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9-5 作者：[待确定]
吴县东桥公社从去冬开始，在少数公社干部的带头下，刮起了一阵严重的命令风，到今年夏收夏种期间，发展到高峰。初步统计，被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伤害的1284人，占全社总人数的7．4％，程度不同地犯有这类错误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1％。其中，公社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43％。大队干部33％，小队干部占51％。从一月二十四日起到八月五日，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二十起。已经查明属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逼死的人命，共达六起。这股歪风，一度造成了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紧张，同时，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横行霸道，任意的扣粮、扣钱、罢工、罚款、罚饿，给基本群众和干部扣上“盼国民党”、“刮冷风”等大帽子，甚至逼死了人命。前公社党委委员兼一大队支部书记、坏分子李兆基，自今年一月一到大队以后，在他“消灭小自由”的错误口号下，全队被抄家的44户，77％的社员被夺去锅子，被无故“斗争”的有10人，受各种非法处罚的51人。由于李兆基无法无天的欺压群众，有四名社员被逼自杀。其中二人获救，二人白白丧命。贫农赵小男一向积极劳动。二月中旬在挑粪时跌进深沟受伤。休息期间，李兆基不但不给予关怀，反而召开会议，“批判”他“破坏生产、挖社会主义的墙脚”，逼他“坦白”认错。赵小男受此不白之冤，对邻居说：“我总归没有面孔了”，随即上吊自杀。五好社员查小妹被李兆基等非法抄家后，李又声言对查小妹藏有大米（查小妹节省下的口粮，留着给小孩炖粉吃的）一事要追查处理，查小妹有口难辨，也上吊自杀。查小妹死后小孩因无人照顾，不久也就夭亡。公社党委副书记鲁立高，是一个违法乱纪分子。他在分管的九、十二、十三三个大队内，打了四十余人，罚饿一百零一人，罚款一一五八元，罚粮二百斤，罚工一○二次，抄家一二一户，指使大小队干部没收席草、斗板、提篮等多次，锛掉自留地20处，夺锅子28户。他的所作所为，就象一个恶霸，群众称他是“东洋人”，“鲁阎王”。夏收夏种时这个片生产搞得很差，现在大家都公认这个片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后果。
东桥公社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为什么发展得这样严重？初步分析， 主要原因是：公社党委界限不清，放任不管，甚至带头做坏事，造成极坏的影响。公社党委对于经济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抓得紧的，但是，对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可是公社党委几位负责人都有强迫命令“难免论”，认为“任务重、时间紧，强迫命令难免”、“富裕中农自杀，是他过不了社会主义关”。“难免论”，实际上是对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让步论。在“难免论”掩护下，使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泛滥成灾。公社党委副书记鲁立高，自称“一家已经社会主义了”。他公开对社员训话说：“我鲁书记一个月拿几十块钱，粮食由国家供应，吃得饱饱的，你们不好好搞生产，饿死你们”。他曾对大队干部说“社员并不是你的爷，为什么不能动手！”他居然学封建暴君和国民党军阀的样子，叫小队长整整齐齐地站在他的面前，他双脚跷起，高踞在上，一个个问能不能完成他所交代的任务，要是不，就“撤你们的职”。平时，动辙以撤职相威胁，被他撤掉的干部，初步统计有13人。对于这样一个违法乱纪的分子，群众早有议论，可是公社党委长期没有展开斗争。公社党委书记李彬同志等不但迁就姑息这样的人，五个公社常委中，除一人外，包括李彬同志在内，也直接的进行强迫命令。七大队有一个小队，社员因疲劳过度和患有疾病，一时出勤率不高，他和副书记王保华一起去检查，除准许两人休息以外，其余一律“开了一张药方”，叫做“开灰潭一只”。此外，在经济上，李彬同志也以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有意夸大贫农、下中农与上中农之间的矛盾。他把大公与小私的矛盾，看成是绝对对立的，认为“凡是自留地种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凡是自留地种荒了的，大田才能种好”。在他亲自主持下，强迫社员把自留地上的肥土，挑到大田上去，一时全社锛自留地成风。这样不讲政策、不注意依靠多数开展对自发势力的斗争的情况，固然斗乱了阵营，同时，也掩盖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妨碍了干部作风问题的及时揭发和处理。
在问题没有大量揭露以前，公社党委是否觉察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性呢？由于公社党委听喜不听忧，和民主作风不够，特别昌坏人坏事斗争不力，极严重地脱离了干部群众，上下不通气，使公社党委不了解下情。但是，公社党委会内部正气不够抬头，露了头的问题，没有能及时的、果断、严肃地处理，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持续与扩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李兆基逼死人命后，党委副书记陆虎林同志向党委会写了调查报告，建议对李兆基停职检查，并大张旗鼓地教育干部，但党委第一书记以夏收夏种紧张为理由，拖下来未作处理。
在东桥公社，不但纵容坏人为非作歹，而且还发生了重用坏人的现象。一大队的叶金根，本来是日伪的绥靖队1自卫队，伪乡长夏家良的爪牙，他跟一些坏人结成了一夥恶势力，跟李兆基一道欺压群众，可是，当他在水利工地上逼死人命两条后，居然被提拔为副支部书记。一大队大队长吴根寿，这次被揭发出来，原来是一个破落地主。组织不纯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一大队（三类队），这次三级干部会揭发出来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人中，有10％多一点是属于坏人作的坏事。这些坏人，还分别有严重的贪污、腐化、多占、多吃以及违反政策等行为。
这个公社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发生与发展，除了公社党委思想右倾、政治上麻痹以及组织不纯以外，又是同放松了一系列的艰苦踏实的工作分不开的。一、郑州会议和省六级干部会议的精神没有贯彻到底。一平二调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公社把穷队贷款发下去以后，公社又向四个大队抽回11000元；应交公共积累的大队已经交齐，公社又不分穷队富队，一律要他们上交储备粮，全社计70多万斤。在发展社有经济时，向各大队调用了树木、黄砂、砖、猪等，都没有结账付款，并且拆了社员的房子；社员在国家工程作工应得的工资计17500多元，也没有发下去。二、在安排社员生活方面，一度只抓粮、不抓菜，严重地忽视了劳逸结合。前一时期，全社577亩公有旱地，只种了瓜菜303亩，194个食堂中有169个长期没有菜吃；夏收夏种期间，无限制地开夜工、开夜会。这些，都给群众生活上带来了一些实际困难，影响了劳动热情，而一些群众观点不强的干部，反而埋怨群众落后，不择手段地强迫社员出勤，盲目地增加劳动强度，这也是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三、公社在领导生产上存在着不少的主观主义和浮夸作风。例如，去年秋收时，为了“超望亭”，竟违反了先熟先收、后熟后收的原则，限各大队在两天内割完水稻，结果，全社割青八千二百多亩，损失稻子约40万斤。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全社还有万余亩秧没有栽下去，公社党委却向县委汇报莳秧基本结束，汇报以后，对下面日催夜赶，限期完成，一级级地恐吓干部“完不成任务把背包背上来检查。”四、放松了支部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
据我们了解，东桥公社党委是有力争上游的志气的，—年多来，生产不断增长，社员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在三反运动中，公社党委已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初步检查了错误；李兆基等坏分子已逮捕法办。目前运动已发展到队，只要坚持把三反运动搞深搞透，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歪风是可以反掉的，是有可能把坏事变为好事的。
（卢敬同志来信）
来源：江苏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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