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5-7 作者：省委工作组
省委工作组新安店人民公社位于正阳、信阳、确山三县的结合部，有六百七十三个自然村，耕地面积二十七万四千零六十亩，六万四千口人。解放前，这里反动势力雄厚，社会情况复杂，是一九三九年制造竹沟事件者耿明轩等匪首的活动中心。解放以来，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不够彻底，对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打击不狠，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基本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贫农和下中农阶级队伍没有形成。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组织不纯十分严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和几次整社运动，对解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遗留问题，虽然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因而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该社至今仍处于比较落后状态。全社三十一个生产大队，其中三类大队六个，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三。五百一十六个生产队，其中有三类队一百零五个，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七。三类队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地富反坏势力直接或间接篡夺了基层组织的领导权。这占三类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一。有的是地富反坏势力直接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如新安店大队桂庄生产队，在正副队长、事务长、记工员四个干部中，有地主二人，富农一人，富裕中农三人，他们公开抵抗党的政策，去年隐瞒私分粮食四千多斤，合伙盗窃铁路建设器材，破坏国家建设。事务长桂林义（富农）贪污、盗窃、克扣群众生活，反而公开向中央写信诬蔑咒骂我们说：“你们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让群众吃饭，还不如国民党。”有的是地富反坏势力间接操纵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他们拉拢、腐蚀、收买在职干部或利用宗族、亲信打入基层组织。如李新店王德生产队就是大地主张世真在幕后操纵了领导权。该队生产队长王德是张世真的外甥，队委张世根是张世真的哥哥。他们在张世真的操纵下，利用职权安插地主分子到饲养室、食堂等要害部门。在今春整顿食堂前，该队食堂四个炊事员中有一个地主，他们又借口“整顿”增加为三个地主，留下的一个贫农炊事员朱香臣的爱人，被排挤打击的无法立足。他们把持饭勺、秤杆，给地主、富农多打饭、打稠饭，给贫农、下中农少打饭、打稀饭，残害群众，并且公开叫喊“要把地主养的胖胖的，把贫农饿的瘦瘦的。”结果该队现有的十一名浮肿病患者，全系贫农。
二、富裕中农当道，排斥和歧视贫农、下中农，抗拒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占三类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一。其中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富裕中农直接操纵基层组织领导权。如小韩冲生产队，在正、副队长、事务长兼记工员三个干部中有富裕中农二人，中农一人。他们窃居了领导地位，采用停伙等办法，剥夺群众生活费用。盗窃食堂粮食，反而嫁祸于人，吊打群众。第二种是通过变质了的贫农队长许记合伙贪污盗窃三百多元钱和三百多斤粮食，多报人口，贪污布证。代福海先后强奸过五个妇女，代天喜的妻子和代天良的妻子去年十二月和今年元月被强奸后下落不明。第三种是富裕中农和坏分子纠合一起，形成反社会主义势力。如朱庄生产队长李三当过十年伪兵，于一九四八年被我俘获释放。妇女队长是富裕中农，他们与事务长韩重信（中农）勾结一起，贪污、多占、打骂群众。
三、蜕化变质了的贫农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掌握了领导权。这占三类队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四。这些人虽系贫农出身，但由于政治思想蜕化，因而抵触党的方针政策，对集体事业漠不关心，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北下庄生产队长郑云和事务长田子清都系贫农出身，去年以来，贪污盗窃，不管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更不管政治思想工作，致使资本主义思想得到蔓延和发展。在社员中比较普遍的是不关心集体生产，不爱护集体财物，精心管理自己的二分自留地。