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0-29 作者：中共四川省委粮食检查团温江地区检查组
中共四川省委粮食检查团温江地区检查组金堂县部分公社的主要干部，作风特殊化，不参加生产，不领导生产，强迫命令，严重地脱离了农民群众，致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现将几个突出问题报告如下：
自县委宣布取消公社一级食堂以来，很多公社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干部参加食堂、领导食堂，与社员在公共食堂同吃的制度。较为普遍的是到粮食标准高、吃干饭的地方，如到公社所在地的加工厂、打米厂、饲养场、农场、红专学校去吃饭；下管理区，也要找“标准食堂”，“听说那里打素牙祭就朝那里钻”。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怪现象：他们的口粮标准不仅高于一般社员，而且超过了省委规定的定量指标，平时又吃加班饭，反而有余票余粮。揭开这个谜来看，凡是这一类公社，都有自己的私仓。据初步调查，其粮食来源，门路甚广：（1）以券换粮。如赵渡公社收取管区干部会议用粮，制发餐券，现已查对出所发出餐券计2100张，每张（即每顿）为12两大米，除收回1700张外，尚有400张，折合大米300斤没有收回。而公社于今年九月旧的省粮票作废的同时，亦宣布公社餐券作废，并申明“认钱不认粮”；（2）调地收粮。如赵渡公社今年调拨该社三江管区2亩5分地作饲料地，连同土地上的作物（葫豆）全部收归公社干部食用；（3）公田私用。如姚江公社占用公地一亩有余，种植小麦，供公社几个领导成员享受；（4）更为恶劣的是姚江公社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私扣饲料、种籽近千斤；（5）较为普遍的是投机取巧，在省粮票宣布作废后，假借食堂名义，换粮换票；如此等等。仅据姚江、赵渡两个公社统计，以上办法耗粮（除国家供应者外）即在3千斤以上。他们搞到了粮食，就要留灶，有了灶，就要留人。为了留人，就把炊事员化名为饲养员、通讯员、邮递员、气象员。他们有了粮，有了灶，有了人，就不愿到公共食堂和社员一起同吃，对公共食堂就不感兴趣。如赵渡公社干部在公社门口的“三江指挥食堂”挂牌搭伙，每天要炊事员打饭回社进行加工处理，加菜加粮加馍馍，回锅调味。在他们影响下，这个指挥食堂的集体生活已处于解体状态。长期以来，都是合伙煮饭，社员打饭回家进餐，对此倒退现象，公社干部却心安理得，习以为常。姚江公社、隆盛公社的食堂，办得更坏，据初步检查，姚江公社72个食堂中，无菜刀、无菜蔬、无水桶、水缸内长满沙虫，已经停伙一个多月的食堂即有6个，占8。4%，群众称为“打摆子、烧阴阳火”的三类食堂27个，占37。5%；隆盛公社这两类食堂，合占50%以上。社员群众对此非常不满，说：“干部顿顿吃干饭，肚皮胀饱了”，有的说：“我们顿顿吃的是送鬼的饮食，无人过问。”贫农群众说：“干部的肉往外长，我们的骨头往外长！”
某些公社干部，为了追求生活特殊化，不择手段，不惜浪费劳力，侵犯公社经济，不顾国家建设，破坏党纪国法。他们借发展公社经济之名，行贪污多占之实，把公共经济据为己有。公社的饲养场、捕鱼队、养蜂场等，都是为他们少数干部服务的机构，想吃什么，就调什么。姚江公社四个捕鱼队员，就是给公社主要干部打鱼的；旧历七月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武等人到该社农场，一次吃掉鸭子18只，公鸡2只，良种土绶鸡一只。隆盛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元玉，到职不到半年，吃鸡20余只。赵渡公社饲养场，是去年国家用收购的家禽家畜帮助发展起来的，公社用去贷款一千元，该场有兔子887只，除售出474只外，其余的都被干部吃掉、卖掉、分掉，有鸡150只，除死去2只外，现只剩下42只了。他们为了请客，曾派捕鱼队到广汉等地，往返3天，行程数百里，捕鱼5斤，而附近？院、医院要求公社供应点鱼，他们却置之不理。尤其恶劣的要数姚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武，竟敢杀国家已经收购起来的外贸肥猪2头（收购起的112头，只上报110头），在中秋节和国庆前夕，邀集公社及各管区主要干部，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近似姚江公社刘武这种犯罪行为者，绝非一社一人。
根据42个公社40个党委书记（其中9人是挂帅付书记）自报，从八月起至十月廿七日止，共88天，按照省委关于公社一级干部每月必须以二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的规定进行统计（参加劳动不到一天者，也按一天计算），福兴公社付书记易礼树同志，参加劳动40天，赵家公社总书记王海云同志，参加劳动38天，接近省委规定的劳动时间，他们占40个正付书记的5%；参加劳动在20天左右的6人，占15%；参加劳动在10天左右的20人，占60%；未参加劳动和基本上未参加的8人，占20%。
