地委常委财贸部长、现任副专员周素芳打电话说：“孟政委不同意你们的办法；粮食不能一次发一个月的，还十天发一次，发粮食的目的是为了兑现更多的粮食，把私自(分)的粮食拿出来。”这个电话是周部长打给于志高的，我当时在禹谟，于在电话上告诉我的。当时我答复是：“我在禹谟区的支部书记会议上已经贯彻下去了，粮食一个月的也发下去了，这个区的就不改了，你可以通知其他区按孟政委的指示执行……。”一九六○年元月二十三日，我到地委去开会，我向地委如实汇报了我在打坝乡了解的典型材料，还谈了全县的总产现在看起来没原先报的多。过去各区所报的储备粮我也没有把握了，因为征购任务迄今没完成，还得再次伸手向地委要供应，第一季度的供应数字200万斤，现在征购任务一亿二千万斤完成是有困难的，请求把尚未完成的任务减下来。地委孟子明地委听了非常生气，并追问我说：“你汇报这个乡的典型是你亲自摸的，我承认是真的，但你全金沙有多少个乡？”我答“共有107个。”孟又问：“你每个乡是否都亲自跑着检查了？”我答：“没有。”孟说：“你怎么能以你摸的这个乡的减产材料去否定全县100多个乡的增产呢？你怎么能以你搞的一个乡的典型去推算全县呢？”地委副书记主传谟也追问我：“广玉，你们是否认为金沙县比去年减产呢？”我答：“是比去年减产，现在不仅完不成征购任务，还屡次伸手向地委要粮，粮食兑现工作进展不大”。主传谟书记接着说：“那你们县这样多的干部，还有几十万群众，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他们究竟干了点什么？”之后孟子明与主传谟书记在交谈粮食问题时，见到我去了，孟子明就说：“不管你过去再红，只要今年的粮食工作跃不上去，就会对你不客气。你说过来说过去，还不是粮食没增产，还不是没有大跃进。说过来说过去，你还不是个右派观点……”。主传谟书记接着又批评我说：“你们金沙和织金在粮食问题上扯着地委的腿了，你们的粮食兑现工作为什么跃不上去，现在如果批判揭子珩(地委副书记兼毕节县委书记)你还不是没话说，他会拿你比，他会认为地委不公正。我看恐怕你自己都不坚定，不然你要犯错误的，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是否能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是真革命，是假革命？在粮食问题上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广玉，千万不能被刮的妖风吓昏了……”。主传谟见到我时说：“我与李超臣(地委副书记)、王学臣(地委农工部长)把毕节的揭子珩(县委第一书记)斗了好几天，并骂揭子珩迄今还没说粮食，这个熊孩子就是右派。”地委孟子明书记在这次会议上也谈到了要立即撤职原毕节县卫生局长赫仪武，所在的宋武乡饿死800多人，孟说：“问他死人是什么原因，他的答复还是个粮食问。就是他的问题……。这样的人怎么能办好事呢？马上把他撤掉。”地委主传谟书记在会上讲：“朱昌饿死人就是赵炳辉的问题(毕节县朱昌区委书记)，他光伸手向国家要粮食能不饿死人吗？他本身就是鬼。如象他的观点代替资本主义闹，与党对立，与国家要粮食，我看如果这种行为得逞，饿死的人就更多。”在这次会议上，地委正、副书记、专员常委都分到各县去算包产账、超产账，按超产账算你还有多少粮食，除去回留和完成国家任务外，还应剩好多粮食？限期把瞒产私分的粮食兑现出来，绝不准许动摇。又算了退后一步账，就是包产账，这一点是不准打价钱的。当时各个县委书记以县为单位领着秘书，在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参加下拿着算盘搞了一个通宵，我县当时是由主传谟书记、王学臣常委掌握着算的。这次地委召开的中心就是在粮食问题上反右倾，继续贯彻捉鬼拿粮，并要求贯彻到群众中去。首先是在粮食问题上干部排队，解决思想问题。特别是各级党委书记的思想问题，并确定各县都要召开公社党委及管区支书会议来贯彻。我们回来后，于一九六○年二月上旬就召开了全县107个乡的支部书记会议。在这个会上，地委每天都由书记与我打电话，专门督促贯彻传达地委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的精神。县里会议共开了八天。在这个会议上，大会传达，小会动员，反复与各乡支书算账，各乡支书所报可兑现瞒产私分的线索账，经过各区汇总，共可以从乡干手里兑现瞒产私分的大账是3,000多万斤。捉鬼拿粮的具体经验，首先是由原地委书记孟子明在威宁传播和制造出来的。威宁当时反出了瞒产私分粮食一亿六千多万斤。当时实际上地委的部长科局长一级的干部根本或很少在机关，都是分部、分下去办食堂、搞粮食的重点。威宁捉鬼拿粮经验的原文是地委书记主传谟书记在电话上向我传达的。县里乡支书会议开完后，实践证明，兑现的粮食极少，这时地委一天开一两次电话会议专门催要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主传谟书记在电话上问我：“你们兑现出好多粮食了？”我答：“真正兑现的只有160万斤”。主书记又说：“广玉，你们进度太慢，根据孟政委在威宁的经验和毕节县××点所搞的粮食的经验，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你观点明确，不动摇，要相信一定有粮食，就可以搞出粮食，你的腰杆子不要软，要挺起来，趁热打铁，在会上谁报出的粮食不兑现不行，抓倒他不要放，要抓狠抓死，不要放松，粮食问题就是个干部问题，闹粮的地方首先那里的干部就是鬼。不去捉鬼，光伸手要粮食。两眼不能光看到国家仓库，那样作是标准的伸手派，不能拿粮食来填资本主义的坑，资本主义的坑你是用粮食填不满的。要讲阶级斗争，地委认为你们在粮食问题上不坚决，地委准备最近去工作组到你们那里……”。地委早先已派孟田局长率领工作组于五九年底元月初到了金沙，随后又派去了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地委常委农工部长王学臣、地委宣传部长孙育乾、地委监委书记杨培成、地委党校校长张润祥，他们当时去的任务实际上是地委嫌我们搞不出粮食来，右倾了。地委常委王学臣到金沙后，当面批评我说：“你过去一贯都很好嘛！怎么现在你也糊涂了，不清楚了，动摇了还行？”他们到金沙去的任务是分到农村，包括下到乡，具体掌握生产队，搞出重点，作出榜样，教育干部，推动工作，大反右倾，捉鬼拿粮，搞粮食兑现，大办食堂，发动群众搞捐献，献园地，献锅、碗、筷家具、腊肉、献粮献物。他们是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去金沙的，紧接着地委主传谟书记也亲自到金沙督战搞点、创经验。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我在报告中提出：“……缺粮就要解决粮食，闹鬼的也要供应，停伙的要立即开伙，这点要坚决。”
(材料第一本)直到一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还在指示中说：“人家的东西你不学，但你就搞不出东西来。”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地委会议决议说：“现在反右倾是时候了，现在右倾思想已成为各项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右倾思想不管在党内和干队伍部中，千万万条，反右倾是第一条。这是关系到是否维护总路线、人民公社的问题，右倾思想，主要是攻击一九五八年各项成就和积极分子……”。另方面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嚣张起来，而且用各种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有些右倾保守分子不但对人民公社、跃进的伟大成就否定，……。他们收集缺点作为攻击公社和积极分子的材料，右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他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向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松他们的劲，泄他们的气……各级党委组织必须抓紧反右倾保守思想……在粮食问题上挺不起腰杆子就是富裕农民思想……这些同志实际上是耳不听眼不明。凡是头脑清醒的同志，他的屁股就和党坐在一齐，否则就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就是富裕农民思想……党员在粮食问题上与党闹，这是农村工作的每个党员的一关……农村有些同志说任务多了，吃亏的思想是很不健康的，多完成任务怎么是吃亏呢？研究干部时要给干部画下像。右倾保守干部的思想表现非难大跃进，非难公社化，非难社会主义，非难密植，非难积极分子。这部分到底有多少？……右倾分子就是反对粮食政策……对于产，不能动摇，……。不问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的都要把像给他画出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说：“不问什么时候有右派，就什么时候划，就叫坚决反下去。有人在那里怕，怕犯错误，实际上就是右倾……对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好的，经过粮食考验，可以大量提拔。”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省委关于反右倾的指示中说：“……在基层干部中，把反瞒产私分应作为主要内容……。”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地委决议中说：“……完成粮食任务的困难，一是干部动摇，二是部分上中农叫喊……因而就叫喊粮食任务重了。三是上中农在那里当领导，正确的贫下中农在那里不起作用……”.
(材料第12本)1959年10月17日早晨，原省委书记对金沙县机关干部及区委书记大会上报告说：“……我和苗、孟到这里来(指苗春亭、孟子明)，总的印象是好的，成绩是伟大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运动干劲越来越大，形势很好，现在我(谈)群众运动问题……我们回忆一下，八、九、十三个月的时期中搞抗旱运动，果然人定胜天，战胜了旱灾，取得了丰收……征购任务搞的很好，很出色，三秋工作一开始就打了个征购工作大胜仗……。动摇就要犯错误，要作检查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应吸一个经验，就是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起来的。右倾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反革命。蒋介石就是不叫生产力发展，群众就反对他，右倾思想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反右倾是重要问题，要看到这个问题。我到了几个县，在富裕农民中10℅人不赞成总路线，加上地、富、反、坏中的部分人约有30℅的人反对总路线……这部分人要随时注意他们……搞群众运动遇到了困难，一个经验就是冲，我看也没啥秘诀，一冲问题就解决了……。群众起来了，右倾的人就孤立了……你们在农村工作中应了解听谁的、反对谁的，思想上要明确……要把领导权拿到手”。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原地委书记孟子明在金沙区委书记会议上做指示说：“我和周、苗到了金沙、织金、黔西、遵义等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心问题就是粮食问题……据遵义县摸底，小队长有50℅的人对粮食有抵触，他们说的理由是灾情大，产量没得这样多，边开会他们边搞现场叫你看，吃野果子，说不得粮食了。×区委组织委员表面上很坚定，实际上动摇的……不要听富裕农民的叫喊，我们作的是革命工作……，不要动摇……不能抱一种灰心丧气停止不前，怕犯错误，就会变成右倾保守的人……。有人对粮食问题不满，要查他是什么人，……。共产党员是要挨骂的……。不得意见这是空想家，没有的事情……。不通就批评，叫他当活教材。你迷失方向的时候，贯彻党的指示就动摇……。否定成绩就是否定自己……为什么动摇？就是方向立场模糊，我们在粮食问题上能否过关，就看你能否过得去社会主义的关……。有的(在)人生产的时候，领着人这里参观那里看，但到秋后就不叫看了，不是千方百计的为社会主义奋斗，而是千方百计的为瞒产私分。党员在粮食问题上过不了关，就是小农思想。你们都是农民出身，你就光为农民服务，你还有点国家观念吗？说了不改就没有前途，决不能维持现状了……。党员站在富裕农民立场上叫什么党员……。你生产了粮食你自己用了，这叫什么观点？农民觉悟不高，你共产党员是怎么搞的呢？……农村的跃进障碍就是粮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你就跃在里头，否则就掉队……”。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一日在地委会议上孟书记说：“……吉林有个地区富裕农民贴大字报拥护地委书记，不拥护三大万岁，这个地委已经拔掉了。农村形势是好的，云贵川总产增产20℅……公社能否巩固问题关键在于县委和区委两级，如这两级不犯右倾机会主义的毛病，就可以巩固。事实证明，哪里公社不巩固就是那里的区委右倾……。凡有右倾情绪的人其活动规律，一般是先垮食堂，在手段上是叫喊粮食减产，要办食堂得国家供应粮食……。这就是富裕农民与我们做作斗争的形式。紧接着他就否定大跃进，粮食没有增产……”。
(材料第十二本)原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于一九六○年元月十一日说：“……不能向困难低头，千难万难也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下去”。地委书记孟子明说：“……这是你承认不承认高速度发展的问题……是否支持中央的问题……”(这是指当时反瞒产私分、大压统销数字而言)。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二日传达孟子明开会通知前的指示说：“……在粮食问题上我们腰杆子不硬，你怎样说服别人呢？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粮食问题，从地、县、区委在粮食的中心问题上是右倾、还是富裕农民思想作怪呢？你们缺粮那样大，算来算去还是减产……。为什么经过反右倾、鼓干劲以后还叫缺粮呢？……为什么闹粮缺粮这么凶、这么紧张、这么全面呢？……我说我们的思想与中央、省委的思想不一致，但为什么你一次一次的不改呢？……国家的计划你根本不算数，缺粮你就向国家伸手要粮，原来国家分配的供应计划都是大家同意的，现在为什么食堂没有粮食呢？为什么在海子街食堂没有粮而家家户户有粮呢(海子街是毕节的一个公社，是地委县委的老重点)？食堂不得洋芋而家家户户有洋芋呢？我说县委、区委都是富裕农民思想在作怪，你一时搞不清，长期还搞不清，这是什么问题？……现在你说缺粮这么多，我们与中央省委表面一致，实际思想不一致……生产自救，如是荒年这是个好办法，但我们不是荒年……有的是个别的有灾，为什么说缺粮这样普遍呢？如果你不是嫌征购多了，你为什么不得粮食呢？一切问题是不得粮食了，征购多了，说来说去你还是右派言论。我们在十年以前都没有闹过粮，五九年为什么年前就闹起了粮食来了呢？这是和党不一致。不然这又是什么呢？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划清思想界限，你是右倾思想挂帅还是无产阶级思想挂帅呢？……我看还是右倾思想挂帅吧！五八年边收边吃，放开肚皮吃饭，粮食工作被动还有借口，今年你再这样搞还有什么借口呢？……一方面是闹粮食的这样凶、这样紧张、全面，这是与党思想不一致，工作就很难一致了……。牺牲流血都不怕，抗日时期都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粮食问题上中央、省委从来都是没有改过口的，……你尽叫粮食不够吃，甚至全部都要供应……光说生活安排落实了，你都要国家全部供应，这能算落实了吗?……我说属于思想问题，是资本主义思想挂帅……我看还是右倾思想作怪，西边四县生活安排的好，东四县差一些……。你们对富裕农民的罪恶活动给贫下中农带来的危害不闹，不把这些人从组织中清洗出去，以这个反面的材料去教育群众，你们为什么不加清洗这些人呢？你们的账算的很细，无非是要粮，你为谁要粮呢？你们可以想一想，粮食储备有战略意义，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储备粮不搞，你们先要吃……你们有什么不好向群众说的呢？你们为什么坏事来？……”。
(材料第十一本)原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指示说：“……今年冷空气很多，过去说的一切都不算了……。再给你一点粮食，你就保证不饿死人了？……我们省的粮食是有的，是有办法的……现在左已经不得了，留一手这是右的问题，国难当头，把你留的一手拿出来，问题就好解决了……好的贫农和积极分子提一批充实领导，不革命的干部暮气沉沉……要严肃对待……有的党委你现在管不着他了，你说你的，他办他的，自作聪明，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再好的政策到了他那里就不灵了……。不管如何粮食问题不能再退，不能动摇，一动摇问题就大了，要有牺牲自己保全局的思想……。现在不是缺粮的问题，而是富的问题，他一富就不革命了。现在就看干部向哪方面转的问题……。把粮食拿到手里无非是拿点过头粮，要从最高账拿粮食，从最低账安排生活……。要整风，不转变就当典型斗争，楼梯给你搭了多次，就看你下不下楼……我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要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对于叫困难完不成任务的冷气要顶住……但确有少数脱化变质分子，你说了他不办……还不改的，马列主义就管不着他了……叫他走他的路吗！”
1)一九五九年从六月底开始延续到七、八、九三个月，贵州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大旱灾，当时金沙县各区确实汇报过，总受灾面积十万余亩。地委当时的指示是全专区九个县除威宁、赫章两县外，其他七个县均开展以抗旱保苗改种为中心的抗旱运动，并让各县都成立抗旱指挥部，并以第一书记为指挥长，农业书记为办公室主任。地委几乎每天联系，甚至一天两次电话会议，每次均要你县受灾禾苗总面积多少，其中干死多少亩？抢救了多少亩？没解除旱象的多少亩？已解除的多少亩？改种的多少亩？……并要每天受灾面积及抗旱和抢救禾苗成绩。这可以充分说明，当时是抗旱运动中的受灾面积及抢救措施情况，是抗旱工作中的进度数字，这个数字是当时县委向地委汇报的工作数字，绝不是有意假报数字。
2)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五干会即是全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从事后来看，有些基层干部反映的减产是真话，但当时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的主观认识和原因下，从此之后说减产的是少数，多数人更多的是说有粮食私分了。有时办公室统计了粮食数字，一开区(委)书(记)会(电话会)又往往不承认，粮食少，推说是区文书报的，因此数字说法不一，不断变化，并非有意不准下边说实话。记得安洛的区委书记现任金沙县委副书记王芳国曾电报1,700万斤总产，在县委扩大会议减报为640万斤，他报着害怕挨整的态度去的。但会议上我是这样说的：“王芳国同志怕批评，我感到很好嘛！实事求是，总产有多少算多少，实在没有那样多，只要摸实了就可以修改嘛！”我也曾到过水利条件较好的、田又多的农里、西洛、甘田等乡去，我去的目的是为了贯彻省、地委的指示，说明这些地方闹粮无根据。这是水源保证的地方，并没有旱象威胁，说明粮食问题是个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以便找出贯彻上级指示的根据。在当时客观背景和我主观动机指导下，对在水利条件好的工作组，有的同志听说减产，如甘田乡工作组的个别同志，向我说过减产问题，但工作组长当时的县委副书记王国民又否认，因此我也不相信甘田减产。