这些自留地都是粪多、水足、工夫大，自留地所产的蔬菜等除自己食用外，大部分自行出卖了，但是集体生产和公共财产则很少有人关心，全队二十二头牲口，去年以来即死掉十二头，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四、领导能力弱或党员干部之间不团结，形不成领导核心。这占三类队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如王堂大队贾庄西队队长蔡西盲（贫农）和妇女队长蔡李氏（贫农）长期闹不团结，各拉一派，互相排挤，不做工作，不关心生产和生活，全队五十三头牲口，去年以来死了三十四头。食堂管理不善，最近几个月内连续发生三次食物中毒，群众思想非常混乱，资本主义思想有所抬头。李新店大队张柴生产队长张柴（贫农）领导能力很低，遇事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常常找阴阳先生张建三给出主意想办法，群众称之为“老奶奶”。全队一百六十口人吃饭，只有一口锅，经常喝不上开水和稀饭，群众意见很大，也不想办法解决。
从这次整社、三反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地、富阶级和少数反动的富裕中农分子，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形式企图死灰复燃和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生产队、食堂等方面的领导权，一旦篡夺和操纵了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地、富、反、坏分子便丧心病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富裕中农则破坏抵抗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活动。这两种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地、富、反、坏和反动富裕中农分子大体采取以下一些方法争夺得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一种是伪造成份，冒充贫农，窃取了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如新安店大队桂庄生产队会计刘国户，家系地主成份，其父是反革命分子，已被我镇压，其母一九五五年改嫁给贫农李三，刘国户也随着变为“贫农成份”，当上了会计，掌握了生产队的经济大权。第二种，腐蚀在职的贫农干部，使其蜕化变质，达到操纵基层组织领导权的目的。如大韩冲生产队地主郭玉兰（女）和小土地出租者代培兰（女），对贫农生产队长王爱卿进行物质拉拢，进而发生肉体关系，致使王爱卿蜕化变质后，又把当过七年保书记、一贯道坛主张善力安排为记工员。第三种，伪装积极，骗取信任。关公庙大队富裕中农李善臣，在初级社时期就伪装积极，骗得领导上的信任，当上了初级社长，混入到党内，进一步窃取了大队支书的重要职务。他当上了大队支书后，就把漏网的富农反革命家属高振学安排为大队会计，把坏分子阎丙甫安排为大队羊场负责人，把地主丁当安排到水库上当卫生员。六个三类大队七十七名大队干部中，有富裕中农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富农、地主各一人，占百分之三点二，有三青团一人，坏分子六人，敌伪军政警宪十人，共十七人，占大队干部总数百分之二十二点一。六个大队的四百四十一名小队干部中，有富裕中农四十八人，占百分之十点九，地、富十一人，占百分之二点五，小土地出租五人，占百分之一点二，有三青团员一人，国民党员一人，土匪贯偷九人，坏分子九人，敌伪军警宪六十三人，蜕化变质分子六人，共八十九人，占小队干部百分之二十点一六。
二、对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进行疯狂的打击。关公庙大队支部书记李善臣，是富裕中农，参加过我新四军曾投敌叛变，团支部书记高振学系漏网富农、反革命家属，他们在地主王同训的直接控制下，操纵着该大队的领导权。非刑吊打群众，他们违法乱纪的形式很多，有捆、绑、吊打、拘留、跪铡牙、跪瓦片、往咀里抹驴粪等十六种之多。大队部私立“拘留所”，经常扣押群众，最多时达二十余人。大队部房梁上因时常吊人而勒划的深痕，至今犹新。小韩冲生产队妇女队长容香（富裕中农，父亲是土匪）、事务长韩福（富裕中农）和地主合伙贪污盗窃食堂粮食和种子，反而嫁祸于贫农韩六娃，将韩六娃夫妇吊打一顿，并罚款、罚饭，韩六娃被折磨的无奈，报告大队，容怀恨在心，又借故将韩捆绑起来，痛打一顿，十多天韩即死去。该队贫农王宝泉（十岁）因扒两块红芋母（约十多两）被韩福捉住后，当即将王踢倒在地用木棍痛打一顿，第二天早上又逼迫王宝泉拔菜，并声称“拔不满筐不得返回”。王宝泉上地后痛饿难忍，没有拔满，直至黑夜也未敢回家，结果被活活冻死在地里。王宝泉之父在浮肿病院闻讯后，整天大哭，病气交加，四天后也死了。有的党员因坚持党的路线而遭到迫害。崔庄生产队党员崔林（贫农），因坚持党的政策，批评了事务长崔妞（富裕中农）和陶国有贪污盗窃粮食的违法行为，崔、陶因此怀恨在心，经常采取少打饭、打稀饭等办法折磨崔林。
