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6-27 作者：贵州, 苗春亭
贵州、苗春亭时间：1967年6月27日下午2时
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4，228室
被采访人：苗春亭（贵州省副省长）
采访人：张再兴、周世坤、范和登等
(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打倒刘、邓、陶”的政治主题已经明显。本次采访，无论是采访人还是被采访者，都离不开这一政治主题，似乎是幼稚可笑的。惟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气候，作为党的高中级干部的苗春亭同志，才给我们留下了一篇刘、邓、陶为什么被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的原因。原来就是为他们是务实的、稳健的、对中国人民有感情的政治家。从这一次采访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对待“五九事件”的态度，和为减少损失所作的努力，然而这些正是他们被打倒的根源。我们还可以看出，64年贵州的“四清”，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凑曲。周林的被整，并不是因为他饿死一百万人的事，而是61-63年在贵州的单干问题。正应了一句成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走社走资”，才是领导人所关心的问题。)
问：刘、邓、彭、李(井泉)、贾(启允)该不该打倒？
苗：该打倒。
问：请你谈一下有关“遵义事件”的问题，邓小平在58年来贵州作了些什么指示？
苗：邓来说深耕。省委说深耕八寸到一尺，邓说你这样叫深耕？要2尺、3尺、到4尺。土地要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种芍药……根据他的指示，就把耕地的面积缩小了，生产就退水。他找遵义、绥阳的县委书记说：你们绥阳就应该是产麻的县。还说应该多养猪，将来要有每人60斤猪肉。要有大集体、小自由。还讲要很好地办好托儿所、食堂，浪费最大的就是托儿和家务。
影响最大的就是有关部门深耕的问题，我们在遵义开了电话会，把他讲的精神传达了。邓这次来，在省委里。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副省长和他一起开了座谈会，厅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听我们传达了。传达会议是在花溪招待所饭厅。
65年邓又来贵州，我不在家，在铜仁搞“四清”，贾传达过精神。说邓说，贵州条件比四川好，要超过四川，要后来居上。李井泉说“四清”的问题，以方向、道路、所有制为中心，意思是纠正单干，李立知道。
问：周与邓的关系如何？
苗：他送茅台酒给邓，其余不知道。李大章、钱瑛来“四清”后，周林不服，写信到中央邓小平，要翻案。邓65年来贵州，听贾启允说，邓说贵州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下面不要管了。
问：中央还有哪些参与周的处理？
苗：64年是刘少奇解决。64年刘到昆明，王光美作桃园经验介绍。他作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李大章向刘少奇反映贵州的情况，刘即派钱瑛来贵州，钱又反映情况，刘又派2000名干部来夺权。刘、钱处理周的态度不知道。
后周林、赵欲樵调四川，我留下来了。贾启允组织人批判过周一次，周林未参加。7月份开三干会，贾启允的态度很明确，他表示，(周的问题)再也不准提了。
发生(死人)问题中，春节以前，在四川开过会，“五、五、二”是四川的办法，是李井泉的，60年1月在四川开会讲的。
问：关于“事件”问题，向中央汇报过没有？
苗：60年春天，周总理来，周林做汇报，只报了8万人。后中央派金兆典来。以后6月份是谭震林、刘澜涛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打电话来叫周林汇报，他(们)在上海，后去了，还有李景膺也去了，这是正式的汇报，两人当面汇报，那一次是正式汇报。汇报时，估计数字有减。
谢富治来，那时西南局也派了余江震来处理这件事，周林作了公开检查，他的检查报告到中央。
金兆典来，周林叫王立山打电话给赵欲樵，说中央有人来检查，你们在数目字上要统一一下。
牵涉到中央的问题，如高估产、高征购、高指标，就牵涉到中央。毛主席指示全国征购保持到八百几十亿斤，但中央都增上去了。毛主席一再说粮食没有那么多，他们说有八千亿，争取到一万亿。实际上高估产有全国性。比如劳动力，主席讲，城市人口的增加，脱产人员不能太多了，但就是不执行。主要，中央部门的浮夸都很大，使下面很难办。邓当时来说农业问题解决了。按他的“三三制”，死的人还要多。
问：你说刘少奇应该打倒，但根据你说的，还不能说明问题。
苗：困难时期，刘少奇说，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留地可以到20%，这是李井泉说的，他说，刘主席有这个意见。河南借地，邓小平讲，社员可借一亩保命地，叫我们也借。62年，主席说我们的困难已经过去了。但在62年春天，陈云讲：“我们对困难(估计)不足，已处在非常时期，要采用非常手段”。那时对大家的神经都很紧张，好像国家就要灭亡一样。邓小平说：“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一团乱麻一人理”。于是高价商品、高价糖等经济措施(出来了)。听说邓子恢公开提出搞单干。
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从中央办公厅发来一个文件，叫讨论单干问题。提出什么叫“单干？是经营管理问题还是单干”？这提纲不知是谁写的，十中全会一开就不了了之。
问：62年甄别是怎么回事？
苗：这是刘少奇搞的，有个文件，说党内斗争过头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平反。所以是全国性的。
采访结束。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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