至于说秋后实产一亿二千万斤，即使在我们向省委作检查前县委算的大账(时间是一九六○年十月份前后)，并非我有意制造的浮夸账，金沙的粮食总产，各区所报第一次是六亿多斤(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前后)，第二次是四亿八千多万斤(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九月前后)，到了秋后征购尚差原粮3,000多万斤没完成，这时各区又报过总产三亿多斤。我从未听说过区委书记向我说二亿八千万斤的总产。到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地委副秘书长李德枫向金沙打电话说：“……全区其他八个县报有九亿多斤的储备粮，并问我们储备粮数字”。这时，我就问县委办公室毕荣光，我们县有好多储备粮？毕荣光答复说：“各区所报储备粮是一亿一千多万斤。”我怕这个数字不可靠，我叫办公室再开电话会叫各区(委)书(记)摸底子，慎重一些。当时我还说，不好向地委开口的，你又完不成征购，又说有这样多的储备粮，地委要问我们为什么完不成征购任务呢？我们怎么答复呢？第二天地委李德枫副秘书长又找办公室说：“你们县有多少储备粮，现在就等你们一个县上报省委了”。办公室又向我说，我答复说召开个区委书记电话会议重新统计一下。第二次报有储备粮有9,700万斤，办公室统计了这个数字又向我说。我答复是：“地委非叫报不行，我们也不能报这样多，得留点余地，要报就报3,000万斤”(当时各县所报储备粮都比金沙的多，这可以说明总产我并非象原材料所说的有意虚报)。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又批评金沙县委说(他与省委苗春亭、周林书记一齐到了遵义，孟又从遵义回到金沙时向我说的)：“你们想否定大跃进吗？你们不完成征购，再想要国家供应你们几千万粮食你们就高兴了，你们就不叫苦了，你们的工作就好做了。你们如果不立即改正，这样下去你们是要犯错误的，你们不懂得富裕农民在粮食问题上就有这样一条规律，秋种扛红旗，作物熟了减面积，秋收完了就叫征购重，征购完不成就会刮起缺粮没饭吃的妖风，秋种时就要种子。这个规律你们掌握不住就要犯错误。你们听党的话还是听富裕农民的话？在粮食问题上你们是与党闹对立？还是走与资本主义的瞒产私分进行斗争。农民历史上把粮食看成命，现在他能不千方百计的与你私分，你不去斗争，你就会搞出粮食来吗？听到下面一股妖风你们就动摇……”。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县委就按包产三亿五千多万斤上报地委的，因为包产数一再强调要低实产的20℅，所以我们当时认为按此数算账也是有粮食的，但不会向各区所报的那样多，也不会象目前这样少(因为当时征购都未完成，有人又说减产，缺粮，饿饭等)。
4)一九六○年元月份县委办公室向我说过：“各区所报缺粮数字及需要粮食数字××××的情况”，我当时答复说：“我要到地委去开会，通知明晚召开各区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叫他们再摸清底、慎重的研究一下，专门汇报一下缺粮多少？第一季度需要供应粮食的总数字是多少？开会时让各区委书记汇报一下。”在开电话会时各区又报了与原来办公室所统计的不相同的数字。追问原因，都推说不知道，是区委文书报的。我当时在各区委书记所要粮食的数字上还向地委要了200万斤，地委拨给我们1960年第一季度供应指标是200万斤，各区委第一书记光一个月就要缺粮280万斤，经县常委当时研究确定，目前反瞒产大会刚开不久，各区、乡、队在会上所报瞒产私分的预计数字尚未兑现，多发点粮食更好工作。因此在每个区原要数字的基础上又给各区多增加粮食133万斤，共拨下413万斤(这里可以说明就当时全县100℅的供应，除去非农业人口，全县25万人口，每天按半斤供应，一个月才供应375万斤，而那时省、地委规定的供应指标并非老称八两，而是叫供应六两、四两，同时农村也并没有100℅的供应，原结论材料怎么把发到各区的供应粮413万斤说成是我扣群众的肚皮呢？……)。
总之，一九六○年金沙我本人没见死不救，不敢要粮。事情况，我们当时是向地委如实要了粮食，但我们当时又误认为周林、苗春亭、徐健生、陈璞如等人为首的、以孟子明、主传谟、李超臣、王学臣为首的地委的错误路线是对的，所以我们一贯贯彻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一面又不管地委当时对伸手供应粮食施加多大压力，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要供应粮食。地委也确实给了我们2,200万斤粮食，但我们又叫从驼马、窖酒副食品加工中压下400多万斤，从省、地委当时规定每人每天供应粮食四两增加六两(省委书记周林当时提倡的供应办法是四、四、二)，我们实际拿出供应农村缺粮户的粮食高达2,600万斤。
5)地委在原材料结论中说我“一九六○年三月份各公社(区)报大部分食堂停伙，普遍发生肿病、死亡，赵明知问题严重不予解决……”。
对此问题，我只在这里简单的提说一下，因我在下边所提死人原因里要详加说明。
金沙县从一九五八年就由省委直接派去高级干部伊彤(10级干部)作金沙县委书记、派去政法学院副院长张自力、王玉奎(现任贵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任金沙县常委，秘书长赵子安为县委委员、办公室主任，率领科级干部57名、一般干部60多名，共计100余人，每个区都派下去10人左右，并有一名处长作区委书记，省委又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派去在省直属党委会董名范任金沙县委书记，省委又派来了省里厅长唐振华率领两名处长及56名干部，唐任金沙县委常委，分片禹谟、城关区各乡，在那里半年余，直到一九六○年元月才走，地委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就派去孟局长、田局长率一个工作组去金沙安底区、禹谟区工作直到一九六○年七月份才走，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地委又派书记、常委、部长比如地委农工部长王学臣、宣传部长孙育乾，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地监委书记杨培成，地委党校校长张润祥等负责人，率领48名干部(因为当时地书记说我在粮食问题上动摇，跃不上去，右倾，但我又是当时他们的红旗)，他们这些负责同志去了并非面对现实，而是为了搞瞒产私分、大办食堂创造重点经验，这些负责人去时都说是“省委、地委为了培养你们红旗……”，他们到了金沙后立即下到乡下到生产队工作，在当时那样严重的关头，这些负责同志长期在乡下和生产队，他们究竟向省委和地委反映了些什么情况呢？谁向我反映了些什么情况呢？只要他们提出要粮，我全部给了他们。在一次会议上，地委张润祥部长等人介绍在平坝乡的工作经验说：“……平坝的群众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大搞食堂、群众自己捐献、挖锅拔灶，有的群众把腊肉、腌菜锅碗都捐出来了，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奶把几十年保管的大块现洋六斤腊肉都拿出来了，……”之后大办食堂、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连续召开了几个捉了鬼拿了粮的假现场会议，地委就通报兑现了瞒产私分粮食2,700万斤(在这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我根本不在家，详清在下边的问题中再说)。
6)至于地委在我原结论材料中说：“……赵将缺粮人口21万压为12万……”。现在我把事实阵线申诉如下：
在1960年一季度中各乡召开的乡支部书记会议上，主要传达地委反瞒产私分和捉鬼拿粮的指示，各级缺粮人口并非在这次会议上报21万，而是报的12万人，我们当即发了粮食，而且供应数字比区(委)书(记)所报数字为多，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安底区的区委书记周志明不要粮，我们硬给他45万斤的供应指标，因为邱继刚县长发觉那里有问题。在这八天的反瞒产私分粮食、捉鬼拿粮的支部书记会议上，当时各个乡所报的能兑现的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仅是1,300万斤而是3,000万斤，我为了留有余地才向地委报了1300万斤，就在这个会议期间，地委向各县委发出指示说：“……叫到会的同志好好讨论威宁的电报，能否不再要粮，你们即(既)报了这样多的粮，就坚决的把他拿出来，要叫各乡支部书记、各区委书记都要在会上表态”。根据这一指示，各区乡展开了讨论，在最后向县委表态时，各乡及区委书记说“地委分配给我们的指标完全够用，按十两吃也可以不再要粮”。之后在会上又接到了地委转发威宁县委给地委的报喜电报说：“…我们到会的区乡干部，保证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我们还可以外调400万斤支援向国家供应有困难的兄弟县……”。因此地委当即号召各县到会的乡支书、区(委)书(记)同志，要很好的学习威宁县，照顾整体，支援困难的兄弟县、不要国家供应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号召全专区各县、各区、各乡都要认真讨论，并拿出实际效果来，支援外县，供(贡)献于国家，并指示到会干部在会议上让每个人表态，要开展共产主义大支援，看看那些搞不出粮食来的地方还好不好意思再伸手。在这种情况下，地委除连续不断的开电话会以外，并用明码电报将各县乡支书不要粮食、调出粮、支援困难兄弟县具体的粮食数字发往各个县与会干部讨论，并立即又要各区乡书记表态，当时全专区九个县没有一个不外调粮食的……我们金沙县各区委经过汇总，各乡汇报计划可以兑现粮食外调不是400万斤粮食，而是1,300万斤粮食，当时地委主传谟书记在电话会上问我时，我怕没有把握，才说：“据各区乡的报告统计可外调粮食1,300万斤，为了留有余地我们外调400万斤吧！”
上述就是这第二个问题的经过真相，我绝没有标新立异、独立新裁的不照省、地委的去办，而另搞一套。对此，过去的地委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原地委书记孟子明指示并大力提倡说：“……对右倾保守的领导，不信就看，说了就办，不通就变，不改就撤换他……你不承认增产就是否定大跃进，你不增产还有什么大跃进呢？你这样的目的是说总路线不好，人民公社不好，那当然你就谈不上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了。一切反对三面红旗的人，首先在减产问题上与我们作斗争的人，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让了步，你就等于自己否定了三面红旗，随着而来的就是喊征购重了，任务完不成，口粮不够吃……这种干部是资产阶级干部，因为他出身是农民，他就两眼光看到农民，他就光为农民服务，但对于工人、城市居民、机关干部、解放军，对于这些他统统是看不到的，他也是不管的，这种人他是维持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他精神上根本就没有准备搞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党员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坚定立场，批判右倾……我就掌握一条，闹也捉鬼，不闹也捉鬼，你不捉鬼，你捉不到鬼，不断(然)粮食你为什么搞不出来呢？……我看有些党员干部是民主时期的骨干，现在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成了人民的叛徒，一说叫他完成征购任务就叫苦连天，一说安排生活就向国家伸手，叫减产，叫喊饿死人了。你这是什么雄心大志，你这是蒋介石的雄心大志，是艾森豪威尔的雄心大志，是上中农的标准代表者，是在粮食问题上死不悔改的死硬派……。这些人在粮食问题上反对我们，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刀口不放在他脖子上他就不缴械，对这部分人不要客气，不要小处理，要大处理，要一刀两断、一斧切，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法当机立断，撤换下来，如果在这场斗争中，你稍有犹豫，就会遗害无穷……”。
1，过去受苦的实物、现在幸福生活的实物对照。
2，过去要饭，半年糠菜半年粮，现在你忘本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你搞瞒产私分的粮食要展览出来。
3，大家辩论，个人检讨……每个队都要找出个活典型来当活教员。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我向孟子明书记说：“各区的产量没有过去多，看样子一亿二千万斤的征购任务恐怕完不成”。孟书记很生气的回问我：“你们还有几个区没有完成征购？”我答：“还有红旗、禹谟、安底、沙土、石场、清池、岩孔等七个区。”孟子明指示说：“这些人不是真革命，是富裕农民在党内的代言人，你们应该赶快把没有完成任务的这几个区委书记给我撤掉。”我当时没吭声，但地委第一书记既然作了指示，我们县委常委举行了会议，并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1)这些过去工作还可以，2)撤了这些人再派谁去呢？因为九个区委要撤七个区，而且面较大，就让亲派去个同志，因为情况不熟，也很难一时跃上去，3)区委书记所负责的一片都完成了征购，别的区委没有完成任务，撤了区(委)书(记)我们认为不合理。因此我们就没有执行撤掉这七个区委书记的指示。
到了一九无九年十二月底，金沙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去地委开财贸书记会议，孟遇到了邱继刚，孟就问邱说：“叫你们撤换那几个没完成任务的区(委)书(记)，你们撤换了没有？”邱就向孟说明我们没有撤换的理由。孟子明听了很生气，并立即批评邱继刚说：“你们金沙县委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态度，我谈了以后你们究竟执行不执行？”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孟子明对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即万人大会(区、乡、生产队、生产小队、贫下中农代表)指示说：“这次会议的目的及方法，第一阶段专门大鸣大放，紧他们放，先顶住，你们要沉住气，只听不驳，第二阶段，从中找出突出的典型，主要抓住今年叫喊粮食减产的、瞒产私分的、屡年完不成征购的富裕农民的骨干，将他们的罪状列出几条，印发到会人员，先学习讨论，培养好批驳骨干，训练好了先从小组斗，再拿到大会斗，斗不缴械不收兵。不斗则已，要斗就要斗他像地主一样，斗深、斗透斗臭，要斗他像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第三阶段就是处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的含意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当前指的是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至于上中农(即富裕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在人民之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有不少干部党员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他过去是搞民主革命的，是为了分田、分土、分耕牛房子、分东西他积极，完成了土改他的责任就尽到了，他的革命就成功了，这些人从土地改革至今都当权，他们沾了不少油水，分了好田、好土、好房子……再加上他们本人每月的工资收入，他们家庭从土改后就富裕起来了，因此他现在就不革命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富裕农民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代理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从进入五八年大跃进后，要普遍进行干部排队，划分一、二、三类干部，并说明划分一二三类干部的标准(略)，在粮食问题上是个专政问题，是考验每个人是否走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各个县在这次大会上批判斗争的人数可控制在到会人数的2.5℅”(这就是当时省、地委的规定，在到会的一万人中，可以批判斗争250人，金沙共在大会小会上批判了67人)。当时地委孟子明书记还大力表扬和提倡黔西县委书记李如川所汇报的：“王大奶，觉悟高，对于当时攻击粮食政策的人恨之入骨，她不敢打，发着言就上去扭被斗争的人一把，一扭就一咧咀……。”孟听到这里就向各县委书记说：“这个人很好，出身好，觉悟高，她才对这些被斗争的人恨之入骨，没办法了，才去扭他一把，对这样的行动不能去制止她，不然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黔西的违法乱纪比较突出)。当时金沙县是贯彻执行了上述错误的路线，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已出现了揹大字报、带尖尖帽的现象，但当时是分100多个小组开会，当时带头人搞的人还是专署财税局长韩冠军。发现后，我对此就专门召开了四次区委书记会议，一次全县支书会议，在万人大会总结时，我还专门对此作了批判。
(材料第三本上)孟子明书记指示说 ：“对忘了本的要彻底算他的受苦账，对自发势力严重的富裕农民要算他的剥削账，并要分析其反动思想的社会根源……”。
(材料第三本上)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地委电话会议指示：“1)对贫下中农的干部辩论要用过去的苦进行教育他们，2)对富裕农民的干部要找他们的剥削账，3)对五类分子要查他们的历史，4)在这次会议上对干部的调整要作好准备工作，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5)(略)，6)对老干部只要愿意检查悔改的同志，不要一脚踢开……，但不能再作主要领导。”
(材料第三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日，地委电话会议指示：“……首先谈下各县整风进展情况，……毕节、大方、织金、黔西发展较快，已转向批判，金沙、赫章搞的慢，凡是对整风认识不足的就是右倾……”。
(材料第三本)地委对下步整风的意见：“……机关整风、社会主义教育仍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农村情况是和干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和干部中来……必然正气压倒邪气，不要慢慢来……各县要下个大决心，搞好整风，特别是金沙要迎头赶上，对坏的干部不要漏掉一个，领导不重视就解决领导问题……。各县重点批判的对象要抓死……，对问题要批深批透、批臭批倒”。
(材料第三本)地委在简报的指示中说：“……必须本着坚决放、大胆放、彻底放的精神，首先把鸣放搞得深透，在放深放透的基础上，转入以大辩论为中心的大鸣大放、大辩论阶段……。大辩论斗的主要锋芒是、对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八字宪法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反党言行，…….要把他们批的体无完肤、彻底斗深、斗透斗臭，使他们在群众中完全孤立起来……”。
(材料第三本)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省、地委关于划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的规定：
1，凡是党员、干部在言论上、行动上属于下列性质的，都应划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经充分揭发和批判，查明情节确属严重的应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略；3)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4)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的，从五八年大跃进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学习了中央八届×文件后仍执迷不悟、不做主动深刻检讨的；
2，从略。
3，处理办法，1)态度恶劣的撤消行政职务，党内给予留党查看处分，坚持错误、顽抗到底的开除党籍。2)情节较严重检查好，或虽情节轻但态度恶劣的，酌情撤消党内行政职务，如现在还在重要岗位上的以调离改做其他工作……。
(材料第三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省委在指示中规定：“省机关重点批判的对象占2℅左右，地专机关可占3℅左右”。
(材料第四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县委领导小组决定：“……一定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准罚跪，带尖尖帽，打人捆人现象发生”。
(材料第六本)一九六○年十月统计，全县共受理三反案件314件。