三、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据新安店等六个三类大队的了解，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底共宰杀、丢失、死亡牲口三百九十三头，猪羊一千一百五十六只。各项损失折款达十六万四千余元。关公庙大队甘庄等三个生产队元月以来，共死牲口五十三头，占牲口总头数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其中以第二队死的牲口最多，达二十一头。死的原因主要是饲养员不纯，敌人蓄意破坏。地主王四禄喂了十一头牲口死了九头，伪保长曾广州喂的九头牲口全部死光。夏庙从死亡的牲口中剥出肥皂一块，从牛背上剥出铁丝一根，显系敌人破坏。新安店大队，仅去年就荒芜土地四百余亩，有六十亩菜园一直荒到现在。新安店回民生产队，去秋八亩豆子，十亩玉米被人畜遭残的颗粒未收。
改造三类队是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补课，是我们同封建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争夺基层组织领导权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紧紧抓住了三个环节：
第一，摸清情况，统一认识，下定决心，加强领导，是改造三类队的首要关键，开始领导同志和干部对三类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造三类队的重要意义，一般是认识不足的。对这些地区地富反坏分子残害群众和富裕中农抵抗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行为不了解也看不到贫农、下中农迫切要求改造三类队的强烈愿望。有的同志说：“三类队的问题，只要把几个不纯干部换掉，就完成了改造任务。对三类队错综复杂的情况缺乏具体的分析。公社党委经过反复学习中央、省委的有关指示，特别是具体地分析了三类队的情况，逐步认识到改造三类队是贫农个下中农的迫切要求，是调动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巩固发展人民公社和实现持续大跃进的重要关键。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公社党委对生产大队认真地进行了排队，生产大队党支部对生产队也进行了排队。提出了“变三类队为一类队，变三类社为一类社”的战斗口号。对改造三类队的工作，作出了全面规划，由公社党委书记挂帅，抽出了较强的党委委员和其他干部，配合工作组，进入三类队，开展工作。
第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地、富、反坏的罪恶行为，从政治上把他们斗透斗臭，彻底揭发富裕中农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彻底改造三类队的决定环节。工作组入村时，首先帮助公社党委召开了全社党员大会，吸收了非党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大会的共一千五百零三人。在这个大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央、省委的指示，开展了大鸣大放，揭发了地、富、反、坏分子的罪恶行为，同时对富裕中农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也进行了批判。初步澄清了各种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面貌，教育了到会的党员干部，使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改造三类队的严重意义。为改造三类队武装了一批骨干。会后，立即大张旗鼓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整社、“三反”的重大意义和方针政策，采取党员会、干部会、贫农、下中农座谈会、社员大会、饭场会、地头会、黑板报等各种形式，反复地、透彻地进行宣传，迅速造成声势，达到家喻户晓。与此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解除群众怕不解决问题，反而遭受打击报复的顾虑。经过扎根串连，深入发动，迅速地形成了以贫农、下中农为主力的强大力量。这时，各种人的面貌基本澄清，普遍成立了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三种人的代表会（组），这些代表会（组）实际成为运动中最有权威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运动中的重大事情都通过他们讨论决定。通过他们迅速地发动了群众，彻底地揭发了坏人坏事，经过大队三种人代表会确定了六百零四名应该交给群众斗争的地富反坏分子，公社党委审查批准之后，由三种人代表会的代表回队向群众公布，撤消他们的职务，交给群众开展斗争，同时，确定了一百七十七名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为批判对象。在召开对地富反坏的斗争会时，居住在数里之外的社员也纷纷自动赶来参加，有八十岁的老翁，有十几岁的儿童，他们对为非作歹的地富反坏分子愤恨已极，许多被陷害者痛哭流涕地倾诉遭遇。社员们义愤填胸的说：如果不是上级有政策，真该把这些坏蛋千刀万剐了。对这些坏分子的斗争一般都是在三种人代表会、干部会和社员大会上进行的，斗争次数一般都达三次以上。关公庙大队团支部书记高振学系漏网富农、坏分子，在大队召开的全体干部会、三种人代表会、积极分子会和社员大会，先后斗争了五次。