从以上情况来看，在全县挂帅的公社党委书记中，有80%的人并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所指示的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指示及其规定。他们即使参加了劳动，一般也没有和群众一道评工记分。特别恶劣的象姚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武（县委候补委员）、隆盛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元玉（区委委员），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劳动，在秋收农忙季节，一个捕鱼、一个打鸟，吃酒消遣。由于这些人很少参加生产和认真地领导生产，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对本公社的生产，家底不清，生产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如隆盛公社荒田荒地多达1503亩，姚江公社荒芜田地349亩，种下不管，基本无收的耕地1806亩；两个公社，三类猪均占50%以上，有10%的猪，如不及时抢救，很难过冬。这两个公社的田间管理极坏，不上底肥，不施追肥的地占大多数；?秧除草极不认真，部分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高，收获时要到草里找谷子，草里找红苕，草里找花生，草里找棉花。隆盛公社有个饲养员说：“今年棉花地里好放牛”。在金堂县今年风调雨顺、自然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这两个公社的粮食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减产。由于这些公社生产上违误农时，该种不种，该收不收，田间管理上弄虚作假，以及荒芜土地，致使该公社损失粮食在数百万斤之巨。姚江公社67岁的贫农曾开才说：“我活了六十几岁，只遇到两个天年，今年就是一个，没有旱倒，没有淹倒。今年不知咋整的，党领导生产不知咋领导的。党说的话变了，过去党说话我都相信，今年党说的话我也不相信了。”该社63岁的雇农曾金山也说：“今年是天年，粮食少了不怪天！”
某些公社政治空气稀薄，干部作风极不民主，简单粗暴，与群众同商量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能贯彻，而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却有滋长。干部动辄乱骂、扣饭、罚工、罚钱、捆绑、关押、判刑、吊打，甚至随便处死。姚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武，由于他满脑子的要统治人的思想，对干部、党员、群众的态度极为恶劣粗暴。如说“凡是在姚江公社的人，都人服我姓刘的管”；他经常在电话上骂管区干部：“你们完不成任务，老子怎样交账？”他甚至公开地吓唬干部和群众说：“县委给我一把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也可以斩而不奏”。他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了残酷的肉刑，罚他们跪瓦片，举砖块，在群众中，手执竹片，还亲自打过人。这样一来，弄得干部和群众都不愿见他的面，即或碰到他，就要躲开，见刘武如过十殿（阎罗殿）。管区的干部，只要一听说是刘武打来的电话，都不敢去接。由于群众对刘武等人的不满，便给三个公社党委书记取了绰号：“刘武，是刘官僚；蓸宗顺（付书记），是三花脸；肖万金（付书记），是婆婆官”。三星公社五爱管区，是县上的一个重点管区，县级党群、政法、工交系统的干部都下放在这个管区。但这里在贯彻党的政策上还有不少的问题，干部违法乱纪仍有发生，甚至逼死人命。分支付书记毛远翠和管区主任马太荣等，可以随便把贫农社员弄来吊打、关押、划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全管区有九名社员被划为“五类分子”（其中贫农6人，中农3人），五名被宣布管制（贫农4人，中农1人），两名监督生产（贫农1人，新上中农1人）。十月十四日早上，管区妇女主任黄秀珍（共产党员），在五队碰见贫农社员王代昌（61岁，平时劳动较好，近来患腹泄病，少于出工），黄叫王捡地上的包谷，并说王平时不劳动。当时王说：“我最近有病，劳动不得嘛！”黄生气地对王说：“你有病，就不要吃饭！”结果真的于10月14日到16日三天的早饭都给王扣了，15号在吃饭时，他家里的人说：“你的饭是被扣了，你吃的是我们的”。因此，王就不吃，他想不开，曾对熟人说：“我活到六十几岁了，不能劳动又叫劳动，不劳动又要扣伙食。”最后就在十六日中午上吊而死。又如栖贤公社二管区周明桂等12人联合署名，于10月21日在县人民法院门口贴了一张控告该管区打人的大字报。国庆节以来，在该管区书记邓贤坤亲自动手和主持下，连续打了12人（绝大多数是贫农），其中重伤5人，至今20多天了，尚有3人不能劳动。由于有关部门对此事件处理不及时，结果就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0月27日，该管区四队，32个出勤劳力和六只耕牛，一天才犂六亩地，播一亩小麦。
