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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跃忠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日期:1967-1-11 作者:贵州, 鸣跃忠

贵州、鸣跃忠

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3:00-4:30

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

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被采访者:鸣跃忠(“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现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

事宜:“遵义事件”有关情况

鸣跃忠同志口述:

“遵义事件”的起因,主要是高指标。1957年我去遵义,产量是22亿斤,58年24亿斤,不到25亿斤。59年吹到32亿和39亿斤以上,报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两番,这是不可能的。群众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没有粮食了。

省里批判“常、夏、李”的右倾,那时我去湄潭秋征。完成了往年的征购任务(数)以后就再上不去了。我接着去大方开会(搞多种经营如养蜂等),杨绍荣去搞三天,入库两亿斤,还登了报。11月底到12月初,省里宣布反瞒产。1964年省里三干会简报说,“反瞒产”是一个电话会。地委布置反瞒产的电话会议记录已查出了。

59年12月,王普(原遵义妇联主任,现外贸办公室主任)在绥阳发现死人,她后去大方开会,在大会上讲了,李书波还批评了她。徐健生问我,因我先去开会,我不知道。粮食厅一个干部也发现了死人,秘书长问我,我说听说过这个情况,县委不承认,随后拨了七十万斤粮食。徐健生批评地委,地委就批评县委。绥阳魏明芳当书记,召集紧急会议,推诿死人的事实,说下面还有粮食,有富裕农民捣鬼,还反瞒产。

后遵义三合区发现死人,吴实去桐梓发现。吴实叫安排生活。李书波开电话会议,开完后,吴实批评李书波,开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习水,开了个电话会议,60年2月14日,当时死了约七千人,有人死在食堂无人埋。60年2月16日立刻召集地、县委开会。陈璞如、李书波都到会。又翻过来说下面还有粮食,死人是正常的死人。我说兴义死二千人都是事件,习水也应该称“事件”。陈克国说死人是得“乌鸦症”,死的人嘴巴舌头都是乌黑的。

省委张树成秘书长调查三合死人为三千人,后改为三百人向中央报告(64年三干会知道的)。

60年元月份,我和财贸书记何林参加了延安饭店的会议,省里要放卫星。我调了不少东西来。会上,县里的财贸书记都要的回销粮都多,何林请示李书波,李说,不要为难省委,省里给多少要多少。中央给省里两亿斤。各县要七、八千万斤,遵义财贸部门算算要六千万斤,后(省里)给四千万斤,县委书记都有意见。

60年2-3月份,省委苗春亭搞了食堂十条,完全是假的文件。4月份在遵义开现场会,省里财贸部长祝凯然带队参观,中央粮食部陈国栋来的。省委知道遵义情况,叫在市里开。可是李书波却叫在松林开,叫我带队参观。在遵义市郊军分区过去的路上就看见死了一个小孩。食堂是两三天内做成的锅灶,现把一些猪赶在一起,让大家在那吃了一顿饭。湖南粮食厅长和山东粮食厅长背后跟我说:“你们的生活不落实。”但会上只讲好话,陈国栋也说好。

遵义地委的各部长,差不多都被反了右倾,59年屈宪章最挨整得凶。“事件”后遵义只处理了一个耿焕民,他管农业。

1960年3-4月份省里开四级干部会,还吹歪风说有多少猪,问我要猪。我说哪里有猪?5月份赵欲樵兼任书记,实际是连治洁挂帅。1960年8月底我到市委。10月份中央监委一个女同志找我谈话,我报遵义死了7-8万人,市委只认3万,我被斗了一次。1964年三干会统计,遵义达30万人,全省上100万。确实数字不清。周林到西南局我们有意见。李大章如何向中央汇报,就不知道了。那时第一书记说了算,犯过错误的人,不敢说话,作谨慎君子。周林应揪回来。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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