(材料第三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我在金沙全县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摘录：“……经过排队不得粮食的就保证供应，应本着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区里要安排落实。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得捆、打、骂、吊……要坚持和风细雨讲道理，打、吊、捆的办法不利于整风的，敌人要利用，这样搞不透……毛主席讲：‘对同志要有情，对错误无情’，否则就违背政策(对五类分子也不能随便捆打，否则就会造成农村的混乱)，只要转变的同志就欢迎，但论点要驳倒……对犯错误的干部和同志要认清，好好的帮助他们”。
(材料第七本)一九六○年十月十日地委关于三反问题电话会议指示说：“……专案处理工作，须处理的2242人，专案处理要求在十月二十日处理结案……”。
一九六○年三月份，在县委书记会议纪要上，地委书记孟子明又再次强调和传达了各县要在干部队伍中普遍划分一、二、三类干部及划分一、二、三类干部的标准，并将划分的结果报告地委，地委副书记主传谟当时就指示说：“金沙县的蔡芝兰是三类干部(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这次不要漏掉他”。
一九六○年四月地委李超臣书记向我说：“……你们金沙要找个组织部长，老蔡不行，你们得赶快换掉”。我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对象”。李超臣马上批评我说：“……你们县是几千个党员，连个组织部长够找不到吗？”
(材料第一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原地委书记孟子明指示说：“干部劲头不太足、暮气很大，有的干部一天干不了半天的工作，对他们要进行教育，说了不改的就叫他们卷行李滚蛋，农村党员能否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粮食问题就是对他们的试金石……。社会治安的现实就是意味私有制的最后消灭……。”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地委在指示中说：“……毕节粮食兑现工作搞的快，共兑现瞒产私分的粮食800多万斤，大量事实证明，有好的干部就有好的效果，……对积极分子新陈代谢的规律认识不清……。”孟子明在指示中说：“特别是毕节县时间短，跃上去了，工作要坚决反右倾鼓干劲……干部队伍要建立起来，核心干部一定是和党一条心的……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对于不好的干部(当时指瞒产搞不出来，又要粮食供应)就辩，辩论后不改的就换，要把干部整顿工作当着重大问题去做，干部队伍不好不坚强的，就不能出好的钢料，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的要坚决把粮食兑现出来，要坚决搞，要坚决高，要发动群众给他们算账”。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十日，地委紧急会议精神说：“大方县在搞粮食兑现上，都是像送公余粮一样敲锣打鼓，一晚上就兑现了500万斤……”。周省长说：“工作长期被动下游的，主要问题是个路线问题，就是富裕农民思想挡道，富裕中农不是人民……。工作中不是富裕中农的问题，他没有权，是干部问题，干部有权……。整顿食堂是干部领导工作基础薄弱的地方，是富裕中农当道的地方……”周省长又说：“工作疲疲沓沓就是领导核心问题”。孟子明说：“能否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关键问题就在粮食问题上”。周林指示我们，“人人要有上游思想和上进心，不努力，你社会主义关是不好过的，上中农的领导骨干多了，就起了质的变化，上中农不能当骨干”。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八日，孟子明在指示中说：“……前段粮食工作被动，主要是领导干部有右倾，不是没有粮食，是富裕中农在那里挡道，这不是指的社员，而是指的干部，那里干部有右倾，那里粮食就搞不出来……你能否过得关，就看你在粮食问题上……告诉同志们，粮食工作还没有过关，还要努力的工作……富裕农民不当权就没有问题，当权就不得了，富裕农民当了我们的干部就是富裕中农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要在粮食工作上给党培养一支和党一条心的红的干部队伍，这是全党的任务……。问题就是干部决定一切，要培养红心的干部队伍，要与党一条心，一股劲，上下一个样、不走样的干部队伍，要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周省长说：“考验干部的标准就是总路线，你是否执行总路线，表现在工作上你要是上游，甘居中游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现在看，闹粮凶的地方那里富裕农民就多……”。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地委主传谟书记指示说：“食堂仍有不纯分子参加，这是个问题，有了就要坚决处理……我们要当有名的英雄不当无名的英雄，要反右倾……”。孟子明书记说：“……左了比右了好，左了是革命的，右了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所以右与左是革命与不革命的界限(这是指粮食工作要与省、地委一条心，搞反瞒产积极的就是所谓左派)”。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二十日省委周林书记指示说：“……一切工作要积极主动、干劲冲天……行动上是不是鼓干劲？结果是不是上游，竞赛要成网，先进成风，标兵要成林。工作一条心、一股劲，现在工作闻风而起、闻风而干……有的同志应定期转变，不转变的就要斗争处理……”。地委孟子明说：“……今后哪个地方打被动仗就要解决那个地方的领导问题……不干就拿下来你……”。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地委组织部电话会在指示中说：“省委组织部要统计几个数字：
1)关于干部方面的问题，各级干部处理的调整情况……其中属于地、富、反、坏的多少？属于富裕农民的多少？严重违法乱纪的多少？严重右倾分子多少？能力过弱的多少？
2)处理情况……清洗的多少？开除的多少？留党查察看的多少？撤消主要工作的多少？撤消部分工作的多少？
3)调整原因，属于地、富、反、坏多少？严重右倾分子多少？严重右倾的人是多少？违法乱纪分子多少？富裕农民多少？”
4)干部站队问题，一类、二类、三类干部各？%。
(材料第一本)周林在一九六○年六月八日指示说：“…坚决选贫下中农当会计，没有文化学文化，要把中农当会计、计工员的撤换下来，这是阶级路线问题，各级党委要有魄力……”
(材料第一本)周林一九六○年六月十二日讲话说：“……坚决把富裕农民的知识分子换下来，这是阶级路线问题，经济权一定要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县区都要当好红管家，管家不好的通过三反拿下……三反问题，整社的重点是区到小队干部……”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七月九日，县委会议确定“……对干部问题不能随便乱撤乱换的，须处理必须向县委做报告……”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七月日，县委意见：“……不站、不追、住打、不骂……停职反省批判的，一律报县委批准，县委个人不得私自批准……”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八月四日，赵广玉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犯错误的干部，须处理的，不问什么干部都要报县委……。对撤下去的好同志要复职要报县委，区委要开个群众会，并对本人进行个别的谈话，在群众中说明是什么情况下撤职的……”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二十日，县常委办公室会议：“……区委常委总支书记李梁林因粮食问题被辩论停职以后的工资补发问题，决定：全部补发……”
(材料第一本)原地委常委政法党组书记检察长、现任地委常委、副专员的张晓光对禹谟区的干部结论说：“……禹谟区有181个干部犯有各种错误，其中好人办坏事的73人……”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赵广玉说：“……我们说的辩论绝不是斗、打、捆、吊、罚款等，……要求做到不打，不私自关押、不吊、不捆……”
(材料第九本)省委书记苗春亭在遵义地委参加开会的指示：“遵义反右倾的效果很好，几天的时间，农村的情况大变，干部群众干劲很大，大季作物征购入仓迅速，他们的作法是发动群众出题目，叫群众讨论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辩论中，富裕农民有三种表现，1)想单干，2)不要党的领导，3)农产品的收购想搞自发……。贫农一发言，富裕农民就退回去了……农村空气大变，邪气不得了……，召开党员大会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中心是粮食问题，富裕中农在农村煽风点火，党团员也不问，农村的瞒产私分，只要党员不同意是搞不起来的。党员腰杆子硬的地方，群众自己是不敢搞的，那里私分没有党员骨干积极分子带头，群众是不敢私分的，因而他们就说禾苗生长不好，夸大缺点，否定大跃进，企图搞瞒产私分……”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赵广玉总结中说：“……反右倾是属于党内的阶级斗争，所以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那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去进行，又不能放弃原则性的斗争，因此要各级党委特别是常委和区委第一书记，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免造成新的混乱，我们要防止在纠正右倾情绪的同时，最容易越恨越好，不加分析的一切打倒的作法……。县委明确这一工作在农村由王国民、于志高两同志抓……”
(材料第九本)赵广玉说：“反右倾及瞒产私分应注意防止的问题，一，贪多乱搞，防止不留余地，可斗可不斗的就不能斗，对右倾分子可划可不划的就不能划，能少批少辩论能达到目的的就少批少辩论。二，略。三，严肃批判，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四，严格请示和批准手续，支书以上的经县委批准。五，严格手续，制止打骂、吊、捆、押等现象。六，防止歧视有错误的同志……凡属群众私拿私分者不提名不追究，愿检讨者就检讨，不愿检讨者就算了……”
(材料第九本)一九六○年统计各区向县委三反小组报的三反中有问题的干部：蜕化变质分子的60名，阶级异己分子36名，违法乱纪分子81名，公私不分者132名，超支拉用者142名，瞒产152名，私分50名，铺张浪费72名，多占106名，贪污117名。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赵广玉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讲：“……小组会、大组会仍是摆事实讲道理，自己人不能给自己人戴帽子，反右倾就是为了克服不站到总路线立场上来、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产量情况一定要实事求是……”
(材料第十二本)地委副书记主传谟传达孟子明指示：“……批判那种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时念好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外地的水旱灾很严重，要瞒一部分产量，怕外调，怕增加征购，这种思想作法，和地主富农一样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对基层的干部队伍，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审查，纯洁队伍，对不好的、经批评不改的，要选下去，征购任务已订到生产队的坚决不变，向群众说清楚，完成任务以后剩下的归自己……包产任务必须完成，如数交纳……在执(行)包产这个问题上要坚决，不坚决将会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农民党员能否过社会主义关，就在粮食问题上……党员不站在党的立场上，这叫什么党员……。对区委书记一定时期抓住几个主要问题批判很重要……”
(材料第十二本)孟子明指示：“……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坚决的回击，要展开兵对兵将对将的斗争。省委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常颂、夏德义、李庭桂……，这是由他们本质上所决定的，他们都是否定大跃进，攻击一个指头……。常颂攻击周林同志，中央知道你常颂是干什么的？还不是周林同志报的你省委副书记，过去常作地委书记时，周林都很器重他的，只要常颂作了发言，周林一般都是同意的，常颂现在竟反起省委来了，所以挑选干部是个大问题……发现问题不能姑息迁就，就要立即解决，对不好的党员和干部说了不听的，我们就要与他们坚决分手，不是党不要他，而是他与党闹分裂……，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人都有他革命的一面和反革命的一面，他不革命就要作反革命的事，就看自己如何听党的话，……要克服自己反动的一面……不搞跃进的人，就是坏人，因此是危险的……作啥事要想到别人坚定，我们不怕敌人的进攻，就怕党内部分人在那里左右摇摆，我们自己不坚定，怎么能叫别人坚定呢?现在不是要你们牺牲生命的时候，你们都不听不干，老实说，叫你们当部长、县委、区委是瞎了眼……个人主义和党的事业是水火不相容……”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早晨地监委杨培成书记说：“……揭发的右倾分子要及时处理……”。地委副书记李超臣说：“不够作区(委)书(记)的可以调换工作，如到县任科长、付科长等，不叫他做党的工作就可以了……，说了不办就是组织问题……”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县委扩大会议上规定：“……小组批判不能戴帽子，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问题批判严，但态度要和气……”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林在地书会议上总结发言：“……这次会议的中心是整党整社，时间是一冬……五七年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机关整风一定要搞彻底，……要给那些右倾老油条叫他们知道厉害，……要搞臭，再不转变就给他戴上帽子，不能一般化……，我们有些地方工作没有搞好，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不)占优势……两个月的时间大有可为，要很好的搞一下……，光作检查还不行，但你得拿出东西出来表示……如果你仍和过去一样叫什么检查呢？……你完不成任务，你的东西就不得了吗？不要靠减任务来照顾吃饭，这叫做奖励落后，迁就就等于奖励落后，……不完成任务是什么理由，党员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叫什么党员呢?有人落后就应该干劲更大……，过去我已经讲了，你不拿东西出来兑现叫作什么拥护党呢？只有实践才能上下一致……，要敢于坚持正义、真理，不要怕骂，要有为党的事业牺牲的精神，……但在具体工作上跟不上去，扯着腿，……难免不是犯罪行为，你的工作跟不上去，拖着时间，这不是给人民带来痛苦、这能不是犯罪吗？我省社办工业全国第一……。凡是你工作跃不上去的地方，都是粮食问题搞的不好。先下手为强，坚决批判富裕农民思想，把他搞臭，把社会主义坚决进行到底……。他年年闹粮好象是闹出味道来了，凡是过去干劲不足的，经过反右倾干劲足了，工作作好了这样的人要表扬，但还有少数人，说和作的不一样，光打雷不下雨，就要严肃批判和处理……粮食安排好了，不好的是少数的……”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赵广玉在区委书记会议上说：“……要坚持说理斗争，准许对方说话，不要用硬压的办法，要找事实拿根据，以理直驳，以真理压倒邪气，……会议所有批判材料，均应经县委批准，要控制在1℅”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电话会议孟子明指示：“……由鸣放转入批判，对象要挑对，属敌我问题、攻击党的领导、人民公社、总路线，找攻击最厉害的，要看历史，是否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否是五类分子，有的人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密植是北方人搞的，毕节要查此人是什么人？是不是混进来的坏分子？第一阶段鸣放要深透，第二阶段要辩深辩透，粮食问题是大问题，有人攻击粮食问题，粮食问题解决不好，生产就解决不好，即是生产搞的好，政治上也是坏的。……”
(材料第十二本)孟子明指示说：“……干部钱多了，买不到东西就骂，这就是你向右派发展，小队长以上干部都要参加食堂，否则就要处理。小队长以上干部的小孩，一定要参加托儿所，否则就要整……”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省委指示说：“……对那些疲疲沓沓的干部要当机立断，不要婆婆妈妈的，不能优容养奸……。积极分子不是从土改后看，要从公社化后的表现去看，……”
孟子明指示说：“对落后的领导干部，要当机立断，撤换下来，否则工作跃不上去……”。
当时传达对干部处理的五条意见是：
1)对富裕农民出身的干部，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搞倒退运动，对三个万岁不满，以致社员生活安排很遭，经教育不改的要换掉。
2)生产很差，对处理社、队、国家三者利益关系不正确的，搞瞒产私分的要换掉。
3)富裕农民成堆的用三调二、五调三的办法调开。
4)老实的能力弱、跃不上去的，可改作其他工作，或是派得力的助手去。
5)五类分子一律要撤换下去，60年的领导核心，一定要掌握在与党一条心的人手里。
周林指示说：“……有的人松松垮垮的，工作无结果，这叫什么雄心大志？有的人无缺点也无优点，你这样下去，你是过不了关的，现在要当促进派”。
(材料第十一本)周林一九六○年三月在讲话指示中说：“……要与党一条心，一个劲，整齐步伐，乘胜前进，顶住一切妖风”。又说：“工作中下游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动摇，这就会产生投降主义。坚持总路线，必须具备顽强的坚定性……在党内有部分同志，在工作中一遇到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动摇不定，不能顽强斗争，全党，特别是党委核心领导，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要敢于斗争，有人自满，说了不听，就要批评，不改的就要采取措施，要相信群众，顶住妖风……。各级党组织要大量提拔干部，扩大党的干部队伍，对于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人，经教育不改的，要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不能把问题都推倒富裕农民和客观方面去，因为你主观上有问题吗!……有人讲威信，威信就是用成绩去鉴定的，不能光用嘴说。整风后工作跃上去了就是好的，没有跃上去的，要公开的整，不接受整训的就要算老账，接受了就算了……”。
孟子明指示中说：“对工作疲疲沓沓地不改的就要坚决地革他的命，要当机立断，不要婆婆妈妈的，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使好的更好，坏的就与我们分手了……。在粮食问题上光闹问题的、不好的干部要拿下来，好的就拿上去，不要因为几个干部党委经常背包袱”。
(材料第十一本)县委规定：“对干部的问题，不能随便处理，根据地委指示，对调动回避的不算撤职，县委对分支部书记、乡长要搞个名单，不经批准都不能撤换，……对有问题的不能动不动的撤换处理”。
(材料第十一本)孟子明指示说：“……把有严重问题的人经教育不改，就给一定的处分，教育是教育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我们只能教育愿意接受教育的人，不愿意，你说的再好，他是听不进去的……。对坚持个人主义民愤很大本人就不是人民的干部了，就要处理……。对党不好的事你办，就是对国民党有好处……除非你是混进来的”。县委书记规定：“……处分和受辩论的人，搞的材料由县委研究确定，区委无权处分区和乡的干部，小队长干部区委要很好的研究，不能用处理人来开展工作，对干部一定要从教育提高出发，不要用处分辩论斗争的手法去吓唬干部……”。