由于干部不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不同群众商量办事，严重违法乱纪，已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甚至怀疑党的政策。有的社员气愤地说：“人都是吃饭的嘛！那个听不来话，干部动不动就乱骂，乱整！”三星公社的社员在王代昌因扣饭逼死后说：“现在的干部歪得很，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贫农老社员何德崇之妻向地委检查组的干部说：“同志，有没有这个政策？人老了不能劳动就不给吃？我真焦得很啊！我们老头子六十几了，经常害病，我们又只有两个人，扣了饭咋个办嘛！”由此看来，这些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不仅对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很大，并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人心不安，心情不畅的紧张空气。
打死人特别严重的是竹篙区。公社与公社之间，互相打死人，并彼此暴尸示众。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德翠（62岁），偷了石佛公社胜利管区二队的40多个包谷，被看包谷的群众捉回食堂，用乱棒打死后，将其尸首抬到转龙公社的地界上摆起，10月18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吉旺（31岁）挖了转龙公社三管区几窝花生，被该管区的干部和社员发觉后，也用乱棒活活打死，并将死者捆绑起丢在石佛公社的地界上。
类似上述情况，在全县范围内，亦有发生。最近，县法院反映，从七月10月22日，共接待122起人民来访，属于干部违法乱纪的竟有62起，其中：扣饭19，捆人9，搜查2，罚跪1，拖吊2，打人29。在同一时期内，政法部门掌握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属于自杀和他杀的共有33起，其中自杀的27人：因家庭纠纷自杀的6人，因本人不良行为或错误被发觉后，干部处理不当或本人怕羞而自杀的13人，干部违法乱纪逼死的5人，因贪污盗窃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3人；他人杀害的6人中：害精神病被干部和群众打死的2人，因扯花生吃被社员用枪击毙的一人；黑夜出外偷玉米被打死的一人，父亲有偷盗行为被儿子打死的一人，惯偷惯盗被监管人打死的一人。
从上述情况来看，由于部分公社干部特殊化作风，再加上某些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使干部严重地脱离了农民群众，因此，使党的政治威信受到影响；使这类公社的生产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使党的关于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基本方针贯彻不力。给今后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带来了困难。由此可见，贯彻“四同两参”制度，实质上是个方向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制度，只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干部才易于接受。因而，贯彻与不贯彻这一制度的斗争，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斗争，也是反映出对旧的习惯势力进行彻底革命的不同态度问题。但该县公社以上的领导干部，却往往把贯彻“四同两参”制度中发生的问题，看作是一般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问题，忽视了它是调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促进公社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在处理问题上表现出了犹豫、拖延，致使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造成工作被动。
县委对上述情况，已很重视，并采取了坚决措施，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姚江、隆盛等公社突击改变落后，又组织百人检查团分赴各区，在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同时，帮助干部改进作风，认真贯彻“四同两参”制度。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中共四川省委粮食检查团温江地区检查组一九六零年十月廿九日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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