高振学交本村斗争时，社员激愤地斗争了一夜，但第二天照常下地，生产劲头比过去更加高涨。当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在政治上被斗透斗臭之后，接着对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厉地进行了揭发批判，个个都被驳斥得无言对答，低头认错。为了更深刻地教育群众，许多地方都利用饭厅和公共集会场所，把坏人坏事、贪污盗窃、损失浪费等事实，通过连环画、图表、实物等形式进行展览，这样把活生生的事实公布于众，教育深刻，效果良好。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在运动过程中也都先后在社员大会上进行了检讨，有的登门道歉，私下赔情，一般都取得了群众的谅解，群众说：只要改正错误，还是我们的好干部。
第三，纯洁干部队伍，健全基层组织，确立贫农、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和党的领导核心，这是改造三类队的根本保证。全社共清除、撤掉混入生产队、财会、食堂、饲养队伍中的不纯分子四百四十七人，有领导地放手让群众选举了五百八十七名贫农和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到基层领导岗位上来。普遍建立和健全了队委会、财务委员会、伙食委员会和工具管理委员会（或小组），并且制订了财务管理、食堂管理、牲畜管理和工具管理等办法。通过现场会、参观、评比等办法，认真地总结了先进经验，表扬了好人好事，评出了各方面先进模范人物四千九百一十六名。做到了事事有榜样，队队有标兵。这就从政治思想上到组织制度上，都大大地巩固了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阵地。
通过整社、“三反”运动，使三类队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韩冲生产队社员芦国栋检查自己说：“坏家伙当权，胡作非为，我气得三个月没好好干活，还偷卖了队有的一口猪，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现在晴了天，我要好好干活。”当场退出卖猪的十元钱。新安店大队社员自动交出私拉队里农具五百一十七件。个别好逸恶劳的小偷在群情沸腾的影响下，也自动起来表示：今后坚决改邪归正，好好劳动。许多贫农纷纷舆论“这是第二次解放”。有的说：“赶走了大嘴鬼（指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拔掉了羊毛疔（指地富反坏），咱们当家作主了。”生产上出现了日日红，到处是一派崭新景象。关公庙大队两天内扑灭了两千五百亩小麦的红锈病，全社小麦红锈病已普遍消灭，春播任务超额完成。全社共有五百六十八个食堂，运动前，一类一百零三个，二类二百九十个，三类一百七十五个。现在，一类增加到三百七十六个，二类减少到一百八十四个，三类只剩十个。全社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头牲口，膘情显著变化，运动前，一类膘五千七百四十五头，二类膘六千三百三十五头，三类膘三千三百零三头；现在，全社牲口增加到一万五千四百零九头，一类膘八千四百四十七头，二类膘五千八百六十头，三类膘一千一百零二头。出现了“一人喂养，千人操心”的新局面。广大群众，意气风发，心情舒畅，有的社员编顺口溜说：贫农台上站，坏蛋受咱管，昼夜搞生产，产量番加番，光说不算秋后看，天安门前夺状元。
为了巩固扩大整社和三反运动的成果，乘胜前进，应当继续加强领导，做好以下工作。
一、县委、公社党委要经常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具体领导，要确定一位书记专抓此项工作。不仅要抓紧处理解决运动中的各种遗留问题，而且还要经常地深入到这些地区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新的问题。经常教育干部，继续发动贫农和下中农，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各种不良倾向消灭在萌芽时期。对新提拔的干部，要放手让他们工作，培养他们的办事能力，提高他们的威信，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三、要有计划地发展一批党员。经过运动涌现出大批贫农和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要有领导的加以选择培养，有计划地接收其中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入党，以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四、要经常向社员进行教育，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在运动中许多地方的社员都制订了“爱社公约”和劳动纪律，要发动社员定期检查评比，形成一种制度。举办的坏人坏事和好人好事展览，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应当继续保持下去。
[河南]省委工作组一九六○年五月七日
来源：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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