(材料第十一本)省委规定：“……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只参加会议，讲清不整他的风，是叫他们代表贫下中农来提意见的，整风是整小队长以上干部的风”。
(材料第十本)从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3日止，经过县委会议，具体讨论批准处理干部133人，计县机关39人，乡支书35人，大队长25人，大队长24人，区干12人，其他13人，地区分布，县39人，城关6人，平坝区12人，岩孔区8人，安底区9人，地址写的不明白的3人，县监委决定的15人。
(材料第10本)省委60年7月25日规定：“……对于伪保甲人员、兵痞、惯匪、蜕化变质分子，有血债、民愤极大的违法乱纪分子，有严重打击报复行为的人……，对于这些坏分子，应当首先处理，要坚决整掉，有多少整多少，不受任何控制面控制，……凡是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要开除工作籍，罪恶严重的应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给予法办、劳动改造、劳动教养、群众监督、管制生产的办法进行处理……”。
孟子明在1960年元月份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说：“四川省×县某领导生产队的干部，把右倾的和富裕农民的代表撤换90℅以上，现在跃为四川省的红旗县”。
黔南州委第一书记、现任省委常委、农村办公室主任张玉环介绍经验说：“剑河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把县、区、乡、生产队的右倾领导撤换了50℅以上，现在也跃为全州第一。”
孟子明在1960年二月份介绍搞出粮食的经验说：“黔西县协和区原来什么工作都落后，跃不上去，现在除留下一个区委第一书记(蒋桂昌，因他承认了错误，检查比较好，表示了今后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跃上来的决心)，其余的人，从区委到生产对全部撤换光了，现在搞上去了。”
地委常委工作部长1959年11月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小青年有朝气，能跑能累的，长石所以搞的好，就是因为他们的乡长、支书换上了很多青年和小姑娘，啥事都打冲锋，小人办大事，办好了，别光迷信那些老家伙，他在粮食问题上不革命了，你还相信他干啥，叫些穆桂英的小青年当领导，什么事办不好？这些人最听党的话，不保守，领会新鲜事情快。”
(材料第四本)1959年12月14日，地委对农村整风的意见：“……这次整风是十年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农村中从上半年贯彻郑州、上海会议以来，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上中农到处刮妖风，非难人民公社、总路线，既然风由他们刮起来了，……这也就是如何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风不整就影响总路线、大跃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不倒、搞不臭，就不能领导大跃进，就不能巩固人民公社……，整风要打破中下游思想，大立搞好上游的总路线思想，大破冷空气、凄凄惨惨的思想，大立轰轰烈烈的思想，大破迷信、少慢差废的思想，大立敢想敢说的思想，要把三面红旗立场确立起来，大跃进是千真万确的，应当相信他，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要充分发动群众搞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样才能把老上中农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妖言反下去……因此必须把反右倾思想批深、批臭、批透，……搞的一清二楚……，大破只为小集体、小单位的自发思想，树立一切为集体的思想……。开始贫下中农放的善意见，要大胆的改，看到你们改了，上中农就要改了，这样越改越明，这你就不要禁止，要死要活他都要改了。领导上，这时领导就要掌握住顶字。对错误意见，不要忙批评，等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不批则已，要批就批臭，在大会上每个乡找一个典型……，这时把他批倒了，群众意见就放完了。这时领导上就要掌握住揭字，历史要搞透，十大问题要一起揭开，要狠揭历史，把他的错误言论、对五七年整风中可划可不划右派的，这次又反对总路线、大跃进，要全面揭透，要辩论的他哑口无言，批他的言论一一批臭，这是战斗……。一个生产队争分夺秒大体时间是四十天，不要松，要抓紧……。五干会上瞒产的粮食要拿出来，食堂也要来个大跃进……，号召每个同志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孟子明说：“我们在这个运动中不要犯尾巴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错误……”
摘省委批转文件：“一，开除人员时必须把他们反动的本质和犯错误的事实，全面的彻底的在当地群众中予以揭露和搞臭……。二，对于回家后不老实的人，要连同他的过去所犯的错误在群众中宣布；三，回家后搞破坏活动的，组织群众批判斗争，搞臭他。并根据情节进行处理……。”
一九六○年一至二月份，省、地委都在指示中说：(同时在省委宣传通讯上连载遵义农村通过整风普遍重新划阶级的经验，其内容是)“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中中农。又分老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又分上升为下中农、下中农上升为新上中农、新中农……其中主要条件是：‘生活好，瞒产私分，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满，对粮食问题闹的凶的……’”
(材料第十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孟子明指示说：“……党团员、干部必须带头参加食堂，对不参加食堂的要进行严肃处理……现在刮缺粮和病的妖风，不能动摇，否则你就不相信党了，而相信的是资本主义……看来金沙慢了一步……。在批判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就要发动群众斗争辩论，不能动摇，我们的雄心大志要坚决起来，不能怕鬼，否则你是什么都搞不好的……”
一九六○年元月十九日地委书记主传谟指示说：“抓好领导工作，领导工作不保，总路线是搞不好的……调东西不给，是不是和党一致、是不是全国一盘棋？这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你为什么下游？这样下去是个人问题？还是重大问题？……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完不成，还有总路线的灵魂吗？我们是党员作不到，是多大的政治影响，担子担不好，在你那个县还有什么总路线，……你怕能怕的了吗？要用阶级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样作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为什么出现闹事，劳动力外流、病人、死人、偷盗……还是什么原因呢？一条无非是个粮食问题，二条是执行政策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一定要进行阶级斗争，又要看到农村有粮食……。”
(材料第十本)一九六○年1月20日下午，赵广玉对家中工作安排意见中说：“……在家的同志要研究当前主要工作，1，农村食堂问题；2，生产问题；3，农村整风问题；4，粮食问题……”
一九六○年元月十六日孟子明指示说：“……过去反右倾时的老右倾现在在粮食问题上表现不好的小队长、会计、管理粮食的支书、队长干部，县、区委都要对这部分人排队，要把这些人的职务拿下来，但不要宣布撤职，也不要给他本人谈，趁元月十七日上调铁路的机会，一律调走……”
上述材料就是这个问题经过的全部事实真相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对过去省、地委所整报材料的真相及结论的性质和产生问题的原因，不仅不真实，而且事实也被歪曲了。对此问题综上材料，可以对以下问题澄清：
1，当时在处理我时，不顾这些事实，而硬性把所有恶果，都说成是我个人的作为，这是不正确的，上级确确实实有指示有布置；
2，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上，我不是为摧残党的组织而撤换了干部占？℅等，这种真相我已说清了，比如农村整风整社、新三反也确实处理了一些该处理的人。周林指示：“把生产队的经济权拿过来”，选了些小队长、会计、记工员的贫(下中农)人员顶替了上中农或中农成分的人等，或者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人，这个数字极大，在千人以上。还有根据孟子明的指示，上调铁路千人，还有当时虽受了辩论但组织上未受处分的采用了回避或调动的；
3，根据当时情况，对待干部问题实际上在路线问题是错误的，在性质上也变化了。如省委指示的几种人，与农村干部对比一下，没有在处理上对不上号的；
4，我们发觉有些干部是处理错了，我们马上改过来，道歉补工资、复职。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如果叫作路线错了，这是当时某些省、地委领导同志的错误，(我的错误我检查)。
在干部问题上怎么搞的这么乱呢？
1959年5月到1960年10月之间可以看出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以周林、苗春亭为首的前省委，以及孟子明、主传谟为首前地委，或者说某些负责同志是系统的、反复不变的推行了错误路线，为了更具体详细的说明问题，可分下列三个阶段来讲：
第一阶段是反右，是从一九五九年五月份开始到同年十二月份止，主要是在区以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在农村就是反右倾，把锋芒对准了叫喊减产的，比五八年只能增产，不能减产，不承认灾害，包产数字和征购任务都不能动摇，否则就是右派，就是动摇了三面红旗，这实际上是省、地委肯定和巩固了浮夸风、浮夸数字。这一时期虽然辩论了一些同志但处理的极少。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到一九六○年四月初止，这一时期主要是大搞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少供应和不供应农村粮食，反富裕农民路线，压着完成主(客)观上实在无法完成的粮食征购任务及大办食堂，以此为中心的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其锋芒全部对准区、乡、生产队大小队长、食堂管理人员等，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一九六○年元月底到三月在黄泥乡、八里乡召开的两次假现场会议，地委对这两次兑现粮食的假现场会议，不仅知道而且指示和布置了这两次假现场会议，而且大力支持了王国民的八里乡的粮食兑现经验，即从小队长以上干部撤90℅以上，这一阶段叫作大混乱阶段，叫作大批、大变、大换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1960年5月份开始到60年8月份结束的农村新三反，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反违法乱纪、反右倾、反贪污多占等，农村基层干部所占的分量相当大，从张小光在禹谟对干部的处理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对几个问题的说明：
1、混乱时期造成的干部工作的混乱是有其背景的，是由上边插下来的，不能不加分析的一律都如当时所说先后撤去辩论了生产队长等干部……赵广玉的非法手段所造成的，致使基层组织被打击摧毁……。
2、翻箱倒柜问题，我本人并没有提出这种口号。当时对社员的自留地，省、地委都提倡交，不留。粮食家家户户有，都分别各家各部门(户)、家家(有)粮，食堂就办不成了，因此才提出了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凡是有粮者不问大小干部或群众，对于说没粮食者如实反映情况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都被视为是鬼，省、地委所专门开会布置的万人大会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孟子明当时首创威宁县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兑现粮食亿多斤的经验，都是从骨干和群众家里搞出来的粮食(此材料是由威宁县王德本向孟子明介绍、由主传谟在电话会议上向各县传达推广的)，随后在毕节县有此经验，大方县有，黔西县重新区委书记田兴文有此经验，是他又传给安洛区(委)书(记)王芳国同志的，王又在县里区(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了，此后金沙县也展开了，这对当时翻箱倒柜、违法乱纪是有严重影响的。
3、上下游席，是×干部的假汇报，是王国民、邱继刚背着县委个人确定的，以后王国民在我离开县后，不经县委批准和讨论，个人非法规定了“六光、五换十不准”，这该是个人问题，虽然我有责任，但我并不知道。
4、钢铁浮报虚誇，是当时分管钢铁工作、兼管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韩冠军书记有意假造的。县委和我都向他作了斗争，这就是对这个问题我要谈的事实经过。总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1，干部辩的多，换的乱，没手续，错处理了一些人，这是事实，最后虽作了复职工作，但我们是积极执行了省、地委当时的错误路线，我是有直接责任和严重错误的。
2，当时省、地委及某些负责人，确实支持了这种恶果，或亲手参与此事；
3，小队长记工员会计中的中农及在粮食上表现不好的选换了一些，右倾及中农的小队长党员队干、支书等，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上调铁路1,800人，以后又安排了当时在粮食工作报告上所谓坚定的贫下中农，虽受辩论但未受处分回避调动的、即所谓富裕中农成堆的，三调二、五调三，上级有指示(这不叫处理或撤掉)；
4，在当时情况下，任务压头，粮食征购完不成，生活安排不好，食堂办不起来，领导还追基层干部责任，打下边粮食干部的鬼，因而有些自动离职不干的；
5，有人在饿饭时间下台，让别人去要粮食，别人干着粮食吃完了又选别人去要粮食。这个又下台了，过了几天还是无粮无盐，他又不干了……这种情况在黄泥乡、八里乡假现场会前后月余时间极为突出；
6，新三反实际上就是重点搞的违法乱纪，也处理了一些不应该处理的同志，这是事实真相。
所谓非党员、预备党员担任支部书记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金沙县当时共有生产大队772个，党的支部在农村生产队只有211个，这就是说，金沙县有561个生产大队没有党支部，不少队还是当时建党的空白点，或只有预备党员，有的队只有一二个党员或预备党员，这些队根本成立不起党支部，我本人从来也没有叫非党员或预备党员作过支部书记，就是我发觉或知道哪怕有一个、我不制止也只有我负责(至于县委某一个人，答复此问题，那是个人问题)。我本人再退后十五年，我也懂得非党员绝不能作支部书记，我也不会让非党员及预备党员作支部书记。非党员及预备党员作支部书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原因背景、性质和责任事后不仅没有向中央反映，更没有向中央谈清，而且事实与当时所讲也不符合，对此我虽有责任和我应该接受的教训，但与过去省、地委所说“有意改变党的性质，”有人拿我与孟什维克与列宁在此问题上的争论相提并论，并从而得出我不如孟什维克。下面我把事实全部经过写在下面。
(材料第四本)一九六○年元月十八日地委指示：“……对建党建团问题，要抓一下，地委计划第一季度建党1,500-3,000人，通过整风要大抓一下建党工作。”
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各区委书记汇报，安底区104个食堂，安排落实的40个，缺粮的19个队，9,299人，安排好的也翻案，正副书记17人，其中正支书12人，有问题的8人，禹谟区14个支书瞒产490,000斤，沙土区11个有问题，城关取6个常委3个有问题，9个支书7个有问题(上述有问题是指征购没完成、瞒产私分、搞不出、食堂搞不好要供应)。
(材料第七本)省委贾森处长说：“……禹谟总支书是组织部批的，有两种说法，一是县委说不是党员的可以先任职后入党。二是入党提拔一齐搞。59年2月张俊尧、周发华都当了总支书……。”
省监委段××同志说：“……安底公社，有的不是党员作支书，区委书记周志明不承认，沙土区19人不是党员作支书，是在电话会议上批准入党的，安洛区预备党员作总支书，查了新石管区陈登武是非党员的群众，具体情况是：乡到区都不得志愿书(区委研究入党了，未填志愿书)。查了安民乡村，这个乡共有5个支书，有3个是非党员，2个是预备党员，都是去年十月一日批准入党的……。他们说是在区委常委会上提出谁可以入党，在研究时就批准了22个党员，未办正式手续，就向县委报发展了党员。”
(材料第七本)省监委杨胜利说：“岩孔区的支书项吉武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入党的，今年二-三月份提为支书，组织部5月份下的通知，公社说转正了，副支书宋西荣不得志愿书……群众叫他支书，区委书记不是支书。分支书七个预备党员，区委只承认四个，这四个是先当支书后入党的……安洛公社李志开不是党员……但支部同意他入党，区委还未批下，但支部是承认他入党了。”
(材料第七本)经先请示地委王国栋书记同意并批准金沙有陶金城、王芳国、王国民等四人作区委时都不是正式党员，我请示说“这些还未转正，这不能作区(委)书记。”王书记指示说“你们可以暂不叫区委书记，叫中共××工委书记就行了，这样做是允许的。”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委指示中说：“……在困难时期，谁和党一致不一致，省委是记着账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动摇，大家少吃一点粮食，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党渡过这个难关，征购任务完不成就有影响，一些地区的脱销可能，完成任务最早的都匀公社，但有的完成很差，这与中央的精神恰恰相反……现在粮油调不上去，这样像革命的样子吗？现在党内有一个不好的空气，一说搞生产，都在那里政治挂帅，如果说要粮食就不要粮食(政治)挂帅了……当前总有那么几个县生产劲很大，一说任务就叫苦连天了，完不成任务，过去你样样讲共产主义，在粮食问题上你怎么不讲共产主义了呢？有人在那里讨价、还价，形式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他没有入党，但我们要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你个人虽是党员，但你的思想上已经不是党员了。”
(材料第九本)地委在指示中布置说：“……通过反右倾及粮食工作，要抓好建党，第一批九月中旬完成，第二批入仓结尾(十月底)完成建党任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地委对金沙县委建党工作的指示：“……讲下形势，赫章建党完成100℅，金沙县倒数第一，党的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不相称的，……你完成1,200个党员任务是没有危险的，你们建党工作到底是什么问题呢？1， 你们可能说中心任务忙；2把建党工作与中心工作对立起来了，建党的办法你们可能说只有批一个才算一个。3，组织干部可能强调事情按部就班的搞……问题是组织干部的责任心，提高到党性说，就是党性不强，对建党你们一个劲的提考验，强调质量，不发展一个的作法又怎能讲质量呢(说明：叫区委包片负责，对象要分到支部，分到党员，到九月二十一日，金沙县已完成建党447名)？这不是有意推迟建党吗？……”
