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9-20 作者：[待确定]
丹阳县委选择大泊人民公社，搞新“三反”试点，9月5日开始，预定40天结束。我们工作组14个同志都投入了这个运动，其中11个人分配到4个大队，3个人参加社办工业“三反”。除我们以外，县委组织了60多人的一个工作队分头到各大队指导运动的开展，声势浩大。这个工作队由县委常委刘副县长率领，其成员是临时抽调的其他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干部。
大泊公社是比较落后的一个社。从已揭露的公社几个主要干部的错误事实来看，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不反不得了。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央和省委提出在农村中进行新“三反”是完全必要和适时的。据初步揭发，社一级干部中以第一书记蒋浩，第二书记言玉宝、社长吴金坤、副社长杨宝珍、副业委员严志良等几人的错误最为严重。他们主要有下列错误：
蒋浩和言玉宝等人极不尊重组织，社党委会成立8个月以来没有开过一次常委会议，对于布置夏收夏种和提拔干部等重大问题，都是个人次定。对下边非常专断，扛子卡得很死，不给队里一点商量余地，他们的个人决定尽管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得照办，达不到他们的主观要求，就训人家是“修正主义”“右倾思想”“不服从党的领导”。被言玉宝训斥过的干部难以计数，单单擅自撤职的就有大队干部12人（这级干部本应由县委任免）。致队干部不能因地、因时制宜地安排生产，对活路心中无数，只是被动地听“指挥”。群众不满意他们这种领导方法，说：“大队干部多头多脑，小队干部没头没脑，社员昏头昏脑”。言玉宝在麦收时提出脱离实际的口号说：“两天突击，一天扫尾”。麦子还未割完，已割的还未脱粒，又决定70％的劳力“只准插秧，不准收麦”。并错误地说：“麦子烂掉由党委负责”。随后就一天开五个电话会议，四次电话检查，迫使下边执行他主观主义的决定。这一来，致使各大队割掉了很多青麦，收成有的打对折，有的颗粒无收。有7000亩小麦遭受霉烂，约烂掉粮食7万斤之巨。长湾大队十几亩青小麦，一定叫割掉，一粒未收。大贡大队和四巷大队老农见到命令割青麦，坐在田边流泪。麦子烂了，老农气愤地说：“稻上坊，麦进仓，黄豆挑在肩头上，才算粮食到手。熟了的麦子不要，又去插秧，青年人不照规矩办事了！”插好了的秧，言等稍不顺眼就叫拔掉，仅念庙一个大队就被拔掉秧30多亩。
他们为了骗取领导信任，在上级或友邻地区来检查参观时，要道口的田里即使无活可干，也把劳动力集中去假造声势，装模做样，不知浪费了多少劳动力，误了多少农活。平时他们怕艰苦，不深入下去帮助队干部解决具体问题，几乎把组织社内检查团当成唯一的工作方法。检查团三天两头查，实际上成了专业的。。头廿个人，一天到晚摇摇摆摆，走到那里吃到那里，而且还吃好的，不交粮票不交钱。群众意见纷纷，说他们是“吃查团”。检查时只走大路，不到死角里去。评比时不是以田间管理质量，而是以在大路边“干活”的人数多少来评定先进与落后。因此，造成大队以形式主义的办法来应付检查。有一天，社内检查团来时，瓜渚大队因地制宜地在棉花田里锄草，未到大路边去做样子“积肥”，副乡长杨宝珍大发雷霆，要该大队书记作“书面检查”，开展“辩论”。晓星大队干部怕吃批评，大路边一个水粪塘里的水粪本来已经全下田了，为了应付检查，就把田里的水放到塘里，然后再舀起来挑到田里去。为了所谓“造声势”，在今年三月农忙时，他们组织三千个劳动力进城“双送”（送农产品进城，带工业品下乡），绝大部份人都是空手来空手去，一天未能干活。县委知道这事也未加批评。
言玉宝为了虚报成绩，就不适当地向下压工作进度，又造成了基层干部的浮夸谎报。如瓜渚大队今年只种双季稻36．5亩，上报50亩。春天，全社三麦锄草实际只完成60％，言报告县委说已经全部完成。
这几个同志，目无组织，不接受群众监督，常常以感想代替政策行事，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甚至有国民党作风，逼死人命。
严志良在永安大队兼任书记两个月内，吊打过7个人，逼死过1个人。他派社员汤志元去铁路上做临时工，汤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他解决，他不问情由大骂“滚出去！大队部不是饭店！”汤无法可想，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而严自己却贪污粮票600多斤，偷窃小麦200多斤，天天吃干的。严把副小队长汤连兆吊在床前三个小时，自己睡在床上进行非法审问，并用手枪对着汤的胸口威胁说：“别的留情，这东西可不留情！”吴金坤听信反革命分子彭培生的煽动，逼得丰家食堂60多岁的事务长彭元林（贫农）投水自杀。死者妻儿号器，群众下泪，一致公愤，要把尸首抬到公社去，要吴垫棺材底。群众恨透了他，当他调动时，用“筛子”作“恶煞神”送他。供销干部张书金揭发了他的错误，他就寻机报复。张因腐化，他硬叫张在大雪夜里把检查写好，并说：“你对我不狠，我对你不毒！”未通过法律手续，把张送到大队去“劳动改造”。据说张现在还在“服刑”逢人就哭。言玉宝在前艾大队用牛鞭子打社员，打过还耍威风地问：“你认不认识我？我就是党委书记！”蒋浩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擅自批一万斤粮食给社办电瓷厂，作为工人口粮标准以外的补贴，最多的工人一月吃大米56斤。另外又批一万多斤粮食给社办裱糊纸厂做工业用粮。