主传谟说：“……过去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员，他是搞民主革命的，他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土改时期他是积极分子，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考核干部要从58年起，反对粮食工作的党员你还要他干什么？农村很多党员都变成了富裕中农成份，什么右倾，实际上就是右派，不要被他挂的这个党员金字招牌把你迷住了，别叫这些人占着厕所不拉粪，他啥事都与我们顶住来，这样的人你依靠他们干什么？把这些人丢在一边不要理他，离了这些人，社会主义事业搞的更好，在粮食问题上过不了关的支书、生产队支书、队长，你们要排排队，重新挑选在粮食问题上坚决的贫下中农组成各级领导核心，没有党员不要紧，你不会发展吗？在这些地区只要在粮食问题上坚决的贫下中农，先组成核心领导，把大权拿过来，没有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党员，粮食工作搞的更好。没有这些右倾党员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我看长石有不少小姑娘当支书、乡长，成了全省全国的一面红旗，一定要打破这个迷信，要下决心，要下狠手，你不革命我就跟你分家，不要叫他的金字招牌迷住了你，没有这些老右倾粮食工作会跃的更好。要消灭没有党员的空白点，大力发展小青年党员，要大胆提拔他们到区、乡、生产队各级领导上来，……”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孟子明在指示中说：“……过去的数字你多次的变，这是什么问题呢？……在困难面前不要叫苦泄气，不要当伸手派，伸手派不是右倾思想是什么呢？……粮食问题要搞好，不能赖账，要完成任务，否则，就是主张右倾思想的人，……要斗争就要狠，就要彻底，一提起他，就叫人人恨，不要一般地批评，要训练骨干，开展斗争……，你不坚决他就向你反击，再也不能犹豫了，再也不能忍耐了，是斗争的时候了，要调整骨干，并在这时候发展一批党员，小队长要党员当，发展党员要在粮食问题上经过严格考验的人才能接收入党，经过整风把农村的阵地完全控制起来，……粮食销量不能增加。”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一日地委决议：“……凡是带头摧垮食堂的、闹粮的，是党团员的要开除党团籍……，”
(材料第十一本)地委指示：“……食堂要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三天内建立起党支部。”
(材料第十一本)省委规定：“……每个区配两个区(委)书(记)，每个乡配一个总支书记，每个生产队配一个专管粮食的生产队长。”以后又通知说是“专管粮食的副书记，”以后又在半个月内省委连续下了三个指示，其内容：“第一次说每个生产队配备一个在粮食问题上坚定的、表现好的、大公无私的保管员每月发工资8元。第二个指示说每个生产队配一个同样条件的管粮食的付队长，每月工资12元，第三个指示说在粮食问题上接受四川的经验，粮食是个专政的问题，每个生产队的粮食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因此每个队要配备一个管粮食的副书记，每月工资15元，省委要求在60年×月15日以前一律配齐……。”
为了说明真相，下边也谈谈对典型材料的调查。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三日岩孔汇报“……组织建设，12个乡支书不健全，不得分支书。”孟子明在指示中说：“……你们为什么非要那些在粮食问题上动摇的富裕农民的代表当领导，这些人是民主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入了党，当了干部，当了书记，掌握了大权，在粮食问题上与我们作斗争，他一个月几十元的收入，不让家庭入食堂，抵抗粮食征购，现在他们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你们为什么不能找些贫下中农在粮食问题上坚定的人组成各级领导核心，为什么非用他们不可？你们就迷了这一窍了，你们离开他们就不能干革命啦，你们就是不能打破这个迷信……只要在粮食问题上坚决的就可以组成各级领导核心，如果再有在家不参加食堂的党员就开除党籍，干部就开除工作籍，看你入不入。”
……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出，与原来省、地委所说，都全部结论为我个人的问题，说我有意让非党员作支书，有意改变党的性质，是与事实争相完全不符的，也不能去掉当时的背景，离开当时的客观情况，不分原因的一概写在我的头上，或笼统的称之为非党员作支书。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呢？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开始到一九六○年十月止，集中表现在一九五九年年五月开始至一九六○年十月份止，造成党的支部混乱的第一个时期、第一个问题，省委于一九六○年五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了三个指示(如前页)。从五月份开始由国家报销(不是支部书记管粮食的工资是领不到的)，这三个指示省委都要求在×月15日前一律配齐，群众性的大变动，半月内三个不同的要求，同时不少生产队既没有党员又没有支部，时间根本来不及选择，原来按省里第一个指示各区都上了管粮员，领8元工资，第二个指示又叫配付队长12元的工资，还是原来配的那个粮管员。第三个指示又叫配副支书，工资15元还不是那个人？其实到乡和生产队就根本没有变，不管什么人，总是管粮食领钱就行了。同时在时间上下边也来不及变，至于喊粮管员还是付队长还是副支书，注意不够。当时区乡干部的心情是：“领工资的人多一点，对工作更便利，领的工资多了，作起工作也容易些，区乡干部当时是任务压头，出的问题压头，工作极忙，包袱极大。”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总支书记特别是生产队的分支书，绝大部分是一九六○年五月至十月份前后才当的，除省的三个指示外，地委又指示说：“三天内没支部的生产队都要配齐支书。”省委另外也有文件指示规定每个生产队配备一个支部书记(这个支书与管粮的支书是两回事，这个支书是管生产队政治工作的)，每月领国家补贴四元，但是对于没有党员的队、没有支部的队，区委、特别乡也舍不得不领这份工资，因此找其他队干代领支书工资，但报的名称和发工资的科目都叫支书，但是否是党员，事后没人过问。这样一来，金沙原是772个生产队，只有200多个支部，这就是所说的按照上述省、地委规定和要求，金沙尚有107个乡没有管粮食的总支书，有500多个生产队没有支书，而且即使有了支书，他们是否党员，区乡审查不够，县也没有注意。
1，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在正式党员中又找不出来，适合作粮食工作的，是否可以从预备党员中找？在粮食工作上一贯坚定的贫下中农但不是党员可否先叫他管粮食，后发展为党员？
2，生产队根本就没有党员的怎么配管粮支书？是否可以先找贫下中农适合作这一工作的，先叫他管着，随后发展他为党员？不然的话，省、地委带时间性专配管粮食的总支书及支书的要求就配不齐，是否可以一边入党、一边就叫他为管粮的支书呢？这样管粮食的人有了，领工资的人也就有了。
3，只有预备党员的生产队，是否可以从外队调去正式党员去管粮食书记(有人说如果从别队调入到本队管粮食，一来15元的工资，本队干得不到不同意，二来本队的粮食别人管，群众也不放心)，是否可以叫预备党员作作支书管粮食领工资？或条件特别好的提前转正呢？
4，是否几个队合并成找一个能管粮食的支书配正式党员，下面没有正式党员的队或没党员的队，先找个人领导着，先叫他拿着支书的工资，有人管粮食就行了。
5，在没有党员的空白生产队建党，采用边建党边指定他作粮食支书行不行？因为粮食工作按照省委指示是个专政问题，没有党掌握是不行的……。
……当时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王学臣亲自参加这个会，王说：“这个情况可作为纪要可向地委反映这一情况。”孟子明说：“……这个纪要要报，先请示地委，在地委未答复前过去配的人员工资还要照顾，如何请示再向你们传达。”会议刚开始五六天，陈璞如副省长就到了金沙，我感到是个好机会，可请示下省长，看对这种情况如何办？我向陈省长说：“……我们在研究省委配生产队支书管粮食工作时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有的区(委)书(记)提出没党员的队可不可以叫预备党员或非党员先作粮食人员，实际上就是规定的支书……。”
我的话刚一开头，情况还没有谈出，陈副省长就说：“人选已经按上了……。”到了八月份按照省委指示由县委和财贸部长申德友等同志召开了全县性的管粮食的书记会议，到会区(委)书(记)9人，管粮食的总支书记107人，乡支书772人，加上县机关的有关部门干部共有千人的粮食书记会议，会议共开了九天，主要内容是在秋收前把粮食工作布置下去，看好禾苗、估好产，作好充分准备建好回仓，边收边入仓，杜绝瞒产私分。……。这样县委对此问题忽略了，管的不具体，区乡就混乱了，管粮食的书记就当上去了，工资也领了好几个月啦，这就出了问题，在县里召开管粮食书记会议时，我不在家，待我回县途中，是在路上碰到这些人，我还问他们去开什么会，有人答说是开管粮食的支书会议，会议开后，使管粮的书记更合法化了。群众都知道县里召开的是管粮食的书记会议，加上他们回去又贯彻这个书记会议精神，每队管粮人员实际上照拿15元工资，从此后因工作忙，就忽视了这一问题。由于省委这一要求和过去限期跟上生产队分支书及食堂支部等要求，就造成了如下混乱局面：
1，没有党员的队也有支部书记；
2，只有预备党员的队也有支部书记；
3，也有先作书记后入党的；
4，边入党边当支书；
5，预备党员给入党对象谈话，叫他填表的；
6，非党员的区乡干部叫生产队管粮食的填表的也有；
7，电话会上批准的也有；
8，本人只知拿支书的工资，不知什么入党的也有；
9，区委书记个人答复承认个人是党员的也有。
总之，是混乱了，因为过去对此问题重视不够，待省委发觉禹谟问题后，一说非党员作支书，县长又提出追查这个问题，各区乡都慌了手脚，有承认的有否认的，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有赶快补手续的。这样一来也谈不上什么手续了，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这一阶段的正式情况。
下面在谈造成混乱局面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时期是从1960年2月份开始到4月份基本结束，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可举如下典型材料。
一九六○年二月十九日，安底区(委)书(记)周志明同志报材料说：“……安底104个食堂……安排好的也翻案，支书12个有问题的8人。”禹谟区(委)书(记)汇报“14个支部书记瞒产490,000斤。”沙土“……十一个支书8个有问题”，城关“……六个常委3个有问题，十个支书七个有问题。”
这一时期正是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大下动员令时期，又是大力发展党员、提拔干部、选粮食坚定分子组成各级领导核心，把那些在粮食上右倾的领导整下台的时候，当时征购还没完成，说肿病、死人都是干部问题，是刮妖风，上级又要把粮食兑现出来。现在看当时确实是压昏了，已经无法无精力去照顾建党建团等项工作了。在大混乱时期，光吃饭、粮食都把区乡领导、县的领导搞晕了。加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省、地委对干部都已经明文规定了几撤几换的指示，地委某些领导又亲自掌握和支持了金沙县委王国民创造的八里、黄泥乡兑现粮食的主要经验，是撤了小队长以上干部90℅，地委对此又大加表扬，凡是拿不出粮食者一律叫作鬼……。这个时期干部撤的既多又乱，地委这时又下去许多人，继续帮助金沙搞粮食及食堂的红旗，使这个错误主张和路线继续扩大，这样更促使了原来存在的问题更加发展、更加突出。比如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在鼓新工作，就屡次要县委逮捕城关区秘书张发伦……。孟子明又在这时指示说：“预备党员做总支书是准许的，这不算违背党章。”当时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超臣亦同意和支持这种说法，就在这种情况下，支部也带来了混乱。其事实情况如下：
1，支部已经研究同意入党，也办了手续，但党委未批，支部就承认他是党员的；
3，培养了对象，进行了审查教育，但未来得及办手续，上级连就续催要建党任务统计，因此就在电话上由区委商量，就批准了；
4，手续不齐全，有部分没按(党章)规定办事，如没填写志愿书、没写申请；
5，转正时间到了，支书同意转，但未办正式手续，党委也批准了；
6，转正时间到了，农村有的支部误人为到期就是正式党员了；
7，支部通过转正，也办了手续，但党委未批准下来的；
8，(同7)(注：原文如此)。
9，支部、党委均未提候补期的；
10，到期转正而未转正的；
11，超过转正期的长期拖下来的，也有认为就是正式党员了；
12，区委书记或总支书个人决定的，点头承认和批准入党的，但未办、也未正式通过手续的；
13，支部承认是党员，嘴说批准了，但查表党委未签字盖章；
14，支部承认是党员，也填了入党志愿书，但支部未填个日期，党委未批准的；
15，区委研究批准入党了，但因为没有志愿书，未填未办手续的，有人把建党训练班误认为是党员；
16，区常委分片负责发展党员工作，上级催要的紧急，就在区委会上口头汇报、集体研究批准的，安洛区一次就批准了22个，但手续没办就上报县委完成了建党任务数的(省监委汇报的)；
17，本人有申请，支部也确认为对象了，但支部未开会讨论，但党委认为可以入党成为党员的，个人批准未经集体研究现在是党员的，有人谈话也填表了，但表上无介绍人、党委批准的；
18，在大混乱时期，到了一九六○年一月十一日地委还指示：“凡带头摧垮食堂的及闹粮的，是党团员的要开除党团籍。”
当时几乎所有食堂缺粮食，这样就乱了。不开除你，也不能在工作领导了。主传谟书记又指示在粮食问题上过不了关的乡党支部、生产队，安排好队(人？)，重新挑选贫下中农组成各级领导核心……。再如重点调查的情况，沙土乡17个干部15个是贫农，黄泥乡15个干部，14个是贫农，1个是中农。至于乡里专管粮食的总支书，当时在大混乱时期随便指定或简单的讨论一下，某某人适合管粮食工作，是不是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也没得过问，当时反正有个粮食问题上坚定就行了。总支书在粮食问题上被撤职了以后，他在粮食问题上一时表态劲头很大，当时党委在农村的根本任务就是粮食工作，这时区就指定他为暂时组成核心领导，总支书只有极少部分在粮食大混乱时期区里作为核心领导来处理的。反之，从上述情况和背景，及事实真相可以看出，与有意让非党员作支书是有原则区别的，农村支部党的知识教育很差，不少基层党组织由于当时客观情况压力极大，无心管理这方面工作，加上当时的极大混乱所造成的。直到60年元月，地委还布置我们透(通)过大队粮食工作，抓建党2,500-3,000人，在管理粮食的人选上，当时都是比较好的贫下中农，又所谓粮食上的坚定分子，确实存在先作了粮管员、支书，而后入党的，或以后转正的，或边作管粮支书边入党的，或同时办理手续的。建党工作进度慢，经地委批判后分任务到支部，又限期完成搞建党大突击，提倡大发展，不要一个一个的批了才算数，地委不叫在建党上强调按部就班，为了完成任务，可以用电话批，可以采用各式各样的形式。
我在退后十五年，我也懂得非党员不能作支书，我也没有让非党员作支书，就让我知道一个非党员作支书我不制止，我也负责。候补党员作支书，我也没有让人作，我只是说过毕荣光又不下乡不可以作机关总支书记吗？
(在原始材料第一本上)一九六○年三月十二日县委书记王国民向区乡干部布置说：“黄泥乡搞出瞒产私分粮食及捉鬼拿粮的经验是，1，支部听党的话，光乡干部拿出瞒产和私分的粮食100多万斤；2，干部本身问题解决了；3，政策兑现了；4，妖风顶住了(此材料一直下达到生产队，当时我不在家)。”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毕节专区检察院的调查报告中说：“一九六○年三月各公社汇报食堂大部分停火，群众普遍发生肿病死亡，在此紧要关头，赵仍对群众生命置之不理，不采取有效措施安排群众生活，亦不向地委反映真实情况，继续弄虚作假……使多数缺粮人口得不到粮食供应，生活无法安排，致使金沙人口外流逃荒时达××人，肿病饿死达×××人，土地丢荒十一万亩(去年旱情特重)……。”
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说：“人生老死葬是客观规律，不能以此为借口，挟吓党在粮食问题上让步，不能光顾农民不顾工人，没有你这一个党员一样可以把粮食工作搞好，离了你就不能革命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比你本事大的多，他反对大跃进、反党，一样拿下去，还何况你吗！”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八日，孟子明指示说：“……在粮食问题上，威宁、大方都是超产完成，最差的是织金、金沙，……现在有些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时，是按各取所需办的，适合自己口味的就办，否则不干……。”
(材料第九本)赵广玉在报告中说：“吃饭是否落实，有的虽发了粮证但没钱买，仍等于对生活没有安排……是否安排到户，是否到群众手中？这是我们对人民负责，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对人民负责的，当前国家虽有困难，但对人民生命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而且要保证群众的一定限度的供应是完全可以的，有的地方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因为对人民不负责，特别是在吃饭问题上，决不是一般问题，这是个纪律问题，肿病原因多种多样说法不一，但营养是有问题的……，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是关心人民疾苦，安排生活。对肿病要每天发大米5两，麦子2两，豆子3两(十六两称)。”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地委孟子明指示：“……我们硬要把粮食工作搞好，现在抓刮妖风的还不大，有也是小的，有也不要怕，任凭他风浪起，要稳坐钓鱼台……。你们明年要积极点，10℅的增产看来是小了点，明年肯定的要搞大跃进，要增产50℅才行，小伙子们不要昏、不要犯错误，……还要好大喜功……。”
(材料第十二本)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指示说：“……经过反右倾鼓干劲，转变很好，以前没有完成任务现在要完成，……连五八年欠的帐都要还……整社要很好的抓，要坚决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批判要下决心，这场斗争搞不彻底，公社是不能巩固的……，富裕农民闹粮食，实质上就是扯垮人民公社……整风要下决心，要搞彻底，……把社整好，要抓一冬时间……当前的形势好，问题有一点，但妖风是刮不起来的，这次两条道路斗争一定要取得胜利……整风整社条件已经成熟，要一杆子搞到底，你不斗争就要犯错误，在这场斗争的面前，任何干部都不能缩手缩脚，忧虑无穷，要大胆的搞，否则明年你那个地区邪气就要出来，……在农村，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的领导、食堂、粮食等问题，先搞大鸣大放，回忆对比，把材料收集起来，然后再发动群众，一条一条的驳斥。领导干部经过批判斗争不改的，就把材料搞出来交给群众辩论，今年农业增产10℅可以公布……。”
(材料第十二本)周林在地书会议上的总结，“凡是丰收地区，生产搞的好，都是领导上没有动摇，没有受富裕农民刮妖风的影响，……有的地区，富裕农民对我们攻击，在领导上一直到今天，有的都不清醒……富裕中农反对八字宪法，实质上是反对总路线，叫他们领导会把工作搞成什么样子呢？叫他们掌权怎么行呢？……为什么他们还叫呢？是过去批判的不彻底，……大搞群众运动是健康的…….问题是拿不出东西来了，八九月份，我们贵州几乎成了小马鞍形(说明：其实是贵州地区百年未有的特旱——赵注)，但我们就很快的纠正了……对于再不转变的就斗争……反右倾鼓干劲，要大搞，不要怕……全省经过批判对不搞总路线的县委第一书记撤了五个……这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已经走向了他们的反面，我省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这是根本的，是不能动摇的，犯错误的人都是在根本问题上认识不清，位置摆的不当，你不得干劲是搞不出东西来的，多报多领就是犯罪行为(指粮食和口粮供应)。”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六日地委决议说：“……因此整社的重点就放在闹粮和吹散食堂的地方，要派得力干部去，即使不动摇的干部，有的跟富裕农民叫吃得少，他代表的是富裕农民反映情况，农民不叫，他先叫起来了，得拨给我粮食啊！你说这些人是去解决问题，还是帮着去闹问题呢？我们一定不要受富裕农民的影响，凡是带头吹垮食堂的、闹粮的，是党团员的开除党团籍，农村的党员干部，一律都参加食堂，否则就开除，凡是吹垮食堂的地方，小队长自己家里都有粮食……。徐(健生)省长在会议中跑了几个县，粮食能安排到八月底，接大季的占40℅，有20℅接小季，10-20℅的问题严重的，有的是坏人当道……。”孟子明说：“所有闹粮的地方，毫无例外，都是坏人当道，……缺粮的地方不一定闹粮，闹粮的地方不一定缺粮。整社重点放在闹粮的地方……机关干部中不少人在讲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在那里叫的很凶，你们到底代表的是谁呢？死了个把子人你也在那里叫，死个把子人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今年死人，去年也是死人。哪年不死人，哪个时候不死人，解放前还不是死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共产党还没有来，也没有人民公社，难道死人也怨征购分重了，也怨共产党，也怪人民公社？过去在我们当小孩时，北方还不是有浮肿病？叫住王妖娘吃槐，牙肿脸难看，难道这也怪粮食问题？这种病是带有普遍性的，并不是哪一个地方有，你关心群众疾苦，并不等于不死人，不病人，今天看到了死了个人为什么都归罪到粮食身上呢？我们要当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促进派……，这才苦战一年，你就叫起来了，这叫什么苦战呢？……你对在那里不去捉鬼、闹缺粮的人，要坚决的回击，他就叫鬼，我们的任务就是捉鬼，……叫你储备一点粮食你不办，你与党中央、毛主席能一条心吗？……我们有的同志多次伸手要粮，……整风中凡是有右倾的，有几个就辩他几个……鬼不一定光下边有，县委、区委，你们都有没有……有鬼就捉鬼么，对在农村右倾的人，凡不是坏分子，都要上调铁路，……另一种情况死了人不要心慌，要全党一条心，……。黔西林泉有个好办法，开了个队干会，交待了政策，原来说不得一文钱积累和粮食，回去就交出了四万元、二百万斤粮食，不但口粮有了，还储备了粮食一百多万斤。……。可是你们呢？光说交待了政策，但就是兑现不了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右倾表现，富裕农民骂我们粮食出口了，不是的，要搞储备，西南三省(云贵川)今后五年要搞150亿斤储备粮，这样作是有战略意义的，……因此今后你们再看到死个把人，不要慌，要稳坐钓鱼台，死个把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要坚定起来，对于在粮食问题上有破坏活动的，要坚决打击，对于杀牛杀马的要坚决逮捕起来……。不要听到别人一叫，你就成了慈善家，一定要坚定，储备粮一定要抓紧……，上级的规定你就要办，你光说空话不行，问题今后就是要看你的效果……。”
孟子明指示说：“……叫喊粮食吃的少的，是什么人呢？贫下中农解放前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他们不会说粮食少的，叫喊的无非是富裕中农……。”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周林指示说：“今后食堂社员的生活可以按照四、四、二安排(即每人每天供应四两粮食，由各个生产队自己解决四两殿粉，二斤菜，即周林安排的四、四、二)，事物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人要学习，否则就有东西代替你，……有人叫任务重了，不好作工作，有的叫困难……不能动摇。今后写工作报告，领导上一定要看，如绥阳县报了浮肿病的风，说是缺粮，一查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不叫报告，你是扰乱上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凡是有意刮妖风的人要抓住不放，要彻底整狠整。”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地委指示说：“区委在粮食问题上动摇没有呢？你不动摇为什么人家一刮风你就跟着叫呢？……有的同志自己办不到，又不相信别人的，你这是和总路线格格不入的，我们党员要敢于胜利，向来没有怕过一切……。60年任务重，这是很光荣的，我们也是有条件办到的，要求各区委第一书记同志，今后工作中一定要动脑子想问题，要有两只阶级斗争的眼，要得白两把头发……要敢于耍龙头，……。难是肯定的，不要怕，要有朝气……长疼不如短痛……一九五九年六月份形势不好，有妖风，打了几次电话就好了。今年不问他再刮什么样的妖风，都要稳坐钓鱼台。”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七月四日，金沙县各区委第一书记在交心会上记实：
安底区周志明说：“粮食问题从省委开会回来，八里乡就报兑现了粮食92万斤(该乡实际上只有33万斤种子)，县委当时就按每人每天供应12两，是叫用自己兑现的粮食去安排生活，这样安排后，就只有一个队要供应(其实是假兑现，安排生活也是假的，最后只有抱着个假数字饿饭)，今年三月份说兑现粮食670万斤，其实只有220万斤种子。”
石场区陈国清说：“我要30万斤粮食，县委给我45万斤，当时我很高兴，下去一摸，问题还有，需要供应的多，县委就给了我60万斤……，我在贵阳开会时说，我们兑现了200万斤粮食，当时县委王国民书记在家领着搞兑现粮食，实际上只有30万斤。”
清池区王兆才说：“说是兑现140万斤，实际上只有九十万斤。”
禹谟区杨品良说：“在省开会说兑现了瞒产私分的粮食200万斤，实际上只有11万斤。”
县委书记王国民说：“真实问题出的大，是因为我用当时总兑现的2,000多万斤去安排生活……。”
城关区陈富华说：“粮食兑现上报的是420万斤，实际上只有90多万斤，大部分是种子。”
安底区(委)书(记)说：“黄泥乡报兑现粮食123万斤，实际上只有23万斤……。”
(材料第七本)省委贾森处长说：“……八里乡的粮食兑现会议，一颗粮食未有，有点都是种子，参观时只准看，不准动手，平坝支书到安底在(说)这个会议是迷魂阵，因此被撤职了……。”
孟子明在批评毕节专区防疫站黄正爱时说：“……在原始时期人都是吃野果草根，穿树皮，不种粮食一样，活着身体非常健康，也没见饿死一个人，为什么你黄正爱能说死人，有病是因为粮食问题呢？见了死人就说是饿死的呢？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你也不分，你这是一种什么观点呢？这不是右派的说法是什么(黄正爱当时被撤职降薪，下放到区里作医生)？”
金沙在五级干部的万人大会上，及乡支书会议上所报瞒产私分的粮食，兑现进度慢，地委几次点名批评我们，但我们当时始终说兑现粮食不多，因此地书主传谟于一九六○年二月就去金沙亲自挂帅，重点掌握去兑现粮食的经验去了，并督战县委搞好粮食兑现工作。我当时向主传谟说：“根据各区所报在几天内保证兑现数字是800万斤，现在已兑现粮食才160多万斤。”主传谟就问了各区情况，随后指示说：“……广玉，你要抓住东三区(禹谟、安底、沙土)，要抓住粮食多的区，如果把这三个区的兑现粮搞上去，就可以占你全县兑现粮食的一半……。”主传谟随后就叫我陪他一块下到东三区去，到了禹谟区，只是叫区(委)书(记)杨品良汇报了一下桃园兑现粮食的情况，我们就立即到了安底区，当时安底区(委)书(记)周志明就谈到黄泥乡总兑现粮食73万斤，主传谟就叫周志明连夜通知这个乡的党支部书记侯××立即赶到安底，向他汇报这个乡反瞒产私分和兑现粮食的经验，主传谟在听了汇报之后作了如下指示：“黄泥乡的经验再一次证明粮食问题就是个干部问题，只要你自己没鬼，就可以捉到鬼。侯××没鬼，他就不怕鬼，结果他就捉到了大鬼。鬼就有这样一个脾气，一怕大胆的，二怕群众，你的胆子越小，就越有鬼，你怕是不行的，只要你立场坚定，就不怕富裕农民刮妖风，你两眼光看到仓库，想用粮食去填资本主义的洞，是填不满的，那是个无底洞，要按侯××的办法去搞，不要当伸手派，在粮食问题上，要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现在的情况是，你不找我闹粮食，我还要找你闹。”主传谟并提出了如下口号：“我们要主动进攻，要坚定立场，批判右倾，就要掌握一条，闹也捉鬼，不闹也捉鬼，你不捉鬼，你就是鬼。”并举了毕节朱昌区委书记赵炳辉的例子，“赵叫喊没粮食，就向国家伸手，结果饿死了不少人，我看赵本身就是鬼，所以才饿死那样多人……。”随后我又陪他到了沙土区，主向我说：“沙土不如安底，怎么搞的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劲头。”当到了沙土的第二天，沙土区杨金伦领我们到街上去耍，正是赶场天，出门就碰到一个生产队长与杨金伦打招呼，杨问他，“你怎么卖东西？”这时生产队长就把脚抬抬起来说：“书记，我有点泡，想赶过转场看点病。”到了街上看到有卖巴巴的。回家主传谟就向杨金伦说：“你看那个熊孩子(指生产队长)还说他有浮肿，你看他穿的那样整的，不搞生产卖东西，你还不赶快把他撤掉，……。”主说：“杨金伦，你找他几个典型，斗他的个大人，看他还敢不敢？”
当时在东三区的工作组组长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在沙土的普惠乡搞粮食的重点，当时邱向主传谟说：富裕农民在粮食问题上与我们斗争的手段，提出了普惠乡土改不彻底，有两个封建家族没有摧毁，家族统治至今很严重，都有老族长，这些人都是富裕中农，群众现在看到他脸(色)说话，不好发动，斗不到老族长，粮食就搞不出来。邱并提出要召开全乡的群众大会逮捕两三个人，就能把局面打开。主传谟听了以后就作了如下指示：“1，介绍了安底区黄泥乡捉鬼拿粮的经验；2，只要突破一点，就要抓住典型，大造声势，我看可以把普惠的办法可以推广，你可以在沙土区开他个全区的干部群众会议，把局面轰一轰，所有区乡队的干部都可以参加，富裕农民也得参加，预先作好准备，可以在会上逮捕他几个人，开他个万人的粮食兑现现场会，在这个会上介绍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让好的典型在会上讲经验，搞不出粮食的区乡干部要表态，对于老邱提出来的那些老封建，又是富裕农民，你整不倒他，运动就开展不起来，同意你们在大会上逮捕那几个人，并让其他各区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可以发动群众，教育干部，镇压敌人，粮食肯定的有，非下决心，用大轰大干的办法不行，我看小搞不如大搞，小斗不如大斗，小解决不如大解决，你怕了我也不能饶你，你不敢找我闹了，我还要找你闹。”
在地委主传谟来到金沙前，粮食各区乡报瞒产私分数3,000多万斤，下去保证兑现粮食800万斤，真正兑现只有160万斤(现在看也是留的种子)，主传谟到东三区就搞了近300万斤的成绩(实际现在看来也是假的)，当晚到了十一点钟，主要去黔西，主叫我先通知黔西叫他们县委下二点在县委等着，又通知大方县委集合等着主去开会，贯彻反瞒产私分的经验。大体上又过了四天，地委通知我和当时管农村工作的县委书记王国民去毕节开会，到了地委开会10天，会议的内容还是大力贯彻省委的反瞒产私分的指示。地委召开了10天会以后，我去省委学习反修文件，地委让王国民回到县里代替我在家主持工作，我在省学习后，又参加省召开的党代会，又参加了省委的四级干部会，我连续参加了三个会，又加上学习共有50多天，在这个时期王国民领着开了两个假现场会(黄泥、八里)，逼斗批判，大撤大换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都比较突出，他本人也搞什么“七不准”、“六光”、“十换”等错误点子。
这个时期是生活最困难时期，不发粮食，省委还要叫大搞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地委又积极督战，抓到不放，在这个时期地委所通报的金沙兑现粮食2,700万斤的经验，大力提倡黄泥所谓办法，又让各区书、支书表态，不仅不能要粮食，还要限期捉出鬼来兑现粮食，今后各区均又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支持全区性的反瞒产私分、兑现粮食现场会，之后，地委又通报了八里乡兑现粮食128万斤的经验，其中主要一条经验在地委通报中指出是小队长以上的干部撤换了90℅以上。我当时已住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接到地委这个信件后，我就有点紧张，我怕这样搞下去出问题，是真是假我要摸摸底，因为这个经验是针对90℅以上的干部开刀，我怕搞乱了。同时，周林在这个会上讲：“遵义批判耿焕明，已撤职了，毕节的揭子珩要赶快撤下来。”我当时也怕死人，我就立即跑到南明堂省委高干招待所去找地委书记孟子明，并当面提出我想借用地委的车子今晚回县，明天开会，晚上再赶回贵阳的请求，当时孟的答复是：“不要光迷信个人，做工作要靠大家，要相信群众，你一个人能有多大的能力呢？人家搞出了粮食你不放心，八里和黄泥的经验是很好的吗！”一听，我就不好再说了。主传谟又向我说：“广玉，你这就好办了，区(委)书(记)开了窍，粮食搞出来了，不像过去似的，他们都与你顶着，那你就不好办了。”待我从省里回到县里已是六○年三月底四月初，我又立马召开了书记座谈会，我首先就问缺粮情况，各区(委)书(记)在座谈会上报要粮食340万斤，我当即表态，如数照发，但当时王国民不同意，并质问区(委)书(记)，你们兑现的粮食呢？我不理王国民的反对，我说：“区里没有困难就不会要粮，”仍将粮食发下去了。当时自然是贯彻周林指示，周说：“你们回县去后，搞粮食工作可分五步走，……非把瞒产私分的粮食搞出来不可，粮食都叫富裕农民搞去了，告诉贫下中农，他们无非得点残汤剩饭，油水都叫富裕农民搞去了，不要叫贫下中农上当……。”
下面我谈死人真相。
正确的说法不是金沙事件，而是贵州事件，是毕节专区事件。贵州饿死人在百万以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周林、苗春亭、徐健生、陈璞如。孟子明、主传谟为首的地委，不但重视的贯彻执行了周、苗路线，而且在许多方面大有发展，大有创造。如果周、苗、徐、陈、孟、主等人有一点群众观点的话，事情是可以早期加以解决的，现我具体说明如下：
1，关于死人问题。周、苗、徐、陈、孟、主、王学臣是当时的负责人，如果正视现实，关心人民事情，完全可以不使事情向严重的方向发展，从全省来说，湄潭死人，剑河县、黄平、桐梓、毕节县、大方县、纳雍县，都是早期发觉了。从全专区来说，先发现大方的吉场区饿死人数千，长石区死人近两万，又发现了毕节的朱昌区饿死近万人，直到这时，周、苗及地委孟、主等人还坚持说：“不搞瞒产、不去捉鬼，粮食搞不出来，他不饿死人？朱昌区(委)书(记)赵炳辉要粮，他本人就是个大粮食鬼。”毕节县崇武乡饿死人近千人左右，是毕节县卫生局长郝仪武在那里工作，孟等人问他死人是什么原因，郝答：“还是个粮食问题。”孟说：“至今他还说是个粮食问题。”因而被撤职了。赫章县(委)书(记)刘大当在地委会上反映“春山乡饿死二百多人，有的光剩一个孤儿，可怜的很。”刘哭了，孟子明就批评说：“……哭什么，我们不是慈善家。”纳雍县羊场区饿死人四五千人，说区(委)书(记)房学运搞粮食不力，右倾，当时也撤了。纳雍县委书记杨来魁要做检查，孟说：“你检查什么？是你饿死的？有你的啥事？”又从全省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份就发生了浮肿病，五九年七月份又发生了浮肿病，有病饿浮肿，路边死人，街头死人，孟子明在电话会上指示说：“毕节街头死人在那里放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不好，要负责掩埋，其他各县也要注意。”省委农村工作部刘苍岩部长从四川参观回省路过金沙，叫我通知遵义县，在路边死了两个人，叫他们赶快埋了……。我可以肯定的说，当时的省委、地委负责人、县(委)书(记)没有不见过或听说过死人的……但省委、地委从来都不认这个账，非布置搞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不可。
2，省地委1959年的包产指标，虽屡经下边的反映有旱灾，产量没那么多，梗稻化有的地方不适宜，再后退一步让下边不反映，但贵州是百年不遇的奇旱，你们能不知道吗？但省、地委仍然坚持粮食问题不能动摇，不能否定、减产，这是个你死活的阶级斗争。虽毛主席早在四月份党内通信及给生产队的信，但由于你们的错误路线，根本不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直到五九年十月份，周林还坚持说贵州增产10℅没问题……(实际是减产，他按增产分配征购要粮、安排生活……)。
3，这样一来压力和实际困难就集中在县区党委以下干部身上，因为下边是硬任务，又要拿粮，不要吃饭，当时搞不上去的，省委批判斗争撤了五个县委书记，区委也撤了不少，一旦出了问题，周、苗等人又当圣人，你们对下面干部大肆逮捕，撤职斗争，造谣谩骂，但你们不仅无事，而且还受提拔，这是为什么？
4，你们在早期就执行了一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其反动的黑线，你们顽固的制造和坚持这条反动的错误路线是遇到下边干部反抗的，但是你们当时是假借中央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才能镇压和蒙蔽下层干部，来推行你们的错误路线，出了问题你们省委的一些负责人还到处制造舆论，欺骗中央，隐瞒真相，捏造事实，推卸责任，在全省把我搞臭，使群众永远不明真相，你们想丢了我这个车马，来保你们这些将帅，你们应当承担的一切罪过，都推到下边身上，居心何在？请看你们对来自下边的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是抱什么态度吧！
甲，一九五九年七、八月份，我就印发了反对浮夸风的材料，在秋前发到了各生产队叫全民讨论，以便把产量在秋前基本上搞落实，但这一重要措施又遭到了周林、孟子明的反对和批评，而被勒令作废了。
乙，我写了一个五张纸的信给地委孟子明的，对于一九六○年大小季征购撤了我的职也完不成，我不是红旗，我不当这个假红旗了，这个信是经过当时在金沙地委宣传部长孙育乾看了的，地委副书记李超臣、地委常委王学臣监视着我，叫我开电话会，向各区检查右倾，和在粮食上的动摇情绪……。
一九六○年元月份，孟子明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说：“……你们还不如个猪来，猪到了地里吃粮食，挨了打第二次就不来了，虽然一次一次的向你们进行教育，不能在粮食上当伸手派，不要两眼只看仓库，要懂得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你们一听富裕农民刮缺粮没饭吃的妖风，你就动摇了，你们不去向富裕农民进行斗争要粮食，而你们找领导，你们的屁股究竟是与党在一条板凳上，与贫下中农坐在一起呢？还是与资本主义的代表富裕农民坐在一条板凳子上呢？人瘦浮肿，能都是粮食问题吗？你们见过财政厅副厅长杨××，他的脚杆还没有我的手脖子粗来，难道他也是营养不良吗？他也是饿的吗？因为他是厅长，谁说他是饿的，你当然不信，他要是群众，你还不要替他叫，历来就有那样一种金骨人，你天天给他鸡、鱼、肉、蛋，他也吃不胖，你们一说就是怕死人。哪个人不死，人吃五谷杂粮哪年不死，哪年不生病，甲子乙丑年贵州死了多少人，生瘟疫一窝一窝的死，全家全户都死绝，那时候也能怨共产党吗？难道也是粮食征购重了吗？人还能光生不死？要是光生不死，到现在，世界上就成了人患了，那还有立足的地方，人生老葬死，这是客观规律……。多少革命先烈死了你不哭，为什么见到死几个人，你就哭呢？遵义县南白镇死了一个人，埋了十多个坟，晚上扒出来，第二天又出一个新坟，你说这是啥问题？”
地委常委王学臣说：“脬肿病、干瘦是一种流行性的传染病，过去旧社会还不是一窝一窝的死，那个时候他准不说是粮食问题吧！现在一死人就说是粮食问题，立场不坚定的人一听就动摇。”
最后办食堂问题上，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是个欺骗，与下边的事实情况完全相反，中央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可是省委就是“人人参加命令办好，如若动摇，国法党纪保证，不准有不入食堂的自由。”孟子明说：“把一家一户的锅灶都取消，他就只有走食堂这条路了，不准打饭回家吃。”自留地历来中央都有规定，但贵州就不执行，说这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材料第七本)一九六○年十月十五日，县委常委讨论禹谟事件，对杨品良的处理意见，参加人：地委李超臣书记，地常委王学臣部长，省监委贾处长，地委检察院李连城检察长，县委赵广玉，孔祥太、郝连兴、杨保君……赵广玉发言：“原不知道他的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杀头，或按原来意见报无期徒刑……。”
(材料第七本)赵广玉对于清池区委书记王兆才问题的处理发言：“把材料搞准，在县委机关斗争他，今后再不改就劳动教养他……。”
(材料第六本)一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王兆才、耿朝廉二人的处理问题，参加赵广玉、于志高、陶金城、杨金伦、张瑞林、毕荣光记录，会议决定如下：
一，耿朝廉的性质是坏人办坏事，该人是混近来的坏分子，工作一向强迫命令；
二，王兆才性质是违法乱纪玩弄妇女……；
处理意见：……撤消党内职务，行政降两级……。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县委在各区委会议上宣布：“……这一次会议主要主要是解决王兆才的作风问题，必须进行严肃批判，不能迁就……。”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县委常委会议讨论禹谟事件，参加人，赵广玉主持，地常委王学臣、县委王国民、申清友、孔祥太、省监委贾处长，县监委张瑞林，记录毕荣光，发言记录如下：