言玉宝等人根本不按党的指示去和社员“四同”，个人特殊享乐到大队去工作时，不但吃喝不交粮票不交钱，还要带着走，他有一次向善巷大队要走山芋几百斤。群众说：“言玉宝真象一只饿狼”，并编一个顺口溜道：“言玉宝，说得好，吃得好，胡子一抹就跑。”吴金坤揩众人的油，一个月买八条香烟，还埋怨供销店不照顾他。杨宝珍冬天在大运河工地时，把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挂在墙上，每天割一块下酒，还烧一盆肉，要吃就弄一碗，民工骂他是“大黄犹”。社办厂里有活便钱，要什么买什么，成了上述几个人的“乐园”。厂里备两个灶，书记去了吃小灶。
厂社挂钩时，为了办酒席欢迎常州某厂七个代表，言决定杀了一百三十斤的肥猪1头，捕鱼一百多斤，并叫业余文工团演唱助兴。代表到水库参观时，专派服务员炊事员各1人，挑酒带菜侍候。代表临走，又送陈酒8坛、鸭子十只，年糕88斤，绿豆691斤。这一次连吃带送，费去人民币1193元，粮食千把斤。当时正是青黄不接之际，社员每人每天只吃6两粮食，群众对这样挥霍行为极为气愤，骂言玉宝“昏王无道”。
他们身为社党委负责人，可是对群众的疾苦莫不关心，没有执行党的“关心人”的指示。他们根本不参加食堂吃饭，只有食堂吃好的，或者上级机关有人来时，才去吃。社里管食堂的周书记家中有小灶，种了二亩多自留地，公社迁来长段的时候，占用了民房几十间，社级干部每人单用一间办公室，使不少人家投亲靠友，或几家挤在一起。群众在搬家过程中，跌伤一人，跌伤致死一人。政府拨的几千元救济款，不发给社员，却动用二千多元去买一台针织机，放在仓库里睡觉。应该给社员的房屋修理款，至今仍未下拨。县里拨给浮肿病人吃的豆饼，被拿去喂鸭子，又克扣每一个病人12斤大米上交。
很不注意劳逸结合，如今年春节前夕，运河民工放假回家过年，言玉宝竟在大年夜里动员2000余人去丹阳运稻种，因无准备，又未运到。去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家中有孩子，见过不到安稳年，一路哭哭啼啼，影响极坏。有时冬天早晨叫社员下水田干活，冻得毛孔出血，有的冻得哭起来。有一天下大雨，社员湿了两次衣服，无法干活，没有杨宝珍的命令也不敢回家。现在尽管不是大忙，也时常叫社员夜间两三点钟上工，睡不到八小时。
大泊公社犯严重错误的人虽然是少数，但由于他们都是社的负责人，处在领导位置上乱发号施令，所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害极其巨大，并影响了群众生活，挫伤了群众劳动积极性。除烂掉大批麦子以外，又未完成播种面积，秋熟作物草荒严重。全社今年双季稻计划面积5千亩，只完成1530亩；棉花计划面积7700亩，只完成5688亩；山芋计划面积6850亩，只完成2548亩。已因草严重而耕掉棉花2千余亩，未耕的大部份每株只能结两三个棉桃子。今年这里风调雨顺，倘若领导人在主观上尽到责任，不烂掉麦子和割青麦子，播种面积达到计划指标，社员的生活肯定会比目前好得多。生产未搞好，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国家还多支出了救济金。
大泊公社的“三反”运动，还是刚刚开始，目前正在发动社员鸣放运动还得深入下去，无疑将获得更大的战果。我们就当前情况，提出如下意见，供省委相有关方面参考：
1．应当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精神，凡能立即处理的问题则应立即处理，以鼓舞斗志，振奋人心，使运动顺利纵深发展。例如：社党委占用的民房应立即退给户主；救济款立即下拨，对社员房屋立即进行修理；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应立即专案调查处理等等：
2．公社进行“三反”，上级机关一定要派人参加领导，这样可以为广大干部与群众撑腰壮胆，积极揭发，斗倒坏人，保证运动搞得深透。大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蒋浩因有错误，想蒙混过关，在运动刚刚开始，上述人员的错误尚未揭发出来的时候就想收场，比如他在会上说：“对老言（言玉宝）的意见差不多了，下一步该每人联系自己了。”在那里领导运动的刘副县长立即指出他怕惹火烧身，戳穿了他的诡计，运动才又深入下去。农具厂党支部书记洪寿林在小组会上说：“以前帽子太多，不致批评他们。说句良心话，这次如不是县里省里这么多人在这里，还是不敢揭盖子。”他这种说法，虽然是个人主义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在社干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严重，群众一度受到压抑的大泊公社来说，的确是代表了一部份人的心理状态，不可忽视。
3．根据党的以教育为主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领导上在交待政策的时候，应当着重启发诱导，号召坦白主动交代，而不宜过于施加压力。我们认为，这样做能促使犯小错误的同志解除顾虑（因农村基层干部犯有错误的面较广），迅速放下包袱，转身投入运动，扩大阵容，孤立少数坏人，此外，对于分化坏人也是有好处的。
省委派赴丹阳县工作组（即重工业厅丘陵山区工作组）1960年9月20日
抄报：许书记、省委办公厅、工业部、工业部华部长、农工部
抄送：镇江地委书记处、丹阳县委书记处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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