王国民说：“应根据省委规定，对少数坏分子的处理原则去处理。”
孔祥太说：“杨品良应给予留党查看处分，因他原来工作很积极……。”
赵广玉说：“性质是坏分子，是坏人办坏事，手段是恶劣的，结果是很坏的，从轻处理是不能使群众满意的，态度是不好的，而且想法掩盖错误，在男女问题上，三次谈话不认帐，后果应法办。”
一九六○年六月七日，省监委贾处长，在县常委会议上汇报杨品良问题的调查情况说：“据反映，杨品良还搞了一个女人，与×××现在还须进一步……。”我说：“关于杨品良的性质问题，还要继续查清是否搞了女人，然后才能确定是否坏人？这还得以后研究……”我到地委去开会，我也是这样说的。
至于材料所举的那些人的例子我加以说明：
甲，关于禹谟区杨品良书记，在他被捕以前搞女人的问题，我确实不知道，连省里去调查材料者在第一次汇报时只是说：“据反映，有可能，还要继续落实……”我只知道在党代会上杨被提为县委候选人时，在选举唱票时，由詹征(后成右派)在选票上写着杨过去是小流氓。杨二次撤除金沙未撤除……。当时我们解放金沙时，1950年杨才是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曾经临时参加过我们的征粮工作队，撤除金沙时，他未跟着走，待第二次进入金沙县，他才被正式接受为干部，我没听任何人正式对此下去结论，因为那时选常委时，党代会上部分代表确属思想混乱，要求极端民主(这话是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向我说的，要追究对省委决议举反对票的县委书记的责任，省委周林说当时领着开党代会的毕节地委书记王国栋是反党大将，与省委作了不少困难，现在他们的腰杆砸倒了，不然这次会上要作为典型整他)，十七个候选人叫下边撤换了七八个，我确实掌握不住了，搞的时间一延再延无法进行选举，有的县委候选人要求不当了……。对此我两次向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主传谟汇报，先是谈孔祥太、牛体彬，后又谈李群林、杨品良。主传谟书记批评说：“广玉，你们怎么搞的，你们县委要掌握，极端民主了不行，这个空气不正常，已经过去好多年的事，不能撤换，还要保证当选，有缺点是过去的事，谁还没有缺点……”杨当县委候选人是在党代会二十多天前，经过县委常委会议上三番五次的确讨论才确定的，杨入党问题，我根本不知道更不是我私自拉他入党，至于个别人顺嘴一般的摆耍闲谈，我没注意，这是可能的，至于杨品良是否在候补期中作区委书记是否真实？是怎么回事？我记不起了，我只记得当时金沙有几个准备当区委书记的对象是预备党员，地委王国栋书记指示，可作中央区委书记。
至于杨品良弄虚作假的事，1，民丰社亩产3,700斤的问题，县委先根本不知道，是杨品良先在贵州日报上写了篇稿子向毛主席报喜，随着中国青年报去了几个记者，他直接深入打坝，在民丰社探访材料三天，至于什么内容什么问题，我根本不知道，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以后外地就来参观，我们随后发觉里面可疑，我们马上组成县委工作组，深入现场进行调查，是我们自己主动提出了否定意见，待中央团委胡克实来后，就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主动表态，事情不实。当时陈璞如说：“杨品良不经县委同意，就在报上向毛主席报喜，这是个人出风头，但现在不要批评，影响跃进，将来要找适合的机会批评他一下。”但地委孟子明说：“我就是与他们这些人观点不同，他们是来鼓干劲的，还是来泼冷水的？没有2,700斤，有1,700斤也是个伟大成就(这是当时调查数)，何必去宣扬消极的东西？”
至于说桃园乡生活安排的好，是正在县委开区委第一书记会上说的，当时是1959年10月底，那个时候还不是搞瞒产也不去兑现粮食，而主要是去看食堂办得清洁、有桌椅等，当时王国民在会，休息时提出去看看，县城离桃园只有七公里，又有汽车，我说早，休息两个钟头去吧。我们是下午三时到，五时回来。当时有人说，他们麻袋里装的是外运的公粮……。至于说在杨的问题未查清前，省委贾处长说杨搞女人，是要再查，现在还不能落实，我表态说：“是否坏人，现在暂不肯定，还值得以后研究，待把材料落实了以后再研究……。”我怎样表态现在看也不错误，同时也可以从上边我们县委几次的讨论，及我在会上的发言证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性。当然我对杨的问题我没认真审查，没有把他当着过重大问题来看待，在任用上，认识上，我还是有错误的。
乙，原金沙县委副秘书长毕荣光，调县委去时，是县委副书记韩冠军管现农村工作部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因搞大跃进，别人都下乡，只有他留在家里，办公室人手少，韩就把毕荣光、杨太富等人调到县委办公室，毕荣光在我未来到金沙县前，他在沙土区税务所，韩是县税务局长，韩冠军向我说：“……人手太少，材料多，我调了两个人，一个是毕荣光，人年青聪明，有文化，可以培养。”我问：“我听说这个人在三反的时候不是老虎吗？”韩答：“过去的贪污查清了，已经否定，只有91万元(旧币)多系铺张浪费。”以后虽然有人说他不正派，向妇女说流话，但也未证实他搞女人。我向他说过：“你是县委办公室的负责人，说话做事要正派，不然你作的工作，不但影响你个人，对党也会造下影响的……”在大鸣大放中，我听说有人贴他一张大字报说：“毕荣光不该与县联社主任李光雄勾勾搭搭，想翻三反之案。”我又找毕谈话，批评他说：“……你与李光雄勾勾搭搭干什么？……”毕答：“没有这个事。”对此当时我也是没有其他想法，至于毕荣光的提拔，是经县委会议研究、地委批准的，至于毕荣光在预备期中我叫他担任机关总支书记，我只是说过找个经常在机关不太下乡的人领导总支，我提出毕荣光不行吗？别人说：“他还未转正……。”毕荣光究竟是啥问题，我也不知道，当时只是说我包庇。
丙，清池区委书记王兆才的问题，我毫无包庇，上边所列举的县委几次会议决议，完全可以证明原来省、地委所收集的材料，是不实际的，对于王的男女关系初次发觉时，县委一致认为女方打胎致死，并非王指使，又系通奸，此情县委于志高知道的更清楚，至于王兆才由付区(委)书(记)提拔为区(委)书(记)，这根本不存在，若是提拔，县委无权，必须县委报的材料，地委员批准，一查便知。
丁，关于王国民的问题，在金沙问题上他确实出了许多坏主张，这是他个人问题，他是否是坏人，我当时并不知道而有意包庇纵容他，王是金沙县委和毕节地委培养的两个少数民族之一，在我来到金沙之前，他就是轰动全金沙县的红人，两次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还得到一身呢子衣服，在金沙县委，在我主持下研究苗族区长陶金城、彝族区(委)书(记)王国民参加县委时，我们只同意上报陶作为县委委员，王作县委农村工作部长，经地委研究不同意。刘××代表地委给我打电话说：“地委准备提为县委副书记。”我说：“恐怕不行，能力弱点，一当就作书记恐怕不能压众，当县委委员问题不大，当书记就要独当一面工作，有困难。”刘问：“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培养？是否有培养前途？”我答：“怎么能说没有培养前途呢？”刘说：“只要有前途，可以培养吗！还是提为副书记。”我答：“地委既然这样说，就按地委意见吗！”以后地委书记孟子明又问我：“省委准备让王国民作夷族副专员。
我当时未吭声，以后地委又正式下通知说：“经省委常委批准提王国民为地委农工部副部长。”对此金沙县委并不知道，通知已下，调王国民去地委后，因金沙领导干部少，地委允许缓调。一九六○年二月份，金沙县委安排监委书记的人选后，地委李超臣副书记向我打电话说：“你们安排的人选对象不行，地委已经确定监委书记由王国民兼。”当时我认为王国民是少数民族，人年青，要注意培养和团结他，不能与老干部一样的要求，我原来对王的印象是少数民族，年青，工作热情干劲还大，有培养前途。在粮食问题上，地委认为比较坚定，但我感到他工作上不够扎实，不稳当，虽也听背后有人说他的闲话，好与跃进组织的小姑娘接近，并与妇联干部搞关系，同志只是说王书记不正派，并没有任何人向县委或我谈过王国民搞女人，就是这样，我还是与王个别谈三次话，同时这些情况我向孟子明、主传谟反映过，直到一九六○年七月份，王国民摔死，我派姜念平到他家去埋葬的。但地委书记孟子明又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样处理不妥当，你要亲去慰问。”一九六○年七月地委又派组织部长王友成专门坐着小汽车带着礼物前往他家去慰问。
至于说我打击陷害的人，原说打击清池区公社书记陈洪斌，当时全县正值秋粮征购工作，刚刚布置，他不是如何研究分配任务，而陈首先组织全体区委委员学习兴义县饿死人事件……，叫喊征购任务完不成。当时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邱继刚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将他的原话一句未改的、曾两次向省委书记苗春亭作了汇报，答复是撤下来，我向地委书记孟子明、主传谟作过三次汇报，最后区委报材料，经县委常委研究，地委批准，加以批判而撤职查办了。一九六○年一月撤职，一九六○年八月县里委派他去担任禹谟区委书记，地委九月又批准撤职，我们没执行，这就是真实情况。虽对这个同志的处理，我有错误，但并非打击报复，我们两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可以打击报复的地方。
至于蔡芝兰，她在办初级社中不准家进入社，叫出租，当地县委来信叫帮助她，动员家庭入社，我因此批评她，蔡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党章上并没有规定党员非加入社不行。”省委派她到省文化学校去学习，偷了干部的手表因而受了警告的处分，在财务科用15元买了贪污分子的皮大衣，马上放到拍卖行卖115元，我听说了立即叫她收回……。这些情况我是向地委汇报过的，地委主传谟书记指定县委叫把她划为三类干部，地委李超臣书记不叫她再任组织部长，对上所述从来未在大会上批判过她。
至于汤存瑞，1，有历史问题；2，偷过区委书记的三百元(无结论算了)；3，汤是县委常委在龙坝乡工作几十天，向县委报喜搞出粮食十二万斤，用柜子抬着食品向县委报她搞的食品样品，但那里死人，饿死他不报；4，在商业厅长唐振华参加下，在我地委开会以前，专门研究和安排农村粮食指标，按汤所要粮食七万斤，如数照发，汤存瑞向我说：“赵政委，你放心去开会吧！搞不出粮食我负责……。”
对于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我不多写了，但我要保留向中央常委说清楚情况后对有原则争议的问题当面对质的权利。
我声明我参加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如果我历史上确实贪污性质的有处分我负责任。至于给我算账的材料中所说：1，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苗春亭去了，增加两个菜我陪着他们吃了顿饭都算成贪污；2，再次省监委书记杨用信等同志在金沙过八月十五吃了五斤月饼，都算成我贪污；3，军区田维扬司令员在金沙拿走了一斤银耳96元，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敢说我未送过他东西，怎么这96元算成我的贪污呢？4，省委在花溪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先是省委褚振民秘书长打电话给我说：“……省委已派了两个车子去啦，到时去拣好的装，不要钱，共运去3,000斤，我连个瓜影都未见，也算我贪污240元；5，金沙购进的钢丝床，黔西县委书记李如川要两张搞接待，当时孟子明说：‘给他两张，黔西是交通要道，好招待过路的负责同志，’这也算到我头上800多元。6，张为梓专员在黔西召开社办企业现场会，派司机张学忍去金沙拉回沙酒百多瓶，我连音信都不知道，也算在我头上……。”
究竟当时及事后向中央封锁消息、怕说、不准说事情的真相的是谁。
(材料第七本)县委决议说：“今后不问县委同志和常委同志作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凡重大问题不经县委研究，个人不能决定。事情作了多少就说多少，数字是多少就说多少。”
(材料第十一本)周林说：“浮夸风来自高指标，高标准，高速度，这就必然来个高估产，三高一来生产队，群众就出了问题，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不吭声，埋头工作这是好的同志，今后对县委、区委和干部看你称不称职，这是衡量干部的标准。……。上下要一条心，不能扯皮……。这是对同志们的考验，如你经不起考验，证明你只能与党同安乐，不能与党共患难而已。”
(材料第七本)省监委贾处长说：“……甚至封锁消息，如到政法部门问情况，公安局长推到法院身上，问了县委才说的情况。”
(材料第九材本)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说：“在困难面前考验你是忠臣还是奸臣的时候，平时看不出来，困难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历史上的奸臣都是在困难中卖国。”
省委于一九六○年五月份派省的副厅长李遵周去金沙(据事后知道)调查了解死人等情况。李将摸的沙土×队死人的情况，城关、岩孔、安□(底？)×队死人的情况都给了我一份表，当时正值孟子明在金沙，我每次都叫给了孟，并将李的意见向孟反映了(李与孟过去有私人成见，所以他们不大谈)。孟说：“李遵周这个人真成问题，你别管他，我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他怎么专找这些消极的东西，如果象他这样搞下去，工作还能作吗？他到那里不是叫有问题就是说征购重了。”李当时向我说：“每人每天是否可供应10两粮食。”因为县里无权，我向孟反映了，孟的答像是：“这个到怪是慈善的，如果像他这样，那就别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了。”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日，当时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负责主持在金沙召开了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专员张为梓、副书记主传谟、李超臣、地委常委王学臣、县委书记赵、于、陶、邱、王等人的会议，专门讨论解决禹谟问题。当时省监委书记说，禹谟死人××××人，陶金城又说××××人。我请示孟子明按哪个数，主答：“你别管监委的那一套，按区里的数字写。”对禹谟揭盖子问题我连续提了三次意见，第一次说：“……在禹谟召开小队长以便上的干部会议，揭禹谟的盖子。”
地委不同意。第二次我又向地委提：“召开各乡支书、区(委)书(记)、区委委员会议揭盖子，最少也得让其他区的区委委员参加，禹谟的支部书记参加。”第二次还是不同意。在我临去省开会前，将我第三次的意见又用文字写出交给正在金沙领着开区(委)书(记)记会议的地委王学臣，我说：“请在全县召开有区(委)书(记)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上，把禹谟的盖子揭开……。”以后孟子明的答复是：“我与你们的观点就是不一样，你为什么要一个劲的揭盖子呢？死人不光是你们金沙，不管杨品良的错误有多大，他过去总是共产党员的第一书记，你揭他的盖子别叫别人骂他狗血噴头，对共产党脸上有什么光彩呢？”王学臣说：“……广玉，你怎么象吃了迷魂汤一样，不叫揭就不揭嘛！你过去都很好吗！我看你现在有些方向不明，有点糊涂了，你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的情绪。”一九六○年八月三日，省监委贾森处长想通过禹谟问题摸一下究竟金沙死了多少人，以便我写检查时写上，我与贾森处长正在商量这个问题，孟就逛过去了……他一听我们摸死人情况，孟就非常生气的批评说：“你们摸死人数字干什么，死人难道光你们金沙有吗？我就不同意你们的这种说法，人死了不能再活，以后接受教训就是了，非拿倒狗屎往脸上擦不行，谁还想叫他死人吗？况且正常死人年年有，你怎么能分开呢？你连正常死人都统计成饿死的吗？”在这种情况下贾处长不说可否了。我们避着孟子明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我说：“我们要写检查报告，死人究竟多少，心中要有个数，好向省委作检查。”决定由县长邱继刚、书记于志高、陶金城、王国民分片找区(委)书(记)摸了死人的情况。
至于成立党组问题，我当时从工作需要出发，县委常委经常分工下乡，九个部门联合办公(当时地委有指示)，找个人照管，因此经县委常委研究成立七个党组(有一个不符合党章的)，非个人所为，但从责任上讲，我是有错误的，我对党章学习不够，却非有意故犯，请党委考察，党组是何时成立的？怎么能说为了封锁消息呢？你来还说：“在赵的压力下……使金沙真相长期被封锁，……。从我思想上检查，我当时并没有向上级封锁过消息，我这里只举九个具体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当时省委发现禹谟问题后，只派省监委贾处长等三位同志前去检查，在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指示下，县委又抽出了八、九个领导同志，配合检查，并主动发现了安底区八里乡的死人情况，当即写出如实报告，打印出来报给省委陈书记。
2，禹谟问题，我们准备在全县揭盖子，公开处理，我向地委提出过三次具体意见，地委不仅不同意揭还批评我们。
3，省委中央检查团到金沙来，我们始终是积极配合的，从未有意封锁，我想只要认真的考察一下，就会得出客观结论，事实也不会否定这一点的，至于金沙究竟死了多少人，确实数字我至今搞不清楚。
4，于原材料说我在党组书记会议上为了封锁消息布置说：“不经县委批准，一律不准向上级写报告、发电报……。”原材料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而且把几年的事不分青红皂白写在那个时间上，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是不真实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大炼钢铁时，军区去金沙调查，县委会计卓中正私人以县委名义向省工交部发了个电报说：“我县无铁，来车空驶概不负责。”我到毕节开会，我答说：“不知道。”孟子明立即批评我说：“……这是你们金沙县委工作作风问题，对省委说发那样的电报，省委会认为你们头大啦，骄傲自满……”对此一事，我当即作为一个大问题，打电话让县委追查，等我回县后，召开常委和各党组书记会时，在会上问起此事，别人说是会计发的，我当时就生气的说：“简直是开玩笑，一个会计就随随便便以县委的名义发电报，也不经县委知道……。”我又说：“今后要规定一下，凡是以县委名义发电报的，需经县委同意。过去县委报的数字和工作情况与部门有出入，我在地委开会光叫将军，光受批评(这样的事是经常的)，一向负责各口的常委书记，你们又说不知道，以后你们对这些问题要控制一下，部门向上汇报工作时，要向党组负责人汇报一下，党组对有些重要问题，也要研究一下，不然同样的工作，汇报两个数字，两种情况，叫地委究竟听谁的呢？……”这时我才又说：“今后凡是报全县性的工作要拿到县委讨论一下再报。”至于原材料说，各部门一律不准统计病死、外流人口的情况，请党委考查，我们不仅统计上报了，而且曾主动的作过数次汇报，地委孟子明常向我说：“广玉，你们怎么搞的，浮肿外流有那样多么，你们第一个报告报省委了，你们第二个报告就没给你们报，你的脑子太紧张了，没有方向了还行？”地委副书记主传谟又说：“绥阳县、仁怀县脬肿病比我们的多，你们为什么不去抓工作主流，专门统计这些问题呢？”地委常委王学臣在金沙听到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刘士芳从电话上统计病死、外流情况，王就批评我说：“有病治病，缺粮拿粮就行了，何必自己吓自己，你们专门统计病死人干什么？你们这样干工作还能搞的好吗？”当然我也传达了这些意见。
总之，金沙问题究竟是谁不让揭盖子？谁封锁消息？只要揭出了内幕，当是不会难看清的。
除此之外，地委陈健吾语：“金沙问题不再说了，别人都没多大责任，主要是赵广玉搞的。”
地委王学臣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赵广玉不如蒋介石，不如艾森毫威尔，不如秦始皇……金沙问题别人都没有责任了，一切坏事都是赵广玉干的就算了。”
省委委员、当时地委副书记闫学增说：“……金沙问题会怎么造成的呢？即三害办的(赵广玉、其爱人张瑞林及小孩子)。”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省、地委根本就不愿而且也不敢暴露真相。
在事情处理阶段及事后，不让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是谁？
省检察院张副院长的谈话：“赵广玉，你不要紧张，省委研究了，对你这个问题，严肃一点，好向金沙的干部群众讲话，马上要整风整社，你离开这里好，接受教训就行了。”当时代表地委具体管我专案材料的专区检察院的科长张士彬在问我话时，一开头就是这样说：“赵广玉，你要老老实实，你过去在金沙当县委第一书记时，认得我张士彬是谁？现在你才认识我，不要说你赵广玉的材料，就是时念好的材料(原毕节县委书记)、刘福永的材料(原水城县委书记)、王学臣的材料(地委组织部长)都属我管，你们材料都在我手心里握着，你要不老实检查，我想给你加一条就加上一条，想去一条就去一条。”
又一次张士彬动员我在材料上签字，我要看材料，张士彬说：“按规定材料是不给你看的，不过要很快的处理你这个问题，让你看看，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签字就行……。”我接过材料看了一段，将不和事实的地方提出来，张士彬马上就吼开了，一把将材料给我夺过去说：“你他妈的，别看啦，你真捣蛋，你原是这个态度，我们也能处理你，就按你这个态度，非严惩你不可。”我答：“你杀我就是啦，我不看啦，你上报吧，但是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我不接受，我要向上级提出申诉，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张士彬说：“今天是叫你提意见的吗？……。”我又看了段材料后说：“材料中所说的那些事，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是周林、苗春亭、徐健生和孟子明、主传谟等人说的……。”张士彬说：“省委和孟子明、主传谟说的那些熊话谁不知道？他们在专署礼堂报告了几次都是那样说的，这一点你(不)说我们也是知道的，也是明白的，但是你的材料不能写上他们啊！在金沙总是你传达执行的，你是第一书记，金沙出的问题你不负责谁负责呢？关于你的材料只不过是为对干部、对群众好说话，你要从照顾党的利益出发，要从党的影响出发，赵广玉，你不要那(样)迷信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对外也不过是个手续，好对外讲话就是啦！”我答：“你叫我签字，事实又不符合，将来按材料给我结论，处理我，我是不干的。”张说：“你放心吧！党对你们这些人，还能怎么呢？”我说：“这材料上的具体不能算在我头上，因为不是我办的，也不是我说的，如要对外好说话，是为了工作，组织上有意图叫我签字，但是我要声明，事说我不能接受，如要挽回党的影响，好对外说话，不按材料下结论，我可以签字。”张说：“你材料上那些事，谁说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谁还不知道吗？”我说：“如果领导上还是这个意图，我一定服从领导的意见，绝对从党的需要出发，我可以牺牲我个人的利益，我当面向你声明不签字，请科长向地委组织上传达。”随后第三天，我就补写了两次对签字材料不同意见及为什么要签字的书面说明和两次申诉。事情隔了十多天，正下雨倾盆大雨，张士彬打着红色的大雨伞，到了看守所，将我叫到看守所许自强的房间里，张开口说：“赵广玉，你的病怎么样了，”我答：“还是吐血。”张说：“看了吗？”我答：“这里既无药，又无医生怎么能治的了啊！？”张说：“看看你需要什么药，我负责给你买，但是外面也没有什么好药。”张又说：“我看了你的几项声明和申诉，我原来想与你签字材料用打字机一块打印出来，同时上报省委，最后我为你想了想，如果一块打印出来上报，对你处理不利，省委必定认为你至今态度不好，这样不但会拖延处理你的时间，必定还加重你的处理，我看你还是不写那两份声明和申诉的好，所以我就没给你打印。”我答：“申诉我还是要写，因为我的申诉是事实，是谁都无法驳倒的，不管群众如何义愤，如何检举揭发我，那是他们不了解真情，我写出来能更使上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我的意思。当然至于组织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态度，究竟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我愿意请张科长谈谈，我愿意按组织意见办事。”张答：“你放心吧！你的问题，组织上非常清楚，可以肯定答复你，你是好人，但办了一些蠢事，当时你为什么听孟子明的，你如不听孟子明的，当时也可能撤你的职。”我答：“是啊！我办了蠢事，但办这个蠢事，当时的客观情况及背景，不但我，就是省、地委当时也并无认为这是蠢事，这个蠢事是我一个人搞出来的吗？至于为何听孟子明的，当时他是地委第一书记，我过于相信他的话是正确的，我也没有想他会犯错误，当时对不上，事实我也搞不清，我革命二十多年了，我何敢去反对领导，这个党的原则我是懂的，我又不知他当时错了。……。”
张士彬说：“党对你们这些人还能处理重了吗？写了申诉书事情就更不好办。”以后我又继续不断的写了申诉和申明。
地委副书记杨培成找我谈话说：“……你写个检查吧……。”我就写了个实事求是的检查，并请送省委李书记、罗部长……。杨副书记看后又找我说：“你这个检查不行，要重新写个，这个检查不给省委李书记、罗部长送了，你再写个好的检查给李书记、罗部长。”我问：“怎么写呢？”杨答：“要写个深刻的、具体的，这太原则了。”杨说：“你现在不要写，等地委将你的材料整好，你写过检查是好与材料一致起来。”这时我又加以声明和申诉，杨书记说：“那些事省、地委都知道了……。”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等几个人谈话最后征取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说：“从十三岁起就革命二十多年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小就跟党干，大跃进以来，也是累死累活的，不分白黑的干，真想不到竟使人民遭到这样大的损失，我竟被开除党籍，又蹲了监狱，这时我就只有伤心落泪了。”有一个中央××机关的同志坐在我背后看到就说：“你不要顾这些，你的问题相信党就是啦！”
省委组织部王部长找我谈话，我提出材料不实的请求，王处长说：“……你过去一贯都很好吗！为什么这两年你竟出了这些问题呢？……至于你所说的具体材料，你就放心是啦，不管时间再长，组织上都会给你查清。”
专署公安部局长朱广臣向我说：“你不要急躁，你的问题还是五风一化问题，这不仅金沙有，全专区、全省都有，你一入狱就承认自己的错误了吗？省、地委就没有责任了吗？……向你说老实话吧，你们的问题政治(法)没管，现在是党在管。”
我在狱内蹲了一年零九天，我是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进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狱。在出狱时召开大会，公审我，又判我一年徒刑，事实我没接受，我这里只举几条事可以说明：
1，说我的错误路线，我答：“如你说的那些事，那些话叫路线错误的话，可以肯定不应该由我负责，因为那些事实决不是由我办的。”张士彬说：“谁负责呢？”我答：“你敢不敢找孟子明、主传谟来与我对谈呢？”张答：“那你总算个执行者吧？”我答：“制定公布错误路线的没事，我当时执行上级的指示，出了问题上级啥子没事，你们就应该这样对待我吗？”
2，说我让非党员担任支书，我答：“事实不真，这一问题的事实不仅被歪曲了，同时真相也被隐瞒了。我再退后一步说，你处理我，你能否在所谓几百个非党员的支书中举出个例子，如果是我叫非党员作支书，那么找一个事实根据也行，我还可以再退后一步说你能否举出一个我知道或者谁向我谈过有一个非党员作了支书，我不制止，我负责。”张士彬说：“要说非党员担任支书，你赵广玉知道这也不是事实，也是冤枉你的。”说我有意说瞎话欺骗地委，我问：“有何事实，请举出来。”张士彬说：“你见脬肿病人吗？”我答：“见过，这能说明何问题？他专署所在的毕节县城，脬肿病相当多，而却谁人又没有见过呢？”陪审员刘陈元说：“你虚(虽)没报浮夸，但你们金沙县在结果上是否有虚报浮夸，这点你承认吗？”事实他也拿不出来，但他们问我的真实事于处理材料又完全不一样。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我又找到专署公安局朱广臣说：“我绝不接受对我的材料及结论。”朱答：“据我的看法你的问题是暂告一段落。”我说：“我要申诉。”朱答：“你出来了总比在监狱里好，出监后空气好一点，生活也好一点，对你的病好一些，你申诉也方便一些。”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地委第一书记陈健吾对我说：“……你的问题可以不算结案，材料可以继续给你调查，你的问题可以暂告一段落，现在暂时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免得省委的同志生你的气就不好办了……你这个问题过一两年群众有饭吃了，收成好些了，你的问题就明确了，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就没多大影响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见到张士彬科长说：“张科长，我的案子是你管的，是你处理的，材料又是你调查的，我向你的申诉声明，请你给我保管好，我要提起申诉，那些办到我头上的根本不符合事实。”李答：“广玉，你写什么申诉，现在省委知道了，如禹谟问题发觉后，你就揭盖子，你还有多大事。”我答：“我当时提出了三次要揭盖子的意见，地委不但不准我揭还批评我，在省委陈省长的亲自主持下，在金沙开了地委书记处及县委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处理了禹谟问题，你们不叫揭怎么怨我呢？”李答，是呀！这也不能怨你。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李超臣书记从贵阳开会回来，又来岔白找我说：“我一见到省委李书记就问，广玉同志怎么样？身体精神怎么样，先在岔白待一段时间好，接受教训了。你的级，李书记说了，回去地委下通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地委书记陈健吾在毕节给我谈话说：“……赵广玉，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个党员嘛！你的问题有希望，省委还要研究，你的问题我过去向省委反映了多次了，我最近开会还给你反映……。”
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地委陈书记于毕节给我谈话说：“……省委、地委都承认原来对你的问题处理重了，当时不该那样进行处理，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你的情况省委、地委都已经知道了，你个人没啥问题，你是个工作问题，对大跃进经验不足的问题，还是个五风一化问题，你在个人问题上是问心无愧的，你个人问题是光明磊落的，你有什么可灰溜溜的呢？挺起腰杆子起来，大胆的工作吗！现在你越不吭不响的工作，勇敢承担全部责任，别人就越佩服你……，对你的印象就会越好，事情已经知道了，你再提，别人还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你这一次的错误，组织上不会像别的错误一样对待你，在今后对你的看法上、使用上、工作上都不会与其他犯错误的人一样看待，……你如果怕今后没有证明的话，我可以叫省委给你详细的书面答复，说明你不是个人问题，是个工作问题，经验不足的问题，是个五风一化问题……。你可以把省监委这个信保存起来，在今后历史上就是你的证明，……我看事情都已经知道了，组织上都已经清楚了”……。过去的材料没有就算了，你如果同意，我们地委开个会，把你的党籍问题先解决了，……。事情已经摊到身上了，……。认倒霉算了，广玉，你过去写的一些申诉及信，省委和地委认为都是有道理的，广玉，过去在部队时，叫一个班掩护全团撤退，坚持人少完成任务，否则杀头，结果坚持八小时，全团安全撤退了，这一个班十二个人全部牺牲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地委书记陈健吾，副书记兼专员侯国祥，叫地委委员兼公安局长朱广臣在黔西给我谈话说：“……侯书记叫我给你谈，并一再问广玉同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一个老同志，组织上没有忘记你，不会叫你在岔白多久了，你的工作问题，组织上考虑了，是有个安排的，是信任你的，至于过去在金沙问题，省委、地委都知道了，什么事情都清楚了，知道你过去在金沙问题上受委屈了，陈书记到省委去开会都反映了你的问题……。要求你在金沙问题上与党协调起来吧，在这个问题上与省委团结起来，不再申诉这个事了，如果重新处理你的问题，不仅谈及到我们一个专区，而且对全省都有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央……。”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黔西县委书记李如川在农场找我谈话说：“省委书记，徐、吴都来了，叫我给你谈，对过去的处理你不同意，现在暂时别谈了，要谈以后再谈吧。本来他们都看你，但他们怕你说起你的问题，他们不好说的，如果有人问到，苗书记就说叫广玉承认自己有责任就行了，关于他本人的问题以后再说……。”
一九六四年元月十七日，省监委专职委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乐天在黔西给我谈话说：“……你反映的问题很好，我们当着重大事情给你办，这是我们的职责嘛！我们给你调查，……虽然现在与过去的精神不同了，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永远是不会改变的，主席说了，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但目前我们只四五个人，还要搞五反，不能丢五反去专门解决你的问题，五反后我们就抽人专门给你调查解决，你耐心再等待一下吧……。”一九六四年元月二十三日我和我爱人到了省委，监委张处长向我说：“……你的问题当然不能算完，省委、地委都要管，你不能到中央去，你们地委的态度是不对的，一看你不同意了，他们都推到省委身上还行？你材料的最后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都是你们地委决定的，省委只不过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组织上认为你是个工作问题，认识不足问题，不是个人问题……。材料看不到的没什么么，事情现在都清楚了，当时在群众运动风头上，我们对材料还不只是听下边一报，我们当时还没有很好的了解和审查，……。”一九六○年八月，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去调查处理金沙问题，有你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我们三人正在吃早饭，陈问我：“广玉，你的反瞒产私分、反富裕农民在路线上是从哪里来的？”我答：“是地委指示，省委也说过。”陈说：“噢，省委谁说过？”孟答：“是春亭同志在花溪会议上说过。”这时，陈就不吭声了。孟吃过饭先走了，剩下陈和我，陈就说：“我一听你们说是省委说的，我的心都气炸了，我们的肚子都气饱了。”我问：“怎么来。”陈答：“你们到现在啦，还说省委讲的，死人光你们检查，省委还不是要检查，湄潭死人，省委还不是向中央作了检查，你们还说省委长省委短的，你们到今天啦，还提省委干什么？……现在就希望你作个好检查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上旬，去调查处理金沙事件的省委书记李景膺向我说：“……第一你是好人，但金沙问题你就没有责任了吗？第二你有病……你是个内部问题，本着毛主席的方针，病一定要治好，人也一定要救进来，……只要你好好检查，处分你干什么？处分还不是达到教育的目的，检查好了就不一定受处分吗！……广玉同志，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啦，无非是接受教训，……死人不光是你们这个县，我们贵州从全国来说还算好的，还不是×个省出问题的省份，××更厉害。”他一伸手说：“他全省就××万……。”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有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会议上，提到非党员作支书问题，我只是向区(委)书(记)问了一句，“非党员作支书是怎么回事？把这个情况说清楚。”这时李景膺就立马跳起了并一拍凳子说：“……你还敢压制民主啦，你还敢问这问那的，你看到金沙的人还没有死光，你还不好好的检查，省监委原来到这里找不到根，叫我批评了，连杨用信都叫我批评了(省监委书记)，湄潭死人原来还是叫王庆(卿)臣作书记，后来我一看他态度不行，我就与李书波同志商量(原遵义地委书记)才把他逮捕了……。”地委书记李超臣又大吼一台说：“广玉你真糊涂，到现在你还问啥情况，你检查自己就是啦，你这个问题还不要紧，你看李生气了吧！事情复杂了，你要不问情况有啥事呢？……。”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当时停职反省，在我向中央、西南及省委工作组汇报工作时，只是提到地委某些问题，当时在金沙负责县委第一书记王学臣会后又找我个别谈话，又大吼我一台说：“……你汇报时何必牵涉别人，你是第一书记，金沙出了问题，你承担下来算了，你牵涉别人，谈别人干什么？别乱说了，你现在还是个内部问题，自己好好好检查，争取过关吧……。”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向李景膺同志提出质问：“……你这样高级干部，你说话是否负责？你这样简单粗暴的对待问题……。”以后我要向毛主席提出控诉……。”李景膺就大发脾气，他就大骂我是坏蛋是反革命……。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崔廷芳向我说：“广玉，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要好好检查，查出问题也不光是你们金沙，只要检查态度老实，无非是接受教训，谁还有意把工作搞坏吗？工作犯了错误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态度，过去错了可以原谅，千万不要让人家感到态度不好，因而激起大家的义愤……。你放心吧！省委绝对不会像你们似的简单从事，特别是对你这样一个同志，又是党内相当负责同志，是会慎重的……，从县委书记来说，你并非没有能力，你是有能力的，但方向错了，干劲越大，危害就越大，这些问题能叫哪一个负责吗？……。”
地委书记主传谟叫邱继刚来文告我说：“……别叫广玉写申诉了，事情已经摊到身上就挨了吧，不然惹起省里冒了火又整他。”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我要求去中央反映情况，地委陈健吾说：“你要去中央但得先跟干部群众见面，金沙干部群众提起你来咬牙切齿，我劝你不要闹了，好好工作算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省委监委来函说：“……你在金沙过去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后一段也有严重的错误，只要好好接受教训，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不要再提了，不然在政治上又重犯新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元月，我到省委请求去中央申诉，张处长答复说：“你不能去中央，你的问题我们不往中央推，……春节后我提请党委研究，并答复你，你如不同意，可以到省委再来……。”地委副书记郭乐天，地监委副书记杨培成于一九六四年元月三十日从贵阳到黔西追问，谁准赵广玉三个月的假去中央呢？县委马书记答：“他不属于我们县里管。”杨培成追问：“张瑞林属你们管吗？”一九六四年六、七、八月份，我连续请假以回家探父为名，地委侯书记都不准去。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份岔白开了我十八天会议，并由地委派人提出：“我不该去省委，不该申诉……。”斗了我十八天。
一九六三年八月×日，专署罗公平局长说：“广玉同志，是个人问题，要很好检查，不是个人的问题要坚持向党反映，这是马列主义者对待事物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不要含糊，这样作对党的事业和对党都是有好处，我支持你向中央申诉……。”这个人因此也两次遭批评斗争。
这就是我向中央所提供的真实情况，我不同意当时省、地委不让我说明真相，而对事实加以隐瞒和歪曲，把一切的罪过都加在我身上，省、地委对贵州和地委的真相百般刁难不准揭发，从而达到不仅推脱责任，而为了证明过去省委、地委的正确，竟不准谈实事求是，不准谈公正合理，把向中央反映情况不但不准去，反而视为政治上要犯新的错误，去进行威吓，因而继续坚持上述的一切已经证明是错了的东西，这是为什么？
暂时说到这里，以后对贵州的盖子我要继续揭发。
赵广玉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七时于金沙县委招待所。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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